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凯
近些年来,我在读书的过程中,疑问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有时自己跟自己因为疑问的疑问,包括疑问的存在、疑问的来源而自己跟自己的疑问交锋,自己跟自己辩论。有趣的是上一个疑问还没有想明白,下一个疑问便接踵而至,这不速之客的突然来访,让我想起钱锤书写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在文章的开头魔鬼就说道:“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我请不来魔鬼,只有请疑问这位普通的客人来到我的大脑中,与我细谈,长谈,当然我有时也会彻夜难眠……
人的疑问不外乎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对事物是与否的判断:二是对事物渊源的追索:三是对事物未来的变化与发展趋势的分析。这三个问题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在不断地思考,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每一个学者都是在梳理前人的思想中,批判和继承前人的思想,而后形成自己的理论。再而后就是被后来人用同样的方法推倒重来。那么人们为什么总是在事物原始的本义上纠缠不休?人类在向后看中究竟能看到什么?是不是未来会在过去事物的发展中得到应验?是不是把握了过去就把握了未来?也就是知道了事物的起点真的就知道了事物的终结?这些疑问总是在我的脑子里东来西去,一刻都不休息。举个例子来说,我小的时候就记得鲁迅《祝福》中祥林嫂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就对这个问题很好奇,问过父母、也问过一些老学者,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答复,不知他们是无法答复,还是不愿告诉我。前些日子,我读杨绛《走到人生边上》,书中是这样解释灵魂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而身体具有生命,称灵魂。灵魂是看不见的,但身体有没有生命却显而易见。”“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价值观,而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在这里,杨绛把灵魂、信仰、价值串联起来,构成的是大写的人、伟人。但是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平凡人也希望自己有灵魂,固然在有些人看来,这是迷信,但是暗地里他也希望这迷信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于人们对死后寄予的希望就是要有灵魂,更希望通过死后的灵魂把一生中不敢做的事做了,把不敢说的话说了。那么人究竟有没有灵魂,这就好像西方人在问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一样。你要是按康德的说法,就是不能用概念来证明存在。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灵魂还是“有”的,“有”就使得人的存在延伸了,人的生命延伸了。当然这个“有”如果用时空的概念来讲的话,有一点玄之又玄,所以我们还是从生命的本体来讲,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两个本质的问题:一、什么是灵魂;二、人是否有灵魂。我的回答是:灵魂是一种生命状态;灵魂人人都有。这种生命的现象反映在精神世界上就是恐惧、贪婪、奉献、无畏等等,有善有恶,一句话就是悲欢离合,悲喜交集。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的人宽容,有的人狭隘,有的人狠毒,有的人善良,有的人动辄愤怒,有的人敦厚老实。凡此,人各不相同,各具面目。这些构成了世界的纷繁复杂,熙熙攘攘,历朝历代都有管理者,历朝历代都出思想家,历朝历代都不得安宁。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历史不安宁,未来也不安宁。它的根源是人的精神与行为是永远处在矛盾之中,固然有统一,不是大喜也是大悲,“文革”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常想,人类是否永远生活在错误之中,虽然人类在避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永远是层出不穷,因为宇宙之大,人类的认识永远在有限之中,而且人类过于信仰和强调这种有限,致使人类依据着错误的哲学,生活在不断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中。
我出生在一九六一年,也可以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经历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垮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金融危机。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是如何把国有资本转化为股份制:看到了过去一贫如洗的人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看到有些人对中国文化是五体崇拜,有些人对中国文化是刻骨仇恨;看到了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并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度扩张;看到了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方文明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排斥,整个世界越变越小,矛盾越变越复杂。我真心地感谢这几十年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人类在这一伟大的变革中的种种行为,有的光明,有的黑暗,有的让人兴奋,有的让人辛酸。