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17章 以文会友忆芝琛何蜀

　　狗年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二〇〇六年二月四日下午。北京朋友康国雄打来电话：王芝琛走了。

　　这是个极不愿意听到，但心里却又明白是时时可能传来的消息。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结识的一些朋友，有许多在书信、电话交流多年后仍未能谋面。芝琛兄就是其中一个。就在二。五年底，我打电话向他祝贺新年时，他还开玩笑说：你还不来北京，我们可能就见不到面了，我们相识这么几年，连你长什么样儿我都还不知道呢。我当然安慰他‘来日方长”。但我知道他多年的癌症对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我始终盼着能看到奇迹出现。听到他说治疗后感觉较好，我就为他高兴。听到他说怕活不到明年了，我就劝他别那样想，别让思想老纠缠在那上面，除了坚持治疗外，只要有精神，还是多想想整理他父亲王芸生录音的事，只要能写就再写点文章。我经常告诉他，我等着看他的新作。

　　我跟芝琛兄的结识完全是“以文会友”，是由他的文章联系起来的。那是在一九九九年。北京的朋友刘双（也是至今未曾谋面的朋友）来信问我，他有个朋友有篇稿子，想给我看看能否用在我供职的杂志上。我说行，直接寄来吧，能不能用，看了再说。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二〇〇〇年第一期《红岩春秋》上的《（大公报）与“反苏大游行”》。因为这篇稿子涉及的历史背景较复杂，我还要查阅核实一些资料，作一些推敲，就先在一九九九年第六期编发了芝琛兄的另一篇《王芸生劫中获释之谜》。这是我编发的芝琛兄第一篇稿子。这篇文章马上就被《作家文摘》选登了。芝琛兄很高兴，说他接到了好几个给他谈读后感的电话。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著名的《大公报》人王芸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王芝琛这位原学理工科的‘哈军工”高才生但退休后却改行研究起《大公报》历史的‘文坛新秀”有了较多的了解。以前我读过全国政仂《文史资料选辑》上王芸生那篇有关《大公报》历史的回忆，通过芝琛兄，我才知道，那原来是王芸老在政治压力下所写的令他终生悔恨的“自诬之作”。

　　在编《（大公报）与“反苏大游行”》一稿时，我特意查阅了当年的《新华日报》，从当时报道中摘录了一些有关文字加到文稿中，特别强调了周恩来当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称这次大游行为‘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强调应该把爱国与排外分开，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的阴谋活动分开，把政府与其中一部分不满政协会议成果的人分开的客观评价，以及当时《新华日报》按照周恩来“三个分开”的精神所作的客观报道，以使不了解历史的读者和长期以来只见到过对那场‘反苏大游行”的批判性宣传的读者能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更加清楚。芝琛兄完全同意我这样的处理，后来他在将此文收进他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时，就用的我作了这样一些编辑处理的修改稿。

　　此后，我又陆续为《红岩春秋》杂志编发了芝琛兄的《抗战时期中国新闻界的一次庆典——（大公报）荣获米苏里奖章》（2000年第5期），《（大公报）与重庆谈判》（2001年第1期）。芝琛兄的稿子，喜欢用没有格子的白纸写。字大而挺秀。出于书写习惯不时会出现几个繁体字，每篇稿子他都会选配几张照片，照片四角插入衬底的白纸上切出的斜缝里，下面写好说明文字。很可以看出这位理工科高才生做事的条理性。

　　在编辑芝琛兄的《（大公报）与重庆谈判》一稿时，我看到文稿中引用了当年《大公报》对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设宴为毛泽东一行饯行的报道，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报道中写到了毛泽东在发表即席讲话时，“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我为了准确起见，核对了有关历史资料，发现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重庆谈判纪实》一书中转载这篇《大公报》报道时，不加说明地删去了最后毛泽东呼喊那两句口号的文字。然而，同一书中转载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宴会上的讲话时，却又没有作删节（只是《新华日报》报道中毛泽东呼喊的是“蒋主席万岁”而不是“蒋委员长万岁”）。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芝琛兄，他还不知道有此事，因为他查阅和抄录的是《大公报》上的原文（为了研究《大公报》，他花了不少时间坐图书馆）。我征得芝琛兄的同意，把所发现的这一情况写了几句话加到了文稿中。

