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9章 蒋子龙的风度李建军

　　自打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从手机成了许多人的体外器官之后，手写的书信，便越来越少见了。是啊，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多么便利，多么迅捷，谁还会辛辛苦苦一笔一画地用笔写信呢？谁还有耐心等待几天的时间，让自己的信慢慢腾腾地抵达收信人的身边呢？

　　然而，我最近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手写的来信。

　　更让我意外的是。写信人竟然是我素来尊敬的蒋子龙先生。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读过蒋子龙先生的作品。他的通脱、明快、朴实的叙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年轻读者的文学趣味：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和进取精神，以及人物的不愿循规蹈矩的个性和敢于挑战的姿态，也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内心生活。确实，蒋子龙先生在我们那一代遍及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八零后”作家在他们的粉丝眼中的位置低：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力。则是‘尿不湿一代”永远无法想象的——要知道，在那个百废待兴、思想解放的时代，文学不仅负载着许多青年的美好梦想。而且还起着为生活引路的作用。

　　然而，我见到蒋子龙先生，却是很晚的事情。大概是二。三年，《羊城晚报》组织了一个文学论坛，我和蒋子龙先生就是在那个会上见面的。会议间隙，我们一起散步，聊起了当下的文学，对一些问题，有着共同的看法。这几乎是我们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谈话。此后，虽有见面，但大都匆匆而见，忙忙而别，相见既无交谈，别后也无联系。按说，作为后生晚辈，我应该多多向他问安、请益，但我偏偏又是一个在社交上极为矜持和疏懒的人。

　　后来，二。九年，由于担任《中国作家》杂志‘鄂尔多斯文学奖”的评委，我有幸较为细致地阅读了蒋子龙先生的参评作品——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老实说，对他的这部作品，一开始，我并没有存太高的期望。原因是：外在的，他面临着所有中国作家都几乎很难超越的障碍，即对外部的‘规约框架”的突破；内在的，他必须克服自己固有的写作模式的局限，而这，在我看来，难度也非常大。我想，这也是别的一些学者和批评家的看法。我们的莫名其妙的偏见是：每一代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而蒋子龙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由于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的局限，他那一代人已经无力把握和叙述当下这个无比复杂的时代了。不仅于此，有的学者甚至将当代文学的改道易辙，衰萎不振，归咎于以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的阻滞。蒋子龙先生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诬枉之论，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恼羞成怒地咒骂批评家，没有揣度批评家的动机和居心。我以为，这种任人评说的宽容和平静，体现着一种良好的教养和风度。蒋子龙先生用厚重的创作实绩，证明了他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改革文学”既不是无法绕过的礁石，也不会阻挡探索者自身前行的脚步。

　　完全没想到的是，《农民帝国》令我惊喜，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它获得‘鄂尔多斯文学奖”的大奖，实在是实至名归。它不仅在小说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对当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上。也达到了成熟的境界。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这部作品，我找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更为完整的单行本，又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一般来讲，重读才是对作品最大的考验——只有经得起重读的作品，才有可能是站得住的好作品。

　　为了更有效地描述我的阅读体验，为了沿波讨源地探寻蒋子龙创作的跃迁轨迹，我又从图书馆借来了多卷本的《蒋子龙文集》，重新阅读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最后，我写了一篇题为《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论（农民帝国）》的长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以及作者对现实和‘新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等问题。我没有想到子龙先生会读到这篇文章，更没有想到他读了会有那样的感受，会写信来表示他的谢意。

　　他在手札里这样写道：建军先生：近好！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去年第五期的《小说评论》，读到您评《农民帝国》的文章，有惊喜，有感动，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教益。在您的褒扬中我受到鼓舞，也悟出了自己的弱点。能收获一篇您的评论，农民帝国》就没有白费力气。

　　前不久刚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颂扬您的长文《学批评因何而伟大》。我一直喜欢读您的文章，这回算知道您是怎么做学问的了。为了写这篇文章读了多少资料啊！心里感动禁不住要表达，不多占时间，再次感谢！并祝时祺！

　　蒋子龙顿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读罢子龙先生的来信，我非常感动。老实说，在文学批评上，我虽然努力使自己抱着超然的态度，但绝不是一个不屑毁誉的人。作为‘批评家”，我收到过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听到过从维熙、何满子、谢冕、严家炎、张梦阳和台湾的马森等前辈作家和学者的让我受之有愧的‘不虞之誉”，但也承受过‘不虞之毁”。尤其是某些‘著名作家”的东拉西扯的臆度和詈骂，至今让我犹觉不可思议。一般来讲，作家一旦成名，就会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也会更加在意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但是，其中很有一部分人，未能正确地理解文学批评的功能，没有学会如何以正常的态度对待批评：看到那些把话说豁了边的赞扬，他们视之为自己应得的奖赏，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看到质疑的批评，则大为不快，甚至恼羞成怒，认为批评家要么低能，看不到自己的佳处，要么居心叵测，偏要坏他的好事。而蒋子龙先生自出道以来，不知听到过多少赞扬，读到过多少评论自己的文章，怎么会在乎我的那样一篇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呢？我觉得他写信给我，完全是由于他的教养。没有谦虚的德性和博大的胸怀，没有对别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识，就不会有这种教养，就不会降尊纡贵地写信给一个晚生后辈，就不会真心诚意地‘再次感谢”。

　　长者有信来，岂敢不回复。于是，铺纸搦管，我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尊敬的子龙老师：

