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五卷）

第14章 谁是告密者：舒芜？胡风？

　　舒簾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离一九八八年党中央最后一次为胡风彻底平反也已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原以为，舒芜同胡风之间的恩怨已经平息。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涉案人士的回忆文章，以及作家、学者的专著和论著，尽管对他们之间的恩怨产生的原因多少有些不同的认识和议论，但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应该说已尘埃落定。

　　可是，最近我读到一篇题为《舒芜胡风恩恩怨怨俱往矣》的文章，作者周筱。猛一看文章的标题，作者似想表明自己的观点：舒芜、胡风之间的恩怨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要向前看。如果作者是出于这种愿望，我非常赞同。当我读完文章后，却感到迷茫。因为，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作者所表达的，恰恰不是“舒芜胡风恩恩怨怨俱往矣”，而是重新挑起他们之间谁是谁非的论战，甚至要把“告密者”的帽子从舒芜头上摘下，然后戴到胡风头上，似乎只有这样，才符合当时实际，才显得公平合理。现在，我想还是根据周筱先生文章的具体内容，谈些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周文开头就说：“在公众的视野中，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这好像作者是在指责“公众”，是“公众”在“胡风事件”中有意抓住舒芜不放。这句话应该说是完全违背历史的。我以为，我们如果承认“胡风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不久所出现的一段历史，而舒芜又与这段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公众”面对这段历史时，舒芜又如何能走出“公众”的“视野”呢？再说，“胡风事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公众”真的还在盯着舒芜吗？至少像我这样曾亲身经历过“胡风事件”的人，舒芜也早已走出了我的“视野”。要不是这次读了周先生的这篇宏文，我也不会再去重温这一“事件”的有关资料，当然也不会再一次走进这一“事件”中去。至于说现在还有人注视着这一“事件”，我想除非是有关专业的大学生、学者、专家在学习、研究新中国的政治史、文学史时，会接触到“胡风事件”，舒芜也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然而，对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作出怎样的评价，那是这些学者和专家们的事了。这又另当别论。

　　文章开头还说舒芜是“一位重要文化人”，结尾又充分肯定舒芜“在他这一辈人中，他是学问和才情最好的。”当然，对舒芜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自然有周先生的自由。不过，说他是“这一辈人中”“最好的”，是不是有些绝对化了。

　　周文第一章节的小插题为“一本揭开文化伤疤的书”。这一章节，作者主要是写作为学者的舒芜。

　　从文章中得知，周筱先生也是一位研究女权主义的学者，因此他对舒芜在研究女权主义方面所表现出的成就推崇备至，还为舒芜的《哀妇女》一书写了长篇序文，并感受到了作为学者的舒芜所具有的“先贤之风”。无可非议，学者舒芜是有才情的。我读到有的回忆“胡风事件”的文章，就有人转述曾和他共过事的老专家，也赞叹过他的才学。连李辉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也盛赞舒芜的才学，说他“即使写这种检讨类的文章，那份聪明和才华，还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再说，舒芜的才学，不仅仅是在研究妇女问题上，还涉及到其他学术领域，如对周作人等的研究。收入他的《回归“五四”》一书中，就有研究周作人的四篇文章。作为学者的舒芜，尽管“他是学问和才情最好的”，但我总认为，他在“胡风事件”上的表现，应该说他在人品和道德上是有不足的。试举两例为证：李辉在《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中，写到一九五五年舒芜同冯雪峰的关系，冯对舒“总是毫无顾忌，大胆地说出自己想的、忧虑的一切”。他不满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观点；还谈到社会主义民主等。这些私人间的谈话，“反右斗争”开始，舒芜就交代了（也有说写成大字报进行了揭发），成了批判冯的重要证据。绿原在《胡风和我》一文中，写到“文革”时期的一九七〇年，他同舒芜一同下放干校，并在同一个连队。这时又搞起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使舒芜的“政治热情重新勃发，贴了满墙的大字报，揭发‘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胡风骨干分子写材料”，还当众将了绿原一军。在小组会上，他还揭发了一个解放以前在三联书店工作过的“走资派”，使这位同志“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因此多少遇到了麻烦”。这样的例子，我想足以说明舒芜的人品问题。也许有人不以为然，那就不妨按照那位曾肯定舒芜才学的老专家所指出的：“他的弱点就是政治上的自我表现欲。”我看这对舒芜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政治上的自我表现欲”，不仅对“胡风集团”最后的“覆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终也使自己丧失了原本想追求的政治前途，改变了人生轨迹。不能不这样认为，他的这个“弱点”，对他自己来说也是致命的。

