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四卷）

刘海粟是汉奸吗？

　　◎ 荣宏君

　　徐悲鸿和刘海粟，是现代中国画坛的两位巨匠。六年前，徐悲鸿用毛笔写的两封私人信函被青年画家荣宏君偶得，并披露于世，于是，徐悲鸿和刘海粟两人之间一段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再次掀起波澜。

　　这是两封徐悲鸿写给周扬的信，信中提到刘海粟是否汉奸的问题。同心出版社出版的《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书，介绍了此事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我购藏了一些近现代艺术家致文化部前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先生的信函，其中艺术大师徐悲鸿的两封信札尤其引人注目。

　　现将两封信内容抄录如下：

　　（其一）

　　周扬先生：

　　白石翁为答谢做寿，特赠先生画一幅，嘱为转致，兹遣人送上，请查收。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致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又刘画两册乃借自院中，请即见还，以示同人。

　　此致

　　敬礼

　　徐悲鸿

　　六月五日

　　（其二）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些勾结？参加过那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2）共盗窃过那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盗窃）一一列举出来。

　　（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此致

　　敬礼

　　徐悲鸿顿首

　　七月八日

　　这两封信札写于一九五三年，也就是徐悲鸿去世的那一年，两封信叙述的是同一个事情，即著名画家刘海粟的人品问题。徐悲鸿在一通信札上甚至直呼刘海粟为“汉奸”，这不禁引起了我对徐悲鸿、刘海粟两位近代美术教育奠基人之间关系的关注。

　　在嫉恶如仇的徐悲鸿眼中，气节不保的艺术家是不配登堂入室的，这也是徐悲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力阻刘海粟参加的主要原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值日寇入侵、国势衰微之时，先后从国外结束画展归国的刘海粟与徐悲鸿，踏上国土，面临的是同样一个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祖国。彼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外敌铁骑横行，国内饥民流离失所。手无寸铁的文人，唯有用“气节”捍守中国文化命脉。

　　徐悲鸿写给周扬的两封信，其中心焦点在于质疑刘海粟在抗战时期做了有辱气节的事情。徐悲鸿在第一封信中说：“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第二封信又再次强调：“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参加过哪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徐悲鸿的疑问也正是很多人的疑问：刘海粟在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上海到底做了什么？为何被一九四五年重庆的《新华日报》冠以文化汉奸的称谓？

　　其实，在抗战伊始，刘海粟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与爱国热忱，他的画作也成为那段历史的证明。一九三六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刘海粟有感而发，作国画《虎踞图》。著名的教育家于右任为刘海粟题写了“矫矫桓桓，威慑百兽，虎虎踞踞，慎勿私斗”，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愿望。

　　一九三九年底，汪精卫在日军的支持下粉墨登场，为即将成立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四处物色人才。褚民谊，原国民党元老、汪伪政权的得力内阁，力邀刘海粟担任伪教育部长。很多关于刘海粟的传记中都提到过这一点，说刘海粟以不懂政治为由拒绝了。在刘海粟的研究生简繁所著的《沧海》一书中，记录了刘海粟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但是如何救国，却要好好斟酌……当初他（汪精卫）找我去，同我说了一大套救国的大道理……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因为不管时局怎么样发展，教育总归是最重要的。

　　（《沧海》 简　繁著）

　　由此可见，刘海粟并没有拒绝汪精卫的邀请，但他也没有给汪精卫做过事情。同样据刘海粟的回忆，在汉奸梁鸿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的陈箓，被戴笠派特务开枪打死了，唐朝义也被戴笠派的特务暗杀——唐朝义被日本人骗到上海，准备利用他的威望，大打政治牌。在刘海粟看来，这些答应为日伪政府做事的人先后被特务盯上，人身安全不保，在这种情况下，刘海粟决意不在上海待了，赶紧去了南洋。

