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13章 上海去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父亲随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河内，年底转往香港，住九龙太子道，与正在香港岭南大学教书的连士升取得联系。第二年八月，父亲去上海参加汪精卫领导的对日和平谈判。鞠清远、武仙卿、曾资生、沈巨尘四人也追随去了上海。四个月后，父亲同高宗武潜离上海回到香港。父亲之决心离开汪组织，并顺利到达香港，除了黄溯初、徐寄廎、杜月笙、万墨林等有力人士多方协助营救之外，连士升向母亲提出的真诚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汪精卫等人和日本军方代表在虹口六三花园及愚园路举行了十二天正式会议及会外商谈，双方歧见甚深。父亲与众人困居警卫森严的愚园路楼房，形同软禁，乃密派鞠清远回香港，告诉母亲自己的处境和痛苦。鞠清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港，母亲和琴薰姐请连士升前来共同商量。连士升得知汪、日可能年底在密约上签字后，非常激动不安，认为事态危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签约之前把老师解救出来，必要时他愿意亲赴上海设法营救。母亲几经思量，决定带儿女去上海，先设法让父亲脱离愚园路再想办法。

　　十二月二十六日。汪方决定三十日与日方共同签字。高宗武和父亲见事已不可为，遂决定离开上海。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十二月二十二日抵达香港。轮船徐徐航进维多利亚港之际，正是香港《大公报》以头条揭露‘日汪密约”之时。船靠九龙码头，我们已远远看到连士升在码头上挥手，一下船，连士升便飞奔过来，双手把我们三人紧紧围住，连声说：“回来了！回来了！”此刻他已泣不成声。

　　国际通讯社

　　一九四〇年六月起，父亲在九龙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分寄国内各地，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这份刊物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间亦刊载社友们的国际时事评论。

　　“国际通讯社”的编译者，有连士升、戴杜衡、林一新等先生。每期所载的论著都出自各人手笔，译稿则取材自几十种英、美、日、俄等国出版的书报刊物。

　　连士升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从北平携妻带女逃来香港。经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介绍进入《港报》，十月开始工作，不料不到三个月，报馆即因负债累累而倒闭。为缩小开支，只好把妻小搬到澳门亲戚家暂住，趁此机会完成未翻译完的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的《工业史》下半部，于次年（1938年）二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五月，妻子郑侃嬨从澳门搬回香港，因为逃难贫困及操劳过度，患上心脏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八月三日与世长辞。

　　一九四。年，连士升与燕京同学罗牧的胞妹罗梅结婚。他们的婚礼，在香港中环德辅道‘告罗士打酒店”（Gloucester Hotel）举行。父亲担任男方主婚人，罗牧为女方主婚人，证婚人是鼎鼎大名的文学家许地山（笔名落华生）。我们全家都参加婚礼，新娘很年轻，大家都叫她‘罗小姐”，她是越南华侨，随兄在香港岭英中学求学。一九四一年，连士升担任港大校外考试委员。连家的男孩亮思这年在香港出世，连士升隐居越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清晨（夏威夷当地时间）。日本突然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八日上午，日本轰炸机三十多架飞临九龙上空，向启德机场投弹，九龙城起大火，黑烟滚滚，延烧数小时不熄：布阵于深圳边境的日本陆军也同时向九龙新界发动攻击。晚上港九实行彻底灯火管制，港湾两岸一片漆黑死寂，行人绝迹，前线枪声不绝，甚为恐怖。

　　连士升一家住在港岛。从十二月十一日到二十五日，港岛居民生活在日军从九龙射过来的猛烈炮火之下。二十五日英军投降，在日军接管港岛治安之前，全香港也跟九龙一样变成无政府状态，发生抢劫、掠夺、乃至自相残杀的事件。更加恐怖的是日军登陆后，为报复部分英军顽强抵抗而公开虐杀战俘。

　　连家决定离开香港，设法办好去越南的临时通行证，听到日本疏散船“白银丸”从九龙开往广州湾的消息，连忙设法为罗牧、戴淮清和自己三家买到十四张船票，一早便过海去九龙码头，可惜等船的队伍实在太长，手中有票也上不了船。连家一行人只好搭上去澳门的“泉兴丸”，从澳门到广州湾。

　　连士升带着怀孕的妻子罗梅，七岁的女儿侨思和不足周岁的儿子亮思，在广州湾流落了两星期。终于搭上了日夜盼望的‘多宝”号货轮，于三月十一日抵达海防，第二天坐火车到河内，转往西贡，住入永安客栈。为躲避占领越南的日军耳目，几天后迁到湄公河三角洲茶荣省，开始长达四年的隐居生活。

　　在茶荣，连士升经朋友介绍，当上一间华侨小学——福建学校的校长，暂时得以安定下来。在穷乡僻壤，简单拮据的生活环境下，他并不气馁，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翻译克拉判的《现代法德经济史》，接着又翻译克拉判的一百五十万字巨著《近代英国经济史》，不过这本书只翻译了大半，日本投降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完成。在越南的另一大收获，便是二女儿仁思（1942），三女儿藩思（1944），及四女儿文思（1948）的出世。

　　一九四五年战事结束，连士升第一时间的决定就是回归祖国。年底，只身经高棉前往西贡，经马德望、金边到曼谷，然后乘军用机到马尼拉，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抵达上海，逗留两天之后搭机飞重庆。他回忆道：“二月十二日下午六时，我安抵重庆，投宿胜利大厦，第二天便搬到亲友家里去住。”他在上清寺我们家暂住，我们记得他白天外出访友，晚上灯下写作。

　　两个月后，连士升离开重庆去南京，在那儿当了半年公务员。由于严重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家眷尚滞留国外，又看到那些养尊处优的接收大员过着豪奢的生活。而一般公务员贫无立锥之地，甚感不平，乃决心离开。他说：“在当时的环境中，我知道自己如在南京住下去。不但债台高筑，陷于无法自拔的地步，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把家眷接回国。”于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到了新加坡。他原本只是想到马来亚考察两三个月再作打算，没想到国内局势丕变，根本无法回去安居，只好暂时留在新加坡。一九四八年九月，为新加坡《南洋商报》赴巴黎报导联合国第三届大会，顺便在欧洲各国参访。一九四九年正式受聘于《南洋商报》，举家自越南迁往新加坡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