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五卷）

第1章 鲁迅和孔子，谁可以信奉？

　　王得后

　　本文是作者为自己的新著《鲁迅和孔子》一书所写的“自序”，曾四易其稿，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本新著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征得作者的同意，本书率先刊登此文。限于篇幅，编辑对文章略作删节，并另加了标题。

　　我这一生，自大学毕业，一直在研读鲁迅，从业余到专业，迄今五十二年。“子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乐之”而阅读，是人生一大快事。我乐于研读鲁迅。研读鲁迅使我感到充实，感到痛快，感到希望。虽然，当我想写点鲁迅时，我感到没有什么话还要我来说了。

　　鲁迅是新文化先驱，是终身守护新文化，创造新文化，为扫荡妨害新文化成长的谬见而不遗余力、奋斗不息的一个先驱，又是新文化先驱中最富思想、最有思想业绩的一个。

　　新文化的滥觞，我认为是陈独秀发表于当年《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因为他提出了对于旧文化的根本挑战。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日忠，日孝，日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孔子和他的门徒安身立命的学说精魂，是儒家学说的根基，是“不可得与民变革”的根本特质。这一点，在《礼记·大传》中说得斩钉截铁：“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三纲”的精髓。朝代可以更迭，它是“不可得与民变革”的。正是这“三纲”，自孔子以来两千多年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主流思想”——“统治思想”。挑战儒家的“正统思想”，反对儒家的“正统思想”，是新文化的立意、主旨，也是新文化提出的根据。新文化是对人的奴隶地位提出挑战、坚决反抗的文化，是呼唤人格独立的文化，是争取人成为人的文化。

　　在中国，现代的人的觉醒，现代的人道的诉求，兴起于晚清。鲁迅并不是最早的。鲁迅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二十七岁的时候，在日本作《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才提出了“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的“立人”思想，确立了“立人”思想的基础框架。但那时人心追求的是暴力革命，是用武力外抗强权，内革清廷，鲁迅提出的这一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如“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呐喊·自序）》）不合时宜，唯有寂寞。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建立了民国。但五年过去，“五族共和”的、“民主”的政党政治混乱不堪。陈独秀有鉴于此，作《一九一六年》，一面挑战儒家“正统思想”，一面挑战“政党政治”。风云际会，第二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二月，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再一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对于儒家设计并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家族制度”的弊病，“忧愤深广”地予以暴露。新文化——新文学冲破儒家“正统思想”的牢笼，竞走于神州大地。

　　还是鲁迅，早在一九一二年七月，中华民国成立刚过半年，在《哀范君三章》中，就表达了对于政治的失望，他写道：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闻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沈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芋，微醉自沈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是异常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有学者认定新文化的兴起是追求“文化解决问题”，这是没有细心考察新文化的文献，完全不顾新文化先驱者随后的分道扬镳，有的热衷政治，有的组织政党的事实的结论。

　　鲁迅参与新文化的建设，接续着他青年时期“立人”的思想。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狂人日记》暴露儒家的“仁义道德”的根本特质是“吃人”：呼唤“真的人”：呼吁“救救孩子！”七月发表《我之节烈观》，痛批儒家钳制与摧残妇女的“节烈观”。九月发表《随感录二十五》，暴露儒家“父为子纲”把子女当做“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的根本特质，呼唤“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鲁迅和陈独秀一样，首先集中反抗的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即儒家的“三纲”。

　　然而，历史归历史，孔子归孔子，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伟大，我认为：

　　一，在他的思想不但传承了两千多年，历遭攻击而不衰败，不断分化而保持着根本特质，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

　　二，主要在孔子抓住了人类社会稳定的三个根本问题，即男女问题，父子问题，君臣问题，为此提出了他的处置方法。人类男女异体，为优化传宗接代，而有夫妇；有夫妇而有子女；人类群居，在家庭之外，进入社会，是各种群体的人际关系，最高即君臣。在君臣这一体系，这一本位之中，是各级“头头”。这三种根本关系如何处理？如何求得稳定？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一方服从一方，不得有异议，不得有异动。于是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被设计出来。这是为强者设计的方案，为权势者设计的方案。弱者一方是被压迫、被钳制、被束缚的一方，是被迫的人身依附，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一方。我曾经指出，这是继承动物的法则，森林的法则，“弱肉强食”的法则。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在人类的童年，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势所必至的。

