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13章 几幅“不宜发表”的照片

　　冯克力“老照片”札记

　　冯克力先生曾参与创办并主编《老照片》这本杂志书十六年，他见过的老照片成千上万。当今能接触如此多的老照片，冯先生可称得上是个佼佼者。

　　我们了解以往的历史，靠的是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而对近百年来说，照片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材料，老照片留下了许多形象而珍贵的画面，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生存状态有很大的帮助。今天阅读这些老照片，会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深层次的思考。我们特请冯克力先生开辟专栏，谈谈由老照片而引起的一些思索。

　　——编者

　　《老照片》创办之初，从新华社摄影部的资料室里获益很多。

　　也是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吧，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新华社摄影部的图片资料开始对外开放，以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名义面向社会，开展服务，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记得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对外提供一张五时的黑白照片，连制作费和使用费在内，共收取五十五元。那时查阅的门槛也不高，只要持有单位的介绍信，即可获得热情的接待和服务。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查阅要求，到库房里提取相关的图册，有时因为资料太多，一次抱不了，便放在小车里推出来，然后一本本摞在你的案头。

　　图册悉为摄影部存档的原始资料簿，里面的纸张有的已经泛黄，翻动时，散发着淡淡的久置库房的特有气息。每张照片下面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字，图文对照，一目了然。说明文多是用老式的打字机打上去的，个别也有手写的。手写的文字，多系对说明文的校正或对图片的批语，诸如“不宜发表”、“曝光不足”、“左边的人裁去”之类。这些批语，不经意地透露着那个年代拍摄和选取新闻图片的标准，颇耐寻味。照片选好以后，把编号誊写在一张特制的表格上，在馆里的工作人员引领下到收费处交上钱，然后等着按时来取照片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馆里还负责邮寄，通常半个月之内，便可如数收到选定的照片。尤其头两年里，所选的照片无论是涉及领袖人物还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馆方都予放行，从未拒绝提供。

　　再后来，就多了一些审批的手续，像上述两类照片，往往要经过相应级别的领导批准后，方可对外提供。后来有一次，我去挑选了一组拍摄于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的照片，记录了荣毅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依然奢华的居家生活。想来是想通过展示荣毅仁的优裕处境，宣传工商业改造政策的英明，从而打消工商业者们的顾虑。画面有荣家轩敞的别墅外观、家中的康乐棋室等等，其中一张是他的儿子面带微笑半蹲在庭院里，一手拄着猎枪，一手提着一串被击毙的麻雀在展示给人看，随附的说明文称其积极响应“打麻雀”的号召，一天打死了麻雀多少只，云云。工作人员看后说，这些照片要送领导审查，让我回宾馆去等消息。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好了当晚的回程车票，没法再等。那位工作人员想了想，建议我先把所选照片的费用付了，如果审批通过，他们就把照片寄给我，反之，则退款。回到济南的第二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很抱歉，那些照片领导一张也没批准……结果，那些曾经被大张旗鼓炫示的照片，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尘封之后，竟也变成了“不宜发表”的，其中的奥妙，真是让人难以参悟。

　　随着审查的步步升级和收费的不断飙升，那个地方也就去得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了。不过回想起来，当年新华社照片档案馆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开放的襟怀，还是为《老照片》的成功创办，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而十几年前出入、流连其间的光景，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还是具体谈谈当初从新华社的档案图册里“淘”来的几幅当年“不宜发表”而通过《老照片》披露出来的照片吧。

　　其中一幅，是毛泽东与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一起的照片（见图一）。《老照片》刊发这张照片时，随附了吴兵先生撰写的解读文字，其中写道：“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唯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见毛泽东来到自己面前，遂拄着拐杖从座位上欠起身，用握着烟斗的另一只手撑着桌面，微笑着与毛搭话……这幅照片以瞬间的定格，反映了特定时期共产党领袖与知识分子尤其著名知识分子间的微妙关系。解读者从照片上“领袖谦恭的背影里”读到的，是建国之初“国家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殷殷之情”。但作者也对短短几年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有所慨叹：连被毛泽东如此礼遇的潘先生也没能幸免！