　　周文第二章节的小插题“谁是告密者？”这可以说是周文的中心议题。因为，他为舒芜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背着沉重的道德包袱”鸣不平。他抱怨作家“李辉等和胡风案涉及人士关系密切的作家那里，获得的并非事实的全部”。于是，他在读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时竞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一九五四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告发了舒芜，并说舒芜有四项主要罪名。于是，他根据这一新发现，就要把“告密者”的帽子戴到胡风头上。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帮助舒芜从“告密者”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根据我阅读的一些“胡风集团”涉案人士写的回忆文章，以及作家、学者写的一些专著和论著，直截了当指责舒芜为“告密者”是极个别的，大多是对“胡风事件”的发生、发展作出比较符合情理的分析，并指出舒芜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要负的责任。然而，周先生完全不理会这一点，而无端指责胡风，实在有失公允。

　　为了搞清上述问题，我想首先就应该搞清楚胡风是在什么背景下给党中央上书的，又为什么要在上书中的第三部分写了“关于舒芜问题”这样一节文字？真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文字就相当冗长。我不妨介绍周先生能耐心地去阅读绿原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胡风和我》，另一篇是他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为他们出版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而写的《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一文。这应该能回答胡风是不是“告密者”的问题。现在，我想根据我对已阅读过的有关文章的理解，简要归纳几条，不知是否能说明事实真相。

　　一是一九五二年正当文艺界紧锣密鼓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形势下，舒芜很能审时度势，为急于摆脱胡风对他在政治上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抱着政治上赌一把的心态，主动出击，写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该文名为检查自己，实为揭发他人。这一做法果然奏效，不仅得到高层领导的赏识，还邀请他到北京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这时的舒芜，可说是春风得意。他在从南宁赴京路过武汉时竟对曾卓说：“北京对胡风没办法，要我去开刀。”他还随身带了第二篇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到北京修改后发表。他这样做，客观上造成了对胡风步步紧逼的态势。

　　二是此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调子已步步升级，给他戴上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宗派主义”三顶帽子。

　　三是周扬以高压态势同胡风谈话时警告说：“你说的话就是九十九处都说对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说错了一处，那就全部推翻，全部都错了。”

　　四是胡风对舒芜揭发中的不实之词有意见要申辩，对舒芜这个人的人品有看法要反映，希望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不要偏听偏信，作出错误的判断。

　　五是胡风不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大错，需要向党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申辩。

　　总之，胡风相信他当时的处境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所不了解的。只有通过上书，让中央了解实情，就能帮助他从目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于是，他就同他的友人一起商量，写了《三十万言书》。当然，后来他同友人因此而遭到灭顶之灾，是谁也料想不到的。

　　周文在这一章节中，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舒芜交出胡风的信是《人民日报》“编辑在领导的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他能不交吗？”周先生这样讲，他似乎并没有读过舒芜如何交出胡风信件的有关文章。根据当事人叶遥、舒芜、林默涵的文章内容可以肯定几点：一、《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到舒芜家去组织他写批判“胡风宗派主义”的文章，舒芜答应并主动告诉叶遥他有胡风等人给他的私信。叶遥得知后就提出要借阅，舒答应了；二、舒芜自己承认他写《关于胡风宗派主义》一文时，已“引用了不少胡风给我信中的话”；三、胡风给舒芜的这批信是如何到了林默涵的手上，尽管叶遥、舒芜、林默涵各有说法，但不论是借也好、交也好、要也好，最终总应该是从舒芜手中出去的；四、最后舒芜在林默涵的授意下将这批信进行编辑并加注释，署名舒芜，作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样的梳理，我想舒芜主动交出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的事实应该是很清楚的，任何人的辩解都是无法改变的。我还认为，按照舒芜具有那种在“政治上的自我表现欲”性格的人，随着当时“胡风事件”发展的态势，他也必然会采取主动交出这批信件的举动的。当然，他的这一举动，会使“胡风集团”的性质由思想问题步步升级到政治问题，最终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想他也许始料不及。

