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5章 我所知道的李正文（下）

　　张惠卿在上海的对敌情报工作

　　一九四一年七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驻重庆的负责人罗申通知李正文，东方部决定派他去上海从事对日情报工作。上海对李正文来说十分陌生，他只在一九三四年去苏联前在那里耽过三个月。这次是去抗日第一线，他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受命出发。行前阎宝航介绍了两个关系给李正文，要他必要时可去找他们。

　　李正文从重庆乘飞机先到香港，再搭轮船到上海，那时已是八月。李人地生疏，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先与阎宝航介绍的上海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联系。姚是位爱国人士，思想进步，由于阎的关系，她对李十分关心，尽量帮他解决困难。这个慈幼教养院后来就成为李正文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

　　接着按事先约定的方法，李正文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上海地区对日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尼克莱·伊凡诺维奇接上了关系。

　　尼克莱告诉李：“你的工作是搞日伪军政情报，活动地点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带。没有现成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对象交给你，完全要靠你自己设法开辟工作，要打入日伪的军政机关，尽量多和人交往，这样就有可能搞到第一手情报。另外，要有掩护职业，以便比较安全地在上海待下去。特别要注意，不要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响；不要看进步书刊，以免暴露自己。”尼克莱还和李约好今后会面联系的时间和方式。

　　从此时起，尼克莱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的身份领导李正文进行情报活动。不久，李从尼克莱那里领到了一笔很充裕的活动经费。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情况极为险恶，日本宪兵队、汪伪特务机关到处抓人，屠杀抗日革命群众。以凶残著称的“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经常派特务潜入租界暗杀进步人士和抗日分子，白色恐怖笼罩全市，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上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正文到达上海之时，已成为“孤岛”的英法租界尚在，稍有周转活动的余地。但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孤岛”就完全不存在了。为了站稳脚跟，首先得有固定的住处和公开的职业。

　　李正文途经香港时住在中学同学王福时家里，王在香港开了一家文化供应社，他给李搞了一个“文化供应社上海分社经理”的名义。为了找一处安全的住所，李费尽了心机，最后终于用高价在静安寺路的金城别墅租到一间亭子间，那里住有不少外国人，属于中高档住宅区，环境比较安静。

　　要开辟情报工作，必须不断扩大社会接触面，这就要有公开的职业作掩护，同时为了应付日伪保甲制度的检查，没有正当职业是寸步难行的。

　　李通晓英、日、俄三种外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的香港文化供应社上海分社经理的空衔已不起作用了。李通过东北大学一位老学长的介绍，在一家补习学校担任日文教员。而姚淑文在上海慈幼教养院也给他挂了个日文教员的名义，实际上李每周只有两三次给该院的教员们教日文。

　　李还去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给原来以英文做通用语言的工部局职员教日文，职员中有不少外国人，因此日文教员必须懂英文才能胜任。这个职业很过硬，对开展情报工作极为有利。

　　李又考取了上海申报馆的日文翻译，为该馆翻译日文书籍和资料，只要完成定额，不用上班，时间可以自己安排。

　　上海震旦大学还聘请他担任日文教员，因为日方命令所有学校必须增开日文课，而震旦大学不想接受日方派去的日本教员，以免受到监视，故聘李去执教。这样，李也就有了大学教授的身份。这项工作是李的未婚妻陈蕙瑛介绍的，当时她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李后来就把陈蕙瑛发展成为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参加了革命地下工作的行列。

　　尼克莱对李正文在找职业掩护的问题上，相当满意，但认为李还未能打入敌伪军政机关而感到遗憾。

　　李正文的主要任务是搞日寇和汪伪的军政情报，除上海外，李也常去南京活动，因为汪伪的首脑机关在南京。他通过各种关系，发展了一批帮助他搞情报的工作人员，开辟了一些重要的情报来源。

　　在一般情况下，李从不向有关人员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以受重庆民主党派派遣来搜集敌伪情报协助抗战的身份出现，因为他的多数工作对象不是革命者，很多情报是要用金钱甚至高价购买的。好在共产国际方面对花钱买情报很乐意，可以随时向尼克莱支取。

