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3章 周扬与丁玲（上）

　　徐庆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有人到木樨地丁玲的住处看望丁玲。见到丁玲后，发现她这天特别高兴，来人自然感到诧异。丁玲开始笑而不答，后来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来人还是不解，她才神秘地说：“等着看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吧！”来人困惑不解而去。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答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当然，这篇文章名义上是答记者问，实际上是周扬对他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文章的自我批评。那时，正是中共党内对周扬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论”猛烈批评之际，也是周扬在文艺界大权旁落之时，同时也是丁玲再一次为自己的历史问题结论向中央申诉，中央正在审理之际。

　　而就在十一月六日这一天，丁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讲话中，丁玲藉“清除精神污染”的东风，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她认为，这些支流“千万不能忽视”。为此，她警告说：“如果我们对这些支流不警惕，不及时防止，不打扫清除，任其泛滥，就会造成灾难，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痛苦。”为此，丁玲郑重地向文艺界发出了“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

　　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恩恩怨怨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爱屋及乌，丁玲接受了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丁玲与周扬，本不该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作家李辉在谈到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时写道：“他们有那么多可以成为朋友的因素。同是湖南人，且家乡常德与益阳相邻：从事同样的文化创造，同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人物：拥有共同的理想，同属于一个政党；一度同为所崇拜的领袖赏识……”

　　然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亲密合作过。

　　他们的分歧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丁玲在一九三三年被捕前，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被捕后，接任这一职务的恰恰是周扬。在“左联”的这一段时间，就现有的材料，我还没有发现周扬与丁玲在工作上有什么龃龉。尽管如此，据学者研究，此时周扬与丁玲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那么融洽了。

　　这里不能不提到冯雪峰。

　　冯雪峰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一九三二年，他将在上海寻求革命的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但其后两人除了短时间的友好相处外，大部分时间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一九三三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后，周扬继而成为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导人。一九三六年五月，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返回上海，在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因以前与周扬的对立关系，他没有找周扬，这引起了周扬等人的极大不满：其后因为“左联”的解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的不同看法，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而相比之下，冯雪峰和丁玲则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一九二七年，丁玲和同在北京的冯雪峰就相识了。尽管那时丁玲已与另一位后来牺牲的左翼作家胡也频是夫妻关系，但她仍然对冯雪峰产生了超乎朋友关系的感情。在后来的岁月中，丁玲对这一感情从来没有否认过。她坦率地承认，冯雪峰是她“第一次爱过”的“男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丁玲认为，她与胡也频的爱是浪漫且带有孩子一般的游戏，而对冯雪峰的爱则是刻骨铭心的。之所以没有离开胡也频，是因为在丁玲看来，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如果冯雪峰有这样的勇气，他和丁玲的结合也就必然了。胡也频牺牲以后，同在上海的丁玲和冯雪峰保持了很好的情感关系，上海甚至有一种传说，认为丁玲的被捕与这种关系有关。不过，没有结合也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信任和感情的沟通，彼此的那份深深的牵挂甚至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由于与丁玲有这样的关系，冯雪峰对周扬的看法，客观上也影响了丁玲对周扬的看法。

　　一九四二年四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萧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丁玲研究专家袁良骏据此分析说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周扬的这些坏印象，当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于三十年代，植根于周扬在领导“左联”时的所作所为，植根于“两个口号”论争。丁玲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口号”论争等事她并未亲炙。然而，她一九三六年逃离南京后，曾在上海稍事逗留。营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转赴延安的，正是冯雪峰。可以肯定，关于“左联”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除了为学者所说的这一原因外，周扬和丁玲在“在延安的历史碰撞”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丁玲与周扬在延安“历史碰撞”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登上文坛并给读者带来深深震撼的丁玲，尽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与当时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但是，丁玲并未想到要加入中共组织。“直到‘一·二八’之后，我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丁玲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觉得，光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只有参加党，才能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党的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和敌人斗争。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

　　在此之前，丁玲大致还是以一个作家的面目出现的。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丁玲担任了很短时间的“左联”党团书记，随即被自己的丈夫冯达出卖被国民党逮捕。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陕北。

　　比丁玲小四岁的周扬，一九二五年秋季考入上海南方大学，一九二六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非常醉心于尼采主义。周扬自述说：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对共产党的向往。周扬自述说：

　　“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

　　那一年是一九二七年，正是中共党史书籍中所描述的给这个春天留下血腥记忆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四一二大屠杀”的恐怖时期。这一年，周扬十九岁。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举动，周扬对中共组织的狂热，不需着墨渲染已跃然纸上了。