　　刘海粟去南洋最初的动因是想避祸。此时，正值一九三九年年末，中国抗日战争日趋吃紧，刘海粟乘坐“芝巴德”号到达南洋。

　　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刘海粟滞留在新加坡，这之后，刘海粟的经历就变得扑朔迷离。在石楠女士所著的《海粟大传——沧海一粟》一书中，刘海粟历经九死一生，带着朋友的两个孩子寄宿在一家油坊中躲避日军的搜捕，不幸身份暴露，被军部的人问话，后来被日本人押上飞往上海的军用飞机……情节曲折，堪比小说。刘海粟的这段历史，也因有了这样的渲染而变成雾中之花。

　　虽然时隔仅几十年，但历史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我在翻阅这段历史资料时，发现大多数关于刘海粟研究的文章中，谈及刘海粟为何坐日本人的军用飞机飞抵上海时，都采用了同样一个词：被逼押送。

　　可是，还有两个疑问解释不清。一是，刘海粟回上海之后，在印尼结识的女学生、富商之女夏伊乔得知刘海粟与妻子成家和婚变之后，飞赴上海与刘海粟结为夫妻。在刘海粟与夏伊乔的结婚大典上，担任主持人的是当时的大汉奸陈彬和，参与者大多是日本要员与上海知名的汉奸。日本军部首要人物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亲自到家中祝贺。如果说，此前刘海粟从新加坡回上海，是被逼无奈而被日本人押送回国，那么，刘海粟大婚，祝贺者多为日伪政府汉奸与日本军部要员，这该作何解释呢？

　　更让人不理解的是，刘海粟归国后在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是汪伪政权下的司法部长张一鹏。当时正值战事紧张、抗战军民血流成河之艰难岁月，刘海粟画展却热闹非凡。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申报》上，有一篇题为《刘海粟画展　昨预展盛况》的报道，上写：“与会的有盟邦方面东亚同文会副会长津田中将、海军武官府长近藤少将、盐田大尉、陆军部川本大佐、日大使馆奥村课长、岩井书记官、华中振兴公司高岛总裁、冈部顾问等……刘海粟亲自招待，巡回观摩，风趣横生……”报纸上还刊登有刘海粟与“盟邦”友人握手言欢的照片。

　　如果刘海粟真的将自己曾经所言的“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唯有气节者，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这些话记在心里，他还会邀请日本人去给自己的画展剪彩捧场吗？

　　在关于刘海粟是否是汉奸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声音。有一种声音认为，刘海粟当时是为了生存，在那种错综复杂的动荡局面下，难免不被污水沾了鞋子。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在日伪统治期间，齐白石可以拒绝日本人的重金拒绝拿起画笔，梅兰芳可以蓄须明志，陈散原老先生绝食而死……他们一样生活在日本人的高压下，不可谓没有生命危险与生活艰辛，但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乱世中洁身自好呢？

　　刘海粟与日本人的交往，刘海粟本人也有过辩解。关于坐着日本军用飞机回国，刘海粟是这样说的：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到上海，我一直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非常艰苦的。像我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吴湖帆、钱瘦铁，还有林康侯，一大批同道都投靠过去了。但是也要原谅他们，他们也不是坏人，他们就是软弱了，一看得日本人那么有势力，对他们又关心……

　　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这种事情你不能解释的，越解释越不清楚。但是内心痛苦极了。写了一首诗，噢——写得好极了！中间有两句，“世人不识英雄面，窃窃私语笑相向”。还有一首是题在画上的，“天涯一孤雁，嘹泪叹离群；若问知心者，而今有几人”！

　　（《沧海》 简　繁著）

　　说起与夏伊乔大婚，日本人来祝贺，刘海粟说道：

　　结婚，又不得了喽。川本芳太郎和高岛阙次郎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亲自到家里来恭贺。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我说我不愿意出去，他们就叫了一桌酒席送到我的家里来。嗨！他们来了就是吃饭、喝酒，其他的一句都不敢提！我也不提。

