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八卷）

第1章 不应该遗忘历史萧建生

　　我们周围不少人很容易遗忘自己的历史。他们既不关心过去，也不关心未来，既不能记住别人的恩惠，也不能记住历史上的罪恶，更记不住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认真对待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现象。正是因为对历史的麻木，结果导致前人的努力牺牲付之东流，公平正义不能得到伸张，文明无法得到积累，使社会和文明进化迟缓。

　　一些国人对历史的遗忘首先是对前人恩惠的遗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先人留下的古训。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记住前人的恩惠。更谈不上报恩，发扬前人的精神。

　　例如，西汉时期的路舒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为保护人权而呐喊的正义之士。他是河北巨鹿人，当时不过是司法部（刑部）一名小小的廷尉史，位卑而言轻。但是，就是这位小人物，最早为保障中国人的人权而奋起，最早起来揭发当时司法的黑暗。

　　西汉前期，文帝、景帝无为而治，废除了秦朝的一些严刑酷法。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冤狱遍地。史学家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以言治罪，被投入监狱，判处腐刑——割掉了生殖器。曾平定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周亚夫，也被判死罪。罪名是谋反，可是，谋反的事实，却是他的儿子买了一些纸糊的刀枪，预备在周亚夫死后焚化。在狱中，周亚夫为自己辩护，可是审案的司法人员的任务，不是查清事实的真相，而是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们认为，周亚夫不在人世间叛乱。也将在阴间谋反。于是周亚夫只有一死。著有《淮南子》一书的亲王刘安，也以谋反的罪名被判死罪，此案还牵涉数万人被杀。但事实的真相，却是刘安不愿把一部介绍制造“仙丹”技术的书献给汉武帝，使汉武帝大为震怒。还有江充向汉武帝告发的巫蛊案，也有数万人被牵连遭到杀害，其中包括太子和卫皇后均被迫自杀。当时全国人口总数才有一千多万人，而因谋反案被杀的人数就达十多万人，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被杀，这个比例叫人震惊。而这些冤案的产生，牵连之广，罪名的成立，都是通过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罪犯根本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加以审讯，就被处死。

　　面对汉武帝对人权的严重侵犯，路舒温极为忧愤。所以，汉武帝死后，他冒死向汉宣帝上书，要求改革司法制度，取消以言治罪，废除酷刑，要按司法程序公正办案，而不能以皇帝个人的喜怒随意判决一个人的生死。他认为，在严刑拷打之下，任何人都难以忍受，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所以，一个人的罪名很容易成立。这种先定罪，后审判的做法，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每次杀人达数万之众，血流成河，实在叫人悲哀，以致‘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计”。

　　路舒温的奏章。揭露了中国古代人权被严重践踏的事实，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他为保护国人的人权免遭蹂躏所作的努力，他的精神和勇气，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对国人是有恩的。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独具慧眼，在《汉书》中，特别为路舒温这个小人物单独作传，并将路舒温的奏章全文记录下来，毫无疑问是希望后来人记住路舒温要求改革司法、保障人权所作的努力，并继承路舒温的遗志。

　　然而很遗憾的是，从东汉班固到如今，有几个人还记得路舒温这个名字？有几个人记得路舒温为保卫国人的人权所作的努力？有几个人还记得路舒温的恩德？有几个人还能体会班固的苦心？如今的我们，能够知道路舒温名字的人，寥若晨星，这难道不是国人的悲哀吗？

　　如果两千年来，我们始终不忘路舒温为保卫人权所作的努力，发扬他当年冒死呼吁改善人权的精神，为改善和保障人权而不懈地努力，那么，如今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还有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保障中国人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亲自在太庙里立下了祖训，也就是为自己的王朝立下了一个‘宪法”。后世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立下的‘誓碑”前背诵其内容：“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世皇帝都必须在这里发誓遵从这一誓言，不得违背。也就是说，从他开始，以后历代皇帝都必须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不准以言治罪，不准杀害知识分子，不准株连无辜。

　　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切实地遵守和执行了太祖的这几条中国迄今最为开明的法规，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宋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法律上确保了当时的中国人过上了三百多年自由幸福的生活，使中国人的人权得到空前的保护，使宋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先世界上百年。

