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九卷）

第2章 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

　　朱鸿召

　　江青一九三七年八月奔赴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随中共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在延安十年间，她经历着堪称甜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幸福的革命家庭生活。相夫教女，淡泊宁静，此前的风言蜚语逐渐消退，此后的风生水起、恶谥骂名尚未登场，她享受着人生春夏之际的芬芳岁月。情投意合的恋爱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期间，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讨论决定抗日军事策略等问题，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报告，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肖劲光参加会议。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最后一天，肖劲光夫人朱仲芷搭乘一辆红军运粮卡车从西安途经洛川，稍事停息。随车同行的还有从上海奔赴延安的青年演员蓝苹，即尚未改名的江青。

　　据江青后来对美国学者维特克介绍，“我到洛川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正在开会。我很震惊，深恐在他们面前晕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问候我（通常对文化名人都是这样大张旗鼓地欢迎？），我心里给自己打气，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失去自我控制，而且一定要挺直腰板。然后，我和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尽管江青的叙述中夹杂着故作矫情、政治夸张的水分，但是，中共中央初到陕北，迫切需要革命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曾先后给予埃德加·斯诺、丁玲、史沫特莱等知名文化人士热烈欢迎。蓝苹属于比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较著名的明星人物，受到如此欢迎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据当时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傍晚，他到院子外散步时遇见肖劲光、朱仲芷夫妇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谈。肖劲光和叶子龙都是湖南老乡，早在江西苏区就很熟悉。肖劲光为叶子龙介绍说：“她叫李云鹤，艺名蓝苹，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可是个电影明星哩，今天到的，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蓝苹很大方很主动地与叶子龙握手问候。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地坐在车厢里，搭便车同行。朴素大方的装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灵动的眼神，蓝苹给予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美好的。而毛泽东颀长的身材，儒雅的风度，幽默的谈吐，对于向往革命改变人生的蓝苹来说，也是具有心灵震撼力的。

　　大约在此路途颠簸中，蓝苹为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江青，希望此后人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于此前是是非非，“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城里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姓名时不再是“蓝苹”，而是“江青”。随后，按照组织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写个人自传材料，她也署名“江青”。

　　江青住进西北旅社（又称“第三招待所”），一时间比较清闲，人也很活跃。朱仲芷、朱仲丽姐妹之父朱剑凡是湖南长沙人，曾经资助进步青年创办文化书社，与毛泽东有深厚交谊。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让女儿捎给毛泽东。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给毛泽东送腊肉，蓝苹要求一起去。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这次拜访很短暂，也很匆忙，在江青与毛泽东的情感进程中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几天同行交往，江青给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二十五岁，好精干的人。”朱仲芷对江青的这个印象评价，应该是正面意义的。

　　江青离开上海经过济南、西安来到延安，没有携带党组织关系证明材料，只有一本影集。她要求恢复党籍，必须接受党组织审查取证，这样在西北旅社借住两个多月。党组织为了考验她，曾安排她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巡视团，对延安县各学校教育情况考察调研。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很差，走村串乡，工作艰苦，江青能够吃苦耐劳，深入细致，受到主持工作的副厅长陈正人的表扬。“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她对陕北农村的贫苦生活有了初步认识，没有抱怨和退怯。根据江青本人提供的自传材料线索，党组织先后派人向李丽莲、徐明清等人了解情况，她们都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事实，不能证明其入党情况。江青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入党，其时与徐明清尚不认识。后来，党组织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时任中共冀中区委书记的黄敬调查取证，得到肯定的回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江青党员身份得到确认后，获准进入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当时党校征用桥儿沟天主教堂为校址，共有学员四五百人，分为十五个班级，其中第十二、十三班属于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在此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江青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参加半个月的野营军事训练，整理农村教育调查报告，积极参加党校俱乐部文娱活动，是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但在学习讨论会上，很少发言，偶尔开口，态度诚恳谦虚：“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康生、陈云乘坐苏联运输机，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延安。一九三八年三月，与江青有同乡之谊的康生接替罗迈（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他们都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中央党校学习没有严格的毕业时间，主要根据工作需要，随时都有被调动参加工作的可能。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鲁迅艺术学院经过几个月筹备后正式成立，急需教学管理人员。江青不希望继续从事演艺生涯，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到那里去工作。她的行政职务是鲁艺戏剧系导演兼女生生活指导员，学校教务会议和训育会议参加人员。当时延安文艺演出活动非常频繁，鲁艺戏剧系承担着主要任务，演员紧缺时，老师学生一起上，演员剧务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跃在延安文艺舞台上。

