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四卷）

书信中的文学生涯

　　◎ 李　冰

　　《塞缪尔·贝克特书信集》

　　费森菲尔德和奥弗贝克编辑

　　剑桥大学出版社

　　除了《等待戈多》等许多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外，爱尔兰大作家贝克特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字遗产，那就是他的书信。从一九二九年到他逝世的一九八九年，贝克特一生写信无数，仅编者至今整理出来的就有一万五千余封之多。喜欢悠闲的中国作家会奇怪，他怎么还有时间写别的东西？

　　贝克特倒不是因为有心以书信闻世才每天早上勤勉地铺笺执管，事实上当后来出版社有出版他的书信集的打算时，他却只允许编辑发表和他的作品有关的那些信件。贝克特写这么多的信，因为他是个礼貌周到的绅士，只要别人有来信，必定亲笔回信。很有点像我们每天查看电邮顺手回复一样。只是电邮随写随即湮没在电脑的“文件夹”里，而贝克特的书信却有永恒的价值，值得现代文学的爱好者们浏览和细读。

　　贝克特的书信给我们展示的是他在上世纪初欧洲文明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时的心灵历程。作为一个敏感而多才的青年，贝克特迷惘，不知什么才是自己的生活方向。他才华横溢，什么都懂，考虑过进入学术界当教授，也曾打算当一名艺术品商人，为此他在德法的各大博物馆里下过工夫，别人已经认可他的艺术鉴赏力，请他去鉴别画作。他还想当民航机驾驶员，跟爱因斯坦学物理等等。以他的才华，他确实有能力从事这些职业。但是从内心来说，他真正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写作。

　　但是写什么，怎么写呢？那时整个欧洲传统在动荡，以往肯定的一切都变得有疑问了。在私人信件中贝克特常常坦率地发表不同凡响的见解。“我没法喜欢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他好像把他心里所有低俗鄙陋和幼稚的东西都倾泻到这部曲子里了。”“我在读巴尔扎克的《贝姨》，这部作品的风格和思想是如此的陈腐而做作，简直不知道他是漫不经心还是在开玩笑。”“我在读《群魔》，翻译得糟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文原作必定也是粗疏地写成的，充满了陈词滥调和报刊腔。”但是，和喜欢一棍子打死名家的纳博科夫不一样，贝克特在看到这些前辈的出众之处时也不吝啬他的赞词。在同一封信里他又向朋友大力推荐贝多芬的一部弦乐四重奏。

　　贝克特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文学创作，觉得自己的作品毫无必要，他在信中诉说，要继续写作是越来越难了。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后，他最后明白，文学的问题最终是语言的问题。他说：“我越来越觉得我的语言像是一层面纱，要把这层面纱撕破了才能看到后面的东西。”

　　显然，从贝克特的这些书信里，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要进行他的那些被评论家称为现代主义的文学实践。 ■

　　现在人人都知道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但是知道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机关的人就不大多了。这是有原因的，英国当时的军事情报机关叫做“英国特别行动执行署”，简称“SOE”，专门从事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大陆和受日本侵占的亚洲地区进行地下活动。战争结束以后，这些敌后情报和破坏活动本可以是供当局炫耀的英雄事迹，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英国政府在战后还是严守秘密，不仅不肯向公众或专业历史学家开放“SOE”的档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根本否认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后来瞒不住了，就由政府主导，出版了几本关于这个秘密行动机构的官方历史著作。但是直到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一本所谓的特别行动署的“秘史”里还有许多段落以“国家的安全利益”的名义被删除。虽然“特别行动署”的档案现在已经移交给英国国家档案馆，但是里面的许多内容早已“意外地”消失了，剩下的材料需要经过一位专门的官员的批准才能看，与个人有关的材料则必须在所涉及的人诞辰一百年后才可以开放。

　　这样的保密措施当然引起人们更大的好奇，所以近来就有了一批关于“SOE”的历史著作问世。作者大多是在查阅有限的官方档案以外，千方百计地采访参加过“SOE”活动的老特工，以点点滴滴的个人回忆来编织成这个神秘组织的画像。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个组织的战时活动确实有点像邦德电影里的场景。他们发明和使用各种离奇的武器和特工装备：外表和干牛粪一样的炸弹，折叠式的微型摩托，会在敌人手中爆炸的手电筒，留下酷似人的赤脚脚印的鞋底等等。在派往敌后之前，特工队员们要在苏格兰高地受严格的训练。除了跳伞、徒手格斗、安置炸弹等常规的技能外，还会在半夜里突然被穿着纳粹制服的人叫醒，经受通宵拷问。

