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20章 复兴西路卫乐公寓章洁思

　　复兴西路卫乐公寓坐落在上海复兴西路与乌鲁木齐路交界处。那里有两幢高楼，一幢沿街，在正转角处；而另一幢退在街后，前面有一条长长的巷道和一个大花园，这里才是卫乐公寓。

　　一九五五年的夏季，我们搬家到此。那年我小学毕业，搬家没几天就去医院割扁桃腺。好像是住了一个礼拜医院吧，记得那天独自出院回家时，居然走来走去走不到家。虽然那座中间有一排整齐阳台的暗红色高楼就耸立在眼前，但是我绕来绕去，总是绕进一个死胡同。那时节，我越走心里越是发慌；幸而在最后一刻，找到了家。

　　家，安在十二层的卫乐公寓楼内，每个楼层有三户：A、B、C。A座最大，四间一套。B座最小，一间一套。C座居中，三间一套。我们住在4楼C座。那时节，一楼住着翻译家罗稷南，二楼住着画家赖少其，五楼住着作家王若望，八楼住着作家吴强。刚到的第一天，因为煤气尚未接通，一楼的罗伯母亲热地提着水壶给我们送来开水。她从后门的水泥楼梯直接跑上来，敲开我家的厨房。这是我在新居接触到的第一位邻居。罗伯母个子小小巧巧，说话柔柔的，非常和善，让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她。她还教我们使用煤气炖水时，只开中间一圈小火，“这样会节省煤气”，她告诉说。

　　五楼C座住着王若望一家。他家有六个女孩，非常热闹，夏天的晚上，窗户大开，经常听见他教育孩子的声音。而每到周六晚上，门口就会很规律地响起电铃，门开处。王叔叔带领着他的六个女儿边歌边舞翩翩而至，他们来表演‘采茶扑蝶”（这是当时流行的歌舞）。王叔叔扮演蝴蝶，他家的小女儿“六六”扮演扑蝶者，一时间，家里充满欢声笑语，带来周末的情趣。而王叔叔这只‘大蝴蝶”实在不失灵活，他左躲右闪，“六六”的扇子就是扑不到他，歌舞也就不间断地延续，直至最后，“大蝴蝶”终于被扑到，歌舞才告结束。接下来的节目就是父亲分糖，酬劳表演者。记得我家的小圆桌上总备有一玻璃罐水果糖，红色透明的小小颗粒，那是父亲偏爱的。于是六个孩子欢乐地一拥而上，把糖果一分而光。接下来，“采茶扑蝶”的歌声再一次响起，队形再一次排好，“大蝴蝶”与‘采茶姑娘”边歌边舞出了我们的家门，一边与我们道别，或许还去别家表演。

　　我很喜欢住在卫乐公寓。尤其喜欢一楼的罗伯母。他家没孩子，所以非常喜欢我。有时在楼前遇见她，她总要拉我到他们安静整洁的家去坐坐，然后翻箱倒柜找东西给我吃。后来我们搬到别处，一次，在“文化俱乐部”的游泳池见到罗伯伯，没想到他立即从泳池里跑上来，不顾浑身水淋淋的，跑到小卖部去买冰淇淋。湿淋淋的手把冰淇淋塞到我手中的感觉至今犹在……斯人已去，但那份慈爱弥漫我的心头，着实难忘。还有赖家的珍菲阿姨，她常常上我家来借书，而且从来不把我当小孩子。她会把她读到的好书一五一十介绍给我，我就跟在她后面读：犹记得其中一本苏联小说《我们切身的事业》，她赞不绝口，我也读了多遍。

　　在卫乐公寓住的时间不长，但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进中学的第一次国庆通宵联欢，我害怕走夜路归家，是父亲鼓励我找一个陌生的同路伙伴。至今，我还记得，当走出那条僻静的小路，远远望见四楼家中的灯光还亮着时，心里多么安定。这是父亲在等着我呢。

　　还有，第一次离家外出：学校组织春游，到高桥海滨看日出。为此，必在高桥住一晚。这是集体活动，我再胆小，也必须鼓励自己参加。我们的驻地是高桥中学，一间大教室，地上铺满草垫，大家席地而睡。我几次起来想上厕所，排了好几次队，那个用泥土堆砌只有一条沟的敞开式便池终究让我望而生畏。我不再睡觉，跟着同学一起往海滨跑。黑暗中见不到海水以及任何景色，等了许久，直到天亮，也不见日出。原来当天是阴天，日出之游只得作罢。那天中午就要返回，于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结伴几位同学，到镇上买了两盒高桥松饼，拿回家父亲笑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花钱。