　　一九三八年七月，建党纪念日和抗战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三个现代戏：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据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员张颖回忆，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称得上是现代革命京剧的滥觞。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亲萧恩。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并表示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七月七日，延安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大会，上午各界群众冒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毛泽东作报告，下午在延安老城府衙门旧址进行文艺演出，压轴戏为《松花江》。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了毛泽东一起来看戏。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嗣后，毛泽东还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编京剧《松花江》这出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主要是其成功地将抗战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参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叹，“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这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正暗合了毛泽东随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爱戏及人，爱江山也爱美人，当革命理想与浪漫爱情可以互为因果，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毛泽东更加关注江青其人。

　　“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钓鱼台宾馆看电影时，颇为得意地对其秘书如是说。

　　江青与毛泽东恋爱的具体经过，也许会成为永远的个人隐私与历史秘密。三十多年后，当采访者面对面地询问他们恋爱的具体情景时，江青总是转移话题，但在她那张习惯于公众场合做样的脸上，显然闪现出浪漫思绪的光彩。这应该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并且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回避态度。“她努力保守个人隐私，因为无论是传统观念还是革命纪律都不允许她公开这场爱情与婚姻的具体细节。”作为女性，为了表示自己的矜持和尊严，江青愿意透露的是毛泽东主动找到她。据她向维特克介绍，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做报告的入场券。她感觉震惊又敬畏，始而谢绝，继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这张票子，并且届时去聆听他的演讲。无论这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是首先认可作为一个女演员的江青，然后寻求可以合拍的共同革命的思想基础。

　　此间，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回忆，从洛川到延安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五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这个《打渔杀家》，就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鲁艺演出的新编京剧《松花江》，部分回忆文章中又称《松花江上》。“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一九三八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实际上就是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惊天动地的婚姻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从现代社会独立人格的角度，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媒妁之言，反对婚姻上的迷信观点和物质经济条件，积极倡言“恋爱中心主义”，认为“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这种恋爱是神圣的，不受任何制约、威迫、利诱，以及任何人包办、代办。只有这种恋爱结合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他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妇之间便应该充满了恋爱。”这是一种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激情的恋爱婚姻观念，是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具体表现。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女双方，出于神圣的爱情走到一起，无须其他任何附着的结婚仪式。“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姻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综观毛泽东的几次婚姻，除了少年时期父母包办的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之外，他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恋爱婚姻主张。他与杨开慧的结合是这样，与贺子珍的结合是这样，与江青的结合也是这样。

　　在江青进入延安之前，一九三七年七月，因为“吴光伟事件”，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贺子珍负气出走，吴光伟被礼送出境，毛泽东的婚姻生活出现一个空档期。八月底，从洛川回到延安，毛泽东对江青有较好的印象，尚未发生爱恋之情。江青在进入中央党校前后，一度交往密切的是有“红军才子”之称的朱光。党校结业分配到鲁艺初期，江青钟情的是鲁艺训导处主任徐以新。同年十月，延安又发生“刘茜事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红军干部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恋爱不成，恼羞成怒，枪杀对方。陕甘宁边区政府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震惊延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亲自到会，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阐释革命队伍里处理恋爱婚姻关系的准则是，“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随即，毛泽东为抗大学员做关于“革命与恋爱问题”的专题报告，阐述革命队伍里恋爱问题必须遵循三项原则：政治一致，双方自愿，不妨碍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这在“恋爱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上，增加了革命与爱情并行不悖，情投意合的新内容。