　　为了弄明白《重庆谈判纪实》一书怎么会删去历史文献中的那几句原话。我还特地询问了参与编辑《重庆谈判纪实》一书的原重庆市政协一位离休老干部，老干部坦诚告诉我。那是他删的。他们当时编这部文献书时，思想还不解放，顾虑很多，就删去了《大公报》报道中有关那两个口号的记载。这位老干部是我敬重的前辈，我曾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历史真相被歪曲、篡改的情况，获益非浅。因此想到他当年也曾这样删节历史文献，颇有些感慨。后来每想到此事，我就难免不会担心，像这种既不作出说明，也不加表示此处有删节的省略号或其他符号的作法，在我们已经出版的历史文献书中究竟还有多少？

　　遗憾的是，思想不解放的并不只是那位老干部。芝琛兄此文后来收入二〇〇一年出版的《百年沧桑》书中时，引用的当年《大公报》那篇报道和一些相关文字都被大段大段地删掉了。芝琛兄对此无可奈何。我也只能安慰他，书能出版就已经不容易了。好在后来芝琛兄在《一代报人王芸生》一书中又把有关内容加进去了。

　　那时，我和芝琛兄都很喜欢读山西的《黄河》杂志。芝琛兄发表在《黄河》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上的《（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一文，我读后，给他提出一点小意见，我说，你文章最后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什么不写明是“中国共产党”而只写一个‘党”？这样给人还是个“党天下”、只此一党别无它党的感觉……他回信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说，这样的写法，当然是受每天广播、电视等影响，而终于“习惯成自然”了。

　　读芝琛兄的文章，会感到他是个文质彬彬、平和稳重、很含蓄很有分寸感的人，然而跟他通电话时才知道。原来他的性格竟是那样憎爱分明，慷慨激昂，嘻笑怒骂，嫉恶如仇。有时谈起世事来，竟如热血青年一般激情难抑，义愤填膺，甚至会忍不住破口大骂（当然不是骂粗话脏话，最多是“什么东西”、“呸”之类），有时会使我感到在电话那头的不是一个长我十一岁的退休老人，而是个小青年。

　　我曾奇怪，芝琛兄这位理工科高才生，曾在计算机所工作多年，怎么不会使用电脑？他说，他只是搞理论的。不过后来他也还是用起了电脑，只是因为病的折磨，他很少自己打字，而找了单元楼内一位保安小青年帮忙，这也使我们的联系方便多了。有些文章我们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互相传送了。

　　芝琛兄住在木樨地那幢著名的‘部长楼”，那原是分配给他父亲住的。他父亲去世前，曾和他作过很多交谈，他录了不少音，其中特别是谈到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谈到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的结识经过及对那些人和事的评价。我一再鼓励芝琛兄抓紧把那些录音整理出来。可是没想到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中，他的病情就越来越重了，而且这病已经使他几乎是倾家荡产，因为他要靠打一种非常昂贵的进口针药来与癌魔搏斗，维持生命。一些老《大公报》人知道了他的病情，曾自愿集资要为他治病，他婉拒了。一次他在电话中对我谈起此事，说，我怎么能要他们的钱呢？他们没有谁是富翁……

　　我知道芝琛兄的一些情况后，便给他介绍了我近年结识的一位忘年朋友康国雄（我为他整理出版了他的口述自传《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康老先生有乐于助人的热心肠，在北京又正住在芝琛兄的对面，两家只隔一条马路，再加上康老先生的父亲康心如也是报人出身，当年曾任陪都临时参议会议长，与芝琛兄的父亲王芸生有过交往。于是他们两人很快也就成了朋友。芝琛兄的一些病情，我就是听康老先生来电话讲的。因为我在电话中不好老向芝琛兄打听病情。听康老先生说，春节初一那天他接到芝琛兄的电话，说想吐，康老先生还赶紧去想法给他买了药，又打电话问了医生：初二时听芝琛兄说好些了……

　　芝琛兄近年在不少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山东画报出版社十二月出版的第四十四辑《老照片》上那篇《“哈军工”琐忆》，恐怕要算他的绝笔吧。此文让我了解到他当年在那所“军事工程学院”中的心境和遭遇。像他这样‘另类”出身的文化人，要想通过“思想改造”而“脱胎换骨”，得到‘革命阵营”的接纳和信任，显然比登天更难。他的那些经历和遭遇，可能就是后来促使他下决心研究《大公报》历史的动力之一吧。

　　可惜的是，他还有多少该写想写的还没有写出来。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他父亲留下的那些口述录音，也还没有全部整理出来。他曾多次说过，希望命运能多给他几年时间。他并不是想多活几年享受什么，而只是想着要把有关他父亲和《大公报》的许多历史事实整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我能想到，他在最后的时刻，心中会有多么大的遗憾……不过我又想，历史总是充满遗憾的，但历史也总是会不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