　　就是这样一幅极富现场感与时代意味的新闻照片，却因领袖是背对镜头，而被归入“不宜发表”之列，在通讯社的资料库里沉睡了几十年，直到《老照片》刊布后，始以“历史照片”的面目得见天日。

　　真是无独有偶。后来《老照片》里还刊发过一张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的照片。据照片的提供者、台湾著名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也因为是俯角拍摄了领袖的背影，被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列为“不宜刊布”，直到蒋氏父子离世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虽然这两幅照片的基调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现了领袖与知识分子的一度相敬如宾，后者留住的却是蒋氏父子仓皇辞庙的无奈，但以领袖需以正面、高大形象示人的构图标准来衡量，这两张照片无疑是触犯了同样的禁忌。看来，对于照片的取舍，许多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党派的意识形态，恐怕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在里面。只是这个话题有些深奥，非区区所能尽述，只好仰待高明了。

　　另有两幅当年被归入“不宜发表”后经《老照片》刊布出来的照片，是“三反五反”期间上海沪光电影院前即景和宣传队员在上海里弄里教唱歌曲。拍摄这两张照片，意在反映上海“三反五反”运动中强大的宣传攻势。原本张贴电影海报的电影院门前，糊满了巨幅宣传标语和宣传画：而一向宁静、温馨的弄堂，也变得人头攒动，群情激奋，男女老少被召集起来学唱“同一首歌”，不过歌名是“两条道路由你挑”，其中唱道：“不法奸商你听着，两条道路由你挑……”听着这般众口一词的吼声，住在弄堂里的那些中小工商业者们即使没有做过什么不法之事，怕也要胆颤心惊吧？！

　　这样两幅如实记录了当年沪上社会风貌的新闻照片，当初为什么未被允许发表？其中的原因，虽然难以尽知，但只要仔细端详一下这两张照片便不难发现，它们与后来习见的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摆布的新闻照片有很大不同，构图没有那么集中，主题似也不那么鲜明。即如沪光电影院门前即景那张照片，画面里匆匆走过的那几个哈腰弓背、一身疲惫的中年男子，与背景中那些赫然在目的画幅和标语，构成了一种暖昧且不确定的关系，容易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台湾的摄影评论家章光和，在《住在巴特、桑塔格、本雅明的照片里》写道：“巴特说摄影家科特兹初到美国时照片遭《生活》（life）杂志拒绝，是因为他的照片中‘话太多’，会引入遐想，也就是说，在他的照片里有太多的可能性，使得观众在影像的表面（假面）呈现上会胡乱揣测其影像的言外之意。”这两幅照片显然也犯了“话太多”的毛病，而一旦“话多了”，与新闻宣传所追求的“旗帜鲜明”自然就大相径庭——后来“导演摆布”在中国的新闻摄影中大行其道乃至登峰造极，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这几幅当年被列为“不宜发表”的新闻摄影作品，自然让人联想到曾令中国入耳目一新的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那些照片。图五是一九六〇年代湖南某筑路工地，而照片中低着头、徒手走来的一位戴眼镜的男青年，让画面一下子变得有些扑朔迷离，难以定义。图六是一九六〇年代北京集会游行的场景，喊口号者的激情投入与身边人们的木然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观看者对眼前集会的多重想像。不难设想的是，马克·吕布的这些照片，如果用我们那时的标准来取舍的话，八成也难逃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说起来，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这几幅“不宜发表”的照片，其拍摄的时间，比马克·吕布的这两张照片还要略早几年。可见，并不是我们的摄影记者拍不出有个性的新闻照片来，实在是那些人为的条条框框将他们观察与记录的灵感逐渐扼杀了。新闻的生命在于客观与自由，而在所谓“主题先行”的支配下，我们的新闻摄影难免要自缚手脚、走入歧途了。

