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西路卫乐公寓坐落在上海复兴西路与乌鲁木齐路交界处。那里有两幢高楼,一幢沿街,在正转角处;而另一幢退在街后,前面有一条长长的巷道和一个大花园,这里才是卫乐公寓。
一九五五年的夏季,我们搬家到此。那年我小学毕业,搬家没几天就去医院割扁桃腺。好像是住了一个礼拜医院吧,记得那天独自出院回家时,居然走来走去走不到家。虽然那座中间有一排整齐阳台的暗红色高楼就耸立在眼前,但是我绕来绕去,总是绕进一个死胡同。那时节,我越走心里越是发慌;幸而在最后一刻,找到了家。
家,安在十二层的卫乐公寓楼内,每个楼层有三户:A、B、C。A座最大,四间一套。B座最小,一间一套。C座居中,三间一套。我们住在4楼C座。那时节,一楼住着翻译家罗稷南,二楼住着画家赖少其,五楼住着作家王若望,八楼住着作家吴强。刚到的第一天,因为煤气尚未接通,一楼的罗伯母亲热地提着水壶给我们送来开水。她从后门的水泥楼梯直接跑上来,敲开我家的厨房。这是我在新居接触到的第一位邻居。罗伯母个子小小巧巧,说话柔柔的,非常和善,让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她。她还教我们使用煤气炖水时,只开中间一圈小火,“这样会节省煤气”,她告诉说。
五楼C座住着王若望一家。他家有六个女孩,非常热闹,夏天的晚上,窗户大开,经常听见他教育孩子的声音。而每到周六晚上,门口就会很规律地响起电铃,门开处。王叔叔带领着他的六个女儿边歌边舞翩翩而至,他们来表演‘采茶扑蝶”(这是当时流行的歌舞)。王叔叔扮演蝴蝶,他家的小女儿“六六”扮演扑蝶者,一时间,家里充满欢声笑语,带来周末的情趣。而王叔叔这只‘大蝴蝶”实在不失灵活,他左躲右闪,“六六”的扇子就是扑不到他,歌舞也就不间断地延续,直至最后,“大蝴蝶”终于被扑到,歌舞才告结束。接下来的节目就是父亲分糖,酬劳表演者。记得我家的小圆桌上总备有一玻璃罐水果糖,红色透明的小小颗粒,那是父亲偏爱的。于是六个孩子欢乐地一拥而上,把糖果一分而光。接下来,“采茶扑蝶”的歌声再一次响起,队形再一次排好,“大蝴蝶”与‘采茶姑娘”边歌边舞出了我们的家门,一边与我们道别,或许还去别家表演。
我很喜欢住在卫乐公寓。尤其喜欢一楼的罗伯母。他家没孩子,所以非常喜欢我。有时在楼前遇见她,她总要拉我到他们安静整洁的家去坐坐,然后翻箱倒柜找东西给我吃。后来我们搬到别处,一次,在“文化俱乐部”的游泳池见到罗伯伯,没想到他立即从泳池里跑上来,不顾浑身水淋淋的,跑到小卖部去买冰淇淋。湿淋淋的手把冰淇淋塞到我手中的感觉至今犹在……斯人已去,但那份慈爱弥漫我的心头,着实难忘。还有赖家的珍菲阿姨,她常常上我家来借书,而且从来不把我当小孩子。她会把她读到的好书一五一十介绍给我,我就跟在她后面读:犹记得其中一本苏联小说《我们切身的事业》,她赞不绝口,我也读了多遍。
在卫乐公寓住的时间不长,但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进中学的第一次国庆通宵联欢,我害怕走夜路归家,是父亲鼓励我找一个陌生的同路伙伴。至今,我还记得,当走出那条僻静的小路,远远望见四楼家中的灯光还亮着时,心里多么安定。这是父亲在等着我呢。
还有,第一次离家外出:学校组织春游,到高桥海滨看日出。为此,必在高桥住一晚。这是集体活动,我再胆小,也必须鼓励自己参加。我们的驻地是高桥中学,一间大教室,地上铺满草垫,大家席地而睡。我几次起来想上厕所,排了好几次队,那个用泥土堆砌只有一条沟的敞开式便池终究让我望而生畏。我不再睡觉,跟着同学一起往海滨跑。黑暗中见不到海水以及任何景色,等了许久,直到天亮,也不见日出。原来当天是阴天,日出之游只得作罢。那天中午就要返回,于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结伴几位同学,到镇上买了两盒高桥松饼,拿回家父亲笑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花钱。
那时在中学就读,中午带饭不回家。我有一位住在乌鲁木齐路的同学天天邀我一同上学。有一天,她问我:“你家大楼出了一件大事,有人从楼顶跳下死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茫然地望着她,一口否认有此事。回家一问,保姆与哥哥面面相觑,我看他们脸色不对,一个劲追问下去,原来真有此事。哥哥那天忘了带饭盒,回家目睹惨象。他对我说,在大楼的背面,许多入围着,他也凑前去看热闹。谁知是这么可怕的景象,脑壳坠地,脑浆崩溅到大楼两边距离很远的围墙上。他跑回家。一路呕吐,再也吃不进饭。而我家保姆,更是惊呆一般。原来那个跳楼的妇女是她的熟人,那天先找的她,正是她把来人带到顶楼。因为那位朋友刚坐下就对她说,胸口闷得慌,想上楼吹吹风。看她怀孕的身子,没有任何怀疑,就把她带上顶楼。谁知保姆回到家,还未来得及继续手头的事,已经听见窗外大大的爆裂声,以及随即而来的人声喧哗。保姆探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等哥哥回到家,两人一致商定,决不把此事告诉给胆小的我听。他们果然隐瞒了好几天。