　　三，孔子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在为权势者设计治国的方案之外，对于人生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可供后人借鉴，是有可资借鉴的宝贵的思想在。

　　不过，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的人物。他的根本性的思想已经严重阻碍中国人民族性的现代化。当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人的觉醒早已是世界潮流，蔚为大观的时候，我中国人还保守着儒家的“三纲”，让大多数人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思想独立，是无论如何没有道理，没有合法性的了。新文化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产物。是合乎人情、人心、人性的文化。

　　新文化的诞生，快要一百年，快要一个世纪了。早在十年前，一股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潮兴起，不十年而几乎席卷我中国。新文化被指责为“彻底反传统”，割断文化传统，败坏人心，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鲁迅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罪人。这是完全违背事实，违背新文化根本特质的不实之论。一种呼唤人的觉醒，倡导人道，倡导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寻求“理想的人性”（鲁迅语）的文化，怎么会是灭绝人道，摧毁文化的“大革命”的思想资源呢？

　　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单一的吗？我华夏大地，春秋战国时代，即有“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才强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舆论一律”。即使这样，老子的思想，庄子的思想，法家的思想，时起时伏，并未断绝，难道他们的思想遗产不算传统文化吗？佛教传人中国，经过“汉化”，汉传佛教也历经艰辛，站稳脚跟，得到发展与传承，难道不算传统文化吗？我们土生土长的道教，难道不算传统文化吗？孔子，儒家，不过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端，被统治者御定为“正统”的一端而已矣，岂有他哉。“正统”之外必有“异端”：“异端”也是一种传统。把“正统”当做唯一的传统，当做“中华文化的标志”，于事实不合，于理也不安。何况倡导新文化的先驱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钟情的传统文化，姑不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即如最严厉抨击儒家正统，“绝望于孔子和他的之徒”的鲁迅，不是也辑校了大量古籍，搜集了大量石刻拓片，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么？清朝翰林、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挽鲁迅联，写着：“著述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难道清朝的翰林，对于“国学”，“儒学”，不如当今的教授，学者吗？

　　更有甚者。遥想当年，在国民党政府的门色恐怖下生活，翻译、创作和辑校古籍的鲁迅，高歌：“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一九三五年亥年残秋偶作》）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场“狂飙”，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少的老的识时务者，纷纷谴责新文化，特别着重谴责鲁迅“激烈”，“激进”，“极左”。一群年轻的俊杰高呼：“五四‘是弑父！我们要弑’五四！”要填补“五四”断裂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可惜，他们沉迷于书本，悠然于书房，完全忽视了社会的现实，忘记了文化是人们行为的规范，文化是化人的东西；文化的存在与断绝，要看现实社会人们的思想，行为。挣扎了近一百年的新文化，成功是很有限的。最大，最显著的，是用门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儒家的“三纲”，除了在大城市，在一部分人中，实行了一点“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之外，我们的农村还在“初级阶段”。即使是“男女平等”，即使在大城市，即使在“首善”之都，对于女性的歧视，从被受胎的性别鉴定，“做掉”，到上学歧视，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还多得很。至于其他，何尝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必也正名乎”？新词换旧词而已矣！谈什么“断裂”？“弑”什么“新文化”！毁什么鲁迅！

　　而且，鲁迅是最痛恨专制的一人，最洞察专制的祸害的一人。鲁迅早年即指出：“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文化偏至论》）“群众专政”与鲁迅水火不相容。鲁迅历数各种专制的恶果是：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忽然想到（五至六）》）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

　　更何况，鲁迅在回应对他的批判中阐释他的革命观，是：“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的文化，鲁迅的思想，鲁迅的左翼文学思想，能够导致“文化大革命”吗？谁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罪人”，扪心自问吧！