　　“SOE”在德国占领区里的行动受到历史学家的普遍肯定。潜入到敌后以后，他们的活动离不开当地抵抗组织的支持，而在欧亚各地的抵抗组织中，英国来的特工一般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们也确实能够不负所望，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和能力。“文革”结束后在中国非常流行的电影《女英烈传》就是根据一位“SOE”的特工的真实事迹拍成的。 ■

　　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是一位公认的天才，同行们都非常佩服他的成就，他的物理论文以其独特的简洁明晰的风格而常常被推崇为科学美的典范。但是狄拉克的个人生活却并不是那么的令人羡慕。

　　他在家乡布里斯托尔度过的童年并不愉快，和他严厉的父亲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上的联系，中学的数学老师觉得没办法教他，让他自己到图书馆看书。他靠奖学金去剑桥读书时，正好遇上了量子力学发展的大好时光，他也喜欢那里的学术氛围和富有创造力的物理学家同事。但是他总是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从来不和别人合作，在参加集体讨论时几乎不开口。他曾去哥本哈根玻尔的研究所里工作过，玻尔称他是“最古怪的人”。当时的物理学家们闲下来就喜欢讲讲关于狄拉克的古怪行为的故事。

　　现在看来，狄拉克实际上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他回避和他人的交往，无法理解别人的感情，种种古怪的行为表现出自闭症的症状，而我们知道，自闭症患者常常会在某个领域里表现出超常的智力，狄拉克正是这样一个情况。

　　狄拉克在他的生活中喜欢孤独，他的物理学思想也沿着一条孤独的路径发展。他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都依靠实验来发展理论，有什么样的实验数据就进行什么样的理论构造。但是狄拉克则不同，他的物理学是从数学出发的。他主张，物理学家们要尽可能地运用纯数学资源来完善作为理论物理学基础的那些数学公式，然后再从物理角度来给数学公式的演进作出解释。狄拉克以非常高妙的数学方法给出了薛定谔方程式，荣获一九三三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但是从此以后，尽管他一直有高水平的论文发表，他的研究离开当时的物理学主流越来越远。

　　在他的生前，他在世界物理学界一直处于边缘位置。

　　然而，狄拉克是超前了。他死后，理论物理学界发生了方法上的大转变，狄拉克所主张和喜欢的数学方法成了主流，当代的物理学就是像狄拉克生前倡导的那样是从数学推导出发的。而他过去发表的一些不为当时的理论家们重视的成果，也显得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例如，狄拉克提出的“扩展的电子”理论现在成了当代最热门的超弦理论的一个基础。物理学的发展证明孤独的狄拉克看得比他的同时代的人都远。 ■

　　大豆进入人们的食谱已经很久了，大约三千多年前大豆就被人们驯化了。但是直到当下这个生态恶化、粮食短缺和能源危机的新的历史环境下，它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居民的重要性才被人们真正认识到。由此而围绕大豆产生的研究、争论和冲突也日益激烈而广泛。这是因为，和人类种植的其他植物不一样，大豆是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动物蛋白好是好，但是生产肉制品耗费的能源和占用的资源太大，如果全人类都像欧美发达国家的居民那样消费动物肉类，我们的地球根本负担不起，因此推广大豆显然是解决地球大部分人口蛋白质摄入不足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且大豆还能成为新能源，能用来替代将要被耗尽的石化燃料。但是，人们越是对大豆寄予莫大希望，越是有新的问题出现。

　　首先，大豆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食用。大豆富含蛋白质，但是大豆的蛋白质不能为人体直接消化吸收，必须经过处理后才能成为人的食物。

　　处理的方法各异。一种方法是让大豆经过家畜消化转化成为动物蛋白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但是除了豆油，美国人不直接吃大豆，大豆在美国是用来做饲料的。据估计，世界大豆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做饲料。这种使用大豆的方法非常不经济，因为经过动物体内，起码有一半多的大豆蛋白质被浪费了。

　　最有效地利用大豆蛋白质的方法是人直接吃大豆。东亚地区的居民特别是中国人主要依靠大豆来补充蛋白质。他们发明了食用大豆的种种方法，高温加热过的豆浆，凝固起来的豆腐，发酵后的乳腐和酱油等等，都能使大豆蛋白质直接为人体吸收。因此，有的专家说，世界上贫困地区能不能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就看那里的人们会不会习惯吃豆腐。