　　周文第三章节的小插题是“走不出的‘胡风事件’”。我读着这一小插题就陷入沉思：当前还有谁没有走出“胡风事件”？是作者文字开头所指出的“公众”，还是作者所指责的“胡风一方”的人？我想这两方应该都已走出了“胡风事件”。毕竟“胡风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公众”还能有谁没有走出去呢？至于“胡风一方”的人，除了他们的后人，当事人这些年来大多已先后作古，就连曾在报刊上公开指责舒芜为“告密者”的何满子先生，也已于二〇〇九年仙逝，活了九十一岁。用排除法一一排除，作者所说的还没有走出“胡风事件”的，似乎就剩下他本人了。因为他至今还在为舒芜抱不平，非要把“告密者”的帽子戴到胡风头上才觉得公平。如作者果真如此，那他将永远也走不出“胡风事件”。

　　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一章节的行文，先来读这样一段文字：“我并没有认为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确的，这确实是舒芜一生最大错误，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话令人费解。难道反“胡风集团”的两年后舒芜被错划右派，是与他两年前揭发胡风、交出信件有因果关系吗？我虽然不知道舒芜被错划右派的原因，但我也相信周先生不会用这样的推理来为舒芜辩解。

　　周文中又指责说：“同样在告密行为上走得更远的胡风一方，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忏悔。”他要“胡风一方”表示什么样的忏悔呢？难道因“胡风一方”的“告密”，使舒芜受到了政治迫害，从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时被作者指责为应当忏悔的“胡风一方”，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正在遭受着无尽的苦难；而舒芜作为反戈一击的英雄，正风光无限地到处做报告。他的那种“政治上的自我表现欲”正得到充分的满足。我想作者总不能对这样的事实都加以否定吧。

　　这一节中又说：“似乎胡风就是完全的受害者，即被‘打倒’者都是完全的受害者，只字不提他们在被打倒前也整过人。”这样的文字令人难以理解。“胡风集团”的受害者难道不是完全的受害者，而舒芜这位当年被视为反“胡风集团”的勇士反到是受害者？“他们在被打倒前”整过谁呀？被整的人又怎样了呀？周先生作为一位学者，似应摆出事实来。

　　再下一段文字是写作家聂绀弩同舒芜友谊的，也写了聂对舒后来的遭遇抱同情态度。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聂绀弩同胡风的友谊应该说也是非常深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决不能因聂同舒的友谊，就肯定舒而否定胡。

　　对于舒芜在“胡风集团”冤案中所起的作用，到底该如何评价？我读到过两段文字，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不妨作一介绍。一段是“胡风集团”冤案中受害人之一的绿原先生说的。他在《试叩命运之门》一文中最后的第二段，既讲到了“个别文艺领导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和最高领导人的失实判断”，也讲到“胡风本人性格上的……一些缺点和局限性”。最后讲到舒芜时说：“时下有不同议论，甚至相互矛盾；但他当年以检举代替检讨，随后交信和撰写‘材料’对‘胡风问题’之从思想范畴提升到政治范畴，以至动用专政工具，起到不可或缺的环节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段是黎之先生在《文坛风云录》一书的《关于“胡风事件”》一文中说：“有的文章把这次事件的偶然性归结为与舒芜交出个人之间的通信有很大关系。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据黎之了解，舒芜通信材料发表之前，“中央关于批判胡风的报告的批示就把‘胡风集团’的性质定为‘反党反人民’”。这说明，“胡风集团不是孤立的。这样天大的历史事件的起因归结某一个人、某一个细节，都很难得出正确的经验教训的。”我以为，这样分析评说“胡风事件”应该是比较客观的。我还认为，周先生在文章的结尾时说，舒芜“被政治轻轻地利用，又被政治重重地抛弃，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的话，也是不无道理的。所以说，“胡风事件”的发生，不单单是舒芜交出了私信，还有当时政治的不清明，周扬等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联时期所实行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还在起作用。当然，这些应该说今天都已“俱往矣”，让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政治运动，还是留给治政治史、文学史的专家学者们去探讨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