　　文艺演出为江青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展示自己颀长的身材、娇美的容貌、绰约的风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注，始于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毛泽东对江青的恋情，始于京剧新编艺术中萌动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出身卑微，禀赋甚高，性格刚强，敢想敢干，从诸城、天津、济南、北平、上海一路走来，江青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形成与毛泽东殊途同归的现代观念。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这是江青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报》记者采访时的直言真语。

　　“做一个真正的人！”在成功扮演易卜生戏剧《娜拉》女主角娜拉过程中，更加明确了她自己特立独行的现代女性精神人格。“娜拉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人玩弄着的妇女变成娜拉。”但是，娜拉离开玩偶家庭来到现代社会，哪一种职业可以保证她逃出被玩弄的圈子？她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她倾向接受无产阶级革命观点，参加左翼革命文化活动，希望“我们的演剧应在我们这个苦难而伟大的时代中充分发挥出它的社会效能”，唤醒民众，挽救危亡。“因为只有在整个民族自由解放的时候，我们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文艺演出之余，她勤奋写作，公开发表大量散文、随笔和小说，针砭时弊，关心民瘼，立意高迥，笔锋犀利，才情四射。

　　江青作为一个电影演员，可能是三流的。江青作为一个现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艺术；有思想，别具识见；有追求，抱负远大。她缺的是生活，从平凡生活中体验出甘甜美好的心境情愫。好在，恋爱同居只要有前者就足够了，婚姻持久幸福才需要后者。

　　七月文艺演出，八月工作调动，生活同居，一九三八年的延安夏天，暴雨，烈日，山洪，泥石流，都属于毛泽东与江青这对特立独行的革命恋人。

　　当时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结婚程序，当事人双方提出申请，领导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特别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后与裴明伦结婚、与俞启威同居、与唐纳结婚、与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闹得满城风雨、绯闻缠身的红尘往事的领导同志，如当时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汉宸等人，当时在新四军的项英、扬帆等人，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事实，力谏劝阻这场婚姻。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泽东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

　　曾经在长征路上与贺子珍结伴为战友，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谢飞后来回忆：“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直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公开写信，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留在江青记忆中的是，毛泽东对这些反对意见坚决不予接受，态度果断刚毅，没有商量余地。他接到项英发来的反对意见电报，立即回复一份军用电报：“我学孙中山。”江青对这个电文的解释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三十岁”，而她当时二十四岁，毛泽东四十五岁。其实，年龄不是什么问题，贺子珍比江青只大五岁。

　　另据杨尚昆晚年回忆：“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陈云当时也反对这桩婚事，他曾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话，说毛主席有老婆，并未离婚，提请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马打电话给陈云，质问道：“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冲天一怒为红颜。“如果大家不同意，宁愿回家种田去。”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无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实。至于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讨论并作出决议，同意他们的结合，但“约法三章”，迄今没有正式档案文献证实。其内容是：“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中央提出类似的请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也许是有关部门找江青谈话时，提出的几点原则性意见，后来被传说为“约法三章”。但是，为了保密制度和军事安全考虑，组织部门再次对江青的个人历史进行政治审查，结论是可靠的。

　　本来他们没有想到要举行任何结婚仪式，为了表示对反对意见的抗拒，毛泽东欣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上酒宴，连续两天，分批宴请宾朋，以示喜庆。