　　大豆引发的兴趣也导致了争议。科学家们发明的改变基因的技术被大规模地运用到大豆上，以改良大豆的性状。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坚信人定胜天的十九世纪了，干涉大自然的转基因引起了各国人民的普遍疑惑，成了国际农业和贸易的一个重大的争议点。许多人谈转基因大豆而色变，但是转基因大豆产品还是几乎不可抗拒地挤上了超市的货架。

　　大豆能够成为新的替代燃料，这更开拓了大豆种植业发展的远大前景。但是目前同样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为了大力扩展大豆生产，巴西开垦热带雨林，大面积地种植单一的大豆，还截河筑坝，破坏了生态和毁坏了当地土著的生活环境，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抗和国际生态保护人士的抗议。

　　看来，如何明智地利用大豆这个大自然赐与人类的神奇植物，这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音乐和哲学一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两者之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无怪乎许多哲学家都喜欢自己演奏音乐。

　　哲学是一门孤心苦诣冥思苦想的学问，玩音乐的哲学家们爱好的自然是独奏，独奏乐器首选钢琴，因为钢琴音域宽广，利于发挥，再说也比较容易上手。这样，许多大哲学家都爱在空闲时间弹钢琴。

　　个人的性格情趣不同，使得哲学家们弹奏钢琴时的风格也相当不一样。同样，从他们弹琴时的风采，也可以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思想脉络。

　　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萨特工作非常繁忙，弹奏钢琴是他主要的放松和休息的方式。他喜欢弹钢琴还有他自己的原因。神学家、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瓦泽是萨特母亲的叔公，施瓦泽同时又是个有名的管风琴家。萨特选择钢琴，正是要和施瓦泽相区别。在萨特看来，管风琴是和教堂相联系的，是阳刚的，而钢琴则是私密的、阴柔的，是和控制、主宰及理性反道而驰的，所以他会沉醉在舒曼的钢琴曲里，在情感上为他的哲学著述做准备。

　　尼采哲学和音乐的关系要更加直接一些。他本人曾谱写了七十余首乐曲，其中有的还被公演过。他的哲学道路也是由音乐开辟的。正是在发现了瓦格纳的歌剧后，尼采才有了冲动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也是在对瓦格纳失望并转而对比才感兴趣之后，他有了后期的一系列的重要著作，把对瓦格纳的批判发展成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罗兰·巴特和音乐的关系要比萨特的更深，他不仅像萨特那样自己弹奏钢琴，他还写文章评论钢琴演奏，以为通过钢琴音乐能够理解和懂得世界上的其他现象。但是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有以音乐为事业的雄心，并没有把音乐作为他哲学思考的中心。

　　这三位哲学家与音乐的关系不一样，他们弹奏时的姿态也不同。萨特弹奏时身体挺直，手指和键盘若离若合；尼采弹琴时充满力量和激情，别人能感受电火一样的冲击力；而巴特则像是在优雅地玩琴，反复地品味着每个起始乐句。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听到他们的演奏，肯定会感到琴声如其人。 ■

　　现在已经知道中国的长城并不是一座能够从太空上看到的人工建筑，但是从太空中确实能够看到一个地球上生物的建筑，但是不是人类的建筑，而是一种原始小生物的创作，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这座堡礁的体积之大令人惊异，它的两端跨度超过二千六百公里，相当于从伦敦到莫斯科的距离。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居然是由微小的珊瑚虫一点一点地构作成的。

　　早在十九世纪，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就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浓厚兴趣，对于堡礁的起源和形成出现了许多研究和猜测，当时种种假说盛行，莫衷一是。甚至达尔文也加入了研究堡礁的行列，提出了他的关于海中礁岛形成机制的假说。直到后来美国的原子能署在马绍尔群岛进行钻探，人们才证明达尔文的假说是对的。

　　大堡礁形成于二千五百万年以前，现在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那一大块地壳从原来的温和的水域漂移到热带水域，这样就造成了利于堡礁形成的环境。堡礁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珊瑚虫也不是唯一的建设者。事实上珊瑚虫需要和海藻共生，才能利用太阳的能量而开始形成礁石。