　　那时在中学就读，中午带饭不回家。我有一位住在乌鲁木齐路的同学天天邀我一同上学。有一天，她问我：“你家大楼出了一件大事，有人从楼顶跳下死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我茫然地望着她，一口否认有此事。回家一问，保姆与哥哥面面相觑，我看他们脸色不对，一个劲追问下去，原来真有此事。哥哥那天忘了带饭盒，回家目睹惨象。他对我说，在大楼的背面，许多入围着，他也凑前去看热闹。谁知是这么可怕的景象，脑壳坠地，脑浆崩溅到大楼两边距离很远的围墙上。他跑回家。一路呕吐，再也吃不进饭。而我家保姆，更是惊呆一般。原来那个跳楼的妇女是她的熟人，那天先找的她，正是她把来人带到顶楼。因为那位朋友刚坐下就对她说，胸口闷得慌，想上楼吹吹风。看她怀孕的身子，没有任何怀疑，就把她带上顶楼。谁知保姆回到家，还未来得及继续手头的事，已经听见窗外大大的爆裂声，以及随即而来的人声喧哗。保姆探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等哥哥回到家，两人一致商定，决不把此事告诉给胆小的我听。他们果然隐瞒了好几天。

　　我睡觉的房间朝北，窗下正是大楼的背面。我朝外看着两边的围墙，围墙上的脑浆早已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痕迹。后来听保姆说，朋友是在单位搞运动受不了而走上绝路，可惜了两条生命。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当时年纪小，心里很害怕。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的接触到死亡。

　　这样，就要讲到顶楼。顶楼十二层是一个大单元，全部连通，包括很大的天台。我们搬来这里不久，十二楼就被父亲工作的上海作协租下来用作招待所，并请了一位慈祥的老朱伯伯照管房屋。我与老朱很熟，放学后常常一溜烟乘电梯直上十二楼，拍开大门，跑上天台玩耍。我喜欢趴在矮矮的围栏上，俯看远远近近变小的人、车、房子；我喜欢让天台上狂烈的风吹散我的头发，吹鼓我的衣裙：我喜欢在天台上做我少年梦游般的梦。出事之前，这儿曾住过卞之琳叔叔。他从北京来。呆了好些日子，平日一直在房内写诗。那时，萧珊干妈晚上在我家吃过饭后，就上楼去看卞叔叔，而我们一串孩子立即尾随在后。那是夏天，她与卞叔叔倚着天台的围栏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我们这一群就在四周疯玩。玩累了，我有时也会挨着他们观望夜景，有时会听到他们一星半点的谈话内容。印象中卞叔叔有点儿忧郁，说话轻轻的，从不放声大笑。而干妈常是在劝他。现在，知悉了年轻时的卞叔叔对张充和姨妈一如既往的倾心，真也是一首美丽的诗呀！

　　我珍藏着一张与父亲的合影，我们正是站在卫乐公寓的楼前。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记得照相机是住在不远处的孙浩然叔叔带来的。孙叔叔是父亲南开中学的校友，也是我二叔的同窗，他一直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任教授。二叔还有一位同窗就是九叶诗人王辛笛，我们几家一直走得很近。那几年，因为和孙叔叔住得近，我们两家往来十分密切，尤其是孩子之间。我们都喜欢在楼前的花园里疯跑，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我也常去他家玩耍，跑上三楼，最吸引我的不是玩伴的玩具，而是一只只装肥皂的空纸箱，那些箱子上唯妙唯肖地用纸桌纸椅纸门纸柜……排列着一个个各式不一的房间。我看得出神，伫立在前不忍离去，而小伙伴在身后一个劲地唤我催我。这些肥皂箱都是孙叔叔的设计草样。他家的孩子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可我，每次看见这些纸箱，都难以移步。

　　话说远了。那天，大家在一起照了好几张相。两家的孩子们，被不时从花园召到楼前，只听着快门卡嚓卡嚓……唉，一九五五年冬天这个难忘的星期日上午，竟然留下的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张合影。

　　照片上的我十一岁，刚上初中一年。我长得细高细瘦，站在魁梧的父亲身边，父亲宽大的肩膀正在为我抵挡风雨。

　　前几年，吴强叔叔的女儿从国外回家探亲，我妹妹托她带些东西。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前去她家。她家仍旧住在卫乐公寓，仍在八楼。我走进熟悉的巷道，走近熟悉的大楼，走到熟悉的高高台阶前，突发奇想。我抬头面朝八楼大声呼唤，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上高高的天空并在空中回旋，一直回旋到四楼的窗前，又回旋到我的耳畔……连同『日日的往事。一齐重返我的身边。那张亲热地挨在父亲身边的影像，忽然在眼前放大，愈发显得无比清晰……

　　2010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