　　赵匡胤是有大恩于国人的，是我们永远也不可忘记的伟大名字。

　　可是，自宋亡之后到如今，我们有几人还对这个伟大的皇帝怀有感念之心？如今人们在教科书上读到的是，宋朝‘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人们除了记得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些典故外，有几个人知道赵匡胤为保障国人的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呢？

　　如果一千年来，人们能够牢牢记住赵匡胤当年保障国人的人权的伟大恩德，并世世代代发扬赵匡胤的这种精神，坚持自由开放的政策，如今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还有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为了富国强兵，保障人权，改善民生，不顾自身的安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坚决的变革，最后在既得利益集团与慈禧太后的联合攻击之下遭到失败，他本人作为国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在没有经过任何合理、合法和合情的程序下，就被慈禧终身软禁，丧失了人身自由。这是专制政治对法治的残暴的践踏。

　　光绪为了国家民族而遭不幸，他是有恩于民众的。作为国人，是应该报答他的恩惠的。然而很不幸的是，光绪皇帝很快就被国内的民众遗忘了。虽然康有为在海外呼吁要恢复光绪皇帝的帝位，但他的呼吁不但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相反，康有为还被人们咒骂为‘保皇党”。一个叫章太炎的大学者，甚至无耻地咒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很显然，正是因为民众对光绪皇帝恩惠的迅速淡忘和对他的境况的漠不关心，于是既鼓励独裁者不仅敢于蔑视法治剥夺光绪皇帝的自由，而且这样做也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恐惧。于是使得专制独裁政治不仅没有因为“戊戌变法”而有所改变。相反还更加强化。

　　对光绪皇帝恩惠的遗忘，必然使他的复辟难以实现。试想，如果当年人们能帮助光绪皇帝顺利实现复辟，重新掌权的话，必然要为戊戌维新平反，那么，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必然大大地向前推进，宪政和法治必然大大加强。所以，复辟在历史上未必都是反动的。

　　从历史上看，革命后的复辟一般难有制度创新，但至少能够避免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可以使文明的积累得以存留。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过成功的复辟，却有无数次成功的革命。结果使得中国历史进步缓慢。特别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少数民族入侵，因为无知，所以只有大规模的破坏，却不善于建设，一切从零开始。之后继续积累，但几百年后又一个改朝换代，毁掉一切又从头开始。中国历史就这样原地进退难以进化。

　　对光绪皇帝恩惠的遗忘，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遗忘，而且是对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的遗忘，是对一个民族基本道德的遗忘，是对人类起码良知和做人底线的遗忘，这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冷漠和无情，也反映了我们文化的某种僵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成功复辟的原因。

　　光绪皇帝的时代离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尽管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仍在发生作用。一些人对历史迅速遗忘的性格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任何的改变。

　　例如，宋教仁是中国立宪政治的先驱，是中国政党政治和民主竞选的开创者，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在早期辛亥革命党人中，他是唯一对宪政制度、共和制度、现代法治、议会制度以及政党政治进行过深入系统研究的资深专家，被称做“议会迷”和‘宪政先生”。为了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使中国走上民主、共和、法治、自由的现代文明之路，他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抗争，并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幸福和权力而献身的。按理说，这样一位伟大的民主政治家，是国人的骄傲，作为今天的中国人，一个正在为实现民主宪政而努力的民族，是不应该忘记他的。忘记了宋教仁，等于就是忘记了我们的民主共和宪政历史。然而很不幸的是，宋教仁的鲜血和留给后人的宪政理想。已经被许多国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一个宋教仁倒下去，并没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

　　宋教仁就埋葬在上海人潮如流的闸北公园。如今，宪政精英宋教仁墓沦为荒冢一堆，被野草淹没，同时被荒草淹没的还有国人的宪政梦想。一个为中国宪政奋争、献身的英雄，从此被淡化为遥远的历史。

　　试想如果国人没有忘记宋教仁，没有忘记他为民族作出的牺牲，没有忘记他的宪政理想，而是继承他的未竟之志和宪政伟业，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共和宪政事业不懈地奋斗，那么。今天的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被遗忘的岂止路舒温、赵匡胤、光绪皇帝和宋教仁，还有郭嵩焘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蔡锷及许许多多为现代文明奋斗的人士，也都被现在许多国人遗忘了。

　　还例如，在二次大战中，先后有几百万中国军人在与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战死沙场，有以张自忠、左权为首的近两百多位将军壮烈殉国。

