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五卷）

第9章 有一种痛死不瞑目

　　虞非子

　　也是“好人冯二哥”冯亦代先生出版《悔余日录》的那一年，即二〇〇〇年，“一个四十度的大热天”，我的朋友黑马去给冯亦代先生送稿费——黑马的小说《混在北京》重版，将冯亦代的《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作为代序。二〇〇九年春，章诒和怀着“裂骨锥心之痛”写下《卧底》之后，黑马又想起了那个“大热天”的冯亦代：

　　那时他刚刚大病初愈，赢弱得不成样子，几乎一阵风都能吹倒他。估计那种健康状况与他决定出版自己的日记后的复杂心情有关。只是，当初他的日记，我们都没仔细看，看了也因为不了解情况，根本不懂……我握着他的手，那手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当时只是为他的健康心痛，但不知道他的病痛后面有这样大的精神压力……（黑马《冯亦代先生：又一座丰碑倒了下去！》）

　　也是那个“四十度的大热天”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正处在临终关怀阶段”（黄宗英语）的冯亦代接受了一次访谈。当采访者询问他抗战时期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及文化活动提供帮助的“故事”时——

　　冯答：“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冯亦代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张者《文化自白书·冯亦代：相见时难别亦难》）

　　“沉默了半天”之后展开的这一段话，现在看来，或许可以视为冯亦代对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段“卧底”生涯的某种“阐释”——“都是党交给的工作”。

　　的确，这是“党交给的工作”，但那段生涯却是怎么也不能再“交还给党”便释然的，所以那天的采访者留下了这样一则手记：“冯亦代的痛苦无处诉说，也无法诉说一生的苦难，只能拉着我们的手哭泣……”所以当采访者请他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他只用了一个宁：“难”。

　　“难”，难言之隐，隐痛……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冯亦代撰写的《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改定于七重天”。文章写道：“书中的人物虽系虚构，却的确隐藏在北京的忙忙碌碌的人流之中，也许你我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而“最妙的是黑马引用了《圣经·路加福音》中的话，作为代题记：‘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意味深长”。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就在“改定”这篇“书评”前十四天，冯亦代写下了《记前纱络胡同》，回忆了他“卧底”时期的旧居——“清时权贵的马厩”：

　　一九五七年“祸从口出”，原来住的美轮美奂的房子，终有一天被“勒令”搬家……

　　我原来的住处，有三间大房，容得我历年收罗的书籍……新居之湫隘，简直出乎意外：一家四口的住处，不过是一间不到十平米和一间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大概是因为有些“党交给的工作”“到死也不能讲”的缘故，一九九三年岁末的冯亦代，在这篇文章里特意将这段“卧底”生涯“翻译”成了“蛰居”生活：

　　我那时家居养病，一清早听见邻家有人在催取牛奶，便醒了过来，晚上则挑灯夜读，直听到叫卖夜宵声过了，才熄灯就寝，真是“日出而读，夜深而息”……这就是我蛰居胡同的现实。

　　以后成为摘帽右派，调了工作，住进了二居室的宿舍，邻近胡同，但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不相同：幽居的情趣，便成为过眼云烟了。但我总不能忘掉前纱络胡同，偶有闲时，便到那里去踯躅一番……

　　从冯亦代“翻译”出来的“幽居的情趣”看，他“偶有闲时，便到那里去踯躅一番”是出于怀念，但透过“原著”《悔余日录》，透过“一前一后”收入《归隐书林》一书的《记前纱络胡同》和《热闹的黑马（混在北京）》，却可知他“踯躅”时口中念叨的多半便是很多年之后“沉默了半天”所说的：“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耳边回响的则是“父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踯躅”着，是因为终于知道自己曾经做了什么——无论是以谁的名义，甚或某个组织，乃至于国家、人民的名义，任何行为的道德责任最终都要由具体的实施者个人来担当，哪怕不是全部的责任，因为这毕竟是“我做的事”。

　　有一种痛，时间也无法治愈，或许，只有死亡能让痛者“解脱”。冯亦代的“踯躅”、发表《悔余日录》便是源自这样一种痛，一如“把床第之语，也当作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的浦熙修，在临近生命终结时向组织上要回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一样。

　　有一种痛死不瞑目。章诒和的“裂骨锥心之痛”或许也是，因为那一段“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的后面竟是但这种足以将人“击倒在地”的痛，无论对冯亦代、浦熙修，还是对章冶和，终究也是一种觉醒，所以章诒和的《卧底》是这样结尾的：

　　……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