这种种现象给我提供了参照,我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它们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正常与非正常,存在与非存在。我开始对各种事物产生怀疑,也开始对各种人、各种言论产生疑问,尤其是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看法和认识,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我渐渐地在生活中发现,在我小时候学习到的二元论、阶级论的政治观点,这几十年来是一以贯之,嘴上笔上说是多元化,其实骨子里抹不掉二元论的印迹,不仅在“左”的人物思维中存在,在“右”的人物思维中也并不逊色。“左”的用这种思维方法观点打“右”的,“右”的也拿这种思维方法打“左”的,这让我看到了一个事物的两面,虽各有面目,其本质同一。有些人看去很激进,也自认为有思想,但你要是仔细推敲他的思想本原,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摆脱二元论和阶级论对他的纠缠。但是他会获得掌声,这掌声在有些人眼里是欣喜,在我看来是悲哀,因为鼓掌的人根本就没有好好地思考,甚至可以说就没有思考。可见思想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是难上加难。当然,其实思想也谈不上解放不解放,思想本身是自由的,之所以加上解放二字,是明确地告诉你要从甲转移到乙,但这谈何容易。因为知识是确定的,你用掌握的知识昨天会批判甲,今天就会批判乙。所以我们讲自我反思,其实反思什么呢?表面上是反思你昨天做的事情,但更深刻的自我反思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思自己知识的知识,即你所得到的知识是从哪里来,你究竟明门多少,是有益还是有害:二是反思自己方法的方法,即你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不是科学,是不是逻辑一贯。这两方面构成了你对事物的判断。但是中国人不大喜欢理性的分析,中国人喜欢随意性,想说就说,有时甚至是不负责任地说。西方一直认为只有理性的才是科学,非理性的只是个人的宣泄,是只可看不可信。但是中国人往往相信非理性的说教,为什么信,就是那个说教符合我的意愿,只要符合我的意愿,不管怎样的说法,我都举双手赞成。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头上提倡大公无私,骨子里是自私,凡是不符合自己的意愿,或是不符合某一群体的意愿,就起而攻之,排斥之,至于攻得对与否,是与非,并不加以深思。这如果也用西方的哲学来解释的话,就是你对知识的概念不清,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于你坚持的东西,却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却常把它挂在嘴边。比如说民主。
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西方的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历史与现状有那些特点?在中国有许多提倡民主的人并不知道,不知道就讲,不是让别人上当,就是自己早晚也要上当。因为你最终得到的不是民主,而是形式上的民主,是口头上的人民做主,实际上人民根本做不了主,是假民主,是别人恩赐给你的民主,这种民主,恩赐你的时候就有,不恩赐你的时候就无。我敬重顾准先生,就是因为顾准先生对问题的思考是要看明门、想明门、讲明门,他追求和强调事物的真实与真理,他有一种溯流穷源的精神,他从希腊城邦开始寻找,这种寻找在《黑格尔传》中,讲到黑格尔认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时写道,“年轻的黑格尔认为(卢梭也是这样),这种制度的典型就是古代的民主制。”可见他们的认识有共同的地方。民主不是孤立存在的东西,它是经济、文化、人性的综合产物,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这种必然要有条件。如果我们盲目谈民主,别人谈民主,我也谈民主,别人谈自由,我也谈自由,别人谈平等,我也谈平等。这是什么,这就是迷信。所谓迷信,就是迷迷糊糊就信了。过去我们一讲迷信,就认为信佛是迷信,还嫌不够又加上封建二字,叫做封建迷信。那么民国时期的太虚法师、弘一法师信仰佛教,他们是迷信吗?恐怕没人说他们是迷信。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人只要精心钻研和信仰某门人类的知识,都不能按迷信论。叶秀山先生在《哲学要义》里讲到西方的神学家安瑟伦,安瑟伦认为,神不但存在,而且必然存在。叶秀山写道:“安瑟伦关于神本体论的证明不可以等闲视之,忽略不计,不是简单的无知、错误和迷信。”但是中国人有谁在谈问题时,要把所谈的问题想清楚,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没想清楚就开始高谈阔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言论自由,其实这并非是可取的自由,相反倒证实了大多数人都是思想的懒汉,习惯人云亦云。人就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以自己观察和分析去判断事物,不轻信任何人和大多数人的观点,才能获得思考的独立性。思考的独立性就是要保持中立,不能先有派别,有成见,这样的思考不能说是独立的,只能说是功利性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发扬古希腊人的精神,让思考从实际的事物中分离出来,让自己的理性发出自己的光芒。凡是功利性的思考,它错误的概率往往要大于正确的概率,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客观公正,它有倾向性。凡是功利性的思考,都是利己,他在初始时就想给某些人看,是为了要获得某些人的掌声和赞美。这样的写作和这样行事的人,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可见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不可信,恐怕也正是这种不可信,给人类留下了思考的天空。
疑问与思考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有疑问才会去思考,因为有思考才能解惑疑问,疑问要是前提,思考就是结果,享受疑问与思考这对孪生兄弟的光临,其实是人一生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