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4章 《许国璋英语》和许国璋教授

　　黄源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国璋英语》风靡整个中国，凡业余初学英语的，几乎人手一册，而许国璋教授本人，则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我曾听许国璋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他到上海出席某个会议，坐出租车去虹口，上了车后与司机攀谈起来，不知怎的，那司机聊起了英语学习，后来知道，车里这位并不起眼的长者，就是人们热议的许国璋。于是便很激动，说自己三生有幸，碰到了这位大教授，边说边揿掉计价器，表示不收车费。许教授连说不行，但司机仍坚持己见。许教授再要推辞，那司机却说：“车费我绝对不收，但我想绕一下道，希望同教授多待一会儿，行吗？”许教授自然答应了他的要求。类似的故事很多，譬如说许国璋教授讲学回国，海关人员一见护照上“许国璋”三字，便呼地围上去向他讨教学习英语的门道。又说许国璋教授去欧洲讲学，上卢森堡的一家“孔夫子饭店”用餐，老板和伙计都自称是他的学生，而许教授却并不认识他们，原来他们是通过许国璋编的教材学的英语。一个学者，其名在寻常百姓间广为流布，其人拥有那么多“粉丝”，在学界“万马齐喑”的特殊年代，可以说绝无仅有，这只能归结为独特的许国璋现象了，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英语》（四册）发行于一九六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普遍用作各大专院校英语专业教材，直至“文革”爆发。改革开放，激发起全国范围的“外语热”，商务印书馆遂于一九七九年出版教材的重印本。因了时代的变迁，观点的更新，编者抽换了内中的二十一篇，并作了相应修订。重印本受到空前热拥，初发时出现排队长龙，几千本书两小时内售空。除了用作大学教材，还被众多英语自学者，以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英语培训机构所采用。到一九九六年已重印四十余次。一九九三年，许国璋教授根据自己“以文化信息为重”的新理念，编写出版了《新编许国璋英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重印教材和新编教材，各显特色，相得益彰，民间统称为《许国璋英语》，凡自学英语的都会去购买，街头巷尾，提起英语学习，言必称许国璋。许国璋英语教材前后印发几千万册，盛行中国达三四十年，对我国几代人的英语学习，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潮起总有潮落时。随着国家进一步开放，新的教材不断涌现，国外教本陆续被引进，英语资料空前丰富，学习手段随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许国璋英语》的学习大潮，终于渐渐退去，疏散成众多英语学习的细流。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时，如何客观评价这套曾经长盛不衰的教材，既不因其时过境迁而轻视，也不因其往昔辉煌而过誉，指出难以避免的缺憾，吸取合理因素为我所用，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

　　《许国璋英语》风行英语教坛如此之久，应当归功于其内在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主要来自于教材的如下突出品质：科学性、实用性和知识性。

　　许编教材有着很强的科学性。首先，整套教材是一个严密的系统，其主要构件课文、语法和练习联系紧密，环环相扣。其次，课文经过精选和精改，大多称得上华美的篇章，往往结构紧凑，行文流畅，句子明白实用，让人有一种希望熟读成诵的冲动。最后，练习编得十分出色，针对课文中的语言现象和重要句型，进行操练，消化课文，拓展知识。练习简明扼要，不搞时下流行的“题海战术”。许编教材能把课文、语法、练习融为一体，一方面是编者的编写思想所致，另一方面则是课文编写得当。语法和练习是课文的衍生物，精湛的课文往往是教材编写成功的一半。据胡文仲教授回忆，许国璋教授认为“课文的文字要精炼，经得起推敲。与他合作编写课本的教师无不知道他对课文要求之严。他拿到课文的原材料后总是不厌其烦地字斟句酌，一改再改。校样出来之后，他仍然改动很多，有时甚至改得满篇皆红。”据知情人说，即便是外国专家送来的课文，他也要改动，而且改得人家口服心服。我自己也亲耳听到许国璋教授说过，每篇课文都亲自把关，改动多达七次以上。课文好，编写思想又对头，语法和练习就不难编写了。

　　重视课文的编写，反复修改，使其“精炼，经得起推敲”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编写低年级教材，要将很多基本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又要使其容易接受，课文非动不可。而今天我们编教材，大多从国外拿来“原生态”文章，一字不动编入教材，美其名日“原汁原味”，结果课文、语法、练习无法胶合成一体，学习起来很是费力。当然，要改文章有一个前提，即编者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力和写作功力。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让人对此望而却步的原因。