　　为了检视鲁迅和孔子这两位我汉族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的根本特质，为了探查“弘扬传统文化”的底细，我决心编写这本书。我之所以敢于以《鲁迅与孔子》为书名，是因为我发现，孔子的伟大，在掌握着人际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的三个根本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规范人的社会生活。孔子的这三种关系，是封闭性的，家长制的，服从性的，抹杀个性，扭曲人性的，甚至于达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男的随意三妻四妾、休妻，而女性只能“从一而终”、守寡，乃至殉夫的地步。

　　而鲁迅的伟大在“立人”，为“立人”掌握着人一要生存并不是苟活，二要温饱并不是奢侈，三要发展并不是放纵。在以人的每个个体的生存为本位，然后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发展个性。而且，生存、温饱和发展，是开放性的，有最广阔的自主性的选择空间，独立的，平等的，最切合人性与人情；“不是苟活”，“不是奢侈”，“不是放纵”，才在更高的层次追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追求“理想的人性”。

　　正是在人的“生存，温饱，发展”这样三个根本问题上，鲁迅与孔子，有充分的可比性。而且，对于人的这三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思想，才是文化的根基；才显示出思想的根本特质。

　　于是，我斗胆干了。

　　我要把资料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请读者自己阅读原资料，自己思索，自己判断。研究问题不能从原则出发，从预设的原则出发，从自己的好恶出发；只能从事实出发，从资料出发，公开全部资料最有利于和读者交流。研究问题，搜集资料是第一步。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资料越完备，研究的基础越坚实。至少也得有充分的资料，否则，结论是靠不住的。

　　搜集好资料以后，是解读资料，是发现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像鲁迅和孔子这样的伟大思想家，没有阐述他们思想的专门著作；他们的思想分散在单篇著作或语录中。

　　我要请读者审视我读到的资料，鉴定我使用的资料的真伪，资料是否充足，有什么缺失，我的结论是否从资料中引申出来，是否合乎事实，是否成立，是否可信，至少是否可作参考？

　　研究同一个问题，不同资料固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同一的资料，由于理解不同，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人非草木，对于自己研究的作者，著作，问题，是各各带着自己的情感的。我酷爱鲁迅，信奉鲁迅。自知可能带着情感的偏爱，思想的偏向，特别要请读者来鉴定我的意见，我的研究结论。

　　我觉得如今年轻的读者，阅读《论语》也许文字上会有很多困难，把专家的译文编辑出来，有利于理解原文。我的感觉也许低估了当下的青年，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友们。经过近十年的“弘扬传统文化”，“国学悄然在燕同兴起”，国学院如雨后春笋在大学建立，儿童有诵读经典的热潮，壮年有量身定做的国学班，央视有《论语》的心灵鸡汤，连孔子将她们和“小人”——“小孩儿”——归入“问题人物”的少女，也身穿不知道哪朝哪代的“国服”，在孔子像前跪拜而行“成年礼”了。我想，文言文的功力，也许高涨起来了，不用说一部《论语》，就是《尚书》、《易经》也不在话下了吧？不过，我记得鲁迅的意见，他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病后杂谈之余》）看当今报纸对于学术明星而又美女的开讲《论语》的评点，似乎也有大讲《论语》而《论语》亡的危机似的呢？然而，我国还有数目吓人的文盲，高中生据说还有“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头痛经，他们在“国学”的热潮中，应试的偷闲时，如果有兴趣翻翻这本书，还是需要《论语》的译文做参考吧？何况，就是专家学者，他们也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也常常各有各的解读呢？

　　《鲁迅和孔子》这个书名，似乎可以有两种解释，而又肯定会受到非议。

　　一种解释，是“鲁迅与孔子的比较研究”，没有暗示褒贬取舍，是中性的。但是，这样，不如干脆加上“比较研究”四个字，消除歧义。可是，如果加上，理应扩大研究的内容，必得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等诸多和他们俩有关的方面，才名实相符。而我，目前还不愿意这样面面俱到地评议。

