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14章 “京派文人”融入新马

　　四十岁的连士升，于北方苦读治学十年。南方颠沛隐居十年之后。终于在南洋觅得一处安身之所，开始了人生另一段充满挑战和丰收的岁月。

　　连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兴日报》特派员，任内曾受命回中国作采访，在南京时，《中央日报》也聘他为特派员。一九四八年，他转投新加坡《南洋商报》，在欧洲采访期间写了大量游记，后来集结成《祖国纪行》、《欧洲纪行》之《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五部书，由《南洋商报》出版。

　　连士升初到新加坡马来亚时，带着中国北方学者特有的气质，言谈举止显得渊博自信。他那沉着、理性、超功利、些许学究气、喜欢怀『日的文笔，一方面展现古典色彩，另一方面难掩乡土倾向。他当年初到北平时有个感想：“坦白说一句，初到福州与初到北京时，我所得的印象刚好是两样。前者是跑进异乡，后者宛若回到故乡。”浸润京城十年的文化与乡土养分，使得他不自觉地成为一名‘十足的”北京人。

　　学生时代连士升所追随的导师与崇拜的文人，多属于‘五四”时代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接受西方文化，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生于列强欺凌中国的时代，因此关心政治、热爱国家；他们对社会的不平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坚持正义、嫉恶如仇。他们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讲究纯艺术和纯文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幅度认同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同时，不能也不愿放弃眷恋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情怀。这也许就是‘京派”文人的特质。

　　从连士升《回首四十年》书中的《北京图书馆》、《北京的公园》、《北京的饭馆》几篇描写北平风貌的文章，可以窥见他的乡土视角，嗅出他浓厚的‘北京味”。他简洁隽永的表达功力，得自深厚的国学基础；他用笔条理分明，逻辑严谨，源自大学时代所受的史学训练；他广阔的国际视野，归功于长期研究及翻译外国经济学名著所累积的学识。

　　像连士升那样一个有独立个性，有审美能力和批判目光的现代知识分子，一下子掉进一个自己不熟悉。文风迥异的南洋文化圈子里，很难不被那些以本土派自居的华文作家视为异类，或‘非本土”、“外来者”。他们对这位文章写得好，外语能力强的中国式现代文人也充满了好奇，尤其是他当上《南洋商报》主笔之后，许多人很想多知道一些这位名报人南来之前的资历，或转换工作的过程等等。然而这些琐碎的是非丝毫无损于他正直的人格。

　　南洋——或者更狭义地说马来亚——的华文文艺界，在中国抗战期间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体上是跟着中国的抗战文艺走的。当时就有华文作家反对老是拿中国的题材做蓝本的作法，倡议建立发掘本地题材，反映马来亚社会的文艺体系，他们认为既然生长在马来亚，就不能不认同马来亚社会，那才是马来亚华人的家，而不是中国。唯有这种新的思维，才能表现马来亚文学的独创性。

　　随着对环境的适应，敏锐的观察和圆润的调节，连士升的著作开始默默地转变。一九四九年定居新加坡以后，他曾写道：“我认为南洋的文化应以当地文化为主体，加上中国、印度、回教文化的旧传统，及欧美文化的新思潮，造成一种和谐的适合当地需要和趣味的文化，这样才能生根，才能繁荣滋长，才能够开花结果。”他的大量的作品很自然地为新马文化界接受。他于一九五。年被委为南洋学会理事，不过是来到南洋一两年的事。这年的著作，多收入《南行集》和《闲人杂记》。么女萧思于这年出世。

　　一九五二年。连士升受委为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大学校董。一九五四年，出任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剧场委员，发表《当地文艺的特性》、《文艺应反映现实》、《中国戏剧在巴黎》等有关戏剧的文章。一九五六年，被推选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发起人兼顾问，此时的连士升已经被公认为南洋文学界的领袖之一了。

　　一九五三年一月，陈六使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他率先捐献叻币五百万元，并承诺捐出坐落于裕廊律，面积五百二十英亩的会馆土地。作为建校之用。他的号召得到新马侨社热烈响应。二月，建校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大学为“南洋大学”，并推连士升出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一九五四年，长女侨思高中毕业后赴中国大陆，进北京大学生物系深造。

　　一九五四年十月，林语堂率教授和管理人员共十一人，应南大筹委会之敦请来到新加坡，准备筹划开办南洋大学：一九五五年四月。因与创办人陈六使及筹委会理念不合而集体辞职离去。六月，大学先修班开始上课：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入学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别就读于文学、理学、商学三院，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一九五七年，连士升发表见证马来亚独立的文章，深为各界重视。一九五九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受命为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一年初，马来亚总理东姑拉曼倡议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巴、沙劳越、文莱组成马来西亚的构想。新加坡与马来亚经过两年多的谈判，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有条件地加入了马来西亚。这年，连士升获新加坡元首颁赠功勋章。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父亲由泰来哥陪同作环游世界之旅，第一站香港，第二站经吉隆坡来怡保我们家小住及游览。三月二日。父亲及泰来哥飞新加坡。南洋大学诸人及连士升、赵世洵等在机场相接。是晚应陈国础、刘攻芸先生之宴于丰泽楼，席开四桌，老友相聚，备觉温馨。父亲与连士升夫妇自从民国三十五年重庆一别，悠忽二十一载，不胜今昔之感。泰来哥在日记中写道：“连士升先生的太太是安南籍，香港陷落后，他们夫妇到安南，战后又到新加坡定居。连先生是新加坡的大文豪，在政府里地位也很高。父亲和他多年不见，把晤甚欢。赵世洵是上海《新闻报》记者，与沈苏儒同事，一九四九年经香港转来新加坡。”

　　这年八月九日，李光耀通过广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这年，连士升出版穷十五年心血的《甘地传》《尼赫鲁传》及《泰戈尔传》三大著作，以及《海滨寄简》一至四册《物华集》《天宝集》、《人杰集》和《地灵集》，这些著作可视为连士升送给新加坡共和国的一份大礼。

　　一九六九年，连士升出任《南洋商报》总编辑。一九七一年，因病辞去所有职务。这年秋天，连士升夫妇来马来西亚怡保看我们一家。连先生通过《南洋商报》怡保办事处跟我连络上，到怡保的当晚，我和内子刘德顺在利口福饭馆请吃广东菜。原籍福州的连先生还是一口京片子，跟以前一样健谈，席间说了好几个在北平上小馆儿的笑话，这些笑话也是父亲常说的。第二天我们陪他们逛‘霹雳洞”及‘南天洞”，中午吃了一餐斋菜，下午他们就回新加坡了。

　　一九七二年，出版《海滨寄简》的第五、六册《落霞集》及《孤鹜集》。

　　一九七三年，连士升赴北京探望长年留在北京，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的长女侨思，并拜会恩师顾颉刚先生。返回新加坡后不到两周即感身体不适，于七月九日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海滨寄简》的第七，八册《秋水集》及《长天集》，由连士升的子女分别于一九七五年及二。七年出版。二。七年九月十五日。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主办‘连士升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同时举行《长天集》的新书发表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