我睡觉的房间朝北,窗下正是大楼的背面。我朝外看着两边的围墙,围墙上的脑浆早已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痕迹。后来听保姆说,朋友是在单位搞运动受不了而走上绝路,可惜了两条生命。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当时年纪小,心里很害怕。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的接触到死亡。
这样,就要讲到顶楼。顶楼十二层是一个大单元,全部连通,包括很大的天台。我们搬来这里不久,十二楼就被父亲工作的上海作协租下来用作招待所,并请了一位慈祥的老朱伯伯照管房屋。我与老朱很熟,放学后常常一溜烟乘电梯直上十二楼,拍开大门,跑上天台玩耍。我喜欢趴在矮矮的围栏上,俯看远远近近变小的人、车、房子;我喜欢让天台上狂烈的风吹散我的头发,吹鼓我的衣裙:我喜欢在天台上做我少年梦游般的梦。出事之前,这儿曾住过卞之琳叔叔。他从北京来。呆了好些日子,平日一直在房内写诗。那时,萧珊干妈晚上在我家吃过饭后,就上楼去看卞叔叔,而我们一串孩子立即尾随在后。那是夏天,她与卞叔叔倚着天台的围栏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我们这一群就在四周疯玩。玩累了,我有时也会挨着他们观望夜景,有时会听到他们一星半点的谈话内容。印象中卞叔叔有点儿忧郁,说话轻轻的,从不放声大笑。而干妈常是在劝他。现在,知悉了年轻时的卞叔叔对张充和姨妈一如既往的倾心,真也是一首美丽的诗呀!
我珍藏着一张与父亲的合影,我们正是站在卫乐公寓的楼前。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记得照相机是住在不远处的孙浩然叔叔带来的。孙叔叔是父亲南开中学的校友,也是我二叔的同窗,他一直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任教授。二叔还有一位同窗就是九叶诗人王辛笛,我们几家一直走得很近。那几年,因为和孙叔叔住得近,我们两家往来十分密切,尤其是孩子之间。我们都喜欢在楼前的花园里疯跑,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我也常去他家玩耍,跑上三楼,最吸引我的不是玩伴的玩具,而是一只只装肥皂的空纸箱,那些箱子上唯妙唯肖地用纸桌纸椅纸门纸柜……排列着一个个各式不一的房间。我看得出神,伫立在前不忍离去,而小伙伴在身后一个劲地唤我催我。这些肥皂箱都是孙叔叔的设计草样。他家的孩子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可我,每次看见这些纸箱,都难以移步。
话说远了。那天,大家在一起照了好几张相。两家的孩子们,被不时从花园召到楼前,只听着快门卡嚓卡嚓……唉,一九五五年冬天这个难忘的星期日上午,竟然留下的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张合影。
照片上的我十一岁,刚上初中一年。我长得细高细瘦,站在魁梧的父亲身边,父亲宽大的肩膀正在为我抵挡风雨。
前几年,吴强叔叔的女儿从国外回家探亲,我妹妹托她带些东西。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前去她家。她家仍旧住在卫乐公寓,仍在八楼。我走进熟悉的巷道,走近熟悉的大楼,走到熟悉的高高台阶前,突发奇想。我抬头面朝八楼大声呼唤,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上高高的天空并在空中回旋,一直回旋到四楼的窗前,又回旋到我的耳畔……连同『日日的往事。一齐重返我的身边。那张亲热地挨在父亲身边的影像,忽然在眼前放大,愈发显得无比清晰……
2010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