　　您好！

　　惠示收悉。刚从外地回来，所以迟复，请您海涵。

　　谢谢您的理解和鼓励。您的谦虚，让我感佩；您的奖赞，使我愧怍。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虽然还没有到‘烂忠厚”的程度，但也并不具备做批评家的刚健性格和无畏精神。真正的批评家是那种敢于承受伤害和打击的人，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他虽然不必像东汉的仲长统那样“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但却应该把他的‘三可贱说”牢记在心：“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他绝不满足于寻章摘句地玩弄‘纯文学”，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向社会提供真实的信息，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鲁迅先生在写给一个被胡适批为‘妄人”的曹姓学者的信中说，可怕的‘残虐”，将使‘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甚至，“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在我看来，学者的虚与委蛇和不说真话，批评家的二三其德和苍黄反复，士人的丧失对“可贱”之事的敏感，其后果，将与可怕的‘残虐”一样严重，一样有害，因为，它不仅会严重地淆乱文学评价的标准，而且还将严重地败坏我们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

　　我本来是学问中人。更愿意安安静静地读书，倘有所感所思，持之有故、条分缕析地写将出来，便很觉惬意。成为所谓的‘新锐批评家”。其实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实在看不惯某些批评家一味地向‘著名作家”做媚笑，看不惯他们把无大价值的劣作赞为寡二少双的杰作。偶因读了几部这样的‘杰作”和‘经典”，便忍不住写了几篇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谁承想，竟惹得一些朋友怏怏不乐，也将自己置于激烈‘交锋”的冲突地带。

　　古人说，事相反而实相成。其实，创作与批评也是互相推助、相生相克的。说真话的批评。可以给作者提供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像：优秀的作品，则能点燃批评家的创造激情，激活他们的思想，给他们带来阅读的快乐和言说的冲动。我读《农民帝国》，就体验到了这样的愉悦和冲动。您像陕北的石匠一样，在生活的石山上，雕刻出了一个个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您对这个复杂的转型时代众生相的洞察尤其深刻，既有着令人震惊的现实感，又有着发人深省的历史感，极大地超越了詹姆逊所批判的那种缺乏自我认知能力的‘文化逻辑”，克服了那种失去感知‘整体性”能力的琐碎和浅薄。郭存先这一人物的塑造，更是了不起的成就。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格裂变和人格毁灭的悲剧，可以看到国民性异化的严重情形，而这些人格灾难和精神伤痕，几十年来，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如何治愈这些内在的创伤，如何使他们活得更文明、更幸福、更有人格尊严，正是您在这部小说中忧心殷殷地思考的主题。您的这部皇皇巨著，第一次以史诗般的规制和力量。展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惊心动魄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内心世界的那些被层层表象遮蔽的病痛和残缺，就此而言，它实在可以被当做认识变革时代的中国人精神状况的丰富而可靠的档案资料，可以被看作包含着深切焦虑和神圣忧患的启示录。

　　系统地读了您的几乎所有作品，我感受到了您的正直，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个民族尤其是底层人生存境遇的关切，看到了您从事写作的文化理想。尽管您所叙写的生活，您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包含着令人心情沉重的悲剧性，但是，您叙事的语调并不悲观消沉。您的批判是尖锐的，但也是充满同情心的。这是您特有的严峻其外、温热其内的心情和态度。在您的《农民帝国》中，分明有着始自晚清的严复、梁启超一代，中经鲁迅、胡适和傅斯年等‘五四”一代，而传承下来的启蒙传统一用更具现代性的他者文化作参照来反观中国文化，通过充满理性精神和变革热情的批判，来实现对‘病苦”的疗救，来实现对“新国民性”的塑造，来实现‘新文化”的建设。我把您的那些与‘国民性”有关的写作，同王小波等人的写作一起，归纳为当代的‘新启蒙写作”，或者‘新国民性批判叙事”。这显然是一种有待成长的写作模式。我曾经在发表于《文学报》的一篇题为《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代启蒙写作的旗帜。已经降低到了一九七六年以来的最低点。”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种种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原因。许多的作家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方式来写作，要么满足于玩弄技巧和形式，要么沉溺于随意而虚假的编造，要么陶醉于对无聊的个人经验的叙述，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与他人经验的非相关性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非介入性。雷巴科夫说，文学总是关注和表现自己时代最迫切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这里，情况似乎正好相反——作家似乎总是在回避那些‘最迫切的问题”。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想要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写作姿态，就必须直面问题和苦难，就必须承受内心的煎熬和严峻的考验，就像韦君宜写《思痛录》那样，就像陈忠实写《白鹿原》那样，就像您写《农民帝国》那样。

　　好了，该打住了。强聒不舍地说了这么多，实在与班门弄斧无异，尚乞子龙老师无以放言无忌为唐突。

　　随后奉寄旧作《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与新煮《文学因何而伟大》二册，自知画眉深浅，必不入时，请您闲来无事，随便翻翻。

　　敬颂著祺

　　李建军再拜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用特快专递，将信寄到了天津作家协会。为了联系的方便，我将自己的电子邮箱，也告诉了蒋先生。然而，不知何故，过了半个月，子龙先生才收到我的信件。但他的回复是迅速的。这回是电子邮件。建军先生：

　　刚读完您发在《文艺报》上‘五个面影”，就收到了您的亲笔信。我当好好再多读几遍，里面有对我很有教益的思想，要好好收藏此信。面对您这样的批评家，我除去感动、钦服，还有惶恐，从不敢指望您会读我多少作品，不想您竟读过我的几乎全部作品，这让我汗颜！您的大作还没有收到，许久以来那就是我想得到的。急着外出，慌不择言，收到大作后再写。我知道您很忙，不必回复。我有问题要请教时自会写信。

　　匆匆祝体笔两健！

　　蒋子龙顿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

　　十多天后，蒋先生收到了我寄给他的书，又发电子邮件给我，非常谦虚地表达了他的谢意。建军先生：近好！

　　由于是挂号走得慢，昨天下午才收到两册大著，正求之不得！其中有些文章在刚发表的时候就曾先读为快了，还保留着，今后也将作为我的教科书再系统地拜读。上了年纪，读书的时间长，写作的时间少了，正好通过您的书补上文学理论这一课。