　　李正文通过好友裘维琳，发展了一个叫稽显庭的重要情报关系。稽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兄，在该政府任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最高头目每周要开一次联席会议，商讨决定一些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包括军事部署、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等计划和行动等。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均由稽显庭负责，整理稿经上级审定后，稽再打印三份，分送日方和伪方有关当局，后来他又偷偷地多打了一份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最高机密，据此可以了解日伪的最新动向。

　　这些情报每周由裘维琳去南京带回上海交给李正文，李再交给尼克莱。但携带这些材料要冒极大风险，尤其是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站上，要经过日本宪兵搜身检查，裘每次都胆战心惊。李正文后来决定亲自到南京去取，他发现南京火车站有三条通道，第一条是给日本人走的，一般不检查，第二条是给所谓高等华人走的，检查不太严，第三条是给普通华人走的，检查极严。李就凭着自己熟练的日语，装作日本人若无其事地走第一条通道，每次都顺利过关。

　　稽显庭是属于在汉奸政府里混饭吃的人，头脑简单，只想多弄点钱来买房置地，靠他那个大汉奸妹夫谋得这个重要职位，当然不肯放弃捞钱的机会，李正文在尼克莱的支持下，为此支付给他相当可观的报酬。

　　在和稽较长时期的接触中，李发现他毕竟是一个有一定良知的中国人，就多方启发他的觉悟，为他分析形势，晓以利害，激发他的抗日感情。稽也逐渐对李的高尚人品和爱国精神产生敬佩之心，认识到他冒险为李提供情报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同时李还教导他应用一些巧妙的方法，尽量避免暴露自己。

　　李和稽显庭的情报关系，从一九四一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初，始终没有被发现。稽不只是提供会议记录，凡他自己知道或从别的渠道获悉的其他情报，如日寇下乡的扫荡计划，日军和伪军的联合行动等等，都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李正文。

　　所有这些情报李都交给了尼克莱。但其中很多信息都和我方特别是苏北新四军直接有关，必须及时通知新四军知晓。李曾多次提醒过尼克莱，希望他迅速把有关情报转告我方，并提出，他可否和新四军方面联系，把情报直接发给他们。

　　不料尼克莱大为恼火，严厉批评李说：“你怎么想到要和中共直接联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有情报我们都会负责，你不必考虑。”李试图说服他，他根本不听，还说这是组织纪律，必须服从。

　　李正文对尼克莱并不完全信任，经考虑再三，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敌我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情势下，对这些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事业的大事，岂能听任不管。他决定背着尼克莱，直接与我党取得联系。

　　大概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开始，李和我方苏北根据地接上了关系，并通过秘密传递情报的渠道，除把情报交一份给尼克莱外，又另复写了一份按这个渠道发去苏北，从不间断。这样，李正文就成了我方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苏北新华分社负责人于毅夫和李保持着联系。

　　李正文发展的情报人员中，有一个是他东北大学的同班同学许家骏，在上海金城银行工作。许提供过不少有关金融资本家的政治经济方面动态的情报。还有一个也在金城银行工作的老同学张殿傅，他曾参加胡愈之等人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张把他在研究会认识的陈波涛和沈明钊介绍给李正文，他们还介绍了一个叫沈孟先的同志。这些人都是真正的革命同志，他们曾通过各种渠道和各自的关系协助李，包括到外地去搜集敌伪军政方面的活动情况，以及上海一些所谓的名流和日寇勾结活动的情报。