　　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国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牺牲时年仅三十九岁，河北稿城人。一九三七年忻口会战爆发，郝梦龄亲自到前线督战，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告诫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十月十六日凌晨，我军开始反攻，郝梦龄和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亲自到前线指挥。连克敌人几个山头。在通过一段隘路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壮烈殉国。刘家骐也同时为国捐躯。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一九四一年任第三军军长。这年三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身边有人劝其投降，他严词拒绝：“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随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以身殉国，终年五十五岁。

　　冯安邦，山东无棣人，一九三八年担任第四十二军军长，他率部参加过娘子关、台儿庄诸战役，英勇奋战，屡挫强敌，战功卓著。一九三八年九月，冯安邦奉令率第四十二军转战大别山区，扼守要隘，阻止日军前进。日军向冯安邦部发起猛攻，冯安邦高呼：“杀敌报国，就在此时！贪生怕死，保存实力的军人，是国民革命的败类，不算是炎黄的子孙！”率部血战五十多天，日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后来他奉命撤离大别山，转移到湖北襄樊一带，突然遭到大队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不幸遇难，以身殉国，终年五十四岁。

　　王甲本，云南富源人，一九四四年担任第七十九军军长。这年八月，衡阳失守，王甲本奉命率七十九军从衡阳外围迅速向南转战到湘南东安一线与日军展开血战。九月七日拂晓，日军便衣部队向七十九军军部进行袭击，王甲本率军部向西转移，不期正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我方士兵全部壮烈牺牲。当日军逼近王甲本时，他拼死战斗，用手枪击毙几名日军，又赤手空拳与日军肉搏，头部、胸、颈都被敌刀砍伤，两手血肉模糊，最后被敌人刺刀刺中腹部，壮烈殉国，终年四十三岁。

　　佟麟阁，在一九三七年南苑之战爆发前夕，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四十五岁，当时他的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危，要他立即赶回，但他执意不回，他给妻子回信道：“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将士：“此杀敌报国时也！”在激战中以身殉国。

　　戴安澜，安徽无为人，一九四二年初，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二。师师长，率所部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日军五千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三十八岁。

　　萨师俊，福建闽侯人，一九三八年任中山舰舰长。这年十月，中山舰奉命开赴武汉上游二十六公里的金口迎敌。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中山舰遭到重创，逐渐下沉。萨师俊左臂、左腿皆受重伤，右腿被炸飞，化为一血人。但始终坚持指挥，不离岗位，部下劝其离舰，萨师俊回答：“诸人尽可离舰就医，唯我身任舰长，职之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最终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终年四十三岁。

　　这些优秀的军人，这些民族的精英，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慷慨赴死。感人肺腑，作为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祭奠他们的英灵。可是现在有几个人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墓地如今在哪里？我们如何对得起这些英烈的在天之灵？当一辈后人连自己浴血卫国的父兄都不能尊敬和感恩戴德，又怎能奢望明天的社会理至情归？

　　国人还不应该忘记的，是美国人对我们的慷慨帮助。

　　清末以来，大批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向国人传播基督信仰，而且创办了大批的医院、小学、中学和大学，为普通百姓治病，招收儿童进行现代科学教育。早在一八七一年，就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美国教会大学——文化大学，此后，由美国教会兴办的大学在中国陆续出现，如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协和医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等。当时外国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共有十四所。绝大部分是美国教会创办。而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一一年，由清朝政府创办的大学，总共只有三所。它们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后两所为省立）。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落后于美国教会大学。

　　一九。八年七月十一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当时清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的半数（约1200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一九。九年十月，第一批“庚子赔款”资助的留学生赴美。在一九一。年八月的第二批‘庚子赔款”资助的留学生中。就有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日后著名的人物。一九一一年初，利用‘庚子赔款”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一千多人。一九二八年，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中，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等人就毕业于清华大学。而钱学森，邓稼先则是由美国大学提供奖学金赴美留学。他们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界的先驱。在那个战乱年代，正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视，才造就了一代栋梁之材。

　　更叫人感动的，是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无私的援助。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狂轰滥炸，使我国的重工业、轻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整个抗战期间，中国钢铁产业完全停产，其他轻重工业也奄奄一息，战略和民用物资绝大部分需要进口。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九十七，钢的百分之九十五，药品、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弹药的百分之八十，都需要依靠美方的供给，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战，美国人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且把难以计数的战略和民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