　　非常感谢！结识您是老天对我的眷顾。

　　蒋子龙顿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收到子龙先生的两封邮件，我正在外地开会，所以，过了几天，才迟迟作复。美好的事情。仿佛春天的阳光。总想让朋友也感受到它的温暖。一天，在闲聊中，我将子龙先生写信给我的事情，告诉了热情的小蕙女士。她听后很感兴趣，让我就此写篇东西，绐《光明日报》副刊。我在回信中，把我写的短文，也发给了子龙先生，请他过目、指正。子龙老师：

　　您好！

　　上月十四号和二十六号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因为在外地。还有别的不上串的原因，所以迟复，请您原谅。

　　拙作奉呈，也只是请您随便翻翻。我的文章里，多有激于义愤的率性的真话，但大多是经不住时间洗汰的“一时之论”。其实，我的评论，已经是很温和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惹得很多人大为不快：如果我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都和盘托出，那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

　　您的来信，让我感动，遂将大示与我的复信，缀合成一篇文章。请您过目，看看有无不当之处。

　　我现在是‘到处逢人说项斯”，见人便推荐《农民帝国》。现在的批评家耐心读作品的越来越少了。

　　顺颂夏祺！

　　建军顿首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日

　　这次，子龙先生的信回得更快，只是改了称呼。改得随意而亲切。但却让我既感动又惶恐。

　　建军兄：休怪我改称呼，我是真想称您为老师，又怕搞得自己太过拘谨。这样则可以让通话轻松些。我看到您的信就立刻打开了附件，太好了，让我知道了您写那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至为感动！难怪古人说知音难觅，有一二便足矣。能结交您这样的真才——几乎是独自支撑着当下批评的信用和荣誉，是我的荣幸。当读到您的文章时，由于意外地感动，匆匆先写了那么几句就寄走了。待信寄走之后又觉得意犹未尽，应该掰开揉碎将心意表达得更准确些。

　　接到您的回信，非常珍贵，里面的思想对我有震动效应，我想对其他作家也会有所启迪，应该公开发表出来。即使您不写文章，我也会想办法公开您的大札。您的这篇文章若《光明日报》嫌长，可交由刊物发，最好不要删节。

　　您一回信我就可将您的信箱保存下来，以后不必对我的每一信都复。再次感谢，真是高兴！

　　祝好！

　　子龙顿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四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干载其一乎！”蒋子龙先生的来信，让我体验到了这种‘逢其知音”的美好感受，也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写作是一种交往的艺术，是心灵与心灵沟通的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绝不会委屈而傲慢地认为自己‘养活了”别人，而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别人的存在，自己的作品才有了产生的可能，才有了存在的价值。我从蒋子龙先生的作品中，从他的来信中，看到了对他者的尊重，看到了一种有教养的风度。

　　2010年6月15日，北京平西府一本残缺的日记陈虹

　　这是一本残缺的日记。

　　纸已发黄，土褐色的漆皮封面也已有些破损，唯有左上角的那个装饰画还很清晰：工人举着铁锤，农民拿着镰刀，烙下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岁月痕迹。

　　其中的内容则只有一个月：上自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十四日。下至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十五日。三天之后它的主人便告别了人世——这时的他，刚刚过完十九岁的生日。

　　他叫陈晴，家里人都喊他阿晴。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暑假。那是一个星期天，爸爸一大早就将我从床上拖起，说是带我去颐和园。就在公园的大门口，那尊憨态可掬的铜狮子旁，一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迎面向我们跑了过来。他长得很清秀，眼睛特别亮，爸爸俯下身子轻轻对我说：“快喊大哥！”——于是我这才第一次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这一年我刚刚上小学，但阿晴哥已经是高中毕业生了，他被母校——上海向明中学选派到莫斯科留学，临行前先来北京俄语学院培训一年，于是我们就这样见面了。

　　……然而再也没有想到，留学生活仅仅才过去一个学期，阿晴哥给爸爸留下的那一大摞亲笔用俄文写好地址的信封也才用去不到十分之一，竟从中国驻苏大使馆传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凌晨，阿晴哥因病而殇于莫斯科！

　　如此的噩耗，不要说爸爸无法接受了，就连当时尚处懵懂之年的我也久久缓不过神来……几十年过去了，阿晴哥始终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谜，一个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心结。不曾想，冥冥之中上天似乎在帮助我，就在那天——当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也就是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阿晴哥的身旁之后，竟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消息：阿晴哥临终前留下了一本日记。

　　日记本是由上海向明中学校友会寄来的——扉页上，是手写的四个艺术字：“心灵之花”：底页上，抄录了一段雨果的话：“最酷似人类心灵的，莫如蜜蜂了。它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就像心灵从这个星球飞到那个星球。蜜蜂随飞随搜集蜜汁，正像心灵随飞随搜集光明。”我轻轻地抚摸着它，抚摸着这本五十三年前的遗物，我仿佛感觉到了主人的心跳，并同他一起经历了心灵的最后一段历程。

　　——爸爸曾经对我说过，阿晴哥是患心脏病去世的。

　　此话不假，就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的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病魔拖倒我在床上，

　　踏在我身上狂叫，獠牙透出了嘴皮，像一柄双叉。

　　我忍耐着痛苦，以殉道者的精神迎接着它的残暴的行为，

　　我不知道还能活到几时……

　　从内容上看，没有写完；从字迹上看，潦草到难以辨认。看来他是真的病倒了，乃至最后的一句话是：“无力的手不能支持。”

　　裘慰庭是阿晴哥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从他后来给爸爸的信中得知：两天后阿晴哥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医院，“进院初因语言困难，医师对病情了解不详，颇为疏忽，因而进院后不久，即昏迷达十几小时。留学生党支部与学院领导几次商讨，设法为之转院，但恐加重病人负担，又听医院方面说，可以请其他专家来会诊，所以作罢。但不曾想……”