　　此后，周扬到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亦即无产阶级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回到上海后，一九三一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领导下的“剧联”，随后又转入“左联”，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担任了“左联”《文学月报》的主编。而在丁玲被捕后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周扬则担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从时间上来推算，这一段时间，周扬与丁玲应该有所接触。但是，不管在丁玲留下的完整的回忆录中，还是周扬所留下的零零散散的回忆中，似乎看不到一丁点双方交往接触的记载。这或许说明，写小说的丁玲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周扬本身就没有沟通。

　　晚年的周扬，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往事时说，自己那时是个“职业的革命家”。这表明，不管周扬当时加入党组织，还是进入“左联”，首先想到的是，为革命工作而不是去展露自己的某一方面才华。周扬的这一行为，颇符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常常是一手执笔、一手杖剑的文化巨人的描述：“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周扬恐怕也是在此目的下登上文坛的。同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一样，那时周扬登上文坛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是想成为作家、理论家，而是抱着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的目的而选择的这一条道路。为人类最终的自由而战恐怕是他们所有人的初衷，在周扬最初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的自由的呼声。

　　尽管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我们也同样能听到对自由的呐喊，但是，从两人对党组织的认识这一点来看，如果套用恩格斯的“执笔”与“仗剑”的说法来描述，周扬则是先“仗剑”而后“执笔”；而丁玲呢，则是先“执笔”而后“仗剑”。尽管都是为革命，但是其侧重点是不相同的。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周扬是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进入中共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的，他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丁玲在革命队伍当中则首先是一个作家，作家所拥有的创作的欲望，使她所能想到的首先是用自己的作品来为革命服务而不是放弃这种欲望来做职业的革命工作者。用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话来讲是：“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而周扬恰恰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这一点，从他们各自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来看，是十分清晰的。而且，也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有着深深的影响，并进而会发生“历史的碰撞”。

　　丁玲是在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著名作家。一九三六年，丁玲初到保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她的到来，给予了极高的礼遇。毛泽东不但在“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而且在给丁玲的诗中称赞她是“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样的礼遇也超过后来任何一位来到延安的文艺界人士，包括周扬。

　　从丁玲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丁玲与毛泽东私交甚好，在毛面前可以无拘无束放谈阔论，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可以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当时毛泽东亲自过问丁玲工作的安排，她想要到军队，毛就亲自写委任状让她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但是，丁玲在这个职位上大约只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辞去了任职。“七七”事变，中央组织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丁玲被委任为团长，率团到山西战区。其后，丁玲在党校学习了一年的时间，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后，丁玲担任副主任；稍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时，丁玲则担任这个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

　　在这一职位上，丁玲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在编第三期《文艺月报》时，丁玲即向张闻天表示要退出编委。她的理由：一是“工作中的困难”，二是“渴望写作的心愿”使然。这样，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或三月初，丁玲离开了文协。四月底，根据中宣部的安排，丁玲担任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到一九四二年三月离职，丁玲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其后，丁玲除了有“文协”或“文抗”副主任的职位之外，基本上是以作家的面目出现，写下了一系列杂文和小说。

　　周扬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作为党在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扬曾与鲁迅等人产生过矛盾。关于这一点，尽管陕北与上海干山阻隔，但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了解的。周扬到延安的初期，不但没有丁玲那样风光，而且他还要就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向毛泽东作出解释和自我批评。他首先在中宣部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许连职务都没有。但是，时间不长，随着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交往与接触的加深，他所拥有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也被党中央所看重，并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的职务。稍后又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周扬的年龄而言（不到30岁），以其初次来到中央工作的资历而言，说这项任命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周扬并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不但亲自作为发起者之一，而且为这所学校题写了校训、校名，写了题词，并多次来到这里演讲。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

　　以作家面目出现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面目出现的周扬，对延安的视角迥然不同。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文章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在发出这一号召的前后，丁玲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杂文：《真》（1940年4月）、《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1941年2月）、《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干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写出了这样多的杂文，这说明她的确是有意为之的。

　　以当时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号召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延安一些文艺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文。丁玲主张为了真理而敢于说话。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强调创作上的独立精神，号召作家“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罗烽也认为在“光明的边区”，同样有“黑暗”、“脓疮”、“黑白莫辨的云雾”，原因是“几千年传统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是“一时不容清除的”，这就需要杂文去加以批判。王实味以更激烈的态度表明看法：“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与丁玲不同的是，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他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这与毛泽东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倚重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在“歌颂”的主旨下，尽管周扬并不掩饰延安的“缺陷”，因为“太阳中也有黑点”，“写出它的各方面来”。是作家的“创作自由”，但他认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充满光明。作家们应当给它唱“赞歌”。这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领导下的鲁艺。