　　一九四二年，由于日本军队在缅甸击败英法军队，控制了中国的国际运输通道。截断了中国最后一条补给线。中国的抗日战争陷于了空前艰难的岁月。此时又是美国人向中国伸出援手。于是世界航空史上最伟大的奇迹诞生了——美国人开辟了横跨青藏高原、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东至昆明，全长八百多公里，山峰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到五千五百米，最高处海拔七千米。由于冰峰参天，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飞行条件极为险恶，因此这条航线也被称为‘空中的地狱”。据美国官方后来公布的数据，驼峰航线开辟后，曾有五百多架运输机夜以继日地飞来飞去，给中国每天运送二百吨物资，最高时每月运送物资达八万吨，从不中断。从一九四二年五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被称为‘飞虎队”的美国空军志愿飞行队，共飞跃驼峰八万次，飞行一百五十万小时，运送部队三万二干人，运送物资一百四十万吨。美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运输机五百六十三架，每三架飞机就有一架在飞行途中坠毁。坠毁飞机最集中的地方残骸连绵一百多公里。在三年多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共计一千五百七十九人。

　　美国的这些援助都是无偿的援助。美国的这些飞行员都是美国人民的儿子。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抗战。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粉碎了日本人企图切断中国与国际联系的交通线而迫使中国屈服的图谋，奠定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这样无私地帮助过我们？如果没有美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中国没有能源、没有先进的飞机、坦克、枪支大炮等作战物资做保证：如果军人的枪炮里没有子弹和弹药，飞机、坦克、汽车里没有汽油，负伤的战士没有医药的救治等等，我们能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吗？如果认为仅靠小米加步枪、靠人命抢夺敌人的武器就能取得胜利，那不仅是一种幼稚的思维逻辑，而且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以上参考了《从历史看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和《美国的恩情我们还记得吗？》两篇文章）。

　　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就在对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过：“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可是，七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几个人知道和记得美国人的无私帮助呢？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健忘了呢？

　　一些国人对历史的遗忘，不仅表现在对别人恩惠的遗忘，而且表现在对历史上的罪恶和历史教训的遗忘。

　　比如现在很多国人就忘记了秦始皇的罪恶，忘记了他的专制和暴政。有一部电影，甚至歌颂秦始皇为英雄。我不知道这些编导是怎么想的，也许他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高度专制的大一统社会是丰功伟业，所以连焚书坑儒和残酷剥削压榨民众的罪恶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这确实表现了一些国人对历史的无知和对罪恶的漠视与健忘。

　　这里我们不说别的，就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也并不是什么丰功伟业，而是一场空前残暴的大屠杀。《秦史集》记载苏代致燕王书说：“秦之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战国时代中国人口如果以二干多万人计算（按：郭沫若《中国史稿》的数字），则秦国所杀害的人数达百分之二十左右，足见秦始皇对中原人民的杀戮之残暴以及对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积累的破坏之巨大。这样的行为，怎么能称之为丰功伟业呢？

　　还有一部电视剧，居然把残暴专制的暴君雍正皇帝歌颂成为一个‘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明君。剧中还把雍正皇帝对民众残酷剥削得到的几千万两银子。当成雍正皇帝的一大政绩。电视剧播出后，居然得到众多好评，这显示了很多国人对历史的无知和愚昧。也许他们忘记了，也许他们不知道，雍正年间在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把地方自治的‘土官”，改为中央派遣的‘流官”，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结果大大加重了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赋税徭役十倍於前”，导致湘黔边境几十万苗族民众无法生存而造反。之后还有白莲教少数民族大暴动。雍正皇帝国库里的银子就是这样靠对民众的巧取豪夺得到的。这还不说雍正皇帝如何大兴文字狱、如何闭关锁国，如何残暴屠杀大臣和民众等等。这样的历史罪恶我们怎么可以忘记？

　　秦皇、汉武、成吉思汗、朱元璋、雍正、乾隆等专制统治者的罪恶，因为年代的久远我们不说了，就拿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历史的罪恶和教训来说，又有多少人真正记得呢？例如给国人带来无数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过去不过四十余年，如今，有多少人还能够记住它的教训，去探寻“文革”发生的根源？如今，如果向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讲述‘文革”的历史，他们会觉得这是在讲述一个外星人的故事。这段历史好像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实在令人忧虑。像‘文革”这样的全民族的大灾难，怎么能够被淡忘？怎么能当作没有发生过？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如果不彻底反省，那么，我们的未来又怎么能令人乐观？如果我们不深刻地反省‘文革”发生的根源。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去铲除“文革”发生的土壤，谁又能保证类似‘文革”的社会悲剧不再重演？