　　的确，自一月一日之后日记本上全是空白，直到一月十一日才重新有了记载一看来他终于苏醒过来了。但他写的是自己的梦：“黑暗中我望见一条白带，这是路，两边是交叉的十字架，我向着这条路上走……‘上帝显了灵，他说：生活下去，像殉道者一样！”——他想活，他还年青啊！

　　再往后，则是不成文的东西了——一月十二日，是写给同学的一封信，只有八行，却又打上了叉叉，作废了；一月十三日，是一组组数字的排列。像是在算命。又像是在寻找生的希望：一月十四日，他开始给爸爸写信，不知为何连续写了四次才定稿：

　　爸爸：

　　一月三日晚突然心脏绞痛，脉搏增快，体温在几分钟内上升到三十九度，当夜我被送到医院。目前初步诊断是神经性心脏病，无特效药，需要长期疗养，且不能进行过分疲劳的活动（指病愈后）。因此我的学习问题必须重新考虑，现在就等大使馆的决定。

　　关于我的病，我不想告诉母亲。如果还能继续学习，那么就只当没有这回事：要是决定我回国，那么到家时再说明一切，可以减少母亲的不安和焦虑。

　　据医生说，我的病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奇怪的是为什么从来就没有检查出来过，甚至最严格的出国体检表上也写的是心脏正常，真是令人费解。

　　病中不允许我多考虑问题，以后的一切，到我出院后才能完全决定。我没有什么可写的，就到此结束。

　　祝您健康！

　　阿晴

　　这封信估计没有寄出。因为他始终在矛盾的煎熬当中——否则又怎么会连续写了四遍呢？他怕他远在上海的妈妈担心，也怕工作繁忙的爸爸担忧，他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再大的痛苦也由自己一人承担。

　　一月十五日，是一份申请报告，但是没有题头，也没有结尾——看来只是一个草稿，而且也先后写了两遍：

　　母亲体质很弱。生我时无奶汁。靠牛奶养活的我，于是得了一个先天不足的毛病。二岁时身体弱得可怕，家里人认为无法再把我养活，经过半年的医治，勉强地恢复了，但始终没有健康过。八岁时曾患过心脏病（轻度的），当时大夫预言我在三十五岁时会有一次较严重的发作，结果竟在今年就复发了。

　　我所以提出要求回国的理由是：

　　（一）即使病好了，只是暂时的，经过一年、半年的紧张学习必然会引起再一次的发作，据大夫的说法，第二次的发作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没有写完？不得而知——是写到一半又发病了，还是对回国的申请自己也没有考虑成熟……从此之后，日记本上空空如也，按照死亡通知书上的时间，三天之后的凌晨六点十五分。他停止了呼吸，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

　　我无法想象当时的阿晴哥是怎样孤零零地躺在病房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不想死啊，他才十九岁，正值花季般的年华，他舍不得爸爸妈妈，更舍不得心中那尚未实现的理想！但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呼啸的寒风与飘舞的雪花……

　　父亲几乎要疯了，他将自己反锁在卧室里，没有一点声响。后来，是他亲自跑到玉泉山下，为阿晴哥选下一块安息之地：也是他亲自敲开作家张天翼家的门，请他题写墓碑上的字……这是一种深及骨髓的痛啊，陪伴了父亲整整后半生——他深感对不起这个儿子，这个从小就没有尝受过父爱的儿子！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阿晴哥还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他们母子俩——由于淞沪战争的爆发，父亲受地下党的指派。带领一支数十人的演剧团体，由上海出发前往四川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不曾想，这一走竟是整整九年，阿晴在沦陷区的上海艰难地长大了。爸爸则在大后方的四川成了著名的剧作家。

　　记得那年我应出版社之约为父亲写评传时，曾试探性地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这么说：如果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你羁绊于自己的小家庭，未能毅然决然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那么你后来的成就也不会有如此的辉煌？”当时父亲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嘴角动了动，却没发出声来……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通病”：只关注既成的事实，却忽略人物的内心！——为了这一“辉煌”，他放弃了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再有三个月儿子就要出世了，但他却“狠心”地丢下他们娘儿俩，独自去拼杀，去奋斗了……

　　如果阿晴哥两岁时——即他自己所说的‘身体弱得可怕”的时候，如果阿晴哥八岁时——即在他心脏病第一次发作的时候，爸爸能够守护在他的身边，又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父亲将眼泪全部吞进了肚里，将愧痛深深埋入了心底。

　　——朱祖炯对我说，阿晴哥的死与过度劳累有关。

　　朱祖炯是阿晴哥最要好的朋友，从初中到高中整整同窗了六年。为此他们二人不仅无话不谈。而且朱大哥最终也成为了这本日记的保存者——这是阿晴哥病重时的嘱托，一定要寄回国内，交到朱祖炯的手中。

　　那天我去拜访他，彼此间都非常激动。朱大哥讲述了如何找到我的经过，我则迫不及待地向他发问：“陈晴出国留学是不是属于照顾？毕竟我们的父亲是名人……”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得很傻，但又不吐不快。

　　朱大哥的家在南京中央门外，房子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客厅不大。

　　光线很暗，就是大白天也得开着电灯。他笑了，似乎是一种理解——谁让今天的“高干子弟”全都没有了好名声呢？但他很快地又摇了摇头：“不，完全靠他自己！——陈晴的思想表现与学习成绩在整个年级中都是名列前茅，向明中学不推选他还能推选别人吗？”

　　朱大哥的敬佩之情刻在了脸上：“陈晴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可是最荣耀的职务啊，就连班长都在他的领导之下！”我点点头：“是的，他十四岁就加入了青年团，这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十九日，他写下了一首题为《心的火焰——为纪念入团五周年而作》的小诗：

