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29章 昨日的世界汪家明

　　现在我们知道，茨威格是欧洲二十世纪上半叶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还曾是一九三。年代以前在德语国家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可是在那以后，几十年里，无论在欧洲还是东方，他销声匿迹，整一代人不知茨威格为何人。在欧洲，起于纳粹的对他的书的禁令：在中国，则因极左思潮把他的小说列为‘靡靡之音”。直到一九八一年。茨威格诞辰一百周年。好像是突然间。人们记起他来。德国费舍尔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他的全部作品，中国出版界也有响应。

　　茨威格的代表作是中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热带癫狂症患者》、《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和长篇小说《同情的罪》。他一生中最信服的朋友是弗洛伊德，深受弗氏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罗曼·罗兰曾说，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他计划写一组‘链条小说”，每一部都由多篇小说组成。第一部《初次经历》通过青春萌发期儿童的眼睛来看被情欲所左右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灼人的秘密”；第二音部《热带癫狂症患者》展示的是由情欲所控制的成年男女的心态，它们在潜意识的驱使下犯了所谓的“激情之罪”；第三音部《感情的混乱》的主人公都是已经沧桑的中年人，茨威格的关注点是这些人物在遭到意外打击时心灵的震颤和潜意识的流动过程。

　　《灼人的秘密》讲述一位寻花问柳的男爵，为了接近正在度假的少妇，而和她的小男孩亲近，赢得孩子狂热的爱。孩子看到母亲避开自己和男爵在一起，十分不解乃至嫉妒，没想到男爵和他母亲一起欺骗他。他吃惊地发现：男爵和自己好，原本只是为了接近母亲。友情被利用的义愤使他丧失理智，他以超常的勇气跟踪他们，和他们展开心理战，为制止他们亲热而攻击男爵。过后母亲要他写信向男爵道歉，他与母亲争执，慌乱中打了母亲并愤然出走，独自乘火车回到祖母家。母亲随后赶到。父亲盛怒，问其原因，母亲暗地里以手势哀求他保守秘密。他感动于母亲的信赖，没有说出真相。母亲从此断了风流的欲念，他也好像突然长大了……整部小说几乎就是弗洛伊德的研究报告，儿童心理的发展、转变、突进都极典型。

　　《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的故事很伤感：十三岁的维也纳少女暗恋邻居、青年作家亚尔，后随母亲搬家去了另一个城市，但她一直在心里爱着亚尔，买了他的全部著作，在报上寻找他的行踪。五年后她重返维也纳，每天到他窗下等候，被他误认为卖笑女郎。两人度过了三个良宵，亚尔有事离开维也纳。从此他们再未见面，这三夜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她一个人默默承担着一切，直到他俩的儿子得病夭折，她自己也身患重病即将辞世，才写下这封没有具名的长信，讲述了这个动人的故事。我还记得初读这篇小说时的感受，那种一见倾心、不求回报、如飞蛾扑火般的爱，在茨威格的笔下展开得多么充分、婉转、字字干钧而又凄美万分啊！说它惊心动魄，也不为过。怪不得高尔基读后给茨威格写信说：“其动人的诚挚语调、对女人超常的温存、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具有的奇异的表现力，使我深为震动。读着这篇小说我高兴地笑了起来——您写得真好！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然毫不羞耻地哭了起来。”