　　第二次请客，时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遇上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古城一片狼藉，延安惊天动地。相夫教女的日子对外部压力的抵抗程度，强化了婚姻蜜月的幸福感受，也延伸了婚姻蜜月的时间长度。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在延安度过了一段安宁、幸福的婚姻生活，也是她一生中最滋润、温馨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一月毛泽东随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住在延安古城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院。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之前，周六晚上过来，周一早上回去。据警卫员蒋泽民回忆：“江青回来后，对毛泽东比较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靠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轻轻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我们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火红的晚霞中，苍茫的暮色下，毛泽东和江青并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着他们缓缓而行的背影，我从心里祝福他们幸福。”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后，就全面进入毛泽东日常生活。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飞机开始连续轰炸延安古城，当晚，毛泽东和江青搬迁到城外西北郊约三公里的杨家岭。这里原来是个小山村，中央机关从城里陆续搬迁过来，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依山势次第排列，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相邻。毛泽东的住处坐北朝南，三孔窑洞围合成一个小院落。当中一间是起居接待室，两边分别是毛泽东、江青的卧室。毛泽东的卧室兼作书房、工作室，遇到重要写作任务就会通宵达旦地工作，平时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是日夜颠倒，中午早起，下午处理公务，傍晚散步，夜里读书写作至天明时分入睡。江青名义上继续在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实际上就是照顾毛泽东生活起居，作息时间也就依据毛泽东而定。

　　陕北窑洞，冬暖夏凉。战争环境，生活简朴。江青几乎完全放弃社会活动，扮演家庭主妇，陪伴毛泽东左右，静水流深，享受着平凡而温馨的日常人伦。伙食由机关食堂料理，但江青会亲自到食堂里与厨师商量，如何把菜做得更有辣味，在晚间能为毛泽东端上一份夜宵。经年都没拆洗的衣被，江青带领勤务员拿到延河里去清洗，晒干后多了一份阳光的暖意和芬芳。破损的衣袖领口，江青用细密的针脚缝补起来。从来都不修边幅的毛泽东，慢慢地因为江青而有所改变。冬季来临之前，江青赶着编织一套厚厚的毛线衣裤，温暖着毛泽东饱经风霜的身体。忙完家务琐碎，江青静静地坐在毛泽东宽大的书桌边，处理来往文件函电，偶尔帮助誊抄文稿。送上一杯热茶，递上一根香烟，播放一段乐曲，夜深入静，红袖添香，温暖的窑洞里洋溢着甜蜜的亲情与爱意。

　　江青对于毛泽东的客人们，落落大方，热情招待，很少言语，口还没开脸先笑。这给很多到访者留下颇为美好的印象。毛泽东非常满意新婚燕尔、夫唱妻和的革命新生活，更在意老战友们对自己婚姻选择的理解和接受。

　　一九三八年底，贺龙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走进窑洞时，正遇上江青从里面走出来。江青面带微笑，点头示意。贺龙不认识江青，故意没跟她打招呼。不过，他早已听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喜事，心中猜想应该就是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龙见到毛泽东，故作惊奇地问道：“刚才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

　　毛泽东知道老战友明知故问，应道：“你这个问题问得狠毒呀！”

　　贺龙哈哈大笑道：“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怎么，想喝酒啦？好啊，我请客！”