　　另一种解释是：“要鲁迅，还是要孔子？”暗示褒贬取舍的趋向。于是，三十年来致力于破除“二元对立思想”，破除“非此即彼”的考量与选择的读者，就要提出批评了。他们要追问：为什么一定要不是要鲁迅，就是要孔子呢？他们俩不能并存，不能兼容并包吗？是的，在不少方面，他们俩的观点，思想有相同、相近或相通的地方。鲁迅肯定过，称赞过，甚至赞美过孔子的“伟大”。但是，在根本特质上，是不能兼容并包的。鲁迅参与革皇帝的命，终身极力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革除皇权专制的、实行“共和”的民国，这和孔子的“君君臣臣”能够兼包并容吗？有所谓“创造性的转化”一说，但三十年来，我并没有看到教授学者论述“君君臣臣”如何“创造性的转化”为现代民主的论述。新儒家所谓儒家和现代民主如何如何，那是新“儒僧”，新“道虚”。至于“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似乎更少有论述了。是不？

　　三十多年来，思想解放，提出了“二元对立”的思想问题。这大概是对于中国特色的辩证法——“一分为二”的反拨。所以有“一分为三”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有“一分为多”的哲学笔记的记忆。

　　“二元对立”的思想，是一元与多元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多元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是多元的，人类是多元的，社会是多元的。人本身的多元，产生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多元的。文化的多元性，思想、观点、学说、主义、道德等等都是多元的。不仅是多元，而且是多样的。因之价值的多元性随之而来。二元是多元中的一种；“二元对立”也是一种常态。是非，利害，对错，爱憎，好恶，美丑，高尚与卑鄙等都是“二元对立”的。人，只要保有自己的个性，就有独立的自己的思想，独立的爱憎，就有自己的选择。选择往往是一元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人的一生，常常发生“是，还是不”；“要，还是不要”的选择。孟子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孟子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就是“多元”和“多样”。但在“百家”中人是有选择的。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就是一种选择，一种在儒家和儒家之外的根本特质的思想，即“为我”，还是“为君”；“兼爱”，还是“亲亲”的思想方面，孟子就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选择，不能责怪他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只能批评他的选择是否正确。

　　自然，“二元”并非必然对立。“二元”之间有相当的空间。“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有“不革命”；“左”和“右”之间，有“中左”，“中左偏右”。“二元对立”的选择，必须审慎分析。

　　特别是对于“人”，又特别是对于“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家”如鲁迅与孔子。他们思想丰富，复杂，涉及范围非常广泛。鲁迅没有研究过经济，但鲁迅在论及妇女的解放问题的时候，始终强调必须掌握“经济权”，有独立的经济力量，在家庭有平等的经济分配权利。孔子没有研究过军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但孔子说出了一段至理名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从社会、人文的不同方面，以“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的原则，思想丰富、复杂的伟大思想家，都是总有可取之处的，都是可以“择善而从”的。在这一方面，鲁迅和孔子也不另外。我是要鲁迅，也要孔子的。

　　但是，在思想的根本特质方面，即在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方面，我是只要鲁迅，而不要孔子的。并且认为，凡是不愿作奴隶的人，不愿从家里到社会甘愿臣服他人的人，大概不会选择孔子吧？我是信服鲁迅的一个人。我也时时警惕自己对于鲁迅是否“偏爱”而产生“偏至”。

　　孔子当今在我中国的复活，并且不是“乘桴浮于海”，不是只有一个“由”跟随着他，而是乘风破浪，举国护驾，落户世界各国，似乎真的要在彼岸开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样子了。然而，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么？那个预言二十一世纪是我中华文化的世纪的长者，不是明确坦承“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门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么！既然“三纲”是中华文化的“定义”，我期待今天的国学家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而直截了当地阐释这“三纲”的内涵、意义、作用，对谁有利，为什么今天还是治国的宝典，国家的“软实力”？为什么世界各国将会信奉孔子，并改弦易辙实行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纲”？

　　我期待青年朋友，想想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纲”，想想鲁迅向你们建议的当下的三个当务之急，冷静地想一想：在当今之世，谁是可以信奉的？谁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和成长有益，有利？

　　二○○九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