　　《同情的罪》是茨威格小说里最长的作品，译成中文约十二万字，从篇幅上可以说是小长篇，但以我之见，无论社会生活的广度还是思想的深度，它都不具备一部长篇小说的要素。从故事本身讲，与茨威格的其他小说没什么特别不同，只是写得更充分、更细致而已：轻骑兵少尉第一次到富有的地主家做客，冒失地请主人的女儿跳舞，殊不知那女孩儿腿有残疾，闹了一个大误会。双方都怕无意间伤了对方的自尊心，结果很快成为朋友。少尉因为同情这个漂亮的少女，加之全家人热情欢迎他来做客，总是把他奉为上宾，所以来得很勤。结果少女爱上了他。当他明白这一点时，已经晚了。在他那个骑兵队里，如果他与这个姑娘结合，就会被视为贪图财富，出卖自己。偏偏他优柔寡断，在同情心的促使下举棋不定，而这少女是一个刚烈性子，无法接受同情，如果得不到真正的爱，宁愿选择死。故事就这样一直被推到波峰上，悬在半空中，最终少女从高台上飞身而下。这是茨威格描写情欲的心理分析小说的最后一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茨威格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说：“我在写一本心理小说，描述那种不愿作出最后牺牲的不彻底的同情，它远比暴力更致人死命。这是回归到您的世界。”

　　《象棋的故事》在茨威格的小说中可说是另类。一位象棋世界冠军乘船去阿根廷参加比赛，在船上遇到一位无名棋手。那棋手走第一步时，就预见到后面十几步的走法，所以，离“将死”对方还有许多步，他就宣称“赢了”，而世界冠军苦思冥想后，只能承认失败。可是下第二盘时，他已不能忍受世界冠军每步棋看十分钟的做法，在焦急等待中，精神错乱了……原来，此人曾被纳粹逮捕，为了逼供，纳粹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把他关在一间几乎是真空的屋子里，听不到、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久而久之，这种绝对的孤独和空虚使他精神快要崩溃了。在一次例行提审时，他从候审室墙上挂的大衣兜里偷了一本书，一本有一百五十盘对局的象棋谱。百无聊赖中，他按照棋谱在心里对局，最后把一百五十盘对局倒背如流。在新的空虚中，他发明自己跟自己对弈，既做黑方，又做红方。然而，后来无论是哪方赢，他都生气，终于引发了精神分裂……出狱后，医生嘱咐他再不可下棋。

　　茨威格的小说构思都很奇特。《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的医生要挟请他打胎的清高女子。女子拒绝他的条件离去后。他却死死追随，直至付出生命；《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极有教养的中年女人为了挽救素昧平生的年轻赌徒，居然以身相许；《看不见的收藏》中失明的收藏家，不知道家人为生活所迫已经将他的藏品卖光，领着古董商去只剩下画框的仓库，自豪地介绍一件件已经不存在的杰作……他把小说的场景和情节压缩到极为单纯的空间，既不承担深刻的思想，也不反映社会和历史。全力刻画人心灵深处隐秘的情感和欲望。也许这就是他的小说能够跨越时代的原因？

　　茨威格在写作艺术上是下了苦功的。年轻时他接受朋友的意见，通过翻译外国大作家的作品来练笔：后来他又通过写传记的方式接近心目中的大师。为此他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翻译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作品，足有三大卷；他写了《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魔鬼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精神疗法：梅斯默尔，玛丽·贝克尔一埃迪，弗洛伊德》等一系列的传记作品，最终，他的传记作品字数远远超过了小说作品，成为世界公认的杰出传记作家之一。他的传记作品注重客观叙述，而不在乎所谓重大主题，至今还有着众多读者。

　　茨威格那个时代的欧洲艺术家。尤其是他这样的犹太作家，命运都很坎坷。他生于一八八一年的维也纳，一生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革命、希特勒的反犹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与弗洛伊德、里尔克、罗曼·罗兰、托马斯·曼、高尔基等交往很深，与他们共同经历着现实生活的大起大落，经历着精神世界的欢欣和哀伤。尽管谁都不愿意经历这样的艰难时世，但不可否认正因此造就了这些艺术大师……然而，这代价是否太大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夜里，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流亡巴西的茨威格写下绝命书后，与妻子吞药自杀。在这封冷静的绝命书中，他写道：“年过六十，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漫长的流浪岁月中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不失尊严地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见得到朝霞！而我，一个过于性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关于茨威格的自杀，历来有多种猜测。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与他一生若即若离的忧郁症。作为一个视精神劳动为最高快乐，视个人自由为最宝贵财富的人，他用母语写的文章已经没有人能读到，他有家不能回：他特别看重友情，可是他视为精神依靠的朋友们相继离去：高尔基死于一九三六年，弗洛伊德死于一九三九年，托马斯·曼、罗曼·罗兰已经年老并疏远：他仍爱着前妻，但已有新妻……这一切对他敏感的心灵无疑是严酷的打击。他深感已了无生趣。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他突然决定开始写早已打算的回忆录，几十万字的一本书，仅用了一两个月就完成了。起初的题目拟定为《岁月已逝》、《无法追回的岁月》等，后定名为《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其实这也是他的绝命书，他以最后的精神力量向昨日告别，向自己的人生告别。

