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翻译系出了本‘以书代刊”的《翻译教学与研究》,遵命写了一篇‘发刊辞”。书出,发现编者有所删节,又因近日见闻益多,所以修改扩写如下,欢迎批评:
办学刊是件大好事——只要:一、不为争夺话语霸权;二、不为搵银。除去这两端,办刊物还有什么目的?有的。顾炎武说过,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复旦大学就是局促‘一方”。办个刊物,经营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同时,把门打开,看看其他地方的学友都在做些什么样的功课,甚至可以包容少量古人与稽的内容,这才是博学审问,我们自己也不致变成一群面墙之士。
刚有学生从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回来,都说‘接轨”无处不在,中国的所谓学人开会,现在也有点像戴维·洛奇笔下的‘小世界”了,当然还增添了若干中国特色(譬如贵为学会会长在主旨发言中把朱生豪这样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误作“朱豪生”:又如承担多项外国文学国家项目的教授把海明威小说的英文书题叫做“ForWhomthe Bell Rin,gs”),那就是一家独大,唯我独尊:或者一两家默契联手,对于非我族类者,畏才忌强,冷落排斥。记得许国璋先生生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曾告诫,不可成为‘不学有术”之人,谁知道这样的人在金钱拜物教盛行的形势下,再加上什么“导弹”捣蛋,茂密繁衍,不但已有群体效应,都快要自成特异物种了。上面说到的情形,我称之为“学术辛迪加”,我意复旦人不必等人来封杀,早一点自觉置身圈外为好。被逐出重点,揽不来项目,没经费干不了事,提不上职称,受publish or perish的规律支配,你说再不委曲求全怎么办?我说那就跟自己作一点纵向比较,不要左顾右盼跟别人作横向比:想我陆某人当年蜗居十五平方,一张写字桌要一家三口轮流着用,还要给拘入“抗大式学习班”变相隔离。今天的青年少壮境况再惨烈,也到不了那地步吧?我不是提倡开倒车,大家回到过去,而是觉得这种纵向比较虽说好像没出息,却容易使人安贫乐道,就像苏格拉底看着雅典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感叹道:“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啊!”最多像我钦佩的中文系严锋老弟那样,不提职称也罢,自顾自做学问,造福学生,对得起家长就是了。你若不让我在学店里干了,咱出去自己玩学问,多写几篇文章,大概不至于饿肚皮吧。
同理,办刊物也不必横向朝别人看齐,才不去管自己是不是御批钦定的‘权威”或‘核心”,只要胸有定识,目有定见,口有定评。倔强地按照一定之规去办。若遭人暗算挤压而致‘短命”,自认倒霉之余,不折不弯,设法东山再起就是。对所谓“小人物”的来稿。看它是否言之有物又言之有益,切勿一概弃若瓦砾:挺起脊梁来坚拒关系稿;守节不移不索版面费:就是要让学界看看渣秽溷乱之中,这儿还有一小撮人在清白办刊,清贫办刊。做得到吗?
除了清白和清贫,还要愉快办刊。我学了外语,发现最大的愉快就是翻译——当然要与外部世界对话,翻译不只是愉快还更是有用的。这本翻译刊物如要介绍西方的译论,能否以‘达”为先?“达”者,让人读懂。选题不要跟风。像前一阵逝世的老寿星利维一斯特劳斯,他的结构主义影响所及主要在人类学,而在文学领域渐呈式微似已有多年。我如有资格决定翻译选题,肯定朝前者倾斜,偏偏有些喜欢跟风的外国文学类编辑一时言必称此公。晦涩的论文体作品当然不可能拒不采用,但希望灰色的理论发表出来也有出彩的时候,让读者虽艰难但又不失愉快地吮吸新鲜的理论营养。尤其要防止西文原文本来还勉强可读能懂,译写成汉文后则实在不知所云。本人读到过一个把修饰语和从句从洋文逐一照译而成的三十四个汉字的无标点句,后来不经意间读到了英文原文,经过对照,别的不说,足证写下这句话的译学学者,有必要从头学习翻译。你就不能‘稀释”一下,化整为零,脱化作几个句子,免读者诘屈聱牙和手足胼胝之苦?说这话肯定得罪人。或许是自我放逐。即自绝于某些理论人孤芳自赏的小圈子。但我自问是有些看透个别理论人的。说白了,洋文、汉文都不怎么高明,(听到过“理论人”说“he was bornd”以及类似滚滚而出的错误吗?)域外出现一个什么新奇术语或说法,赶在他人面前,一把拽来,来不及嚼烂消化,囫囵呕哕,先抢占制高点再说。还是就利维一斯特劳斯说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同翻译他老人家的人类学著作有关,“field studies'’在汉语里被新派人物译作“原野研究”。其实好多的调查研究工作都是在逐人访谈的户内进行的。‘原野”二字就因为新颖一定比‘现场”或‘实地”准确?办刊要愉快,希望严肃的学刊也能容下一些实际内容,甚至可辟个‘难译之隐”一类的栏目,譬如说为什么‘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等于‘母语干扰”,是谁在何种学术领域首先提出来的?又如,何谓think-aloud protocds?实时记载译者在换码时大脑认知的“出声思考程序”?有更妥帖的译法吗?既然“set the-ory'’通常译作“集论”,为什么用来解释宇宙存在的superstring theory不能译作“超弦论”而要译作“弦理论”?(英文里的super-哪去了?)理论物理学家们近年来又把‘弦理论”的第十维空间扩大为十一维,于是就有了‘膜理论”(membrane theo-ry)。不能相应简约作‘膜论”吗?在文评界和“同志”亚文化群里已是耳熟能详的‘酷儿理论”是‘queer theory'’的佳译吗?在我看来,音不像音,字不及义,实在不是可取的译法。福柯和他的追随者们煞费苦心发展出这门理论,会不会觉得中国香港和内地人这样的译法太轻佻而不如‘畸态属性理论”更像门严肃的学问?“难译之隐”不限于外语习得、翻译、认知等学科范畴,完全可以扩大到其他方面,像老是在困扰我的美国社会少数族裔反歧视(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歧视)用语“affirmative ac-tion”怎么译?“偏帮”、“维权”、“纠歧”、“认肯”行动?甚至还可延及更加实用(虽然并非长久)的时事用语:如眼下热议中的“倒钩”怎么译?to frame sb。up还是to plant a provocateur或stod pigeon?等等。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高头讲章和雕虫小技互为调济,有常与无方结合,是否可能更受读者欢迎?
读书人办刊,还要讲究饱读办刊,就是要有深度地介绍新书和有关网站。写书评不能单靠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纽约时报)周六书评》作二手转移,而是要提倡书评人必须亲炙作品(最好是原文而非译本,更不能只读高山杉君戏称为“书皮”[blurb]之类的东西)之后有感而发。前两种刊物当然也有用,特别是对于了解世界书情,如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斯图阿特·吉尔思派编写的《翻译和文学》(爱丁堡大学出版),煌煌十七卷本,如何可能全读?只能有的放矢查阅或写个第二手的简介;还有,此人与人合编的《牛津英语文学翻译史》,预定明年出书,发个预告,我看也有价值。说到书评,我发现‘含金量”高的长篇书评,抽取几个关键词,引文后面注出处,文后附上参考书目,剔除作者个性化过强的闲话,改写作论文也不难,拿去参评职称可能有用,何乐而不为?检验饱读的标志之一还看你有几副笔墨,是否正言精义,抒发情性两宜。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益。至于如何熟悉并利用——注意:不是滥用——网站,青壮学者肯定胜我,就不哕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