　　毛泽东在为文艺座谈会的发言作准备而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时，对应邀前来的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还没有受够。毛泽东还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暴露黑暗”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就成为毛泽东后来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倡导杂文“暴露黑暗”的丁玲来说，在延安整风中遭受一系列的批评，历史问题也使她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但是，或许由于她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或许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也使她相对比较轻松地过了关。整风过后，丁玲仍然以作家的身份写作。只不过写出来的不再是灰暗低调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和《在医院中》之类的小说，而是受到毛泽东表扬的《田保霖》等作品。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一九四八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一九四六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七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斯大林奖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期间，丁玲与周扬有很多接触，但她对周扬是很不以为然的：

　　胡考和雪苇都问到周部长，问是否作风改变，我无法答复，只是说些他的长处。每当这种时候，都使我为难，我得违心说话。

　　在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丁玲记叙了与周恩来副主席彻夜长谈的情况。关于文艺界及周扬，她“反映了一小部分意见上去”，其中有对周扬的种种不满，其意当然是不希望周扬仍挂帅文艺界。但是，周恩来却不为所动，认为“要全面地看人”，因而仍同意“文委由周扬暂兼”。周恩来的意见显然让她失望：“他们都不愿多管文艺范畴的问题，都希望由一个人去做算了。我们何时能大声疾呼，‘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

　　“搬石头”一词，在当年土改当中比较流行，意指那些为土改工作设置障碍的人，只有打掉这些人，土改才能进行。丁玲在这里将周扬视为文艺界的需要搬掉的“石头”，其私下里对周扬的成见显然已不可调和。

　　尽管私下里如此，但在表面上丁玲对周扬依然保持了一种热情。周扬一家在由延安赴张家口的途中，因马车翻车，周扬所疼爱的小儿子苏苏不幸遇难。这一不幸事件，使周扬万分悲痛。丁玲为了缓解周扬的悲痛情绪，还把周扬的女儿周密接到自己家中住，或者让自己的女儿蒋祖慧住到周家，以为周家增添点欢乐气氛。

　　从周扬这一方来说，由于他没有留下可资研究的日记或书信之类的材料，他对丁玲的看法也就无法描述。但是，从丁玲留下的日记或书信可以看出，当时周扬对丁玲对自己的成见似乎毫无觉察，或者说即使有所觉察也不以为然，仍是从革命工作出发来予以团结，多次要求丁玲出来工作。

　　早在一九四六年，周扬到北平开展工作时，鉴于北平革命文艺工作的需要，他致电晋察冀中央局，要求让丁玲到北平主编报纸副刊。但是，丁玲则以“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的志愿和理由”，拒绝了这次邀请。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四日，周扬特意与丁玲谈话，很诚恳地希望丁玲留下来搞文委工作。此时，丁玲正在为到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为此，周扬不仅给邓颖超而且给陆定一打电话，提议丁玲不出国。丁玲的确有些“动摇”了。

　　十六日，丁玲为此征求胡乔木的意见，胡则明确表示反对的意见：“他表示我不必去做文委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文委可另找人。定一也说不一定要去做文委工作。此地空气都是赞成我出国的。”由此，丁玲谢绝了周扬“心甚诚”的挽留，依然坚持出国。

　　这一时期，周扬和丁玲发生意见分歧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问题。

　　丁玲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完稿的。当年曾任这所大学文学系主任的陈企霞，在回忆丁玲的文章中，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和出版受阻事：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呵！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

　　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了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扬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这部书。对华北的读者来说，读这部书就更有亲切感了。

　　陈企霞所讲的“作品刺痛了某些人”导致“在华北未能出版”，其实就是指的周扬对这本书的意见。

　　周扬对这部书的意见是什么，从周扬这方面得不到答案，倒是丁玲在讲话和日记中有所透露：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虽然这话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土改。

　　当时，丁玲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五十四章送呈周扬审阅，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在河北省阜平抬头湾村附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丁玲听到的“批评”就是彭真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文学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据此，丁玲或陈明都认为，是周扬已及时通读或委托别人通读了完稿的五十四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将他的意见向彭真讲过。

　　而在丁玲的日记中，则具体地记录了周扬对这部书的看法：周扬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的“原则问题”就是彭真所讲的“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而周扬在当时的华北，主管宣传工作，他对作品的这两条意见，丁玲的书在华北出版就成了问题了。

