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黄永厚
曾有过“上纲上线”的时代,其极致是“无限上纲”:
你说某党支部书记工作作风太生硬?那你就是说党支部的工作作风太生硬。你说党支部工作作风太生硬,就是说党委、市委、省委,乃至中央。你说中央工作作风太生硬,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就是反动派。你是反动派,就要对你实行专政。于是,群情激愤,举拳高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你说美国的某项技术先进?你就是崇洋。崇洋必定媚外,你就是帝国主义代言人,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马前卒,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就是里通外国,就是帝国主义安插在革命队伍里的内奸。于是“打倒美帝内奸×××”的呼声响彻云霄。
因为对“上纲上线”极度反感,痛定思痛之后,人们转而喜欢“就事论事”。有什么就说什么,遇到什么就处理什么。这办法令人感到宽松,脑子里那根弦也不至于紧绷绷而欲断。人与人的关系也就不是那样动不动“你死我活”了。
不过,“就事论事”也有就事论事的麻烦。
今天有人反映,吃喝之风太盛,于是出台“宴请限于四菜一汤”的规定:明天有人反映,公款旅游积渐成习,于是又起草一个不得公款旅游的通知:后天又有反映各部门过年过节大发购物卡,再后天又有关于领导干部接受价值不菲的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卡,再再后来,又有收取古董字画的,低价购买房屋的,公款用车的,公款买烟的,公款沐浴按摩的……每有一事,就论一事,结果文件、规定越发越多,也就愈来愈无效——虱多不痒,债多不愁。那么多的文件谁记得住?谁又认真去查?记不住,也不查,还有什么约束力,发文不过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表面文章。
各种文件汇编俱在,不信就查一查。虽然文件未见宣布撤销,但哪个部门还在实行“四菜一汤”?又有谁真的把价值二百元以上的礼品都上交公家?如果都交,街边那些回收高档烟酒的生意何以长盛不衰?要知道现在的高档烟酒都是动辄几百几千的价儿呢。还有,领导干部要自己起草讲话的规定,现在还有谁在执行?离开了起草班子连话也不会讲的大小干部到处都有。四就事论事的毛病出在不能追根寻源,而凡事不从源头治理,大抵无效。近来又在专项治理“小金库”了。太早的不论,仅近三十年来,治理“小金库”已不下十次。何以屡治不绝?何以“小金库”愈治愈大。治理了十几回而归于无效,率由旧章地一次次治理下去,结果如何,不问可知。
出国考察的一批又一批,不知有没有考察人家是怎样治理“小金库”的?如果人家跟咱家一样,自然无话可说,如果人家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那就应当躬身自省矣,看看人家那套何以有效而我们这套何以无效?
一说“普世价值”就有入神经紧张,似乎只要“普世”,就会抹杀了“特色”。那么就不“普世”而保留“特色”罢,但这“特色”也须是有用的,总不能“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把那些无用之策也当作“特色”而永存吧。譬如这屡治无效的“小金库”,何不以他山之石来攻一攻呢?五受贿官员之多,令人扼腕,但治理受贿似乎迄无良方。这边一批批治,那边一批批贪。后者增长的速度远比前者治理的速度快,这只要看看立案侦查的数量急剧增长就可以知道大概,而且数额一年比一年大。先前十万、百万就是“大老虎”,现在动不动就是几个亿。一个一个逮,一个一个查,再一个一个审,所抓能有几何!官员不能做的事情若要一件一件数,套一句老话,叫做“更仆难数”,还不如规定一下官员只能做什么,来得简便。即以受贿论,几十年间花样翻新何能穷尽。大体只要官员手里有不受严格监督的权力,就有人以各种方式来租用。“租金”的花样无法一一列举,但以有效的方式限定官员的权力,并使之处于严密监督之下,恐怕才是根本之计。就事论事,可以惩处个案,无法控制总体。六追根寻源,势必涉及体制上的改革。这种改革会触动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阻力自然更大。惩处一个贪官,反对的力度不会很大,虽然这人也可能牵连到一些人,但范围毕竟有限。为了保住更多的利益,丢卒保车也是常有的事。但若触动利益集团的根本,那就像丢了贾宝玉那块“通灵宝玉”,会搞得贾府上下如丧考妣。必待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把它送还,阖府才得太平。