　　被遗忘岂止‘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还有反右、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等政治运动，都逐渐被许多人遗忘了。难道我们真的是一个失去了记忆的民族吗？

　　现在有些人不仅忘记了“文革”对人权严重侵犯和计划经济给人民造成普遍贫困的历史，反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对‘文革”进行诗意般的美化，继续制造个人迷信，这样发展下去，将会是什么局面？当国家宪法不能保护普通百姓的生命和人权时，同样也不能保护刘少奇这位国家主席的生命和人权，不能保护各级领导人的生命和人权。像‘文革”这种造成‘玉石俱焚”的社会大动乱决不是中国人所需要的。所以对‘极左”思潮的复活决不能掉以轻心。历史的教训岂能遗忘！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强权的斗争。”正如胡平先生所说：“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厉害为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转引自傅国涌著：《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是的，一个民族必须牢记并且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只有牢记并且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文明历史，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文明的精华和糟粕，从而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一个不能牢记并且正确对待自己文明历史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事情很明显，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明历史都可以遗忘，都不能正确对待，又怎么能够期望这个民族以伟大的胸怀面向未来？

　　我们应该看看别的民族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历史的。

　　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却是一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很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以色列会这样强大？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犹太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铭记，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这里，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到。《圣经》记载了犹太人的历史。为了让自己的子孙熟悉并牢记民族的历史，犹太人就在《圣经》的每一页上涂上蜂蜜，让幼儿去阅读，孩子用手指翻书，就会粘上蜂蜜，他们后来用手指放到嘴里，就会吃到蜜糖，很甜。犹太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吸引孩子们去读《圣经》，去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意味到这是甜蜜的事情。再看看犹太人对死难同胞的纪念，也可以知道这个民族对历史的铭记。每到犹太人的受难日，犹太人就开始纪念死难的同胞。在大屠杀中死去的每一位犹太人的名字，都被神圣地朗读一遍，所有名字念完要念一天一夜。念这些名字的，都是一些二十岁上下的大学本科生。纳粹大屠杀时，连他们的父母都大部分还没有出生。可是他们那种虔敬，让你觉得他们自己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由于犹太人牢记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所以犹太人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两干多年之后还能重新建国，所以这个民族坚不可摧。

　　牢记自己历史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恩怨分明和知恩图报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中国当时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在上海收留了几万名犹太人，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当时中国还同意在东北划出一块地方，作为犹太人建国之用。虽然后来犹太人没有在东北建国，但对于中国人的这一恩惠，犹太人至今念念不忘，为了报答中国人的恩情，以色列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给予中国多方面的技术援助。一个不忘别人恩惠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但是，对当年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以色列入也是穷追不舍。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就把在全球追杀纳粹仇人当成一项国策。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十多年后的一九六。年五月，还把那位已经隐居在阿根廷的曾经奉命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老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审判。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色列最终判阿道夫·艾希曼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艾希曼被绞死在拉姆勒监狱，由于他的子女们不敢露面来领取骨灰，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以色列海军奉令将艾希曼的骨灰倒进公海里，以免以色列领土受到玷污。对以色列这种锲而不舍追杀纳粹的精神，连艾希曼本人也十分佩服，临刑之前还表示以色列组织和计划工作十分出色。犹太人有一种精神，那就是绝不忘记历史的罪恶，追击仇敌至天涯。六十多年来，犹太人靠企业家的资助，陆续将几千名漏网纳粹分子从世界各个角落追捕归案。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她的敌人对她敬畏三分，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这个民族具有举世无双的凝聚力。以色列民族这种恩怨分明、铭记历史的精神是值得国入学习和反思的。

　　我们再来看看法兰西人。他们也是牢记自己的民族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法国人一直念念不忘拿破仑执政时的恩惠。所以，当拿破仑百日复辟时，只带着少数随从，一枪不发地走到巴黎，沿途与他敌对的军队都高呼“皇帝万岁”而倒戈。拿破仑的复辟，巩固了拿破仑自己创立的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的法律体系，使法国的历史大大前进了一步。