　　到了一九四八年六月底，丁玲要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启程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丁玲向胡乔木道别时，胡乔木对丁玲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有了出版希望，胡乔木组织萧三与艾思奇突击审稿。稍后，胡乔木召来萧三和艾思奇借陪毛泽东散步的机会，在树林子里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意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出版，并将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还赞扬了丁玲。

　　七月十七日，已抵达大连的丁玲得知了胡乔木对这部书的意见。八月十三日，丁玲立即与光华书店主事人邵公文见面，正式商谈在该书店印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关事宜。邵公文与丁玲同在延安生活过，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加上又是有胡乔木等人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定意见，邵公文二话不讲，抓紧安排，几乎是火速排印，实现了胡乔木的愿望，让丁玲带着她的新著长篇创作出国了。

　　在东北出版后，丁玲仍然希望华北也能出版。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她在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中，特意谈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的问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知华北新华书店印行否？周扬同志对这本书的批评，我还是愿意你当面对我说，如今既已离得较远了，写封信给我也很好嘛！乔木同志向来对我不客气，肯直说，我也很欢迎你给我些意见，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会丧失信心的，也不会改行的（东北改行的已不少，现在有改行思想的也不少。这里面是有许多问题的。谁愿意老干这个行当，别行也不是就不能做。很多人都有这种牢骚）。

　　一些人在探讨丁玲与周扬结怨的原因时，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被认为是二人结怨的开始。在我看来，即使在现在，对一部书稿的看法也是因人而异，多方面的意见都有，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们这样说，倒是颇为符合丁玲在给胡乔木和周扬信中的看法：“一本书是会包涵许多缺点的，有什么不能听的呢？听了批评也不一定会丧失信心的。”

　　可是，为什么关于这部书的出版，又成为周扬和丁玲之间结怨的一个重要因素呢？想来原因有两条，一个是丁玲私下对这件事的看法，尤其是日记上记录的对周扬的意见。因为日记是真心的流露，而给胡乔木和周扬的信则是台面上的事情，所以，从丁玲日记上看，周扬的做法是大大地触怒了她。二是后来周扬与丁玲矛盾的加深，使这一件事又被过分地渲染了。

　　从私下里，丁玲始终不能原谅周扬对这部作品的淡漠，时不时地要就此发发牢骚。一九五一年，丁玲从苏联获得斯大林奖后，在与人的闲谈中，把她对周扬的意见有意无意地表露过：

　　柯仲平同我闲谈，他从苏联回来时，说起好像大家对我还不错（其中有指到周扬的意思），我即笑说：“我还不是靠了苏联。”因为我的思想中是含有这样的意见，觉得周扬本是不喜欢《桑干河上》的，不同意《桑干河上》出版的。周扬在一九四九年草拟的文艺评奖的目录时，许多书都是一等，而《桑干河上》是二等（后来取消了评奖）。我话中还有对柯仲平的意见，因为他编辑《人民文艺丛书》时，听说周扬同志不同意，就没有看《桑干河上》的稿子。

　　丁玲这样的牢骚，显然很不明智。因为且不管周扬是以什么心态来看待这本书，文艺作品的不同看法是允许存在的，丁玲老是这样提，未免显得自己太过小气。在一九五五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酿成的时候，丁玲的一条所谓的罪状是“一本书主义”。丁玲因获得斯大林奖后对周扬的牢骚，也就成为人们给她罗列“一本书主义”的材料。

　　在中国作协党组召开的批判丁、陈大会上，田间在发言中就上纲上线地谈到了这一点：

　　她（指丁玲——引者）几次和我说过，因为《桑干河上》的出版，她对周扬同志不满，好像这种不满是正当的，不是对党，而是对个人。可是她也和我说过彭真同志对《桑干河上》批评过几句，她也对彭真同志不满，见到彭真同志都不愿打个招呼。可见她不只是对个人、同时是对党不满。他所谓对个人不满，这是一种幌子，同时，她的矛头总是先对准几个同志，例如对准周扬同志。

　　因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不同看法，丁玲对周扬的不满表面化了，周扬显然不会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他们共同来到了北京，又同时成为文艺界的领导，历史上所留下来的种种，在慢慢的淤积中也趋于激烈化了。

　　（下卷续完）

　　在批判丁、陈的作协大会上，当年与冯、丁同在上海的夏衍在发言中说：“今天还有好几位同志可以证明，丁玲同志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普遍的传说，这就是说，冯达被捕之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以后结果看，冯达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