　　陈波涛是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党员，过去长期在上海从事党刊的秘密发行工作，后因组织遭破坏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四一年冬和李正文联系上以后，就积极协助李工作。陈波涛还领导和发展了几个青年同志为他工作。如在英商华懋饭店（现名和平饭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海军部接管，成为日伪高级人士吃喝玩乐和聚会的场所）当侍者的杨孟亮，就曾经把搜集到的日伪军政头目在那里开会或密谈的情报交给陈波涛，陈再转报李正文。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正文通过申报馆的同事日文翻译肖百新，认识了肖的一个湖南同乡、汪精卫的参军长唐莽。李和唐交往过多次，唐没有直接给李提供过多少有用的情报，但有一次肖告诉李，他从唐莽那里得知，重庆蒋政府一个高官的姨太太，最近不断来往于重庆和上海、南京之间，同日伪头目勾勾搭搭，很明显是蒋介石回应日方的和平攻势，派来进行投降试探的先遣代表。又据杨孟亮告知陈波涛，不久在华懋饭店汪伪上层人士举办有伪市长陈公博夫妇参加的一次舞会上，发现国民党要员孙科的二夫人蓝妮也来了，风姿绰约，十分引入注目。此人远在重庆，怎么会跑到上海的汉奸窝里来参加这种舞会？！李正文估计这个昔日的著名交际花蓝妮应该就是唐莽所说的那个女人。

　　李将此事转告尼克莱后，尼十分重视，因为这涉及到了蒋日伪合流的重大机密，如合流得逞，不仅影响抗日前途，也将对苏联极为不利。以后，蓝妮就再没有出现过。李后来问尼是怎么回事？尼说可能是苏联政府正式向蒋介石提出此人有通敌嫌疑而不来了。但李分析，实际上是苏方故意借此事点穿了蒋介石企图投降卖国的阴谋，蒋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女人也就不能再进行活动了。

　　李正文还从日文报刊中，特别是一份专供上海日本人看的《上海每日新闻》中搜集分析日伪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料和动向，整理成情报材料。他曾研究出全部汪伪军的番号、兵种、人数、驻地等情况，受到我方领导上的重视。

　　肖百新一九四三年还介绍了一位反军国主义的日本朋友德田恒夫又名德田太郎与李正文认识。德田原是日本的战地新闻记者，担任过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的编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看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是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致命灾难，是损华害日的极大罪恶，因而坚决反对。他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李正文和德田见面晤谈后，因有相同的思想基础和认识，一见如故，并逐步发展成为至交好友，德田和日本驻华（指汪伪政权）大使关系较好，还是上海一个区的日侨负责人，他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触，消息灵通，并十分乐意为李正文工作。他多次为李提供他获得的重要情报，如关于日本居留民（日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关东军到达上海的消息、日本军方得到的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情况和他们的对策等等。有一次于毅夫奉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命，潜入上海找到李正文，迫切希望搞到载有日军围剿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和部署的两本日文绝密内部刊物。这件事难度极大。李正文就找德田帮忙，德田冒了很大风险，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居然从日本大使馆里拿到了这两本刊物交给李正文。此事曾受到陈老总的高度赞赏。

　　德田还介绍过两个关系给李正文，一个是上海中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吴庸庵，他是当时上海屈指可数的巨富。吴既有日本方面的重大背景，又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他早想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和对共产党真心抗日的敬仰，决定给新四军捐赠一批被日寇严格控制的军需用品和棉纱等物资，却苦于找不到直接的关系。

　　吴庸庵和李正文相识后，经过多次谈话（他们每次都用日语交谈），吴提出的一些有关时局和共产党抗日战略等方面的质疑，李都作了透彻分析和解答，吴深为李的丰富学识、精辟见解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决心全力支持我党的抗日事业。吴庸庵后来把他在上海的许多房产交给了党，还根据党要求白区资本家把钱转到根据地以繁荣根据地经济的政策，带着大批黄金进入苏北根据地，创办了一家银行，后来把这家银行完全交给了我党组织。

　　另一个是张大同，他是国民党顾祝同的驻沪专员，他在沦陷区上海和日伪当局建立了一定关系，曾联系策反几个团的伪军准备投奔新四军去，后因没有把握好时机。结果这几个团的伪军被蒋介石军队吃掉。但他手下办公室主任陆剑崖，是李正文发展的党员，在日本投降后初期，曾为我党利用张大同这个顾祝同机关的名义，给大批地下党员发了通行证，保护了不少领导同志自由通行于上海各地区，避免了蒋介石军区宪特联合巡逻检查队的纠缠：另外还乘当时青黄不接和混乱之机，和国民党部队展开了争抢敌伪物资（特别是药材等）的行动，并把夺到手的大批物资混过国民党封锁线，运往我根据地。