　　我是在一九八二年接近这位艺术家的，并把最初得到的两种集子（沉樱译的《同情的罪》、高中甫等译的《茨威格小说集》）作为枕边书，与《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等放在一起，读了许多遍。我认为这是人性揭示的极致了。我甚至对两种译本做了细致比较（其中有9篇是相同的），发现，沉樱的译本似更精妙，比如《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百花版译作《巫山云》；信的首句，沉樱译作“你，永远不知道我的你”，百花版则是“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当故事中的“他”对陌生女子来信感到好奇后，沉樱译“一直读下去”，百花版则译作“开始念道”……两种翻译之间的感情强度是不一样的。这篇小说还有人译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沉樱认为，“一个”和‘一位”有尊敬程度的区别，“女人”和‘女子”则有已婚和未婚的区别。茨威格是怀着对这位痴情女子十分尊敬和同情的感情写作的，沉樱也是以这样的感情来翻译的。

　　二〇〇八年底，我又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中张玉书译的《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其中的二十幅插图显然出自不同画家，有现代风格，也有传统风格，但都让人喜欢。这样我就有了三种茨威格小说的译本了。此外还有他的传记作品五六种。然而，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才发现，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对茨威格还是缺乏了解。在中国，茨威格从来就不是一个轰动的作家，他的作品的传播似乎无声无息——不过，可以说无声胜有声。

　　大约两年前，声望卓著的法兰西学院和法国金石典籍学院联合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国际会议，学界名人耆宿聚集一堂，纪念一个‘小偷”和‘文化盗贼”，而这个盗贼偷盗的东西是中国的无价国宝。大概我们驻法国的记者们消息闭塞，这样一个公然的挑衅行为居然在中国的媒体上没有任何报道。如果当时在国内的大小报纸和网上有所提及，肯定会激发起比拍卖圆明园的兽头所导致的更狂热的抗议浪潮。

　　然而，这次也可能不是驻法记者们集体失职，因为这个偷盗案本身也颇有说不清的地方。

　　法国人纪念的是他们的文化英雄，汉名伯希和，然而正是这个被称为历来最博学的汉学家犯下了难以得到中国人宽恕的偷盗罪，因为他偷盗的是比圆明园的那些兽型水龙头珍贵何止万倍的敦煌文书。国内至今发表和出版的任何关于敦煌的文章书籍，都众口一词地称他为‘文化盗贼”，“以欺骗手段从王道士那里骗去了珍贵文物”。而且，还有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最具权威性地给整个事件下了定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伤心者，盖因宝物遭窃流落海外也，则伯希和之罪明矣，这句名言现在镌刻在敦煌研究院门口的巨石上，在世人眼里，是把包括伯希和在内的敦煌盗宝者的罪行昭示天下了。

　　不过，陈寅恪的这句话虽然都被引用烂了，引用者们大概都没有读过其出处的原文。如果把原文《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一下，我们会看到，陈寅恪写下这句话的原意竟不是我们的引用者们想要它表达的意思。在这句话前陈先生写道：“或日，”这是传统文章作法的老套路，他是在假设别人的意见或例举流行的看法，以转折引出自己的论点。所以陈先生接着马上说：“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他要表达的意见恰恰是，不必妄自伤心，留在国内的敦煌文卷也不是别人检尽的垃圾，其中不乏富有研究价值的珍贵史料。陈先生作此文时恐怕梦想不到后人会把他所否定的意见当作他的语录大书特书。

