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14章 英伦“寻宝”三记

　　沈迦

　　上午从伦敦坐大巴去剑桥。此行，专为一本书——苏慧廉（W，E，Soothill，1861-1935）译《新约圣经》温州方言本。

　　近几年关注传教士苏慧廉，他的著述几乎都翻过了，唯缺这本。从温州到北京，从北美到英伦，我整整找了它三年。问过温州老牧师，问过英国传教士的后代，他们都知道这本《圣经》，有的说还见过，但谁也拿不出。读过温州方言志书，也查过多种汉译《圣经》流布史，对此书的记载五花八门，连书名的说法也不统一。

　　我是去年春天要离开牛津的那个上午，才偶然获知剑桥大学图书馆可能藏有一本，当时时间已紧，没法改道前往查考。回来后就与剑桥联系，终于在今年夏天确认，他们收藏的这本，就是我要找的《新约圣经》温州方言罗马字译本，并且是全本。以我有限（其实不算有限）之知见，这很可能是全球孤本了。

　　抵达时已近中午，剑桥微雨。酒店要三点才可入住，于是把行李寄在前台，就直奔图书馆了。服务生告我，图书馆在不远的河畔，步行一刻钟可抵。知道寻找、办手续需要不少时间，中饭也顾不上了。

　　办好人馆及借阅手续，两点我准时来到Onesimus Ngundu博士办公室。这位黑皮肤的博士是《圣经》版本研究专家，也是剑桥Bible Society分馆的负责人。剑桥一九八四年“战胜”牛津，成功接收了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近两百年的收藏，一跃成为全球《圣经》收藏最丰富的地方。

　　我推门而入，他就知道我的名字了——这个隔了千万里，与他邮件联系了很多趟的中国人。他的房间里都是古老的书，估计绝大多数是不同版本的《圣经》。我要的书，他已从库房里提出，摆在桌上，静静地等我。不过，按剑桥的规定，这些一九〇〇年前出版的善本，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房间阅读。于是，Ngundu博士捧着书（他坚持他捧着），领着我，穿过几条古色古香的走廊，来到Munby Rare Books阅览室。

　　剑桥有四本不同版本的温州方言《圣经》，现在一下子都放了在我面前。除一九〇二年的《新约》全本外，还有《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单行本。《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大英图书馆有藏，我去年读过。

　　珍稀图书不准拍照，于是只能手工摘要。该阅览室还只准用铅笔，专门买了一支，二十便士，上面有剑桥图书馆的标志，正好留作留念。没带尺子，无法量书页尺寸，我想到结绳记事。始终面带微笑的老外管理员不时抬眼，看看既忙碌又兴奋的我。

　　我还要比对各版本方言译文的差异。这些在今天看来像天书的文字，在苏慧廉的年代叫教会罗马字。英格兰人苏慧廉就是按温州方言的发音，用它将全本《新约》译写出来。好在我是温州人，根据方言的发音规律，连蒙带猜，还能读懂大部分的文字。“CHAO-CHI YI-SU CHI-TUH”就是“救主耶稣基督”，“SANG IAH SiNG SHi”即“新约圣书”。“SZ FUH-IANG TA SZ-DU E-DJUE”是其中一个版本的书名——《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带（rA）”是温州话，意为“并”，由此可见苏慧廉的温州话很地道。二十二岁的传教士苏慧廉一八八三年春抵达温州，不出一年就能尝试着用温州话讲道。为了让更多的温州信徒明白上帝的话，他遂决定着手将《圣经》译成温州话。一八九二年，《新约》第一章《马太福音》以单行本的形式由大英圣书公会在伦敦出版；一八九四年，《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出版；一九〇二年，《新约》全本终告译成。

　　我在苏慧廉的回忆录《中国传教记事》（A Mission in China）中，获知一九〇二年版《新约圣经》是在温州印制的。今拿到原书，我希望找到证据。果然，扉页背后有三行小字“UE-TSIU FU NAI-DI WHAIIANG-SHI KUE IANG”，这也是用教会罗马字写的，译出来应是“温州府内地会印书馆印”。Ngundu博士告诉我，如果不是我来，没人能懂这句话的意思。“一百年前，大英圣书公会就允许在温州设点印《圣经》，这段历史，我也要再查查。”他同时告诉我，“现在我们要特别重视这本《圣经》了，因为你告诉我，这是全球孤本”。

