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五卷）

第5章 寻人启事

　　陈虹

　　《寻人启事》能做文章的题目吗？——有人说没有诗意，有人说肯定要被退稿。但我不想改，我的本意就是为了寻人嘛，我想尽快找到那个曾经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全家的好人。

　　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更不知道。为了便于大家帮我寻找，我必须得把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故事详尽道出——

　　时间嘛，应该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具体的日子，则是省级机关发工资的那一天。地点呢，就在江苏省文联的办公室里——不过，那时叫“革命委员会”，门框上赫然挂着的就是这个牌子。

　　我怕记忆有误，又特别去翻看了一下老爸的日记——那是他自从被揪到北京后，坚持在牛棚中写下来的——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玲来信说，省文联自四月起冻结工资，月发八十元生活费；两个月后改为一百元。家中生活费用紧张，而玲寄我之钱未减，是颇伤脑筋的。”

　　不瞒大家说，这就是我能提供出的全部线索了。

　　当然，话还得从“头”说起——我爸和我妈原来都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一九六六年的春天被逐出了京门，发配来到金陵。为什么？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早在一九六四年，一场被人们称作是“文化小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文化界的内部着着实实地席卷过一番了。夏衍挨批了，田汉被整了，就连我们作协大院中的许多老邻居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卷起铺盖卷返回了老家：赵树理、康濯、周立波、艾芜……我家是最后一个走的，时间为公历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那天非常冷，前来南京下关火车站迎候我们的是作家海笑——他当时的身份是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心里不免嘀咕，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待遇好，有暖气，为什么不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名作家留在全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偏偏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让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到南京？”……是啊，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呢？要知道，我妈的命运比我爸还要惨，她只是因为身体衰弱，离京之前竟被强迫办理了“退职”手续——那年她才四十八岁。

　　然而，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迁到南京才四个月，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风暴就于中华大地上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这时的老爸在哪儿呢？正在太湖边上的吴江县“体验生活”呢！一辈子不会写工农兵的他，为了“脱胎换骨”，刚一报到完，就向省文联的领导提出了这一要求。

　　接下来，有老爸的日记为证，日子是这样度过来的——

　　五月十日，省文联以长途电话，将我爸召回南京参加学习。

　　六月四日，省文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数日内大字报多达五百张以上。

　　六月二十五日，工作队进驻省文联，负责人高玉书警告我爸说：“你是黑线上的人物，要为子女们想一想！”

　　七月至八月，写交代材料，共十余份。

　　八月二十七日，出现第一张点名质问的大字报：“陈门尘，谁派你来江苏的？你来江苏干什么？”并要求立即将“大黑帮陈门尘”押回北京审查。

　　九月九日，省文联召开批斗画家亚明的大会，并施以了武斗。会后通知：“全体党员留下。”但我爸被排除在外。

　　九月十日，小组长滕凤章找我爸谈话，询问对大字报及不让参加组织活动的想法，终以“相信党、相信群众”回答。

　　九月十一日，中国作协造反派来人，将我爸揪回北京。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长达七年之久……

　　人是被带走了，可我爸的工作关系已经转到了南京，尤其是每月的工资，还得依然由省文联发给。但是我妈不愿去领，她说那个滋味就像是“乞丐”，她怕看到那一个个鄙视的目光，和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为此，这一任务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谁让我是家中的老大呢！于是一到每月的×号，我都要亲自跑一趟省文联，先是签字画押，然后再捧回那个装有老爸工资的牛皮纸袋。

　　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堂堂的江苏省文联怎么会“坐落”在当年国民党的总统府里呢？——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开辟成“旅游景点”，寄寓其内的机关和单位竞也多达数十家。记得省文联是在一进大门的右侧，那是长长的一排厢房，很简陋，也不宽敞，门窗涂成大红色，既“时髦”又俗不可耐；估摸着这几间平房，搁当年最多也不过是给卫兵住的吧……可能是因为从小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对于“总统府”三个字，我打心底里没有好感——蒋介石挑起内战的命令是在这里下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密件也是从这里送出的……为此，我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于它的全貌，那是压根儿不曾细细观察过。

　　其实，我妈当年之所以将这一任务交给我，还有一个原因——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它的附近。那时叫二女中，现在改称梅园中学。只要腿一迈，骑上自行车，三五分钟就能完成这项“重任”，并让全家衣食无虞了。老爸的工资究竟有多少——他虽然拿的不是“文艺级”，算不上“三名三高”，但是按照“行政级”来说，也属于“高干”了。因此直到一九六八年的四月以前，我们全家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于是我——“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每天便忙着“干革命”：红卫兵当不上，就找上几个“志同道合”者，扯起一面旗帜，投奔了南京的“屁派”……

　　这时远在北京的老爸，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黑帮罪”与“走资派罪”，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上个什么；自从全国掀起“揪叛徒”的狂潮，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大有“永世不得把身翻”的趋势了——谁让他一九三五年也被关进过苏州反省院呢……于是乎，自一九六八年的一月起，对他的审查终于升级了——中国作协的原班人马全部撤走，换来的是“中央专案组”的精兵强将！再后来，他们派人来到南京，将我们位于中央路141-2号的家给抄了；再后来，老爸的工资和可怜的一点存款也全都给冻结了……

　　记得那天，当我妈从我手中接过那只比以往轻了许多的工资袋时，半天没有说话——这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终于发生了！八张十元的票子，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如同带了电，谁也不敢去碰一下。我明白妈妈的难处——这只是老爸原来工资的三分之一；而她自己呢，自从被迫退职后，早已没有了任何收入。