难,恐怕就在此处。七许多事,不是无见,而是瞻前顾后不知何处下手。迁延不决的结果,是利益集团的坐大。于是,更加难于下手,只能就事论事,平息一些过度激化的矛盾,以求保持相对的稳定。这样的稳定能够持续多久,实在不好预料。亿万网民睁大了眼睛,希望看到有效的措施,使改革继续下去,以百姓的皆大欢喜为终极目标,而不是一位经济学家所担忧的,弄成个“权贵资本主义”。八中国的改革若听任利益集团坐大,甚至由他们操控了政权,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出现。诗意的颠覆施康强花非花·雾非雾多年前,《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曾发过一组文章,内容是每位作者写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最难忘的事情。有位作者写他在抗战胜利后,以流亡学生的身份乘船从重庆复员回上海,在途中结识了两位女学生。为打发时间,他们常在甲板上闲聊。夜半时分,船行巫峡,星空下突现神女峰黑色的身影。一位女生触景生情,唱起白居易的名篇:“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此情此景,那位作者在几十年后犹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古典文化的脉络在民国时代还没有断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去古未远”。那时候的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脑子里都装着不少古文和诗词。在此一特定的时空,从扑朔迷离的高唐神女故事联想到白居易更加朦胧的诗章,歌者脱口而出,听者心领神会。双方都陶醉于一种浪漫的情怀。不过诗中那位神秘的女郎究竟是什么身份,煞费历代文入学者的猜测。从某个时代起,大概与李商隐诗“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不无关联,“神女”成为妓女的雅称。曾读过一篇文章,依稀记得,作者从“夜半来,天明去”立论,说诗中的神秘女郎应是妓女,大煞风景。我是“懒笔头”,当时没有记下作者立论的依据。后来想查考,网上倒是也有此一说,如引元稹《梦昔时》中的“夜半初得处,天命临去时”,说“唐宋时代旅客招妓女伴宿,都是夜半来,黎明即去”。可是没有提供唐代文献作为原始出处,仍是以诗证史,不是我所期待的以史证诗。元稹那首诗中怀念的人,如果就是《会真记》中的莺莺,倒有可能是妓女。(据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的考证,“真”与“仙”同义,“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仙”之一名,在唐代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不过需要考证白居易《花非花》背后的“本事”,我们才能坐实那位神秘女郎的身份。如果允许我也戏说一把,这可能是白居易在调侃老朋友元稹。
所以,所谓的“神女猜想”的证据链还是缺少一个环节。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无论正史还是笔记野史,都没有遇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有关唐代妓女营业方式的记载。于是,只能从常情常理去推论。大凡狎娼,不是客宿娼家,便是妓就客所。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堂而皇之携妓游太湖,曾寄元微之诗,自夸“报君一事君应羡慕,五宿澄波皓月中”。陪伴他的官妓想来不会天明即去。落第举子,孤馆独宿,倒是很有可能搞出点“一夜情”。《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西曲歌》里有首《夜度娘》:“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若何。”这首曲里的女主人公未必是妓女,更可能是与情人幽会叙旧,但由于某种原因,必须在天明时恋恋不舍地分手。但后世以“夜度娘”称妓女,必是因为妓女若外出就客,亦是夜来展去。