　　这样，因为贺龙的吆喝，毛泽东又补请了一次客。席间，毛泽东让江青以夫人身份参加，招呼老伙计们吃菜，喝酒，抽烟。

　　一九三九年三月底，刘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次日就去拜访毛泽东。“我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江青接待十分殷勤。”她知道刘英是经过长征的老大姐，与毛泽东同是湖南老乡，当初是和贺子珍一起到苏联的，肯定要和毛泽东说一些自己不便旁听的话，安排好茶水后就悄悄地回避了。刘英向毛泽东介绍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怜惜态度。“她十八岁在永新城偶遇毛，两人一见倾心，她就离开父母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她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现在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谈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刘英顺势对毛泽东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听刘英这样说，毛泽东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声说道：“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同年九月二十三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延安，逗留了大约十天时间。除了正式访问，斯诺还获准随时进入杨家岭毛泽东窑洞去聊天。“有时顺便去走访他（毛泽东，引者注），同他一起喝茶或打扑克。他也学会了打桥牌；我与他和他的妻子（江青，引者注）一直打到凌晨一点。连续几个晚上我们轮换地打桥牌和扑克。”此前，斯诺到保安采访过毛泽东，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现在是老朋友见面，更加亲切随和。在斯诺看来，毛泽东比保安时期“健康状况有好转，体重增加了”。这是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生活安宁幸福的写照。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曾志从白区地下工作前线辗转来到延安，专程拜访毛泽东。老战友见面分外亲切，毛泽东招待晚饭，江青参加。多年后，曾志回忆：“她高高的个子，穿着臃肿的灰棉服，样子不显年轻，却在胸前吊着两根姑娘式的长辫子，只是她的一双眼睛还算明媚动人。不知为什么，她整个人显得软绵绵，懒洋洋的，不大多说话，对我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不热情，也就是客客气气的吧！”三人共进晚餐，席间，“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爱是双向的，相互感应的。处于妊娠期生理反应比较明显的江青，仍然对于毛泽东的客人保持客气，不失礼数，是识大体的，是需要有耐性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平常的日子里，江青除了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起居，还帮助警卫战士识字学文化。遇上毛泽东清闲的时候，三五客人聚在窑洞里玩扑克、打麻将，江青也会奉陪娱乐。偶尔参加周末交际舞会，江青的舞姿是优雅的，活跃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彼得·弗拉基米罗夫作为苏联塔斯社记者兼共产国际驻延安观察员生活在延安。尽管对延安颇多微词和偏见，但他在日记里仍然记下对江青比较深刻的印象。她总是那么和蔼健谈，喜欢骑马，喜欢读书，对世界文学名著涉猎广泛。“江青照顾他（毛泽东，引者注）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她性格中有坚强柔韧的一面，有事业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趋策自己。她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平时家庭生活中，“毛泽东完全处于她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

　　一九四四年七月，参加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枣园拜访毛泽东，江青参加会见。他印象中的江青，身材清秀，举止优雅，一双乌黑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三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有过多次拜访、交往、联欢、娱乐。据时任观察组负责人的包瑞德回忆，在一次军事表演活动中，毛泽东主动向客人介绍江青。“她的风度中蕴涵着一种中国和其他国家女演员共有的典雅和优美。和几乎全国的其他女演员一样，她说着道地的国语。我觉得她比在延安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都要漂亮潇洒得多。”另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称道江青，“不是美人，但很迷人”。她在公开场合出现不多。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次内部小型舞会上，毛泽东和江青“他们两人都兴致勃勃，一再一起跳舞，并和出席的多数人跳”。

　　延安时期，作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形象是美好的，为人之母的江青形象更是近乎完美的。

　　一九四〇年八月，江青在中央医院顺利分娩，生下一个女孩。她曾数次流产，这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对于四十七岁的毛泽东来说，女儿的降临，带给他特别的喜悦。革命生涯，戎马倥偬，此前他与杨开慧的婚姻中生过三个孩子，与贺子珍的婚姻中生过六个孩子，但是养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娇娇），并且当时没有一个在身边。这个孩子是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下生养的，毛泽东对其疼爱有加，为其取名李讷，与姐姐名字合在一起，寓意“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江青生产时，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并陪伴。回家后，毛泽东特别请中央医院护士参与照料。江青在哺乳期中，非常注意请教护理人员，精心为孩子编织衣物，让孩子很少啼哭，始终保持洁净、清爽、天真烂漫的状态。逗弄孩子，成了毛泽东工作之余最大的快乐。待到孩子周岁以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凡是参加轻松愉快的交往活动，都要带上天使般可爱的小女儿李讷，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高层社交活动增添一份祥和与美丽。