　　不过，论者会说，尽管陈寅恪认为留存国内的敦煌文书也非常有价值，他并没有否定宝物遭过劫呀！另一位陈先生的著作的题目不是明示有大劫吗？敦煌无疑是遭受过大劫，只是盗贼是谁呢？谁应该为敦煌的劫难负责呢？

　　起伯希和于地下，他或许会辩解说，他是花了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那里买到了六干卷敦煌文书，所花的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十三万左右。当然，这个价格现在看起来低得可笑，但是伯希和挺委屈的，当时他没少为这笔经费的支出受法国国内舆论的责难，他的同胞指斥他浪费国家大笔经费买来了假古董。伯希和还会说，他在做这笔买卖时确也没有仗势欺市。双方是两厢情愿成交的。如果现在有人在潘家园花两百元买到了一部宋版书，别人会指责买家是骗子吗？

　　当然这样的辩解是说服不了人的，问题不是付的价格的高低，而是把我们的宝贝运到国外去了。我们国家是禁止古物出境的。不过，将出土文物定为国家财产而禁止外人收购的法律是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才颁布的，能以几十年后生效的法律来控告伯希和在一九〇八年的行为吗？没有一个律师和法官会这么认为。不过，说到底，伯希和一案实际上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感情问题。

　　在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后，他也曾报官，他也曾风尘仆仆地将那些古代抄本送给当地的士绅达人们看，没人认为这些陈纸烂卷有什么价值。最先闻到风声的斯坦因从历史的久远明白这是一个宝库，尽管他的汉学学识并不能让他真正认识这些古文书的学术价值，他还是肯出两百两银子来买走藏经洞里的八干卷文书，当时却没有一个中国人想到这样做。既不是名人字画，又没有古版善本，值得那么费心费力吗？

　　伯希和的来到一下子改变了敦煌古卷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他没有像斯坦因那样漠视敦煌背后的老大帝国，带着他的斩获从漠北一走了事。伯希和特地到北京展示他得到的敦煌古卷，并和中国的学者交流他的读卷心得。写敦煌史的人常常作诛心之论，说伯希和急着向中国学术界显示他的成果是为了提高他在学术界的声望地位。但这至少表明这个法国人很在乎中国学者的意见和看法，而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如罗振玉等人正是因为伯希和的来到才震惊于敦煌古卷罕世无双的价值，急忙向政府呼吁保护国宝，这才有了敦煌古卷在中国的收藏和研究。

　　伯希和得到的敦煌古卷是敦煌宝藏中的精华，他将这六干卷古文书视若拱璧，纤毫未损地带到了法国，法人将它们奉为国宝，什袭珍藏。至今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专藏。

　　那些没有给伯希和带走的卷子的命运如何呢？自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他经常选一些精品送人以引起有权势人士对这些中古文书的重视，陆陆续续一直有卷子散出敦煌落到当地的士绅官吏手里。伯希和在北京显示了敦煌文书的真正价值后，中国政府终于下令将所有剩下的宝贝运到首都来收藏，这时大家知道这些破文书的价值了，灾难也就接着来了。好多精美完整的写本被压下不上交，以便以后牟利：漫长的运送路上，捆载在大车上的古卷不断被盗：更可恶的是两个押运官员监守自盗，到了北京先将货物存在自己的家里，偷得个不亦乐乎，想偷的都偷完了后才上交给官府收藏，总共四万多卷敦煌古文书，最后只剩下八干余卷入藏。所有这些被中国人自己偷盗走的敦煌文书现在大多都没有了，消失了。我们没法知道那里面有多少珍贵的古书抄本或有什么可以改变当今研究结论的史料文件。这是两名给敦煌古文书造成真正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的盗贼。但是今天在为敦煌遭劫而痛心愤慨的国人中有几个人能说出这两个中国盗贼的名字？

