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4章 光绪诏禁《四书改错》

　　文字狱可谓与清朝‘国运”相始终的帝国特色。光绪二十年甲午六月十六（1894年7月18日），清廷连发两道上谕，都根据河南学政邵松年的奏章，指示各直省督抚一体遵行：一命各省长官通知下属诸邑，重刻“世祖章皇帝御制《劝善要言》一书”，广行颁发宣讲，“务使穷乡僻壤，家喻户晓，俾得迁善改过，一道同风，用副朕化民成俗至意。”二命各省督抚出示严禁出售毛奇龄《四书改错》一书，重申各级教官和所有学校。“较阅文艺。自当恪遵功令，一律以朱注为宗，不得录取异说，致乖文体，用副朝廷崇尚正学至意。”（均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总3430-3422页，中华书局重印本，1958.）

　　就在前一天，光绪帝命翁同觫起草御前会议决议，作为上谕附件发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声称对日本出兵朝鲜，必须反击，“朝廷一意主战”，督责李鸿章迅即筹办向朝鲜增兵事宜，“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由此清日战争欲罢不能，只过七天就由日军先动手而触发。

　　因而，清廷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发布对日作战上谕的同日（光绪命军机处发此谕在十六日，见《翁同觫日记》），又向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各省封疆大臣连发整肃民风和严禁毛奇龄《四书改错》的两道上谕，仿佛抗击敌国外患与帝国各个行省没有关系。那出于怎样的政治理念和形势判断？这里不予讨论。但当时光绪皇帝虽已“亲政”，内政外交的决策，仍需听从慈禧太后的“懿旨”。甲午战争从开打到惨败，清方祸首必为慈禧。是任何辩护论者无法替她洗刷的。那么，同时假借‘化民成俗”、‘崇尚正学”名义，在外患紧迫的时刻，企图在国内再度收紧文网，似乎不畏内外夹击，这与慈禧攸关吗？

　　现象看来古怪，其实不难明白。光绪甲午年，适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这个帝国第一老太婆，非但极端迷信权力，而且极端迷信气数，唯恐花甲大庆不能安然。她对日本侵略者，由坚决主战突变为不惜割地求和，一个口实就是务求保全由她作主的帝国‘面子”，这将另篇再说。至于国内，她早已放出狠话，说是谁敢在她庆祝‘万寿”期间，惹她不高兴，就决不饶恕。她警告的第一对象，正是‘亲政”而谋求摆脱假母掣肘的光绪皇帝。当然，这个孱头皇帝，要在这年十月十日（西历11月7日）慈禧太后庆辰前后，采取措施或做出姿态，期求保持国内局面稳定，至少不出令慈禧扫兴的民间骚乱，便不言而喻。

　　一瞥光绪甲午年的满清官方记载，就可知清日开战前半年，皇帝为营造慈禧庆辰吉祥氛围。不断用奉太后懿旨名义发布上谕，普赐满汉贵胄官员爵赏，不忘表示关注民瘼。无奈帝国已整体腐烂，官逼民反事件此伏彼起，尤其京师治安糟极，多次发生民人革吏闯入紫禁城内‘叩阍”奇案。

　　河南是民间‘会匪”闹事严重的诸省之一，这年又出现“龙会”聚众造反。会首被杀数人，但会众抓不胜抓。于是河南学政邵松年奏请皇帝治心。此人乃帝师翁同龢的常熟同乡和世侄，在翁掌教的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光绪十二年），名列第一，其奏得上谕普发各省督抚执行，无疑获翁师傅臂助。

　　然而清帝及其文胆，为求全民“一道同风”，端出的文治教材，竟是皇帝的七世祖于二百三十九年前（顺治十二年）的《御制劝善要言》，且不说此书随即被满洲权贵鳌拜等弃若土苴。即如其中教化被征服的汉人士民甘做顺民的什么劝善格言。不也早被皇帝高祖乾隆敕编《贰臣传》之类宣称属于伪道德了吗？这时清廷却令各直省督抚‘重刻宣讲，以裨风化”，倘若真有效应，那不可能出现化士民为满洲臣仆的返祖现象，而只可能预先为慈禧政权堕为“洋人的朝廷”制造顺民。

　　至于光绪皇帝听从翁同龢师徒主意，为了整肃‘士习人心”，拿出的祭旗牺牲，竟是死去一百八十一年的毛奇龄，并且是毛奇龄晚年自毁其版的《四书改错》，则是为清代文字狱历九帝而不息而增添一起新例。翁同龢任光绪帝师傅近二十年，讲史是他授教的一门主课。他熟知清朝的统治政策史，并数度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总教习，而同邑世交邵松年更属入室门徒。如果说，邵松年要求光绪严禁毛奇龄《四书改错》的奏折，实为复述翁同龢的看法，应该没有疑义。

　　邵松年的奏折，全文洋洋近干言，首谓朱熹集孔子的道学之大成：次引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和乾隆六年查办谢济世‘肆诋程朱”的上谕，说是‘我朝”尊崇朱熹已列为功令。往下呢？就是控告毛奇龄《四书改错》非圣无法。

　　邵松年或说翁同龢，明知毛奇龄闻知康熙将朱熹升配十哲之列，即自毁《四书改错》书板，因此不仅幸免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劫难，而且也没有收入嘉庆元年重刊的《毛西河先生全集》，那以后也只有私刻单行本在坊间流传。令他们恐惧的，是同、光间石印书普及，“而毛奇龄所著《四书改错》，亦已洋印遍行天下”。

　　毛奇龄关于四书的著作，凡十一种，其中《论语稽求篇》、《大学征文》等多种，同样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靶子，在康雍乾三朝广为流传，而《四书改错》不过是通行诸著的论点集合，为什么邵奏对诸著不予声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专著已收入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或收入《西河全集》而未在乾隆朝遭禁。翁同龢是久历官场的老政客，深谙趋避权术，怎敢冒犯康乾“列圣”而授人以柄？而要求清廷严禁《四书改错》的“洋印”本，既可进而株连毛奇龄有关四书的各种著作，又突显一个‘洋”字，杜绝可能借康熙曾表彰毛奇龄，而乾隆也曾以毛奇龄‘素有文望”，不欲对他声讨作理由，反过来攻讦翁、邵非议“列圣”。

　　光绪帝命各省严禁《四书改错》的上谕，除《光绪朝东华录》外，未见清末民初其他私修文史诸书记载。即使《光绪朝东华录》，也未见任何封疆大吏回应执行情况，包括自称最为关注“圣教兴衰”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倘说这与清日战争已经开打有关，却不尽然。谁都知道英法联军将咸丰帝驱出北京以后，满洲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就现败兆，同时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中崛起的湘淮军头，渐成藩镇割据态势，也使行省督抚权力膨胀。慈禧太后有本事把同治、光绪两名儿皇帝乃至宗室王公玩诸股掌。但要随心所欲摆布地方政军头目，早已显得力不从心，何况尽人皆知为傀儡的光绪帝。休说光绪和翁同龢之流，借着《四书改错》背离祖宗‘崇尚正学”名义，督责疆臣严禁，必然引发地方舆论骚动，正好与各省大小官僚视‘地方安静”为政绩表征的积习相悖，就说他们赞同清廷重申舆论一律的文化专制政策，也无法实现。一个从头到脚都烂透了的腐朽体制，能够如雍正、乾隆时期掀起文字狱吗？

　　从光绪上谕中得益的，只有毛奇龄。它唤起了清末学者对久已淡忘的毛奇龄其人其学的注意。不信，请看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关于毛奇龄变节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