　　十几年里，《老照片》所征集、刊布的多为当年的新闻照片。无形中，也就从历史的维度为重新认识和估量这些照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尺度。哪些照片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在经过了岁月的积淀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甚至有时对同一张照片，今天和过去的观感会形同天壤，就像上面展示过的那几幅照片一样。

　　写到这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假如各个报社或通讯社把当年被“枪毙”掉的那些新闻照片搜寻出来，出版一部摄影集，结果会是怎样？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闻摄影史，会不会要因此做一些改写呢？知识分子的世纪天道不公，最聪明的大脑却会没有一个相应的体魄。当代最聪明的科学家霍金全身肌肉瘫痪，无法行动。无独有偶，当代人文学科里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侧面，也是他最为注重的一个侧面，即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历史中起的作用的问题。

　　二十世纪可以最出色的一位学者，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正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龄，大概也是天妒其能，居然得了一种名叫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恶疾，很快失去了对全身肌肉的控制，只有大脑还能正常地思考。在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后，他终于在今年的八月六日去世了，留下了能让后人长久受益的精神遗产。

　　朱特是位历史学家，是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进行着深刻反思的思想家。他最有名的史著《战后史》已经有中文版出版了，但是中国出版界对这位作者的译介还是相当不足的，在《战后史》以后朱特又有一部新作问世，题为《重新评定》，论述的是被称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许多知识分子推动了历史的变迁，同时更多的知识分子因为是知识分子而遭受了历史的磨难，并不得不回答历史对他们的良知和精神的拷问。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世纪中的不同表现和作出的种种答案构成了这个世纪最富有特色的传统。

　　知识分子是个外来名称，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只是指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人，西语里的“知识分子”一词的意义要窄得多，专门指那些执著于一定的思想体系而为影响和改变社会奋斗的文化人。西方最早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是十九世纪法国那些在“德雷富斯事件”中为德雷福斯冤案仗义执言的作家学者，他们的呼吁大大影响了这个撼动法国社会的事件的最后结局。到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更加大了，极大地改变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几乎完全是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要理解二十世纪，要真正懂得二十世纪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成果。朱特的《重新评定》一书的目的就在于此，这部著作实际上是由一系列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思想画像组成的，连贯地读下去，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贯穿了二十世纪的思想传统。

　　这个传统的代表人物和我们这里常见的二十世纪思想史论著中的熟悉人物很不一样，在托尼·朱特的这部著作中没有我们这里新锐学者们言必称引的萨特、福柯、德里达，却有专章论述科斯勒、勒韦、斯比伯、科拉卡沃斯基等相当陌生的思想家。在这个名单里加缪算是最不陌生的一个名字了，但是我们这里的学者惯于把加缪当作一位作家而不是思想家，这个定位倒不只是中国学界的习惯，在法国和整个西方思想界一般也如此看。在对加缪的这个看法里其实隐含着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人们常常将加缪和萨特并称，但是两人实际上非常不同。加缪不是一位广受景仰的思想导师，他也不是个文笔汪洋恣肆的才子，那都是萨特的长处。确实，当萨特和加缪这两个老朋友因为政治立场问题而发生争执的时候，在世人的眼里是萨特胜出了，加缪的辩才不如萨特，他的观点也得不到公众的拥戴。加缪的声望在这场争论之后大为失色。然而，历史的评判和即时的印象往往并不雷同，经过这几十年的风云激荡，今天再回首当年，加缪的声音显得有了更一层的深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认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所谓激情燃烧的时代，革命风暴席卷全球，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时代的弄潮儿在推动着历史巨流前进，对着革命运动的缺点挑刺的则是阶级敌人。最重要的是站队，站在革命大众一边的必定是正确的，批评怀疑革命运动的暴力做法的则肯定是错误的。然而加缪不跟着这个简单明了的革命逻辑走，他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无法不看到，正确的解放阵营也在滥杀无辜，也在施行恐怖政策，也在使干百万人遭受苦难。土著的阿尔及利亚人当然有权利得到自主独立，但是世代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的欧洲居民也应该有和平地生活下去的权利。加缪认为阿拉伯人历来受到的压迫是应该得到补偿的，但是不应该以当地的欧洲居民的血来作他们的补偿，他希望阿尔及利亚能够走出一条中间道路出来，他既反对法国的要同化土著的殖民主义，也反对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希望能够在阿尔及利亚建成一个欧洲裔居民和阿拉伯土著和谐共存的国家。然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血火中，加缪这样的主张显得太天真太不现实，而当时的左右两个阵营都把他视为异己，他最后只能选择沉默。