　　相夫教女，江青在延安的生活中更多了一份贤良母性的光彩。转战陕北的征程江青作为贤妻良母是短暂的，更重要的角色是革命的现代女性。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现代女性，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现代女性人生命运的缩影。她们所追求的妇女解放道路，隐藏着一种内在的矛盾悖论：走出家庭，参加革命，恋爱结婚，组成新的家庭。虽然从理论上说，可以把走出的那个家庭定性为“封建的”，把重新组建的这个家庭定性为“革命的”，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实体的家庭，日常人伦，生儿育女，都是基本相同的，既是温馨的港湾，又是繁杂的家务和难舍的责任。与之相关联的是现代女性的人生追求，从事社会职业与相夫教子是矛盾悖论的。江青到延安之前的复杂婚恋经历，被视为不守妇道，也可理解为一种现代女性人生社会价值实现的极端方式。到延安后，她与毛泽东恋爱婚姻关系，宁静幸福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几乎放弃个人社会职业，隐身在毛泽东日渐伟大的政治形象背后。这是暂时的，她不可能因此改写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社会人生轨迹。性格决定命运，身世经历养成性格，世道风尚强化性格。

　　一九一四年三月，江青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小业主家庭。父亲李德文由木工发展成为从事大车制作和修理的手工作坊主，勤奋，强悍，精明，粗暴。母亲栾氏为妾，个性极强。江青出生时，父亲五十几岁，母亲三十岁不到，家庭关系复杂，纷争不断，暴力频繁。在母亲的呵护宠爱下，江青逐渐养成察言观色，逢源借势，桀骜不顺，为所欲为的性格特征。“李进孩（江青乳名，引者注）在家中实际上和如今的独生子女一样。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比她大好多，又不住在一起，她实际上是一个人在妈妈身边长大的，没人和她争吃争喝。李栾氏一向把她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娇宠有加，管教不严；李德文对她多是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她自由惯了，脾气倔强，自私自利，个性中既有母亲的刚强好胜，也有父亲的暴烈贪婪。”六岁抗拒缠脚，母亲慈悲放行，略带畸形；七岁争取读书，父亲毒打不屈，走进女子学堂；五年级时被修身课老师惩罚，竟然朝老师脸上啐吐沫，被学校开除；借住天津同父异母的姐姐家，无所事事，沾染上小市民刁钻势利习气；在济南从监护人叔叔家私自出走，随民间戏班子学艺，浪荡周游四方……每一次冒险都增长了她不走寻常路的胆量和野心，每一次成功更增添了她追求无限风光的人生企图和欲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促使她在中国现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走上一条只有起点、没有归途的风光险境。

　　维特克采访江青后认为：“回过头来看延安时期，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一个不出名的同志，江青认识到：性关系只能进入第一回合，维持长期利益的是权力。”“也许江青没有意识到，这个判断概括了她不寻常的生活：少女时代的坎坷曲折导致她跟最高领导者的婚姻，而这个婚姻纽带又因为她对个人权力的追求而松弛。”

　　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一年后，江青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照顾毛泽东生活，就淡出了延安公众视线。屈指可数的例外活动是：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江青参加会议并当选为该会三十五位理事之一；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该会组织成立“工余剧人协会”，江青被推举为九位常委之一。

　　一九四〇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女子大学礼堂召开，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九十七位成员之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讲，即《新民主主义论》。

　　一九四六年七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隶属于西北局宣传部，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会成员之一。

　　另据江青自己回忆，一九三九年一月，她被毛泽东安排到南泥湾三五九旅参加为期六个月的生产劳动，由于身体不佳，患肺结核，她没有参加农田劳动，而是编织十件毛衣完成任务。一九四〇年初，她担任鲁艺戏剧系教员。一九四二年五月，她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些回忆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意图，多有矛盾之处，无法取得相应的史料应证。

　　可以肯定的是，江青在生养孩子后，开始恢复吸烟了。平时寂寞的生活中，唯一可以畅快心意的事情是骑马。在延安革命队伍里，骑马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也是一种时髦和奢华的标志，尤其是年轻美貌的女干部骑马。江青原来不会骑马，从西安到延安途中，由于汽车抛锚，安排她临时骑在马背上走过一段泥泞的道路，她惊恐万状。到延安与毛泽东交往频繁后，从凤凰山窑洞到北门外鲁艺宿舍，江青经常来往，有时还匆匆忙忙，开始自己行动，逐渐有警卫员护送，后来她自己要求学习骑马，延河边就多了一道英姿飒爽的风景。