又想到《老残游记》——一下子从南朝乐府跳到晚清小说,请读者诸君见谅。该书第十二回到十六回,写老残(铁英号补残)与他的友人黄人瑞在齐河县的客店里招妓。两个叫翠花和翠环的妓女天未黑时就来了,唱曲侍侯客人,但不敢与客人同桌饮酒吃菜。原来有个行规,客人不留宿,妓女是不能动筷子的。待黄人瑞向随同妓女来的伙计示意后,她们才上桌。然后,有人把两个妓女的铺盖送到客店。四个人说了一夜话。最后“黄、铁睡在两边,二翠睡在当中,不多一刻都已齁齁睡着。一觉醒来,已是午牌时分。翠花家伙计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两个回去,将铺盖卷了,一并掮着就走。”二翠天未黑就来了,到次日午时才走:时间上不尽符合。但是前一个时间,可以认为是对惯例的变通。后一个时间更好解释:若不是他们四位酣睡到中午,那伙计本该天明就把两位姑娘接走的。
还请注意“有人把两个妓女的铺盖送到客店”这个细节。《会真记》中写崔莺莺与张生初幽会西厢,先是“红娘敛衾携枕而至”,然后“设衾枕而去”。“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缱绻之后,“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此后,每次都是“朝隐而去,暮隐而入”。
其实,从古至今,只要妓业的基本“业态”依旧,其“游戏规则”也应一脉相承。韩寒主编的《合唱团》第一期内有他本人写的《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他说自己驾一辆旧车在三一八国道上行驶,下半夜路过一小镇,遂进路边一洗浴中心投宿。入住后,有小姐敲门拜访。他不装正人君子,既开门,便纳之。到天亮,小姐该走不走,建议他再以不高的价格“包夜”。韩寒说该是“包日”了,劝她休息,不要为挣钱而累坏身体。小姐说她有了不知是谁的孩子,要生下来,需要钱……这篇用第一人称写的作品,当然不是纪实,而是小说。但是,即便是虚构或有虚构成分。妓女应召或自荐,虽不必有专人“敛衾携枕”,“夜半来,天明去”总是亘古不变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读高中的时候,语文教科书分成文学和语言两册。文学课本里收的古典作品较多,其中有柳永的《雨霖铃》。有些名句,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本是不需要好记性,任何人读了都会过目不忘的。现代大城市里的一个中学生还不解离愁别恨,不饮酒,更没有古代文人的旅行经验,但也能欣赏其中的诗意。那一年在上海美术馆有个贺天键画展,画家以此为题,画了多幅不同构图的立轴。有意思的是,画中人物枕臂高卧船头,不是“多情自古伤离别”穿裥衫的词人,而是一身短打的舟子。
许多年之后,读一册诗话(惭愧,忘了书名和作者),内有一条记载某人戏称“杨柳岸,晓风残月”为“艄公登厕诗”。此评令人发噱,亦大煞风景。不过反过来看,也不妨视作对日常生活最卑琐的细节的诗化。道既在屎溺,诗为何不可也在屎溺?舟子晨兴,于晓风残月之际或就近在船头方便,或登岸在杨柳荫下放松一把。排泄者置身一个开阔通风而且望得见风景的环境,胜过世上所有王侯和亿万富翁府上的豪华洗手间。秽物则或堕流水,或入黄土,直接回归自然,得其所哉。
我辈大概很少有人有过在船头解手的经验,但是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恐怕很难抵挡在野外方便的诱惑。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作为“四清”工作队员,我在河北农村住过半年。老乡家一般没有茅房,有也是在院子里挖个坑,用秫秸围出一个小空间。此中气味,自然难闻。反正都在露天,还不如另觅去处。夏夜或有蚊子,最好在冬天夜里。那时候农村的夜,才叫黑夜。收割后的田野空空荡荡,四周漆黑,远近皆不见灯光,唯有天上疏星淡月,地下蹲着一蕞尔小子。宽衣解带后,或有寒风袭臀,不过也不太冷,倒是赋予你一种清醒意识。难怪民国大佬吴稚晖有诗曰:“万事莫如拉野屎。”
城市居民纵然想拉野屎,也找不到地方。建筑年代较早的住宅里,厕所虽有抽水设备,但以蹲坑居多。后建的楼房全都装上坐式马桶,于是坐马桶成为每天的功课。诸位不知是否留心过自己的坐姿。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自己右手托着腮帮子,左手肘部抵住大腿,手掌扶在右膝上。这姿势仿佛像个什么人。搜索记忆,有点像罗丹的雕像《思想者》。后来找出那个雕像的图片,对照之下,确实相差不大。“思想者”是右手托着下颚,左肘撑在左膝盖上,身体蜷缩。论者日:这个独特的姿势使人觉得人物正沉入深深的冥想之中。他在想什么?区区坐在马桶上又能想什么?欧阳修说文思在枕上、马上、厕上,我在卫生间里连文思都没有,更谈不上深沉的冥想,哲人的玄思。反过来,那位“思想者”到底又在想什么?也可能他有点便秘,正在运气。不敢再往下议论了。亵渎神圣的艺术,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