　　该怎么分配呢？首先必须保证老爸——他一人在北京，除了吃饭、穿衣、抽烟等等开支外，每月还得交六块多钱的党费，不能让他受苦，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费照寄不误：其次是大妈——也就是我爸的大嫂，自从大伯去世以后，老爸胸脯一拍，承担了下来，为此每月十块钱的补贴也必须雷打不动；剩下的呢？只有三十元了——妈，我，再加上弟弟和妹妹，他们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小学，一股脑全是消费者，挣不来一分钱……我似乎就是从这一刻起，才突然长大了，我明门了这个家的今后，明门了今后将要面临的一切。

　　怎么办？总得活下去啊！于是先卖衣服——皮大衣、棉大氅、呢外套、料子服……凡是能够值点钱的，统统用被单一裹，送进了寄卖行：接着再卖家具——书橱、饭桌、沙发、衣柜……除了睡觉的床以外，也几乎被卖了一空。那是什么年代啊？人家不把你当成是被打倒的“有钱阶级”就已万幸了，还敢谈价钱吗？其结果，全都三文不值两文地转了手，为的是换回几张救命的钞票。我记得其中有两个硬木书柜，是当年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到南京来的，白漆的柜面上雕刻着五颜六色的仕女，婀娜多姿，飘飘欲仙。老爸将它们放在客厅当中最显眼的地方，里面摆放着线装版的全套《古本戏剧丛刊》，这是他的命根子，据说全国也只有几十套。但我妈还是咬着牙，让我用板车拖走了，一共才卖了二十块钱……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们家要比他家还倒霉——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困顿，尚且不去说它了；就拿亲朋好友来说吧，也几乎没有一个——谁让我爸十八岁就离开了老家，而这次搬到南京又仅仅四个月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呢？当时可真叫举目无亲、孤立无援啊，就连借贷都找不到人家！

　　弟弟那年还不到十五岁，他看见有些孩子帮助拖板车的人拉纤，一趟可以挣一毛钱，于是便央求妈妈给他做个铁钩子去为家里挣点收入。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个营生了——从玄武门到鼓楼，是一个大斜坡，板车拖上去是非常吃力的，于是车老板便会雇些孩子来帮忙：纤绳的一头用铁钩子勾住车帮，别一头背在身上，就可以助他一“肩”之力了。而我们家当年就住在这个斜坡的最底端，等活干的孩子站在马路边，每天都有一大群。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弟弟平时在家连衣服都不会洗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的任务照常是出入寄卖行，弟弟的生活照常是蹲在路边“馋涎欲滴”地看着别的孩子挣钱……我们学会了早早吃晚饭，然后关着灯说话，为的是省下一丁点的电费；我们也学会了缝衣服、补袜子，就连眼镜腿断了，凉鞋带折了，都能自己给焊上。至于老爸的日子，更是令人心酸，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中午在食堂吃饭，只有一角五分的白菜，又买了一角的汤，颇感浪费。晚间去对门的小店，二两饭，一碗汤，仅一角，颇廉。”

　　……六月份到了，又该去领老爸的工资了。我同往常一样，走进了总统府的大门，走进了位于右侧的那间挂着“江苏省文联革命委员会”招牌的办公室。让我签字的人是谁，我真的记不住了；他长得什么样，我同样没有一点印象。——这能怪我吗？当时只想快快离开，连头都不愿抬。要说印象，似乎只有这样一点点：年龄嘛，大概可以叫他“叔叔”；穿着呢，一身灰布中山装，右臂套着个红箍。——唉，等于没说，这样的装束在当年的中国足有成千上万，谁敢有丝毫的异样，是要遭灭顶之灾的！

　　但我对他说的话，却记到如今——那是一口气说出来的，没有丝毫的磕巴：“一个月只给我们八十块钱的生活费，实在不够用。我家还有一个大妈要养活，而且我自己很快也要下乡插队了……”这话是真的，二女中已经开始动员了，依照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根本不可能留在城里，只能下乡当农民了。但我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呢——是乞哀吗？我妈知道了，绝对不会饶过我；是告怜吗？这明明是“与虎谋皮”，怎么会有结果……但不知怎的，当时我就这样一脱口便说出来了，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不理睬我，那是轻的；如果因此给老爸再戴上一顶帽子，说他“妄图”想要干吗干吗，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吗？要知道总统府的大门外贴满了“揪叛徒”的大字报，那上面可是清清楚楚地写着老爸的名字，还打了黑叉呢！

　　我低着头，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并时刻准备着招来一顿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但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静静的，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是这样……”停了停，他又说道：“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家中还有一个大妈。好吧，再多加二十块钱吧……”

　　那天，我像胜利者一样飞快地跑出了总统府的大门，又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家中。一百块，整整一百块呀！我兴奋地将它们交到了妈妈的手中，我盼望看见她的笑容，看见年幼的弟妹们的笑容……但是，那天我独独没有记住那位给我钱的人长什么样，也没有问他姓甚名谁。

　　依理推测，这位“叔叔”绝非一般的“革命群众”；他有权，起码是“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重要领导，否则又怎么可能私自做出决定，一下子就给“大叛徒”陈白尘多发了二十元的生活费？如果是这样，他又为什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呢？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立场”问题啊，他难道不怕“引火烧身”吗？

　　想不明门，整整四十年过去了，还是想不明白。为此我要写出这篇《寻人启事》——不管他在后来的清队中是不是“三种人”，也不管他是否忏悔过自己的这段“造反”生涯。历史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不仅为了那救命的二十块钱，更为了在他的身上竟然还残存着那个年代绝对不允许有的“人性”。

　　拜托了，一切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时间：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地点：省文联办公室；年龄：四十岁左右；身份：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