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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王明立言要斗倒毛泽东

  ◎ 熊廷华

  晚年的王明曾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回故乡。可是,最后他还是客死异乡。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明这一生》介绍了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一生,现摘登如下——

  王明的这一生跌宕起伏,他两度入主中共中央,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他曾对人说:在中国搞革命活动,领导工作只能从上边来做,从上边去领导容易得多,在下边做实际工作困难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开。

  然而,对他来说,“从上边去领导”并不容易。因此,他也成为“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典型代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共中央全力进行两手准备。

  王明看到中央委员人人身挑重担,也不甘寂寞。他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能做点具体工作。中央考虑到王明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安排他负责法律方面的事务。对王明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可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王明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八年五月旧病复发,中央安排他接受治疗,孟庆树(王明的发妻)负责护理。在治疗过程中,中央医院出现了一次技术事故。

  王明经常便秘,有时吃泄药,有时灌肠,灌肠的药品经常更换。负责给王明治疗的医生黄树则有次开了药物肥皂。当时医院用的药物肥皂是日本生产的,名称叫药物石碱,瓶子上也是这样写的。

  受条件限制,医院的管理不大规范,所有药品统统放在一个药架上,没有分门别类。司药看见处方上一个“石”字,就把石碳酸拿出来当成药物石碱,配成溶液,发了出去。

  黄树则上门看望王明时,孟庆树正准备给王明灌肠。孟庆树见黄树则进来,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原来药物石碱就是石碳酸呀?”黄树则一听,连说不是。孟庆树一脸茫然,赶紧把灌肠管抽出来,用盐水冲洗。

  尽管有惊无险,王明还是很有意见。孟庆树写了个报告,把情况向上反映。周恩来十分重视,在孟庆树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将药取错,就像理发员用刀子给别人理发,不是剃了头发,而是剃掉了眉毛,必须严肃处理。

  卫生部门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给了司药一个处分。黄树则说明情况并作了检讨。他说,如果当时把药物石碱写成药物肥皂,这件事就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司药对药物石碱不太熟悉。

  事件过去了几十年,王明记忆犹新。他把这次医疗事故与毛泽东扯在一起,说是毛泽东采取措施,加速他的死亡。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王明写道:

  由于这一事件,中央卫生处发了一个通报,通报确认:“药剂师在配药时犯了错误。”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掩盖加速我死亡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而见之于行动的。

  国内政局变化很快,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王明出席了会议。

  他在会上对毛泽东大加颂扬,说取得今天的胜利,是毛泽东将中国的特点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了。他甚至把曾经最得意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桂冠,戴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此时的王明,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

  在王明发言过程中,插话提问者不断。有人提到他有领袖欲,想当总书记,他说:“我心里没有想过当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许我当总书记。”

  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说:“过去我想,苏区的损失不是我的直接责任,而是博古……”

  这是王明在党的大会上,第一次敞开心扉。他最后说:“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对这份新工作,王明相当认真,他不断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请示汇报,给中央领导留下了好的印象。

  然而,尽管王明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中央也给予了肯定,他却一直不肯提交关于所犯错误的声明。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口头要求王明对历史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王明当时答应了,几个月后,一直不见回音。他在这年十一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中央做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切接受和服从。”他还向毛泽东提出,“我请求你最近几天来我处谈谈,并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请示复。”

  王明热盼着,可毛泽东没有来王明处交谈。毛泽东的观点很明朗,也没有时间和王明交谈,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王明“即使不满”也“绝对服从”的态度,是不满意的。

  正因如此,一九五○年六月的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

  王明收到这一决定之后,心情是沉重而又复杂的。八月,他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请示中央要求他在多长时间以内写成声明书。第二天,毛泽东在王明的来信上明确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于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

  工作上的劳累,思想上的压力,导致王明的病情越来越重。一九五○年九月上旬,王明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要求。按理,王明只有写完声明书后才能去苏联,但中央考虑到王明确实有病,而且当时苏联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比国内好,还是同意了王明的请求。

  十月二十五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孩子以及保健医生、保姆一行六人,乘火车赴苏联治病。王明走时匆忙,连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都未告知。

  二十多年后,王明把自己申请去苏联治病,说成是毛泽东的突然安排,是企图假借美国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

  他说:“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钟,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已通知铁道部在当晚六时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我挂一节公车。”王明悟出了“道理”:“我和孟庆树,马上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起程了。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通过鸭绿江大桥入朝参战,麦克阿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如果我们第二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赶上集中轰炸……尽管有风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

  事实上,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已于十月十九日傍晚开始过江,进入朝鲜境内,根本谈不上“正好赶上集中轰炸”。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王明一行平安到达莫斯科,路上并未遇上任何风险。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王明病情稍有好转,便回到国内。这时的中国政坛,平静的局面已被打破,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部委被撤销,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担任任何职务。后来,王明致信刘少奇,要求中央考虑分配一些轻的工作给他。

  然而,一九五五年初,王明病情复发,医生建议做胆囊切除手术。王明夫妇心有余悸,竭力反对。在国内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未见根本好转,王明再次向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得到批准。于是,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被人用担架直接抬上了飞机。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筹备期间,邓小平曾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王明回复称,身体状况仍不允许。

  尽管王明因病没有参加党的八大,党中央还是把王明列入八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王明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可在九十七名当选者中,得票最少,按得票多少公布的中央委员名单,王明列在最后一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他表示已不愿再回国了。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时,王明身在国外,逃过此劫,可他在国内的亲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打击。此时的王明,进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令其躁动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这时的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他甚至在病榻上立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还故乡。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明终于带着遗恨,在异乡走向人生尽头。对于他的死,国内悄无声息,仅《参考消息》上略有见闻。苏联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联政府将其安葬在名人公墓——“新圣女公墓”。他的墓碑上用俄文写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

  走在游行队伍前的竺可桢

  一九四二年,大后方的学生掀起“打倒孔祥熙”的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搬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也决定上街游行,教育部闻讯则电令必须阻止,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外出,但学生情绪高昂,走上遵义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当时军警巳密集等待。竺校长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打招呼,又亲自走访警备司令设法阻止军警开枪。最后,竺可桢还是不放心,索性走在学生游行队伍前面,使这次游行得以安全无虞。他一边与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克制。这就是当时竺可桢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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