　　据路易·艾黎回忆，一九三九年三月到延安不久，有一次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两个月后，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奉斯大林之命，到延安拍摄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抗战的电影。他们一行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正要过河时，“我们被一位女骑手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我们时，她一下停住了，勒紧缰绳，用一种带有野性的姿态快活地欢迎我们。她就是毛泽东夫人……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女演员，现在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她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作毛泽东的个人秘书。她为他安排活动日程、记录演讲内容、抄写文稿，并照顾其他各种各样的杂务。这会儿，她是刚刚从毛派她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意气风发地坐在她那矫健小巧、神气十足、不停腾跃嘶咬的马上，两条辫子用缎带绑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缴获的日军军官大衣，光脚穿着一双木底草鞋。‘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来了。’她说着猛地掉转马头，向后挥了挥右手，身体微微前倾，即刻消失在一阵灰尘之后。”这个美好的形象，被卡尔曼用手中的照相机抓拍下来，定格在延安生活的记忆里。

　　江青骑马也带来了是非，那就是周恩来坠马，摔断手臂，并造成轻度残疾。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周恩来应邀为华北联合大学师生送行，并作《中国抗战形势》报告。该校七月七日宣布成立，择日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临时借住在位于延安城西北郊外的小沟坪中央党校。从杨家岭到小沟坪，路程不远，中间隔着延河。那天延河涨水，周恩来骑马在前，江青骑马随行去旁听。过延河后，遇到一条小沟壑，江青的马一个蹦跶，撞上了前马的P股。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下来，右臂碰到石岩，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员迅速赶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得周恩来受了伤害。受延安当时医疗条件限制和工作迫切需要，周恩来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八月二十七日才转赴苏联医治，痊愈后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这次事故与江青骑马有关联，但不是故意的。江青后来在维特克面前回忆延安不提此事，与江青被列入“四人帮”抓捕审判后将此事说成是故意的，都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骑马是江青寂寞生活中难得的快意驰骋，是她自强坚韧、争强好胜性格的峥嵘闪现。掌握骑马技巧后，她喜欢骑烈马，越凶越爱骑。毛泽东欣赏现代女性风采和革命精神，但是接受现代女性革命峥嵘作为生活伴侣的程度是有限的。据现场观察并冷静旁观过“吴光伟事件”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分析，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四十四岁，正当壮年，“是那种特别喜欢女人，而且是不寻常的女人的男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性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氛围，他喜欢漂亮、有知识、聪颖智慧，不但忠诚于他本人，还忠诚于他思想的女人。他不怕有独立见解的人，也不反对口红与烫发”。一九四一年十月，毛泽东参观“文抗”俱乐部举办的“郑景康摄影展”，明确表示自己喜欢像黎灼灼这样的摩登女性。当初井冈山时期，贺子珍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到延安时期变化了。吴光伟似乎可以胜任，但姻缘不够。延安时期的江青是符合这种女性理想标准，比较胜任这个婚姻角色的，尤其是她与毛泽东恋爱婚姻的早期阶段。

　　毛泽东对江青产生不满情绪，是与江青逐渐不甘心埋头家庭，喜欢出风头，争强好胜，尖厉刻薄，不善宽恕的性格特征相关联的。

　　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江青顺利地通过组织审查。一九四七年秋冬时节，江青随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杨家沟，在中央军委机关开展“三查、三整”运动中，她的过去历史又被人提起，需要接受组织审查，她大为光火。为此，她希望在夫妻生活空间里跟丈夫说说，能够幸免于难。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由嘀咕变成争论，由争论变成争吵。一个说：“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另一个说：“国民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最后，毛泽东吼起来，像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江青哭哭啼啼，暂时离开窑洞。