　　加缪并不是因为对家乡有特殊的感情才在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中持温和的人性的立场，这个立场来自于他根本的信念。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然而又是一个充满了史无前例的残酷暴行的时代。革命许诺了美好的未来，但是是不是就可以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现实的罪行而不受指责？为了革命的成功是不是就可以不择手段？加缪尖锐地指出，有些手段不管是为什么样的目的都是不正当的。说什么社会进步要付学费：但是实际上都是别人在付学费，说革命要流血，但流的总是别人的血。慷慨激昂的革命斗士，激扬文字的进步文人，都不会关注无辜小人物的生死，宏大的革命话语下是听不到平民们的呻吟的。在二十世纪中叶席卷四海的革命风云中，加缪很不合时宜地反对暴力和反对恐怖手段，认为在革命原则之上有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他先知般地预言，如果任凭革命者滥用暴力、恐怖和欺诈等手段，再好的革命也会堕落成一场灾难。看着肆虐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的盲目的暴力，他说阿尔及利亚将会成为一个废墟和死尸的国度，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她复兴。当时的左派正欢庆自由和独立的胜利，谁也不想听加缪的道德说教，但是历史证明加缪的忧虑是对的，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在穆斯林原教旨势力的威胁下正徘徊在内战的边缘上，在这片土地上正在出现恐怖主义炸弹造成的死尸和废墟。尽管当年进步人士都认为加缪站错了队而蔑视他，无人认真倾听加缪从人性和道德出发对左翼革命提出的警示，经过二十世纪后几十年的历史经历，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加缪的远见，一场场曾使人热血沸腾的革命因为缺乏对人的关怀而最后演变成可怕的灾难。加缪的声望在他死后日益上升，甚至他的论战对手萨特在纪念加缪时也承认，加缪是法国文学中最突出的道德良知传统在本世纪的继承人。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在萨特和加缪的争论中大多跟从萨特，那么近年来，法国知识界实际上是回到了加缪的一边。

　　加缪代表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被埋没或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都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曾是苏俄共产主义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但是随着斯大林主义露出它的真实面貌，在内心的道德呼声和政治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开始怀疑、彷徨和转向。有的因为难于忘怀早年的忠诚而从此保持沉默，有的则成了揭示极权政治本质的斗士，阿瑟·科斯勒就是这样一位作家。

　　科斯勒出生在战前的匈牙利，早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在西班牙内战时曾被佛朗哥政府抓住判处死刑，但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发生的一切使他成了坚定的反共者。他最有名的小说《午夜的黑暗》描写了著名的莫斯科审判，在这些审判中大批斯大林的政敌被加上特务间谍的罪名而被清洗掉。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之一就是科斯勒早年在莫斯科认识的现在在莫斯科审判中被杀害的布哈林。这部小说震撼人心的地方不在于斯大林镇压机器的残酷无情，而是通过主人公的内省和他与他的审讯者之间的对话所揭示出来的可怕的思想牢狱。他曾一步一步地以革命的名义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以追求和党保持思想上的一致，他不明白为何自己最后会“客观上”成了革命的敌人。小说中有一大段篇幅描写他的审讯者通过向他解释历史的必然性，通过辩证逻辑，通过解释革命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说服他接受党的决定。为了更高的革命利益，他必须接受党的决定，承认自己是革命的敌人。这样，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最后在审判中承认了强加于他的一切可怕罪名。《午夜的黑暗》是部小说，可这个情节不禁使人想起中国的真实历史，在庐山会议上，也有党的高级领导来说服蒙受无端批判的彭德怀，为了党的最高利益，他应该认错。彭德怀这样做了，没几年后，来说服他的那个高级领导也遭到同样的处境。