　　在这神圣的一天

　　……那还是五年前的事。

　　幼稚的心灵，

　　向往着充满斗争的生活——火热的生活，

　　向往着灿烂的共产主义事业。

　　并不粗壮的右手巍巍地举起，

　　庄严的神色，庄严的时刻，

　　神圣的誓言：

　　……要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一页一页地飞过，地球绕了太阳又走了五圈。我，现在，已是成人。

　　性格变了，兴趣变了，一切都变了，

　　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

　　它永远不会变，

　　——那是火热的心。

　　它永远燃烧，火焰永不会熄灭，

　　——只要那神圣的誓言还没有完全实现！

　　随着这篇日记，朱大哥的思绪也飞到了五十多年前：“陈晴的确是太优秀了……”他喃喃地说道，“在学校里，不仅老师喜欢他，同学也都喜欢他。他聪明——聪明得让人望尘莫及，他更用功——用功到同样无人可及！”

　　我们的话题渐渐地转入到他的死，‘据我分析，他一定是又熬夜了，他读起书来是不要命的！”朱祖炯的语气非常肯定——他太了解自己的这位同学了。据他讲，当年在向明中学时，阿晴哥就经常‘开夜车”，而且一开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学时脸色苍白。“我对他说：‘你成绩这么优秀，还要如此拼命干吗？好歹天亮前眯忽一会儿才是。’他的回答总是同一句话：‘一看书，就忘了时间……

　　我俩都沉默了，似乎是找到了致阿晴哥病逝的根本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他的成绩册，但在爸爸的遗物中看到过这样两则日记——是阿晴哥写于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的——一九五六。八。二十五，阴间或有小雨……“钻”是我的法宝，目前可以‘钻”的还是计算尺。一天的工夫又发现了一些新东西，对计算尺的概念就更趋完整。目前任何一种形式的算式我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算完，精确度当然亦提高了。今天我还初步搞通了定位法的数学证明（属于计算尺原理），是用较复杂的对数计算，通过十二道步骤而算出的，心情因此而愉快不少。

　　一九五六。八。二十六。晴

　　今天又钻了一天的计算尺，收获很大，我找到了计算岩石空隙度的简便方法，原来要分三次计算才能得出的数值，现在一次就可求得。方法很简单，只是在尺上自己加刻了一道线，刻线的准确度很高，并非单凭眼睛刻出来的。我还发现了不少地质学中的计算公式可以化简后在尺上一次拉出答案来，为此正在仔细计算，准备把我的那把小计算尺变成地质学专用的计算尺。

　　这时的他只能算是一名“准大学生”。别人都在充分利用这十天的旅途生活，尽情欣赏异域的风光，纵情欢笑与歌唱，唯有他，一个人默默地躲在一旁，钻研着即将学习的课程。他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反而是‘心情因此而愉快不少”……

　　莫斯科的学习生活，他没有在日记中留下什么，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过这样一句：‘在一天十四小时学习后，我仍然牺牲了二小时的睡眠时间来读报。当我看到祖国的文字时比什么都愉快。”至于每天的作息时间，在他的一封信的底稿中则有记载……一天的生活很简单，上午九点起在食堂吃一顿。十二点四十分上第一节课，六点下课在校内再吃一顿。回家工作至十二点，中间吃些点心，十二点到一点，看书、写日记。

　　阿晴哥就读的是莫斯科石油学院地质系，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的很有名气——学校最初是由苏联科学院副主席、著名地质学家古博金于莫斯科矿山学院石油系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一九三。年正式更名为莫斯科石油学院。并成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的重点院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为建设中的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一位早于阿晴哥两年入校的中国留学生这样写道：“位于市中心的石油学院，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办学条件的艰苦和节约精神。有着数干名学生就读的著名大学，只有一栋六层楼房，包括地下室在内，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所有教学、行政机关均拥挤在内……教室不够用，就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连续使用，学生分早、中、晚三班轮流上课。学生宿舍很少，并且离学校很远，每天来回奔走近两小时。”——按照他的介绍，阿晴哥所说的他们中午才上第一节课，应该属于‘中班”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朱祖炯：“一天十四个小时的学习，再加上两小时的读报，能吃得消吗？何况他的身体远远不如别人……”朱大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不明白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个个都憋着一股劲，要为祖国而学习，要为人民作贡献。”他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我则不禁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脸红。

　　高中毕业之后，朱祖炯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我跟陈晴学的是一个专业。”他颇为自豪地对我说，“那时学校的一切管理方法都学习苏联，就拿考试来说吧，既有笔试，又有口试……”

　　在朱大哥的描述下，我知道了口试比笔试还要难——教室的正中间摆放着一长溜课桌，上面铺着白色的台布，再放上一盆盆盛开的鲜花。考官们坐在桌子的后面，包括主讲这门课的教授、讲师，还有指导实习的助教，一共四到五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提问。学生们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候场，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自己的试题——分为大问题（整个单元的内容）、小问题（一个具体的公式或定律）及计算题三种，数分钟后进去回答。

　　“哪一个考完后不是大汗淋漓啊？”事隔半个多世纪了，朱祖炯一提起它还是心有余悸。“关键的问题是。那时的我们谁也不甘落后，哪怕考了九十多分，也要懊恼不休，恨自己为什么拿不到一百！”

　　刹那间。我俩都不说话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陈晴：既然国内的大学都在模仿苏联，那么莫斯科石油学院的考试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他又是那么好强，为了期末考试一定熬了不知多少个通宵……”朱大哥的眼眶红了，我的鼻子也在发酸。

　　只能靠想象了——在寒冷而又潮湿的莫斯科，在一九五六年底的期末考试期间，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刚满十九岁的青年。一边啃着僵硬的面包。一边翻动着书本，他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他要为祖国争气，他要向人民汇报，于是他把考场当成了战场。