　　实用性是许国璋教材的第二大特点。这是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是为中国学生度身定制的。当时的英语学习者缺乏老师指导（懂英语的人不像现在满街都是），学习资料十分匮乏（书店里都见不到几本英语书），学习渠道非常单一（没有今天的互联网和随手可得的外国影像，也很难见到允许可与之交流的外国人），一言以蔽之，英语学习无从依恃外力，必须独立来完成。针对这一实际情况，许国璋教授煞费苦心，把教材构筑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内含绘有详细口腔发音图和语音练习的语音教学、一课课逐步完善的语法知识体系、旨在提高口语能力的小对话（dialogue）、学会使用英语词汇的词汇学习（wordstudy）、培养阅读能力的短文。同时，还注意到中国人起步学外语的困难，知识点的推介与和英语技能的训练，都是稳步推进，渐次提升，绝不随意跳跃。总之，英语学习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学习者无须费力去找相关的语音书、语法书、口语书等辅助材料，也不必特意找人辅导。用今天的广告语来表达，就是“一册在手，学习不愁”。正因为如此，当时条件不佳的众多英语学习者，都对这部教材爱不释手，因为它好懂好学，学有所得。当年我问我所执教的英语专业七七级学生，何以进校时英语基本功就打得那么扎实了，回答大抵是“学许国璋的四册《英语》教材起家的”。

　　考虑中国国情是许编教材的一个亮点，因为我们不在纽约，或者伦敦学习英语，而是在北京，或者上海，乃至更小的城市或乡镇。纵然，今天国门大开，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英语基础是在国内打下的。因此编写教材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譬如说，由于缺乏使用外语的环境，往往学了容易遗忘，英语基础教材就要特别注意语言现象的重复率，通过多次重复来掌握语言。又如英语与汉语不属同一语系，差异很大，不容易学，教材要注意循序渐进，难易度不能太大。然而，今天的某些教材却很少考虑中国学生的特点，甚至把国外教材全盘拿来，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语言重复率低、难度跳跃大，结果学生，尤其是幼小的学生，学了就忘，要不就只好死记硬背，苦不堪言。这些现象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许国璋教材的第三大特点是知识性。许国璋教授一贯主张“把文化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语言结合起来学习”，认为“我们今天学英语，得有接受一切英语信息的胸怀，也即是面向世界的气度”。许编教材不是单纯为语言而语言，却很注重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尤其是这些信息对塑造人的品格的作用。编者十分注意介绍英美文化，当年学界比较看重的欧美作家及其笔下的名篇，大都已入书，如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欧·亨利的《警察和圣歌》、勃朗特的《简·爱》、莫泊桑的《项链》、王尔德的《忠实的朋友》、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都德的《最后一课》、高尔基的《母亲》等，这些篇章无疑是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文学和文化教育。课文和阅读材料涉及的面很广，包括历史、地理、教育、科技、人物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内里透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希望学生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知识和高尚品格、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人。当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局限，一九六三年版的某些课文太过政治化，多少露出迎合的痕迹，好在一九七九年重印时，这些篇目都已及时换掉。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为避免被误解成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代西方世态在“重印本”教材中几无反映，成为学生认识西方社会的盲区。此外，按现在的眼光，某些内容严重老化。

　　从整体上看，《许国璋英语》也有其不足之处。教材对语言的交际功能重视不够，没有充分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并努力付诸实施，却偏重语言的知识性和技能性，注意了语言起丰富知识，提高学养的作用，而没有强调首先将它用于交际活动。因此在编写上，语言操练往往着眼于语言技能本身，而不是语言在交际中的运用。以此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语言基本功确实比较扎实，但语言交际能力相对较弱，需要一段时间的实地磨砺，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实际上，这也是时代的局限，因为对语言交际功能的重视，在中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也难怪重知识和技能而轻交际成了当时所有教材的通病。

　　《许国璋英语》和许国璋教授的时代已成历史，曾经“洛阳纸贵”的教材，以及名噪一时的编者，留给今人的只是一个模糊影像了。尤其是许国璋教授其人，现时的不少青年读者也许知道他编过英语教材，曾经“走红”，但正如他所编的那些教材如今已悄然无声，他们根本不了解许国璋为何人了。

　　许国璋一九一五年生于浙江海宁。一九三六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先后执教于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一九四七年赴英国留学，负笈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一九四九年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教职，直至终老。历任该校英语系主任、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去世。

　　许国璋教授尤因教材而名扬天下，但其学术成就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大家，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大学问家。虽然他一生用力最勤，建树最丰的是人们所熟知的英语教学，但他探索的触角却伸展到了语言学、语言哲学、文学、翻译等诸多领域，而且多有独特见解，深为学界所注目。他做学问，同别人不一样，总能见别人所未见，发他人所未发，一个话题，一经他手，总会透出新意，几乎每篇论文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鲜见解。