　　整个下午我都坐在图书馆里，用温州话读苏慧廉百年前的作品。周围都是老外，我由此“骄傲”地认为，在今天的剑桥图书馆里，我是唯一能读懂这几本书的人。

　　傍晚，饥肠辘辘，冒雨步行归。回到酒店，看介绍才知道，今天匆匆走过的河就是剑河（River Cam），那条在徐志摩笔下柔情似水的河。看来，不论是《圣经》，还是河流，都需要有些特别的说明，正可谓“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2010年8月4日晚漫记于剑桥ArundelH ouse H otel

　　8月6日剑桥赴诺里奇火车上改定

　　八月六日，上午十点的火车，从剑桥去诺里奇（Norwich）。这是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古城，两百年前曾经是仅次于伦敦的英格兰第二大城市。

　　去诺里奇，是去朗召（Roger Aylott）的家。朗召是半个多世纪前最后一位离开温州的传教士爱乐德（William Roy，Aylott）的长子。他来过温州，与我熟。知我赴英，邀我一定抽时间去他家看看他父亲留下的东西。他父亲一九九七年已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一九三〇年爱乐德受英国循道公会的派遣，来到温州，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被刚刚站起来的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十一时半到站，网上订的酒店就在不远，步行五分钟即抵。朗召已有留言在酒店，说下午两时来接我。两点，朗召准时来，Long time no see，我们差点要拥抱一下。先在房间聊一会儿，全英语交流，感觉不轻松。真是不到英国，不知道英语不好。后去他家，就在不远的河边，附近是座有千年历史的大教堂。朗召边开门边告诉我，二十五年前移居诺里奇时就住在这里，半个世纪没有搬过家。朗召的妻子M arion也出来欢迎我，我们去年在温州就认识了。先请我在花园坐，摆了休闲椅，拿出糕点，还请参观花园，这可能是英国人的待客之道。其实，我心里想早点进去看材料，他在我酒店房间里就说，他父亲留下的东西堆了一房间。

　　在花园“滞留”了一个多小时，聊了他在温州的童年生活及他父亲一九八七年的温州旅行。我也问他认识的赴温传教士的情况，他一一报他们的英文名字给我。据说，施德福（E。T，A，Stedeford）的儿子，可能还健在，也是个医生，住在牛津附近。他说自己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在伦敦邂逅过施师母。老辈温州人都知道施德福——白累德医院（现温州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他寓温近四十年，治病救人。即便是在极左的年代，被污蔑为“外国间谍”时，温州人仍坚持说他是好人。

　　终于进屋，他已事先准备了五六个纸箱，就堆在桌边。

　　先看照片，先看大幅的，一展开，就重返历史现场。大照片多是合影，中华循道公会一届全国联会、欢送爱乐德回英、汤复三牧师七秩荣庆、欢送唐恩祺回国，等等。有些我在循道公会档案材料里见到过，不过现在看见的是原照，既大又清晰。有一张欢送爱乐德的照片是一九五〇年在城西教堂拍的，可见圣堂两侧那副著名的长对联，照片上还可见书写者落款，署名陈心海。二〇〇八年，温州城西教堂为庆祝教会成立一百三十周年，拟恢复此联。我参与此事，并请林剑丹老师补书。当时咨询过好多老牧师，都想不起旧制。那时如有这张旧照就好了。

　　有两张温州城市面貌的大幅照片，分别是从不同的方向鸟瞰老城，远山、江心、艺文及内城的小河清晰可见。这是一九三五年的温州，拍摄者是还吾照相馆。我上月回温州，刚去博物馆看过馆藏温州旧照，没有发现类似的照片。

　　还有些老相册，其中两三册是爱乐德夫妇新婚蜜月各地旅游的记录，他们一路走来，都有照片，当然温州最多。我在其中，发现了几张名医郑求是及其家人的照片，郑求是曾师从施德福，一九四九年后参与接管白累德医院，后一直执掌该院，直到一九八五年退休。他是我祖母的姐夫，我小时与他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也叫他爷爷。在一张摄于一九三九年儿童节的照片里，我的姑太抱着我的二伯，正参加教会组织的健康婴儿比赛。