　　然而，有人或许还是会说，这里有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的宝贝，我们自己撕掉烧掉毁掉都可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外国人拿去珍藏。如果这样想，那就不是个感情问题而是一个情绪问题了。

　　伯希和买走我们的宝物，确实令人痛心。但是，让我们假使一下，倘若伯希和没有去敦煌。我们的这些宝贝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它们先是会在无人重视的状况下渐渐流散。倘若靠着量多，七八年后在敦煌的洞里还存有不少古文书的话，那么，当一九二一年那五百名流亡的白俄大兵被中国地方官员安排暂居到敦煌洞窟时，他们拆佛窟的门窗烧火，涂抹壁画砍削雕像取乐，当然不会放过那堆旧书卷，准定会把藏经洞里的旧纸卷用来取火。

　　即便能躲过白俄士兵粗野的手，以后的几十年里还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乱等着在那里肆虐，中国的土地上从来就不缺像孙殿英这样的兵匪，只要闻到了财宝的气息，一个小连长就能把洞里的货物抢掠得干干净净。

　　如果熬到了一九四九年，天下太平了，兵火之灾是没有了。但是倘若这些写卷没有被国家图书馆收藏而是留在私人收藏家的手里的话。它们能逃过红卫兵的一把火吗？它们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封建迷信的宣传品，该当成为革命的对象。

　　假定所有这一切灾难竟都没有毁掉我们的敦煌宝贝，假如敦煌文书幸而都早早地入藏到了当地的某个图书馆博物馆里了，这些稀世珍宝肯定就能保全下来了。可是也正是因为它们太珍贵了，当代的研究者们爱好者们能不能想看就看得到它们了呢？经济要发展，文化来搭台，收藏者按照目下的惯例，对来查阅的，对来联系影印出版的，都会课以高额资料使用费。有项目经费的或有善款资助的专业研究者和出版者，或许还有法可想，贫寒学子，那可只好望库兴叹了。也难怪收藏者们这样忘义逐利，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拨款少，从业者要吃饭，就得因藏制宜了。

　　以上都是假使，伯希和去了敦煌的事实是改变不了了，不过，他拿去的敦煌文书倒也没有就此与国人无缘了。目前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敦煌写卷八干多卷都被制成数字化的图像放在他们的网站上，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随时上网免费浏览研读这些千年古卷。而且，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合作出版法藏敦煌文书的规划也已完成，当年伯希和捆载而去的所有古写本以影印本的形式回到我们的书架上了。

　　有趣的是，伯希和在我们国家里背着“盗贼”的恶名，他在西方的汉学界里的外号却是‘警察”，因为学界的同道们对他的严厉学术评判都且敬且惧。以伯希和惊人的博学，任何虚假或低劣的学术成果都难逃他尖刻而无情的批判，西方汉学能达到高水准，和伯希和在他主编的《通报》学刊里维持的学术高标准分不开。同样博学而眼界高的我们的陈寅恪先生对这位伯希和先生也是颇为尊重的。

　　自伯希和登上敦煌的干佛洞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何止于敦煌文书，何止于江河上下几千年积累的文物宝藏，这痛失国粹的责任该归之于谁呢？归罪于外国人，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是最方便也是最能安抚伤口的做法，但是这就真正能把历史厘清了吗？在把一切外国势力和绝大多数的外国人都赶出了中国的一九六六年，北京地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物普查时确定的六干八百四十三处文物，两个月里被毁掉了四千九百二十二处，现在有几个人还记得这疯狂的破坏呢？当然，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进步了。然而，一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是看它有没有勇气和理智来直面自己的历史，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历史责任。伯希和是个过去的人物，不管他在西方汉学界有什么样的崇高地位，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进程中毕竟只扮了个微小角色，怎样评介他并不重要，知道我们应该为敦煌伤心什么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