　　法国先贤祠，是永久纪念法国那些在思想、精神、文化等方面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人物的圣殿，这儿安葬着伏尔泰、卢梭、雨果等七十二位伟人。先贤词大门正面，门楣上镌刻着几个大字：“伟大人物，祖国感恩。”可见法国人对自己文明历史的铭记，对前人的感恩戴德。在这里，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国的文化、历史、精神的伟大。这里是法国的圣地。

　　进入地宫，伏尔泰和卢梭安葬在整个墓群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棺木高大、精美。他们被尊为法国的精神先驱，葬在一处。

　　伏尔泰的棺木前面耸立着他的全身雕像，右手捏着鹅毛笔，左手拿着一卷纸，昂首目视远方，似乎是在沉思。棺木上镌刻着金字：“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它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隔着走廊，与伏尔泰相对的是卢梭的棺木。棺木的正面有一扇门，门微微开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手中擎着一支火炬，象征着卢梭把自由、平等的思想带给法兰西。卢梭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社会契约和主权在民的思想，不仅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思想，而且也已经成为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法国人用先贤祠这样的方式，永远铭念那些为法国思想、文化作出伟大贡献的先哲们，让一代代法国人牢记这些伟大的名字，学习他们的思想，继承他们的伟大的精神遗产。这样的民族令人尊敬。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人。在美国，且不说详细描述和反思美国历史的书籍汗牛充栋，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美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文化的铭记。

　　在美国，你只要看看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你就会被美国人对生命和历史的尊重的感情所折服，那种庄严，那种神圣，让人由衷产生崇敬之情。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是一个专门安葬为国捐躯者的墓地，是一个荣誉归葬地。在这里，只有为国捐躯的战士才有资格安葬。任何官员直至总统都没有资格安葬在这里。为什么美国要作出这样的规定？就是要让美国人对为国捐躯的战士表示崇敬，世世代代对这些战士感恩戴德，牢记美国的历史。

　　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惨烈的内战，那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战争期间，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战役，就是位于密西西比河边的维克斯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南北军队一共有一万七干名将士战死，尸横遍野，最后南军弹尽粮绝，只好在南军司令佩贝尔顿将军的率领下，向北军司令格兰特将军投降。投降的这一天，是一八六三年七月四日，正是美国的国庆日。

　　在中国的教科书里，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总统林肯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解放黑奴而发动的，是正义的。但是在美国，许多人一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南方要退出联邦是符合美国宪法的，而北方发动内战是违反宪法的。这种争论至今没有停止。在这里，我们不管这场战争谁对谁错，战争的性质如何，它都是骨肉同胞之间的相互残杀，是一场巨大的民族悲剧。为了让后代永远记住这场历史的悲剧，美国人在这个埋葬着一万七干名阵亡将士的阵亡将士公墓，建起了维克斯堡军事公园和历史博物馆，无论是胜利方的战士，还是失败方的战士，都在这里得到一视同仁地纪念。

　　正如林达在《百年之痛——访维克斯堡》的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内战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场悲剧，美国人从南北战争至今从来没有停止对这场内战的反省。但是，内战之痛，没有什么地方的人像维克斯堡市民那样，痛彻心肺。他们是在被强大的军队围困了四十天，弹尽粮绝之后，被迫投降的。而那投降的日子，恰好是‘北方人的国家’的国庆日。当和平来到，战时的饥饿艰辛和苦难会被淡忘，但是当年全国焰火腾空庆祝国庆的时候，战争带给他们的屈辱和难以言说之痛却无法忘怀。从此以后，维克斯堡这个城市不再庆祝七月四日国庆节。每年这个日子，全国喜气洋洋一片欢腾，只有密西西比河边这个美丽的城市，一片死寂……”（见林达著：《扫起落叶好过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至今，美国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在维克斯堡这个小城，每年七月四日，依然与美国其他城镇不同，依然寂静无声，没有人出来举行国庆节纪念活动。维克斯堡的百年创伤，至今依然没有平复。这个小城的人们不愿意庆祝美国的国庆节，是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惨烈的历史悲剧，并希望这样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看到这样的情景，谁不为之动容？美国人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牢记历史的悲剧与教训。可是我们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战争悲剧，死人难以计数，可是有多少人进行过真正的反省？真正记住了历史的悲剧与教训？在历次内战中死去的军人，有谁得到过一视同仁地评价与纪念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改朝换代、成王败寇的历史怪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