　　还见到一张拍摄于一九四八年，题署“吴母陈夫人追悼会中外来宾暨亲族摄影留念”的黑白合照。朗召说，这张照片他有印象，去世的人是吴百亨的夫人。我见写的是吴母，又见追悼会如此隆重，便争辩说应该是吴的母亲。朗召不懂中文，只能将信将疑地接受我的判断。后又找到一本《吴母陈夫人哀挽录》，看了前言，明确逝者真是他的夫人，去世时仅三十二岁。朗召的记忆没有错。他去年来温州时，也与我说起吴百亨，并打听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说自己应该见过他。他虽出生在英国，但还在几个月大时便随父母来到温州，他十岁前的童年是在温州度过的。

　　《吴母陈夫人哀挽录》，马公愚题签书名，线装铅印本，封面上有毛笔写的“爱乐德先生”五字。这应是爱氏去参加追悼会获赠的。吴百亨是基督徒，更是民国温州数一数二的企业家，当时纵横捭阖。这本哀挽录收录了时人敬献的挽联，我随手翻翻，民国温州名流大半列名其上。朗召指着其中的一页问我，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哇塞！我哪知“挽联”用英语怎么说？“中国的一种文字游戏——两句话写在门上”，我如此“深入浅出”的解释，他一定没明白。他又指着其中一联问我，这什么意思？这个考题太难了！幸亏他手指粗，指认不准，我就找了这页最短的一联“相夫有道、壮我东瓯”，用英语解释给他听。其实，他指的是边上金嵘轩撰写的一联——夫婿乃卜式后身赋粟输财实业效忠纾国难、嫂氏有少君坤范知书明礼儒门懿行培家风。要翻译此联，估计要杨宪益再生。

　　这批材料，朗召说自己也没有全部看过。我们在灯下一起读，竟然还在其中一本相册里找到张他父亲与girlfrie nd的合影。这个今年已是七旬有五的老人，见此也哈哈大笑。我说，幸亏你妈妈没看见。他的妈妈叫斐良性（Phyllis Marjorie Aylott，1902-1970），一九三〇年以护士的身份被派往温州。他父母就是在温州认识，并坠入爱河，从此相伴一生。斐良性一九七〇年便去世了。爱乐德在妻子去世后，整理了一本纪念集，供亲友留念。我今也有幸获赠一册。

　　不觉到晚饭时间，他夫妇留我吃饭。朗召还摆上中国瓷器，一套非常精美的粉彩黄地缠枝福寿碗碟。他说这是他们几十年前蜜月旅行，经过新加坡时买的。我在饭碗还未开用前，把它反过来，端详碗底的款识。确实是老景德镇的精品，估计可上拍卖会。

　　朗召给我夹菜，并用温州话说，“慢慢吃”。M arion不解地问，你们说的是什么？我解释，Eat slowly。朗召虽不会中文，但会几句温州话。他说自己学会的第一个温州话单词是“电灯”，最留恋的温州小吃是馄饨。不过，他至今仍觉得遗憾，他的父亲当时没有教他中文。他父亲不仅会说流利的温州话，还能读中国书。

　　餐桌上，仍聊起去年他全家的温州行，及因“猪流感”被封闭一周的不愉快经历。他父亲去世后，朗召去过两次中国，不过，二〇〇三年那趟碰上SARS，二〇〇九年又碰上“猪流感”。朗召说他父亲当年两次逃离温州，一次是一九四三年，一次是一九五〇年，前者是因日本的战火，后者是中国的红色革命。这对父子与中国的离合关系，似乎暗合了充满意外并且多舛的中国历史。

　　饭后，继续读历史。除了照片，还有不少他父亲的书信，其中有一包多写于一九四九年前后。读英文信不如读照片，那么快便可找出兴奋点。遗憾自己的英语不好。今他为了让我明白sensitive 一词，就举了好几个例子。我才想起，它的意思是“敏感”。他担心，虽然已隔了这么多年，如果公开这些材料，会不会牵涉到些敏感的人与事。

　　很遗憾，在今天的中国，宗教仍是个敏感词汇。

　　朗召补充向我表白，尽管这样，自己与温州有割舍不了的感情。在暖调的灯下，他一口气说了一大段，虽然我不能全明白他的每一句话，但能领会其中的要义。他说自己父亲当年在温州，与温州的关系是对等的，他既帮助了温州，也从温州学到了很多。他与苏慧廉等帮助创建的教会、医院、学校，其实是温州自己的的教会、医院与学校。传教士走后，温州牧师、医生继续管理着。这段话感觉他讲得有点沉重，因为有感情在。