　　（《沧海》 简　繁著）

　　刘海粟表示，日本华东陆军的总司令不但不杀他，反而巴结他。关于这一点，我有点疑问，刘海粟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上海有名的画家，为什么日军司令要巴结他呢？我个人以为这些有夸大之嫌，虽然刘海粟一再声称和他们只是喝喝酒、聊聊天，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做，但在日军侵占我国土、欺压我同胞之时，与日军侵华首领坐在一起把酒言欢，仅凭这一点，刘海粟的人品、道德就值得怀疑，更别提什么气节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刘海粟在上海举办画展。在国土沦丧、同胞流离失所之时，刘海粟还能笑意盈盈地举办画展，其“热爱艺术”之心真是可见一斑哪！注意，这次的画展组织者，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张一鹏，来参观捧场者多为日伪政权时期的当红汉奸与日本军部的要员（贺客中的伪全国商统会秘书长林康侯为日寇征调军用物资，抗战胜利后被国府以汉奸罪判刑六年；伪上海新闻联合会理事长陈稣被国府通缉，一九四五年秋死于日本）。此次展出的画作都有哪些，已经鲜有资料提及。关于此次画展，刘海粟在时隔几十年后与他的研究生简繁聊天时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接受日本人跑到我的国家来对我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就是在他们日本，他们的画家如果在我面前过分张狂了，我也是要把他们的气焰给打下去的。当初，他们许多人批评我办画展不应该请日本人到场，我的想法同他们不一样。你日本人再骄傲，地位再高，什么华东陆军总司令，大佐还是什么佐，你还是要来给我捧场，恭维我，出钱把我的画买回去供在你的大厅里。这不是耻辱，这是自信！

　　（《沧海》 简　繁著）

　　如果未曾经历过日军侵华的那段黑暗岁月，从小生活在日本漫画、动画片中长大的青年人来看以上这段话，会不由自主地对刘海粟心生敬佩，会把他想象成为一个有民族自信力的艺术家，但是若要联想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军在华夏大地上的暴行，胸中便会有愤怒：为何我们的画家要在自己的画展上请来对我们骨肉同胞施暴的魔鬼来捧场？为何我们的画家要和这些投靠日军的汉奸握手言欢？为何我们的画家却以自己的画作挂在侵略者的家里而沾沾自喜？这些，恐怕不是仅仅用“自信”能够解释得了的。

　　虽然刘海粟说，与日本军部的人和汪伪政权的人只是吃吃饭、喝喝酒，“他们的心意很好，交朋友可以，但是要我出来为他们做事情万万不可以”，并一再强调：“中间日本军部派人给我送过两次钱，我没有收。这一点，我很坚持。你要是收了他们的钱，证明你完全被他们收买了，真正变成汉奸了。起头在上海，汪精卫要发给我津贴，我也是一分钱不拿的。所以后来我很硬气，徐悲鸿他们说我是汉奸我叫他们拿证据，他们就拿不出来了。”但是刘海粟能在日军横行中国之时，与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人攀上交情，仅凭这一点就足可断定，在沦陷期间刘海粟是没有什么气节可言的。

　　一九四三年底，日本曾经组织过一个艺术考察团，日本人让刘海粟担任团长，期望刘海粟能带队前往东京考察战后大东亚艺术动向。在石楠所著的《沧海一粟——刘海粟传》中，这样写道：“几天后，日本驻沪领事崖井英一找上门，说使馆正在组织一个艺术考察团，他们想请刘海粟为团长，去东京考察大东亚战后艺术动向。他以身体不好，不能远行，绝对不能参加为由，坚决地拒绝了。但陈公博仍不放过他。他给刘海粟写信，说他被选为‘中日文化协会会长’，刘海粟已被与会者推选为名誉理事。海粟当即作复：‘绝对不能担任。’但报上还是刊出了他的名字。他当即写了则启事，申明他的态度，寄给了《申报》、《新闻报》。在日伪白色统治下，报纸不敢刊登，他抗议无门，为之受了不白之冤。”