　　十二月二十九日，是地质系的第一场考试。清晨，出门之前，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首诗，题目是《黎明》。

　　莫斯科的黎明来得特别晚，

　　或者说就没有黎明。

　　宣告一天开始的是起重塔臂上的灯光，

　　在朦胧的黑夜中它像一颗明星，

　　划破了沉寂的空气，透过刺骨的寒风，散发着热和光。

　　虽然它是这样的光亮，

　　但在沉重的阴湿的雾气包围下，

　　毕竟显得太弱小无力了。

　　远处似乎有一缕黑烟上升，

　　这可能是工厂吧。

　　黎明终于来到了。

　　不过它也就是白天了。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阿晴哥又是一夜没合眼。

　　“他一定是活活把自己累死的啊！”朱祖炯说这话时一脸的悲戚。

　　那天我不知是怎样回到家的，一路上都在想着朱祖炯讲的那个故事：那是阿晴哥赴苏之前，几个同在北京上大学的高中同窗为他饯行，“依照你的才华，毕业后一定能当石油工业部的部长！”大家忘乎所以地开起了玩笑，朱祖炯更是拍着他的肩膀叮嘱道：“苟富贵，毋相忘！”阿晴哥的脸红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唉，人才啊，人才！可惜这么早就走了……”朱大哥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悲伤，阿晴不仅是他的骄傲，也是同学们的骄傲，更是祖国的骄傲！

　　——王蕴若坚持认为。阿晴哥的死跟失恋有关。

　　阿晴哥‘失恋”过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十一日，被病魔击倒的他，孤寂地躺在病榻上，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终于睡在医院的床上了，

　　人生已经走了一半。

　　在我前面的是疾病和痛苦，

　　我，弱者，爱情的俘虏，死神刀下的牺牲品。

　　他说自己是‘爱情的俘虏”，看来青春年少的他真的是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至于经过，唯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留下了一段回忆：轻舟在昆明湖面荡漾。缓流在船下歌唱，双桨激起了浪花，但我的心比它更激荡。白日高照，湖面闪耀着金光，微风吹来，拂动了岸边的垂杨。我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甘露，堕入了沉醉的迷惘。我要纵情歌唱，忘却一切痛苦和忧伤。让歌声飘荡在宁静的空中，让心灵之流永远泛滥在湖面上。

　　那么，最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两人分手的呢？阿晴哥没有写，但情绪却是相当的混乱——他一会儿陷入深深的苦闷：“爱是恨；爱是痛苦、惆怅、消沉、堕落的代名词；爱带来的是毁灭。”他一会儿又能清醒地自拔出来：“来到我身边的是爱之神，她用圣母般的声音告诉我：年轻的心，恢复过来！把你的爱献给你的同类，献给一切苦难的人们，在他们中间你将找到无偿的安慰……”

　　这个姑娘到底是谁？竟让阿晴哥如此的神魂颠倒。按照提供的线索，我拨通了远在上海的王爱珠家中的电话——当年她们俩是同班同学，更是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

　　王大姐告诉我，这个女孩的名字叫王蕴若；但问到王蕴若和陈晴的关系时，她的回答竟让我吃惊不小：“陈晴完全是在单相思！”

　　“不会吧？”我结结巴巴地读着他的日记。

　　对方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是在寻找合适的词汇：“你可千万不能拿今天的恋爱观去想象当年的我们啊！”王爱珠这样回答道，“向明中学是男女分班的，彼此间根本不来往。陈晴对王蕴若有好感，应该是在毕业之后，他们一个考上了清华，一个在北京俄语学院，才算是有了一点接触……”

　　其实这些话，那天在朱祖炯家中他也对我过：“我们高三共有六个班：四个男生班、两个女生班。”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相册，指着最近的一次同学聚会时的合影笑着说道：“女生班的姑娘个个聪明漂亮……你看，五十多年过去了，还是风韵犹存，且事业辉煌！”我忍不住跟朱大哥开起了玩笑：“彼此之间就不曾发生过一点‘浪漫的故事’？”他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当年的我们，不要说有什么故事’了，就连手都不曾碰过一下！除了学习，什么都不想。一个个单纯得就像山中的清泉，一望到底！”

　　说实在的，我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一切，因为我也是女子中学毕业的。尽管只能算是‘四。后”，跟他们不是一个年龄档，但是那种近乎‘真空”般的生活竟也颇为相似。记得当年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偷偷地跟校外的男生‘好”上了，结果是大会小会进行“帮助”。批评得严重点，是“资产阶级思想”：稍微轻些，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为此，对于阿晴哥的‘失恋”，朱祖炯不相信，王爱珠也不相信。他们问我，是否读过王蒙在《青春万岁》中写下的那首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啊，一个随时都在用青春和幸福编织日子的人，怎么会轻易地放弃理想而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之中呢？

　　“那么，他俩在颐和园的那次划船……？”我继续追问王爱珠。

　　她笑了，并肯定地告诉我：这是陈晴跟王蕴若二人间唯一的一次‘接触”，但一个老实到不敢表白，一个迟钝到浑然不晓。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诗中所写的那样——‘让心灵之流永远泛滥在湖面上”了！

　　“我可以打保票，”王爱珠信誓旦旦地说。“陈晴自始至终都不曾对王蕴若有过任何的表白。直到他去世，王蕴若仍旧蒙在鼓里……”

　　我不能不为阿晴哥感到悲哀了——既没有山盟海誓，也没有肌肤之亲；将爱情看得神圣无比的他，不敢去尝试，更不敢去亵渎，于是只能猜测，只能遐想，并编织出了一个又一个虚幻的梦境。