　　形成后的堡礁宏伟壮观，但是珊瑚虫的工作面却是薄薄的一层。也就是说，珊瑚礁的生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过程，只要环境有一点变化，比如水温和水的清澈度等变得不利于珊瑚虫的生长，堡礁就会死亡。而随着堡礁的死亡，依靠堡礁生存的一大批海洋生物就会随之灭亡。

　　而环境正在变化，向着恶劣的方向变化，温室气体导致了地球气温的变化，水质变得浑浊，人类活动在加剧，使得大堡礁的水文条件越来越不利于珊瑚虫和海藻的生存。在正常情况下，珊瑚堡礁的寿命是三万年，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大堡礁这个大自然的奇迹恐怕难以达到它的自然生命周期的终点就会死去。 ■

　　近年来世界上一直有各色各样的传染病在传播，从SARS到甲流，似乎总是有令人惶恐的流行病在悄悄地向我们袭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瘟疫的传播或许是很有意义的。

　　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瘟疫中最酷烈的莫过于鼠疫，而鼠疫的流布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实际上和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程度密切关联。欧洲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非常可怕的鼠疫，导致了欧洲大陆上人口的锐减，但是那都发生在中世纪。经过近代以来欧洲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长足进步，鼠疫已经不再威胁欧洲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可怕的鼠疫只是在亚洲、非洲、澳洲和美洲的大陆上肆虐。

　　鼠疫在现代的传播与世界性贸易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所有的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的鼠疫大爆发几乎都发生在港口城市里：香港、孟买、亚历山大港、布宜诺斯艾利斯、火奴鲁鲁、旧金山、悉尼、开普敦等。显然是船只把鼠疫带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尽管大家知道鼠疫是传染的，到底是怎样传染的却还是不很明白。病菌导致疾病的理论当时已经提出来了，却不是人人都理解。医生对于如何应付鼠疫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对来往船只实行严格的检疫和隔离；另一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改进城市的卫生条件。

　　如果说医生们是因为学术观点不同才使他们对消灭鼠疫的办法意见不一，那么各地政府应付鼠疫的手段则常常是出于另外的考虑。一般来说，当鼠疫来临时，政府总是会采取措施使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日子更难过。南非政府在鼠疫的威胁下大大加强了种族隔离措施，直接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形成；火奴鲁鲁当局乘着鼠疫流行之机把城里唐人街的木屋都一把火烧了；旧金山政府也想效法，幸亏当地的华人上法庭据理力争，靠着司法的判决逃过了一劫。

　　弱势群体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使鼠疫传播的后果也很不一样。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爆发鼠疫时，当地的各个种族社团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结果成功地遏止了鼠疫的扩散。而在印度，族群间的不合作结果导致了在鼠疫期间严重的暴力冲突，死于鼠疫的人也更多。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总算不再遭遇像鼠疫这样的恶性瘟疫了。但是，面对比较温和的传染病时我们还是应该记住，大规模的传染病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

　　当前的阿富汗战争像是一个烂摊子，奥巴马政府正在为布什政府遗留下的这个问题大伤脑筋，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但是在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当当的，而且似乎美国军方的新的军事战略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

　　这个新战略计划在战场上使用最小的兵力，完全依靠高科技来取胜。当时美国刚刚遭受“九一一”袭击，而大家知道袭击的主犯本·拉登藏身阿富汗，因此美国不能不打阿富汗。阿富汗于是成了美国军方测验它的新战略的首选场所。按照这个战略，美军只向阿富汗战场派出一支人数很少的特种兵部队，他们在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的配合下，依靠美国空军的精确的空中打击力量，加上和当地的反塔利班政府的北方联盟武装的合作，就打算荡平阿富汗这个占地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家。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建立在高科技上的战略，在阿富汗战地实行起来，采用的却是最古老的战斗方法：骑马。

　　被派往阿富汗执行任务的是驻扎在肯塔基州的美军第五特种兵集团的士兵。他们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只有几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关于阿富汗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匆忙中只能看看《探索》频道关于阿富汗的记录片和读读《国家地理》杂志有关的几期报道。因为时间来不及到军队的后勤系统里订货，他们的装备如帐篷和GPS定位仪都是在普通民用商店里买的。