　　近十时告辞。讲了一天的英语，特别累。明天继续。

　　8月6日晚漫记于T ravel-ogeN orwich Central酒店8月11日回上海的航班上改定早餐多吃了根香肠，力活。

　　亲如知道你们这样做，也会同意的。他回知道今天是体答了两个字：Of Course！

　　边吃饭，边给温州老友金辉、方韶毅发短信，报告旧照发现情况。也感慨，一座城市的记忆竟然保存在一个当年被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家的储藏室里。我在短信里写：“我们不断驱逐异己，其实驱逐掉的是自己的历史。”

　　九时半，步行去朗召家。到了就开始工作，继续看材料，并访谈。聊他的父母，聊他知道的那段历史。

　　中午请我吃汉堡，Marion还烤了鸡腿与点心。就在花园里吃，圆桌上本已摆满照片、书信，现又摆上午餐，两种食粮都有了。

　　吃饭时，我建议他，在合适的时候，将其中与温州有关的部分捐献给温州图书馆或博物馆。他说，这是个好主意。不过，还要与弟弟商量。他有一个兄弟叫Adrian，小时也在温州长大。他说，重新建立起与温州的联系，是他愿意做的事。我说，你父饭后他拿出其父的日记给我看，不过，仅是给我看。他父亲在第一本的扉页特别注明，这是私人的记录。朗召说，你读读，别拍照。这套日记有六册，时间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〇年，正是爱乐德任循道公会温州教区长的阶段。他父亲在生前自己做过整理，还写了前言，说明缘起及日记中的主要地点、人物。人物表中的第一人便是苏慧廉，当然还有谢圣弢、吴百亨、郑求是等温州名人。可惜除了前言，其他都还是手写体，我认不了多少字。朗召说自己有将之出版的考虑。

　　下午他又找出一堆中文书籍及书信给我，他从阁楼捧这些宝贝下来时，额头都是汗。

　　有苏慧廉百年前编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扉页写着赠者的题字，可惜不是苏慧廉。还有苏慧廉夫人苏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的回忆录《走向中国》（A Passport to Chi-na），上面有苏慧廉及女儿谢福芸（DorotheaHosie）的签题，是送给温州教会的。我后来拿此书拍照时，还在其中发现了封苏慧廉的信，装在一个白色的小信封里，信封又被别在其中的一页上。别针的位置没有移过，但锈迹斑斑。朗召说自己不知道有这封信，这算今天的一个意外发现。

　　孟国美（P-HS，Montgomery）的《温州方言入门》（Introduction of the Wenchow di-alect）也有，我请他好好保管此书，在伦敦大学图书馆，这本一八九三年出版的第一本系统介绍温州方言的专著已列入珍本。我去年借读时，管理员同时给了我副手套。

　　还有些中文书信，写者有温州牧师卢源生、汪元星等。永嘉县政府一九四二年发给他全家的通行证也还在，上面有照片，还有各人的中文名。

　　我在花园为书籍及书信拍照时，朗召来到我的身边，说有件宝贝要给我看。东西他故意藏在身后，后来拿出的是一件丝绸礼服，他同时把父母的结婚照给我看，照片里年轻的新娘就穿着这件礼服。这件衣服是他父亲保存下来的，整齐地叠好，装在一个透明的尼龙袋里，上面还附了张说明。我请朗召提着衣服，与他父母的结婚照合影。

　　四时多，结束工作。他要带我去做City Tour。冒雨去了教堂、古街、城堡（已关门，只在当年悬挂人头的桥上转了一下），花了约一个半小时，有点匆匆。他说，去年在温州因“猪流感”被封闭，只在临离开时有半天获准出来，当时是我带他，匆匆走过大半个城市。今天在诺里奇，竟然又是这样。

　　我提议晚上在外面吃饭，“给我个机会”（我此时想起北京申奥的英文口号），回请他们一顿。于是去古城门附近的ZIZZI西餐厅。没想到，朗召夫妇在出门时都做了打扮，朗召西装领带，有点盛装赴宴的味道。我牛仔裤、夹克衫、旅游鞋，夹在他们中间。给崛起的中国“丢脸”了。

　　晚十时许告辞，他还送我一罐自家花园酿制的蜂蜜。我坚持他不要再送我回酒店了，于是在门口，互用温州话道——“再会”。

　　回酒店的路上，想起以前备考托福、雅思时练听力的“苦难”经历，这次算是连做了两天的听力训练。8月8日漫记于回伦敦的火车上8月11日回上海的航班上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