　　在长期情报工作中，李正文越来越感觉到，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情报活动，都与共产国际完全无关，而却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业密切相连，他必须摆脱尼克莱的约束，回到中国共产党来。他当时还根本不知道，共产国际实际上已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宣告解散，尼克莱代表的已经不是共产国际，而是苏联政府。

　　不久，李正文请常去苏北根据地联系的沈先同志陪同陈蕙瑛代表他进入苏北根据地，见到了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陈蕙瑛将李正文的有关历史以及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所掌握的伪军和物资等情况，向刘长胜作了汇报，并以李正文的名义提出两点要求：一、要求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国共产党来：二、请立即派人联系接收伪军和物资等事宜。刘长胜代表组织完全同意李正文提出的要求。

　　陈蕙瑛回到上海后，李正文就日夜盼望着中共组织派人来领导他。直到日寇投降后的九月间，组织上终于派张执一同志到上海来接上了李正文的关系。一个月后，张执一对李正文说：“从现在起，正式承认你是中共党员。但考虑到我们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你可暂时仍和他们保持联系，不要马上断绝。”

　　此时，尼克莱已被苏联政府召回，派了另一个苏联人来和李正文联系，但没有布置李正文作任何情报活动。到了一九四八年，李正文接受党的特殊使命，完全转入地下，从此结束了和苏联方面的一切关系。

　　一个个文化巨人离开了我们，到今年十月十七日，巴金撒手西去也整整五年了！曾几何时，媒体对这位提倡“讲真话”的文坛巨匠趋之若骛，可是，如今人们已难得在媒体上见到他的名字了。真是容易遗忘！这或许是因为那些喜赶时髦的编辑、记者正忙于追逐和制造新的“大师”，无暇再顾及那些远去的真正的大师，这是一种悲哀。本卷发表这篇文章，以表达我们对巴金逝世五周年的纪念。

　　俞润生

　　巴金先生（1904～2005）离开我们已经五周年了。在他的祭日（10月17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我想到他与《文教资料简报》的情谊，激动不已。

　　《文教资料简报》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一九七二年创办的资料性刊物。编辑宗旨是提供资料，供教学、科研参考。这个刊物的创办人是姚北桦先生和赵国璋先生。

　　姚北桦先生是江苏徐州人，他从一九三八年“徐州大会战”时就离开了徐州。为了民族的存亡，十五岁的他怀着满腔热血，历经艰险，到达老河口，参加了抗战演剧四队，后来又辗转到安徽，再到南京，从文艺战线转到新闻战线，为抗战和民主解放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他在《新华日报》任秘书长，一九五六年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学校领导召开座谈会，号召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万万没有料到，姚北桦先生的发言竟被康生圈定为“右派”。一夜之间，天昏地暗，他尝受到“引蛇出洞”的滋味。他跌进了灾难的深渊，从此离开了报社，到农村去“改造”，去“重新做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才被调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的。

　　赵国璋先生生于一九二三年七月，河南新郑人。一九五一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于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工具书使用法”、“文献检索与利用”等课程。

　　他们两人堪称为饮誉一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的双子星座。姚北桦先生的敏锐、睿智和赵国璋先生的严谨、稳重相结合而风行。

　　我“文革”前曾任《南师学报》编辑，“文革”中在“五七”农场养过猪，在“五七”工厂当过钳工，后来当仓库保管员、物理系资料室资料员。一九七五年调到中文系资料室，有幸成为姚北桦、赵国璋先生的助手，共同编辑《文教资料简报》。因此，我有机会感受到巴金先生对《文教资料简报》的情谊。