　　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科斯勒等西欧知识分子当初也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信仰，这种信仰对他们怎么会有如此的吸引力呢？托尼·朱特指出，这一群二十世纪早年左倾知识分子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使他们开始都为国际共运所深深吸引，也是这个根源使他们后来都背弃了他们早期的信仰。他们都出生于欧洲文化的边缘地区，加缪来自法属阿尔及利亚，科斯勒来自匈牙利，阿伦特来自科尼斯堡，斯皮伯来自于奥地利的加里西亚，还有更多的人来自中东欧。边远地区的出生使他们倾向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变得激进。他们还都是犹太人，思想深处刻着犹太教印记。当他们因为种种原因遗弃犹太教时，很自然地就皈依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对他们来说，从犹太教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变化，信仰的根本是相同的，都是在期待着一个救星的降临，在犹太教里是救世主，在马克思主义里是共产主义革命：他们都是相信未来会有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出现，而现在需要为这个完美的世界而奋斗。他们依然追求着正义和憎恨单一真理以外的一切虚假。从他们熟悉的犹太教的观点来看，他们很能理解为什么在俄罗斯一小群革命者居然宣称只有他们掌握真理并且果然夺取了这么一个大国的政权，因为犹太教的上帝在整个人类中也只眷顾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让这一小群人成为上帝的选民。犹太裔知识分子斯皮伯说，当我从犹太教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时，我知道我还是在我曾祖父信仰的救世主传统里。这些犹太知识分子看到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真相，他们感到失望和失落，但是这种经验也是他们所熟悉的，中世纪时的犹太信徒曾迎接过救世主的到来，但是最后发现这救世主是假的。由此许多犹太知识分子觉得绝对的信仰不可依持，他们转而变成了怀疑论者。

　　犹太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对道德问题的重视，也是由于对斯大林所作所为的道德正当性的质疑使得那些犹太知识分子从亲苏演变成反苏。当阿伦特在她的那部论述极权主义的著作中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归为一类时，许多人觉得她太夸张了。但是阿伦特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结论，因为她是从对“恶”的思考开始她的哲学分析的。而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只关注敌我分野，他们以革命的辩证法将“恶”看作是历史进程中附带出现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

　　这些来自边缘地带的继承了犹太思想传统的西方知识分子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过非常独特的作用，他们大多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皈依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在西方的左翼革命运动中活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竭尽全力，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的消息传出后，他们就逐渐地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而出生在巴黎柏林等西欧中心城市的别的进步知识分子们要在更晚得多的时候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一直保持这个信仰，直到很晚，总有某种辩证思维或历史逻辑让他们无视苏联政权的罪恶行径而继续维持着掌握历史真理的优越感。至于那些很早就背弃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被看作是意志薄弱的同路人，没跟上历史潮流的人甚至是叛徒，他们的名字无人再记得。

　　托尼·朱特写这部欧洲知识分子的群像，目的就是抵抗遗忘。他给他的书起的副标题是“对遗忘了的二十世纪的反思”。二十世纪历史的结果表明当年那些追随者云集的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洞察历史的远见和直面真理的道德勇气，萨特错了，加缪是对的。但对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扫兴的事。人们羞于回顾当年错置的热情，附带地把整个二十世纪也忘了，仿佛那是一个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的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更是在迎接新时代的借口下不再去关注二十世纪的思想了。朱特的这本书告诉我们，二十世纪的欧洲其实一直是有着头脑清醒的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的名字长期被湮没。但是，在将来的年月里，我们的后人或许会奇怪，我们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把那些缺乏道德勇气的左翼知识分子奉为导师，而真正值得尊重的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倒被视为落伍者。历史将对过去的这一切做无情的重新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