　　到了阿富汗，这些美国大兵惊讶地发现，要在当地行动，却没有坦克，没有悍马，没有装甲运兵车，只有马匹。官兵们只有当场爬上马背学习骑马，一夜之间变成了骑兵突击队。

　　这支刚学会骑马就上战场的特工部队和阿富汗的北方联盟合作得很好，需要时招来的飞机也炸得非常精确。这样，三百五十名的美国特种兵，一百名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加上一万五千名的北方联盟的阿富汗游击队，居然打败了拥有五万名士兵的塔利班军队，推翻了他们的政府。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百多名特种兵在阿富汗的殊功使五角大楼深信小兵力高科技将是赢得未来战争的法宝。但是，现实是无情的，自从布什政府转而把军力全部投入到伊拉克去后，阿富汗战场被忽视了，三百勇士打下的天下渐渐地又被丢失了，现在塔利班武装卷土重来，阿富汗又成了美国政府的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

　　“启发式”教育

　　陶行知注重“启发式 ”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拿着一只大口袋走上讲台。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儿，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有如喂鸡，强迫学生学习，学生是不愿学的，即使学了，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最近十年是人际信用关系最差的时代

　　由《求是》杂志主办的《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今年六月对我国“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最近的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关系最差的时代。将近九成的人将原因归咎于“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

　　调查显示，公众最担心政府的信用。二○○九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二○○七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

　　在对四十九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调查中，结果显示：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

　　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原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科学家、教师，在本次诚信调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学生，更不及农民、宗教职业者，甚至不及性工作者。大学教师原本应该作为引领社会变革的精神领袖，但这一年里，媒体不断曝光的学术腐败导致了这些群体的信用度急剧下降。专家们指出，大学教师群体的诚信危机带给社会和未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向来最受网友关注的政府官员群体。 ■

　　奈斯比特预言中国大趋势

　　二十七年前， 奈斯比特所写的《大趋势》一书发行量达一千四百万册，轰动全世界，他被称为“全球未来学首席大师”，二十七年后，在许多中国人的鼓励下，他撰写了《中国大趋势》一书。

　　在书中，他提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纵向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奈斯比特还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必须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奈斯比特还说：“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 ■

　　再版《党的建设辞典》删除“修正主义”

　　二十年前出版的《党的建设辞典》，最近由中共党校出版社修订出版。在全书一千零十五个词条中，三分之一是新词，三分之一是新解，三分之一是记录历史遗存的轨迹。当年批判某些外国共产党时常用的“修正主义”一词，则被“网络反腐”、“红色资源”、“阳光公选”，以及“群体性事件”等新生事物所取代。该书的主编之一、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对此解读说：二十年的时光，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个词条，还有收录这些词条的人，甚至就连现在编书的氛围都不像当年那样紧张了。据了解，再版的这本辞典的编者大多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研究生毕业，他们更了解当代读者的需求。 ■

　　最突出的是教育不公平

　　“教育公平是当前老百姓对教育不满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自二○○八年开始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来，相关部门已经向全社会征集到大量的意见，其中反映最突出的就是教育公平问题。有关专家指出：“教育公平是当前老百姓对教育不满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专家们认为：“教育公平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不同待遇，即使在城市里，还存在择校问题、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等等。”其中，区域差距尤为明显。以浙江和甘肃两省为例。根据《二○○八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二○○七年甘肃“未上过学”人口比例比浙江高出约七点五个百分点，而其“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则比浙江低了一倍还多。 ■

　　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了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

　　最近几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许多代表都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了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我国公务员职务消费从一九七八年至二○○五年这十八年中增长了一百四十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四达到二○○五年的百分之二十四，我国目前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二十元五角增加到四百九十八元，每一百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三十九人，美国为二点三一人，日本为一点三八人，中国相当于美国的十七倍，日本的二十八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则无从计算，数量也更是惊人。 ■

　　令人不安的“世界第一”

　　稀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高新技术和军事战略元素。我国的总储量和生产规模均居世界第一。近十年来，由于随意开采，并相互压价，使稀土大量在世界市场上廉价倾销。目前，日本稀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中国。美国稀土储量占世界第二，但他们停止在本国开采，转而从中国进口。日本、韩国等国家目前已收购储备了可供其二十年使用的廉价高质量单一稀土。

　　中国虽然拥有超过全球百分之五十的稀土资源储量，并占据了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市场份额，但现实是，一九九○年至二○○五年，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十倍，平均价格却跌至一九九○年时的一半。专家们预料，不用多少年，中国的稀土资源将会开采完，到时就要高价从外国买回这些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