　　一封信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仍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巴金先生有机会接触《文教资料简报》，大约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一是通过他的朋友杨苡先生提供的。巴老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致杨苡的信中说：“你寄给我们的资料简报都收到了，谢谢。最近的一期即‘红楼梦研究资料专辑’，我还想要一本，倘使不困难的话，就请再寄一册来。”信中所说的“资料简报”就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出版的不定期内部刊物《文教资料简报》。另一条途径是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主任魏绍昌先生。魏先生和巴老是朋友，我们《文教资料简报》和上海、北京的联系，都是通过魏绍昌先生介绍，甚至直接代办和转递的。当年，巴金先生以“李尧棠”的名义订阅了一份《文教资料简报》。

　　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上海《新民晚报》以《“文革”中发表的巴金短简》为题，报道了巴金“十年一简”的故事。全文如下：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巴金同志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从未公开地发表过一篇作品，但竟发表过一封短简。

　　那是一九七六年，巴金订阅了一份南京师院编印的《文教资料简报》，当他看到第四十六期上一篇文章的引文出处有误，便写了一封短简寄去。该刊的实际负责人姚北桦同志接到信后，并没有因巴金还背着“大黑帮”的罪名而不敢刊出，在第四十九期“读者来信”栏内，刊登了如下文字：

　　《文教资料简报》第四十六期六十八页上，引了两段鲁迅先生对内山完造的谈话，说是“内山引用曹聚仁在香港《星岛晚报》上发表的《书林新话》的第六节谈到内山书店的部分”。这个说法似与事实不符。这两段话的原文，见于内山完造的悼念文章《忆鲁迅先生》，最初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二卷二期上，后收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中。当时《星岛晚报》还没有创刊……

　　一个读者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上海此信出于被称为“大黑帮”之手，“四人帮”及其爪牙岂容发表，对此，编者将具名改为“一个读者”，保留书写日期和地点，这封短简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将来如果出版《巴金全集》，这“十年一简”也可为那悲剧年代留下一个历史的痕迹，此中有“四人帮”的蹄痕，也有讽刺“四人帮”的印痕。

　　一张便笺

　　其实，除“十年一简”外，巴金先生还给《文教资料简报》写过一张便笺。时间大约在一九七六年，是魏绍昌先生转给我们的。魏先生有说明：“此两纸均为巴金所写的意见。（他第一次交我，我一时找不到又要他重写一张，后来又找到了，一并奉上，故有两张，内容重复。）他问：这些注在人文本已有，他找不到译文，原来您们尚未译成白话。”

　　巴金先生的便笺上的意见是这样的：

　　高丘补充：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悼丁君诗》七绝末句“可怜无女耀高丘”。

　　关于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请查《世界史》。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不单是“奥国取得了伦巴底与威尼斯”，这次会议还分割了意大利，成立了撒丁尼亚王国，帕马、益德纳、卢卡等公国，托斯项纳大公国和教皇统治的教会国，以及法国波旁王朝统治的西西里王国。又一八六一年还没有完成全国统一。威尼斯的解放是在一八六六年，加富尔已经死了几年了。最后，罗马是在一八七〇年解放的。

　　芘宾（1833-1904）：俄国文学史家。著有《俄国文学史》四卷。

　　普式庚有《铜马》一诗。《铜马》即《青铜骑士》。亦即彼得大帝的铜像。

　　这张便笺上提出的意见，是针对《鲁迅文言文试译》中的《摩罗诗力说》译文而言的。

　　一九七五年，赵国璋先生、姚北桦先生组织校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就鲁迅《坟》中的四篇文言文，即《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进行现代汉语翻译，以供青年学生阅读参考。

　　巴金先生的意见是在一九七六年九、十月份提出的。他的意见有四条：

　　第一条是对《摩罗诗力说》第二部分中对“无女”的注释。鲁迅原文说……性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高丘”典出《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巴金先生的意见是：补充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悼丁君诗》七绝末句‘可怜无女耀高丘’。