　　稍事平息后，毛泽东跟卫士长李银桥说：“唉，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抽着浓烟，紧锁着眉头，毛泽东自我解嘲道：“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生活中的夫妻争吵，应当是属于很正常的生活范畴。争吵过程中暴露出的矛盾需要及时修复，妥善化解，才能维护婚姻健康。显然，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自我修复功能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延安时期，江青私下里称呼毛泽东为“老板”，含义非常丰富：是野性的丈夫、体面的男人、阔绰的当家人、可以信赖的靠山……毛泽东接受这个称呼，乐意承担并享受一个年轻睿智女性的狡黠与多情。从情人到妻子，女人就是家。家有儿女，家有温暖。家需要营造，女人更需要呵护。人到中年，毛泽东在繁重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中，渴望有家，向往人间天伦。可惜，他不懂得呵护珍惜女人，特别是已经成为妻子的女人。所以，他慢慢地变得不能忍受江青的虚荣、装扮和奢华。

　　一九四〇年八月，江青生育孩子后，接连遭遇肺结核病、流产手术中纱布遗忘在腹中再次手术等一连串事故，身体不如从前。过敏性体质，心高气傲，每逢生理周期、患病虚弱、情绪低落状态，她很希望得到丈夫的抚慰温情，失望落寞的心情往往就转化为对物欲奢华的占有，借以获得一种补偿的满足感。据曾经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师哲回忆，“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统治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兴师动众，劳马舟车，江青本人不一定知道购置这些名贵物品的路途艰难，毛泽东甚至不知道身边同志有过这些行为，但是当江青穿着这些衣物时，越来越拉大他们夫妻之间的心理距离。毛泽东最讨厌江青骂他“土气”、“土包子”，江青最不能忍受毛泽东怒斥她“滚出去”、“资产阶级作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政府外交机构的斡旋下，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谈判持续四十三天，进行得很艰难。江青深知毛泽东此行风险很大，自己有责任与丈夫患难与共，在征得毛泽东和中央有关方面同意下，以医治牙病为由，毅然携幼女飞往重庆。尽管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与毛泽东分开下榻，但可以在危难时刻与丈夫靠得更近，于私于公都是体面光亮的。三个月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江青搭乘周恩来工作飞机，再次飞往重庆，并且花费颇巨。账务报销时，需要从中央特会科的特别经费中开支，师哲坚持要江青说清楚开支项目，钱是怎么花的，与江青发生激烈争执。江青表示愿意自己承担这笔开支，用边币兑换法币。师哲不同意，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毛泽东就坐在隔壁窑洞里，听到争吵后起身到窑洞外来回走动，始终没有作声。后来是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打了圆场。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孩子，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由斯大林安排，随两位苏联医学专家专程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泽东非常欣慰。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江青坚决要求与毛泽东在一起，同甘共苦，荣辱与共。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道路泥泞，大部分时间借住老乡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没有怨言：“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栓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在靖边县小河村，他们住在村民家里，江青与老乡们相处融洽，还认卜学忠家的小姑娘卜兰兰为干女儿，老乡们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在王家湾停留期间，中央军委会议就在毛泽东和江青居住的窑洞召开，江青作为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身为军委办公室秘书，却不得不回避。会议开到通宵，江青只好另找住处。会后，毛泽东显得很疲乏，冲着江青发脾气。起先她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后来她才意识到，毛泽东发火是指桑骂槐，实际上是指向那些会议上与之争吵的人。在那种特殊的日子里，江青接受了丈夫这种情绪反应。江青后来回忆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这是吹嘘和夸张。大敌当前，临危不惧，夫唱妻随，她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女同志”，却是事实。

　　婚姻是从爱情中萌生出的一棵小树，幸福婚姻需要有平常心去培植，去承受。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水流最低处，融人大海，便失去了水之本色与本味。人走到最高处，位极君王，也就很容易丢失人之本性与本心。人生幸福的关键因素，是道德，而非智慧，也非事功。毛泽东晚年称自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概括自己一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江青忠诚自己与毛泽东的婚姻，由生活而政治，由政治而权术，审判席上自称“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在现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追求事功，远离道德，失去了自我，异化了人生，丢弃了人性，最后众叛亲离，自缢身亡。

　　延安时期成为江青人生中最幸福的短暂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