　　他晚年主攻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发表了一系列甚具功力的文章。其中《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的探索》、《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和《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等文章都是见解独特的文字，成为公认的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他给语言下定义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这段话简洁明白，而又越出了传统的“工具”说，大大丰富了语言的涵义，被语言研究者反复引用。针对“中国没有语言学”的说法，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有语言学，积藏丰富。许慎、刘勰、马建忠实为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在当代，金岳霖在‘知识论’里申述了自己的语言哲学”。他阐释了《说文解字》的前序，抉发出了内中“非常精彩的语言学见解”。他探究了《马氏文通》后，否定了马氏“模仿西洋语法书”一说，肯定了他的“普世语法哲学”。这些，都是对中国语言学建设的重大贡献。

　　关于翻译，许国璋在“学术论著的翻译——以罗素《西方哲学史》论文艺复兴诸段为例”一文中指出，“翻译的目的，在于便利不懂外文之读者，如不懂外文之读者读之不懂，翻译者不能说尽到责任。”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二年发的，却击中了时下为数不少的学术论著翻译的要害：今日的某些学术论著译文，往往句子像原文一样大摆长龙，意思弯弯扭扭，即令反复研读，也不知所云。懂外文的核对了原文，才发现原文比译文意思清楚得多。许国璋强调：“译文力求醒豁，不按词典译义，而按词的文化史涵义翻译。不按单句翻译，而按句段译出，用流水句法，不用三四十字的竹节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提出了翻译学术论著时使用“阐译”法，并现身说法，以自己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片段为例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让人好懂。所谓“阐译”法，即为了使读者明白原著含义，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译文作适当阐释。其学术意义至少有：一，打破了中国当代译坛缺乏自己理论的沉闷局面，不为时行的某种外国理论所囿，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有助于推动翻译实践的更新，改变目前译文“干人一面”的不良文化生态；二，按此法译出的学术论著，将会比现有的同类译作要明白好懂得多，小而言之为读者带来节时省力的福音：大而言之有助于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三，尽管“阐译”法是否完美无缺，尚可讨论，但为学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理论可以突破，学术是应该创新的，我们不能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人后面，唯洋理论是从。

　　许国璋教授的文字很有个性，不守旧，不趋时。他喜欢用和别人不同的词汇，常常在文稿上改了又改，涂了又涂，实在看不清了，便用剪贴，给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印象。文字间透出的大气，殊非常人能及。这里不妨摘引两段：

　　一九九二年真有意思：竟有三件大事集中在西班牙。一是奥运会，二是世界博览会，三是哥伦布西航五百周年纪念会。三事之中，一、二件最足以代表西班牙身处西欧边陲而勇于迎接世界的开放精神和自信精神。奥运会开幕式，上溯希腊诗神的圣洁，追念长矛刺魔的中世纪骑士的骁勇，近及千里把和平信息撒遍人间的神鸽，真可谓寓意深远，构筑恢宏。这是四百年盛极而衰局面的结束，是新地中海精神的赞扬，是自强不息的神火在烧，是那种长裙细步，方阵变幻的布局不能比拟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

　　近来，人们多处听到弃学厌学之声，也听到教书所得不如某某行当的话，偏是我们五六十位教书先生来到会上不说这些，只说文化前途、教育前途之事……真有意思，上下争言利，而学校的知识分子却把他们调查的、思索的、研究的、衡测的、试图解决的，全都放在教育事业上。他们曾经被归入别籍，今天看来倒不失为纯正的人，一批无恒产有恒心的人。（《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1期）

　　许国璋教授不断追求新知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他在垂暮之年仍不断学习新东西，自述“九时睡，四时起，读书到七时，稍进食，写文到十时，亦不甚倦”。还常以自身体验勉励青年，要“有做学问的欲望，有追求知识的志趣。我今年七十五岁了，仍兴致勃勃地看新书，每天都吸收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享受智力增进的快乐”。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让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广州外语学院李筱菊教授受命出英语试题，为制订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作准备。李教授采用了尚未介绍到国内的交际语言测试方法，与传统的测试有很大差别。包括我在内的大纲起草小组成员，看了试卷后一致反对，言辞十分激烈：“这样的卷子我们都做不出，更别说学生了。”李教授一看情况不妙，慌忙上许国璋教授家“讨救兵”。当时我们想，连我们都反对，更何况长我们二十几岁的许教授了。第二天早晨，许教授来了，语重心长地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理解。是不是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就因为不理解，我们就要反对？我看不能这样。要反对，也要等理解了，再决定反对不反对。我们至少应该有点雅量，有能够容得了自己不理解的东西的雅量。先有了这个雅量，才能去接触新东西，去学习新东西，理解新东西。”（李筱菊《对许老的追忆》）他这一番话说得我们哑口无言，觉得自己就像他说的那样，没有理解这种新的测试方式，就贸然表示反对。大家经过仔细揣摩，发现交际语言测试方法大有可取之处，肯定了这份试卷，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事让我们觉得自惭，年纪轻轻居然那么守旧，也打从心底里钦佩这位长者对新事物的敏锐和大度。结果，这一测试方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沿用至今。

