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由郑进一、陈维祥作词的《家后》,不就是李夫人最好的写照吗?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唱这首《家后》,一直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这终归是最难过的时候了,我不敢注视李夫人的眼睛,却在李泽厚和海立握手道别的时候,感觉到了他的忧郁。我别转了面孔。这时候,我看到沙发上放了一份影印本,那是美国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诺顿文学理论批评文集。在这本最新出版的书籍里。添加了三位非欧美批评家的作品,他们是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的批评家,李泽厚就是代表中国第一次入选的。可以把这本影印件顺手放在身边,看起来,李泽厚还是在下意识里,并不如他自己先前所说,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了。于是我安心了,因为在这本影印本上,我又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激情和希望。
回程的路上,我们在高速公路旁边的休息区里停下车来。无声地仰躺在后车盖上。眼面前,科罗拉多辽阔的天空上,寂静地升起了繁星,那么贴近,就好像天和地融化在一起一样。想起李泽厚最爱的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大概也就是在他心底里,美的体验,美的情怀,美的道路,美的历程。
写于费城近郊2010年3月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学生连士升,于勤修学业之余经常投稿《食货》杂志,为在燕京兼课的先父陶希圣所赏识,两人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又共事于香港‘国际通讯社”,公私关系更臻密切。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连陶恒生士升携眷逃离香港隐居越南,战后几经播迁,于一九四九年举家定居新加坡,迭任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主笔、总编辑,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发起人、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六三年荣获新加坡元首颁赠功勋章。连士升毕生笔耕不辍,著作丰硕,计出版书二十三本,包括游记、散文、传记(《甘地传》、《尼赫鲁传》、《泰戈尔传》)、信札(《海滨寄简》八本)等,是南洋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声誉卓著的报人及文学家。享有‘南洋鲁迅”之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