　　见了你我有点怕，但不见你我就闷得发慌，你却当作什么也不知道……你是多么冷酷，像一座用青铜铸成的神像：你是这样的威严、崇高，甚至连爱情都不能打动你的心！

　　这样的文字，他只能放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的情感，他只能对着漆黑的夜空诉说。我的眼前不由得又浮现出那个青涩的大男孩的身影：稚嫩的脸庞，羞怯的神色：他将王蕴若当成了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一种依恋，为了排除远离亲人的寂寞，为了缓解紧张学业的重压，他将心灵深处的那丝爱——那丝隐隐约约的却又实实在在的爱，幻化出了种种逼真的情节。

　　我不知道王蕴若长什么样，阿晴哥将她描写成美丽的晚霞——在西沉的阳光的沐浴下她是这样的娇美，凡是看到她的人，总久久不忍离去。她努力放射着金光，使一切变成奇幻的景象。

　　她一定非常俊秀，也一定非常善良，而且才华出众，聪慧过人，否则怎么会在中学时就被推选为学生干部？又怎么会于高考时被清华大学建筑系所录取？阿晴哥的爱是纯洁的，他不愿隐瞒——尽管不敢对王蕴若表露，但他却在病重时托人将日记本转交给朱祖炯，他的心对着朋友永远是敞开的。

　　于是我问王爱珠：“后来呢？后来王蕴若到哪里去了？”我非常关心这位没有能够成为我‘嫂子”的姑娘。

　　电话那头没有了声音，过了许久才传来一声重重的叹息：“悲剧啊……”

　　“悲剧？我听说她后来也参加了陈晴的葬礼，而且跟其他同学一样，轮流地拥抱了那个装有骨灰的瓷瓶……”我急不可耐地追问道。

　　“是的，悲剧就在这里！——朱祖炯看完日记后，知道了埋藏在陈晴心底的秘密。于是那天他把王蕴若也喊到了万安公墓，他是想给九泉之下的陈晴最后一点安慰……不曾想，当王蕴若读完这些日记后，一下子傻了。她整天地流泪，并坚持说陈晴的死跟她有关。”

　　又是一个水晶般纯洁无瑕的人！——我沉默无语了。

　　王大姐继续在讲：“那样活泼开朗的姑娘，从此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郁郁寡欢。结果毕业后不多久便自杀了——就在自家的房门背后……”

　　我的心骤然间停止了跳动，是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那清纯的感情。还是为阿晴哥丝毫没有看走眼的选择？我说不清。它像是一则童话，但偏偏在现实中发生了，就发生在那个连天空都纯净得像水洗一般的年代里！我不知道是该为他俩感到惋惜，还是该为他俩感到祝福，这样的故事毕竟已经成为了‘绝版”。

　　——董健认为。致阿晴哥死亡的重要原因是理想的破灭。

　　我不是医生，但我懂得心脏病的发作是有诱因的——一是劳累，二是心情。阿晴哥的日记已经让我翻得几乎要破碎了，但始终不得其解的是，自从踏上莫斯科的土地之后，他的心情并不快乐，甚至还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他多少次地作噩梦——一个人在荒凉的坟地中疾走；他更是反复地呼喊‘我要疯了”，似乎在忍受着痛苦的熬煎。他悲哀地分析自己：“从一个懂得很少、说不上两三句话就要脸红的、幼稚的、却又血气方刚的少年，竟一跃变成了性格怪僻、已经颇有些生活经历、甚至还有了一点世故的、但又仍未丧失生气的青年。”

　　我终于忍不住了，带着这本日记，敲开了董健家的门。

　　董健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戏剧理论的专家，他跟阿晴哥没有任何的关系，之所以去找他，是因为一九五六年的暑假他也考上了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遗憾的是，等到第二年毕业，中苏关系恶化，最终没能实现留学的梦想——他只比阿晴哥晚了一届。

　　我们的话题，是从陈晴为什么选择石油学院地质系开始的。

　　说心里话，读完他的日记，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既懂音乐又擅美术，至于文笔更是优美流畅，可谓遗传了父亲的写作基因。可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或艺术专业呢？难道是校方统一分配的吗？

　　董老师笑了。他告诉我。每个人的志愿都是自己填报的，与学校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别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那天，就在董健家的那间朝南的客厅里，他道出了那个特殊的背景，“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党中央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作为天之骄子’的我们，又岂能不利用这一留苏的机会去学习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以报效自己的祖国？为此，石油、地质、电子等新兴学科便成了同学们的首选；至于文科的院校，则只能变成次之而又次之的选择了……”

　　似乎是怕我不相信，董老师又指了指自己：“如果我也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今天的中文系讲台上就不会有我董健了！”

　　老人已经七十有五了，还是那么幽默与诙谐。“我懂，我懂，‘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这是你们当年的口号。”我赶紧接上去回答。

　　的确，在阿晴哥的日记中，曾经回忆到在北京俄语学院读书时的那段愉快的生活：

　　……我们坐在教室中，每个人一张桌子，似乎是各据一方。我们静静地坐着，钻研着一个问题或者推敲着一个句子。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每个人的脸，那是非常的有意思：李广特是一副严肃样，眉毛抬得高高的，似乎有一连串的思想在转动：顾锦章颇喜欢做小动作，每个细胞的运动量大得好像要跳出皮肤一样。但当他沉思时。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徐冬良则花样百出，一会儿指手画脚像在说书，一会儿注意地或者说是出神地看着一个地方，钢笔在他手中整天地表演魔术——分身法。

　　……下晚自习的时候是最快乐的。北京的夜是多么迷人，即使没有星星和月亮，空气也含着芳香……我总喜欢缓步回宿舍，想看一看沉睡在黑暗中的教学大楼：经过操场时，望着浴室前的大烟囱有着说不出的感觉。