　　许国璋教授那一代人，历经无数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和“文革”，不免都会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有意无意地构筑起一道心理防线，说话过度谨慎，行动更为小心，生怕不经意招祸。但这些，在许国璋教授身上，丝毫没有。他坦诚，真率，说话直得可爱，甚至让人觉得他童心未泯。与他交谈，你也立刻变得透明起来，话也多了，什么都想同他说，觉得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自己的内心忽然纯朴明净了许多，人格也无形中得到了提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那打招呼的方式非常独特。当时身着中山装的这位长者，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许国璋。”我听了，那感觉实实在在地“如雷贯耳”。顿时便紧张起来。但后来看他那么和气，那么坦率，全没有学界巨擘的架子，心里便踏实了许多。那一次刚好仅我们两人，前后竟聊了一个多小时。说话的内容，已经淡忘，但心中的温暖，至今犹存。

　　他为人如此朴实自然，待人如此诚恳，与他接近，你不能不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有一次，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出席澳大利亚研究国际讨论会，上午散场时走出门口，恰逢许国璋教授路过，见到我他很是高兴，随口就说：“跟我到邮局走一趟，我要寄几封信。”我非常乐意，因为很喜欢听他聊天。他也很随便，实话实说：“去年，去华东师大讲学，你不在（我在澳大利亚做短期研究）。你们的专家楼，真潮湿，住了几天关节炎就发了，到现在都没好。”他也很关心我的研究，问得很仔细。后来还来信勉励我：“足下才学，尚以在澳洲文学史上发挥方为得所。”他赤裸裸的真诚，让我感动。我去他家探访，刚坐定，他就从冰箱里取出两根雪糕（有时是两根香蕉），一人一根，边吃边谈。话头才接上，许太太出现了，把一个调好的闹钟往桌上一放，便去隔壁警戒了。目的很清楚，为了许教授的健康，限制谈话时间。如不自觉，闹铃一响，她会闻声而至。谁知，许国璋教授待夫人一走，便把控制键揿掉，一面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笑容。谈话虽大多关于做学问，但常常也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有一次，他笑着问我：“你猜猜看，我写一篇文章，稿酬是多少？”我实在猜不出，他不无自豪地说：“一千元。”我一时咋舌，因为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多元。这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他天真的笑容，就像他谈起自己某篇文章深得老师钱锺书和前辈季羡林赞扬时，所露出的笑容一样。那不全是酬高的得意，而更是体现自身价值的自豪。至于钱，他向来是看得很淡的。苏州大学请他作讲座，他谢绝讲课费，说是各校办学都有困难，招待已经够好，不能再收酬了。他还多次去函海外，要拿出当时非常金贵的外汇，无偿帮助在那里进修的学生与小辈，写明在境外何处取款，数额多少，一应细节明白无误，显然不是“作秀”，而是真心实意地“解困”。他对待学生，视同己出，拖着老迈的躯体为他们到处奔走，大至学术，小到衣、食、住房，都关心到家。师生关系，非同一般，以致在他的追悼会上，不少学生对着灵柩痛哭失声，有的甚至长跪不起。这样的情景谁见了都会落泪。

　　他待人的真诚，体会到的何止是他的学生和我们小辈！年长如季羡林先生者，也深有感触。在《悼许国璋先生》的文章中，季先生写道：“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朴实，诚恳，谦逊。但也并不故作谦逊状，说话实事求是，决不忸怩作态。因此，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毕生难忘的印象。”文章还提到了一个尤其令他感动的细节：“他（许国璋）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我家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当时还算是珍奇的荷兰豆，嚼在我嘴里是什么滋味，这里面蕴涵着醇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于万一。”那种只可意会，却难以言说的真诚，使许、季两老“一见倾心，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两人间的友情如此之深厚，以致“许国璋教授）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有人劝我（季羡林先生）不要去。我心里想的却是，即使我不能走，我爬也要爬到八宝山。这最后的一面我无论如何也要见的。当我看到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我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老人撕心裂肺的倾诉，映出了许国璋教授的人格力量。

　　如今，许国璋教材和许国璋教授都已远去。那样的轰动已经不再，那种透明的真诚也成追忆。许国璋教材属于其时代，那些特殊的年代：许国璋教授属于其个人，那个独特的许国璋。两者我们都可以学习，但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力，却是难以再现的。

　　2010年5月25日完稿于紫藤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