　　第二条仍然是对《摩罗诗力说》第二部分的注释。鲁迅原文是这样说的：“是时意大利适制于墺，失其自由，有秘密政党起，谋独立，乃密与其事……裴伦之所督励，力直干后日，起马志尼，志加富尔，于是意之独立成。”巴金先生的意见是“威尼斯的解放是在一八六六年，加富尔已经死了几年了。最后，罗马是在一八七〇年解放的”。

　　第三条是对芘宾的注释，今通译为佩平。《鲁迅全集》有注。

　　第四条是普希金《铜马》的注释。

　　这四条意见，诚如魏绍昌先生所言：“这些注在人文本已有，他找不到译文，原来你们尚未译成白话。”

　　通过这四条意见，表面看是针对《摩罗诗力说》的今译提出的改进意见，这说明巴金先生对鲁迅作品十分熟悉，对世界史十分熟悉，学养十分丰厚，思考很敏锐。

　　一本书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巴金先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短文《谈（望乡）》。“巴金先生发表新作了！”消息不胫而走。上海魏绍昌先生首先把复印件寄给我们《文教资料简报》。

　　巴金先生有“一颗燃烧的心”，写作速度很快，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集《随想录》三十篇就结集，由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文教资料简报》得知此消息以后，希望能翻印出版。这诚如魏绍昌先生在《（随想录）读后随想》中所写的那样：“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希望在国内翻印《随想录》，托我征求作者的同意。巴金同志就把刚刚从香港寄到的样本，交给他的女儿李小林同志带给我，盛情至为可感。他还在扉页上写明：‘样本刚到，可能有错字，但来不及细看了。’……”

　　接到巴金先生的样书，姚北桦先生立即和我去无锡报印刷厂办理印刷事宜。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〇年第一、二期（总第97、98期）合刊，全文登载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第一集；同时作为“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印刷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出版的。我们《文教资料简报》比他们早了几个月。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〇年第一、二期合刊印出的《随想录》。除正文外，另有辅文七篇，它们是：巴金《随想录（三十一）“豪言壮语”》、魏绍昌《（随想录）读后随想》、郭春玲《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李治华《（家）的法译者谈巴金》、《法国的“巴金热”》、《交流资料简介》、《致读者》。《致读者》说：“借此机会，我们还要向老作家巴金同志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不久前，巴金同志收到港版《随想录》样本后，遂即托人转寄本刊，使作家晚年的这部重要著作得以通过本刊与国内读者早日见面。这不仅是对《简报》的宝贵支持，也是八十年代第一春老作家献给广大读者的最好礼物。读了这一期《简报》的读者，想必会有同感吧。”

　　一颗心：“把心交给读者”

　　我们编印巴金先生的资料，实际上是学习巴金、研究巴金的过程。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〇年第五期（总第101期）上刊有“来信摘编”，一位安徽的读者写道：“工余阅读《随想录》第一集，不由我欣喜若狂，感慨不已。年过古稀，人日‘老朽’。但巴金没有‘朽’，他没有‘老’。从他的文章里我好像看到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揩干了身上的鲜血，又振奋精神在奋斗。他比我们青年人更富有朝气，更富有战斗力……”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巴金为（随想录）第二集写的后记》。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巴金先生《（序跋集）序》、《（序跋集）再序》、《（序跋集）跋》。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发表巴金先生家属的来信。来信说：

　　编辑同志：

　　你们寄来的《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6月总第126期）收到了。巴金同志近来因身体欠佳，写字有困难，嘱我代笔。

　　《文教资料简报》一九八四年第七、八期合刊发表谷苇先生的《巴金在一九八三年》和新闻报道《巴金一行五月二十三日回国》。

　　我于一九八七年九月调离南京师大，此后《文教资料简报》发表巴金先生的信息就不多了，只在一九八九年第三期发表过《巴金（随想录）评论、研究综述》和《巴金（随想录）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80～1988）》。

　　巴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先哲人去，真理永存。他说：“把心交给读者”、“没有私心，不为名不为利，认真学，认真干，就行了。”这些平实的话，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他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心中，永远激励着我前进！2010年7月于南京石头城畔路边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