　　刘海粟具体在汪伪政权统治时期做过什么事情，如今很少有资料提及这段历史，这也是徐悲鸿写给周扬的两封信的主要疑问之一：“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参加过哪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徐悲鸿认为：“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

　　在徐悲鸿的眼中，刘海粟在上海沦陷期间，与日本人勾结，丧失民族气节是事实，但充当汉奸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也就是说没人能够说得清楚，因此期望刘海粟能自己交待。从徐悲鸿写给周扬的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刘海粟是否是汉奸这件事情上，徐悲鸿还是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的，“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待，我同意宽大处理”，这是徐悲鸿的态度，但是遗憾的是，写信后不久，徐悲鸿就因劳累过度溘然长辞了。

　　如今，在文化界对刘海粟是否是汉奸依然有两种论调。一种声音认为，刘海粟是汉奸，证据主要有二：一是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报纸中，刊有“文化汉奸名录”，第一名文化汉奸是周作人，第二名文化汉奸是管翼贤，第六名文化汉奸就是刘海粟，下面有一段文字说明：“这位有名的画家在太平洋事变后，由南洋到上海，受敌伪的利欲的诱引，下了水，公然对伪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颂‘大日本’的‘王道’了。”

　　二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申报》上刊登消息《刘海粟画展　昨预展盛况》，举办者是刘的友人张一鹏（汪伪司法部长），出席者有林庚侯、陈彬和，都是当时著名大汉奸，还有侵华日军津田中将、近藤少将、盐田大尉、川本大佐等，并且，刘海粟与夏伊乔结婚大典，也是由陈彬和做主持人，参与者多为日本军政大员和一些大汉奸。

　　反对者则认为，《新华日报》的“文化汉奸名录”是靠不住的，理由是此名录乃是“读者来信性质”。该报在八月二十一日第四版登载《文化汉奸名录》（二）之后（即刊登有刘海粟是文化汉奸之前两天），附有一句：待续，欢迎读者供给材料。在八月二十三日，“文化汉奸名录”之后，另有报纸发行人潘梓年所写《致读者》：“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情形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

　　有人认为，八年抗战，形势很复杂，加之内地和沦陷区实际上沟通有相当困难，这种群众揭发，绝不能作为论人的主要依据。况且，抗日战争期间，刘海粟曾经到南洋展览筹款抗日，至于他为什么与日本人握手言欢，成为日军的座上宾，那是因为当时情形很复杂，刘海粟为了夹缝中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报纸上关于刘海粟亲日的文字，是日方为渲染亲和气氛，迫使刘海粟就范的举措。

　　当然以此说刘海粟是汉奸也过于苛责。有人说刊发刘海粟是文化汉奸的《新华日报》是周恩来亲自主管的，但也不能说刘海粟是汉奸这件事情是周总理钦定的，况且，这只是一封“读者来信”，声音来自民间，因此并不能单凭这一个“文化汉奸名录”就定性为刘海粟是汉奸。

　　不过，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刘海粟在上海沦陷、日本人当道之时，的确做了许多有辱“文人气节”的事情：在我同胞血流成河之际举办画展，并与日本人把酒言欢；与汪伪政权的人称兄道弟，公然与日本人交朋友等等。刘海粟本人常常将“气节”二字挂在嘴边，但到了关键时期，却总是将“气节”二字抛之脑后，唯有见风使舵、灵活处世的圆滑混世态度了。 ■

　　林徽因以死保着三座门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座三座门的建筑，一九五七年在对天安门广场改造进行规划时，有人提出要拆除三座门，总工程师也主张拆除，连北京市长彭真也主张拆除。一次开会研究是否要拆除三座门，林徽因在会上说：要是拆三座门的话，她就在那里上吊自杀。总工程师将此话向彭真市长汇报，彭真表态说，不能拆，如果自杀了影响不好。这样三座门便保了下来。

　　可是，林徽因逝世后，三座门很快也就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