　　……铃声响了，我们已躺在床上，窗下草丛中的青蛙开始歌唱，清脆的和重浊的混成一片，我至今也没有忘却那个旋律。

　　这是一幅多么美妙而又动人的图画啊，作者的心是那么年轻，那么活泼——新的生活在向他们招手，崇高的理想在等着他们去实现。

　　“可是……”我嗫嚅起来，不知道应该怎样告诉董健，陈晴到达莫斯科之后的心情，‘你看这段日记——”我翻到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

　　半个学期过去了，生活在苏联已经不能算短了，但我却很难爱上这个国家。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到有一种松懒、无精打采甚至是窒息的气氛围绕在四周。在初到这里的一段时期内我很纳闷，建设的、欣欣向荣的征象很难发现，耸立在列宁山上、围绕在我们宿舍附近的十几架起重机每天只工作一二小时，大楼的建设速度叫人吃惊，一天只有一块砖的高度。但他们的生活倒似乎非常紧张，面包店——排队，牛奶房——排队，电车站——排队……

　　我很难下断语，我不能说我已经看到了一切，但我也难于将这些迹象完全从“社会主义”四个大字下一笔勾销。

　　这也许是我经常苦闷的原因吧。

　　有些聪明人对自己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完全没有缺点。”于是他们心安理得了。我佩服他们的仁慈，说不定哪天他当了法官后，会断处强盗完全无罪，因为人毕竟总有些错误的呀。

　　“你再读一遍！”董健呼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因为双眼患有黄斑性病变，看不清东西，日记是我读给他听的。

　　“这真是他写的！”我小心地解释道。我明白，对于这样的内容，谁也不敢相信，更何况它的作者是一个十四岁就加入了青年团的人！

　　“你看，这里还有一篇——”我拿出了一个硬皮的横格本，“这是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的，看来是陈晴写信的底稿，时间似乎是刚到莫斯科不久……”

　　亲爱的伙伴们，现在我所处的情况是你们无法了解的，我的痛苦决不是物质上的缺乏或学习上的困难所造成，主要的原因是：我现在才真正地感到祖国的可爱（而这也绝不是仅仅因为我离开了祖国）。在这里，在一个经历了最伟大的革命的国家里，在一个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我竟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我曾努力寻找可亲的东西，但往往是发现了更多的可怕的东西……说实话，如果一年前我处在今天的状况，我会发疯的。所有这一切我不能写，但我相信你们完全能了解我的思想。

　　……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必须克制自己。我只能这样想：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使我亲爱的祖国变得更美丽。因此再“苦”一些我也应当忍受。现在我唯一的办法是将自己尽量的与外界隔绝，除了学校、宿舍，我什么地方也不去。五年，当我回国时……。信没有写完，当然也没有寄出。结果被爸爸藏在了箱子底下……

　　“幻灭！这是一种对美好憧憬的彻底幻灭！”董健激动了起来。

　　是啊，这就是一九五六年的苏联！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阿晴哥当然不会知道这年的春天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更不会知道就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又一次‘大清洗”的悲剧，结果他被残酷的现实打晕了，他的那颗清亮透明的心承受不了如此的重压……

　　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阿晴哥的照片——这是他于去世前二十天拍的，那天是他十九岁的生日。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清澈，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董健叹息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我们啊，谁不向往那片神奇的土地？谁不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停了一会儿，董健低低地唱起了一首苏联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浑厚的男中音在四溢着书香的客厅中回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仍然能用俄文准确无误地唱出来。

　　“这才是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啊！”董健闭上了眼睛。并悠悠地吐出一口气。“那时的我们真叫愚不可及，只有他清醒过来了，但这种清醒只能置人于死地！”

　　他说：“陈晴如果活着，一定是一位思想家！”我没吭声，但我仿佛看见了阿晴哥伏案疾书的身影——在那一个又一个漆黑的深夜里，周围的人们都睡着了，只有他睁着那双明亮的眼睛宁静的夜，我却不能入睡，向窗外凝望，只有那红星在闪耀着光辉。透过云层，透过风雪，我的思念被带回地球的那一边。那里现在正开始了明朗的一天，小学生背着书包蹦进胡同，邮递员把幸福带给每一个人。他们的一天将充满愉快，工作的工作，学习的学习，每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结合体，它是这样的庄严雄伟。祖国啊，你可曾听见你的孩子的心律，他是怎样因思念你而感到安慰！

　　仅仅隔了九天——一九五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他又写下了一首小诗《黎明》：

　　……那天的黎明我站在祖国的土地上。

　　带着连绵的感情，用着含情的目光。

　　而今天，我已站在异乡的国土，

　　充满了我的心的是，无名的忧愁和惆怅。

　　我恳切地默祷着：

　　当我再次迎接它时，我将回到我那亲爱的故乡。三天之后是一九五七年的元旦，这本该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但在凌晨一点，也就是阿晴哥参加完学校的庆祝活动回到宿舍之后，他再次写下了《思念》：我不能把旧日的印象从记忆中抹去，在今天当我想到它时，心仍然为之狂跳。这是因为，那一天我是在我亲爱的故乡：而今天我站在了数千里之外。这一切只能用两个字解释，——那就是“思念”。

　　又过了几个小时，天亮了，而他却发病了，倒在了床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一颗尚未发光的新星就这样殒落了！——如果活到今天，他应该是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他完全有可能像人们预言的那样，成为一名部长，一名院士，又或是一名思想家……但，更重要的，他是爸爸的亲儿子、我的亲哥哥！

　　……那天，在颐和园的大门口，当我第一次怯生生地喊他‘大哥”时。他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他没吭声，但很快地牵起我的小手，一直没有松开。太阳在地上投射出了两个身影，一高一矮；爸爸缓缓地跟在我们的身后，笑容中充满了欣慰。他的手可真大啊，软软的又很有力，我仰起头来，又甜甜地喊了一声：“哥哥！”这次他答应了，声音是那么清脆，那么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