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陶希圣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与友人合开新生命书局,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创力《食货》杂志《食货》半月刊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创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的两年半中,前后共出版了六十一期。刊发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论文三百四十五篇《食货》作者群中的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和未在刊物上出现的沈巨尘、萨师炯等人,都是父亲北大时期的学生,他们自称是陶希圣的“亲兵”。父亲那年应聘来北大任教,开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门课。他又轮流在清华、燕京、师大、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校兼课,很是叫座。何兹全说:“当时,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有胡适之、傅孟真、钱宾四和陶先生四位先生。北伐战争之后,青年学生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反思和前途问题,由中国革命性质而联系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最受欢迎的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陶先生就是运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史问题的。陶先生讲课声音不大,而分析深刻,鞭辟入里,生动有层次,循循善诱,引人人胜,教室里挤满了人。”
另外一位《食货》的长期作者连士升,福建福安人,生于书香世家,七岁起在家乡私塾启蒙,继而就读教会办的霞浦作元汉英学校及福州英华斋,打下良好的中英文基础。一九二七年高中毕业,北上考入燕京大学,初习理化,次年转入经济系。他上过父亲在燕京社会系的课,也间或来家中和父亲讨论翻译西方经济史名著的事。泰来哥告诉我,连士升跟那几位山东学生不一样,他比较严肃,不像他们会开玩笑,会闹。连士升比何兹全等人年长四五岁,一九三一年就从燕京本科毕业了,嗣后留校续念研究院,国学大师顾颉刚介绍他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特别研究室中得一席位读书写作,同时为著名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等撰写或翻译有关中外经济史的文章。他日后回忆道:“在七七’抗战前的几年间,我几乎无日不和这间图书馆接近,假如燕京大学给我以结交几个师友的机会,那么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是给我带上治学的门径。”毕业那年,连士升与燕大同学郑侃嬨结婚。
一九三五年,连士升开始为《食货》撰文。父亲在一卷八期(1935年3月16日)“编辑的话”中写道:“连士升先生是燕京大学研究院出来的专攻经济史的笃实的学者。他在北平图书馆阅览室里已经两年,他正在翻译世界经济史几部名著,有工夫还调查北平的庙会等经济现象。经济史名著译毕以后。他将根据他的素养。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他在二卷十二期(同年11月16日)中又写道:“连士升先生埋头于各种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与经济史名著的翻译,工夫的深苦是通常以一知半解自封自足的人想象不到的。不久他将有长文介绍经济史名家名著给我们。”连士升陆续发表于《食货》的文章,计有:译桑巴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译克拉判《经济史的纪律》、著《重商制度略说》等十一篇。
连士升并非所谓‘亲兵”的一员,父亲与他在燕京和《食货》结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年学界有‘食货三‘升’”之说,指的是全汉昇(北大)、杨联陞(清华)、连士升(燕京)三位长期为《食货》撰稿的青年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日后都成为声誉卓著的一方学者。连士升后来在香港工作时与父亲过往甚密,一直称父亲为老师或‘先生”。《食货》于一九七一年在台湾复刊为月刊,已成大名的全、杨二人仍勤于为月刊撰稿,这是后话。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父亲阴错阳差地蹈入了政治漩涡,连士升则带着妻子侃嬨和两岁女儿侨思辗转逃出北平,经天津搭船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