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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点《傅斯年全集》的缺陷

  ◎ 朱 正

  我写过一篇《谈谈〈傅斯年全集〉书信卷的缺陷》,刊登在《博览群书》二○○七年四月号上面。当时我想,有不少书信是根据手书原件编入书中,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才出了那么许多错误吧。其他各卷所收“大多是作者已经出版过的著作,想来那里边的错字、破句会要少得多吧。”我在那篇文章里就是这样说的,我真是这样希望的。

  当我翻阅了其他几卷的部分内容之后,还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值得再写一篇文章供出版者、主编者和购买了此书的读者参考。

  按照我上一篇的办法,从书中的破句谈起。在《战国子家叙论》一篇里,谈到杨墨两家遭遇不同的时候,读者可以看到这样几句:

  所以墨子之为显学,历称于孟、庄、荀、卫、吕、刘、司、马父子,《七略》、《汉志》,而杨朱则只孟子攻之,《天下篇》所不记,《非十二子》所不及,《五蠹》《显学》所不括,《吕览》《淮南》所不称,六家、九流所不列。(第二卷,第262页-第263页)

  这就是说,称引墨子的,先后有孟子、庄子、荀子、卫鞅即商鞅(我想,原稿卫字或是韩字之误,指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刘安)。接下来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司马”复姓,给点破了,读者不知道并列在这里的“司”是谁,“马”又是谁。

  同一篇里谈到《老子》五千言的作者是谁的时候,傅斯年引证了清代学者汪中的意见,即:五千言的作者是史儋,孔子问礼者为老聃,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的:“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是老莱子。谈到孔子与老莱子的关系,书中有这样的句子:

  老莱子固可为孔子适陈、蔡时所遇之隐君子,苦邑人亦可因陈亡而为楚人厉,之与莱在声音上同纽,或亦方言之异也。老莱子责孔子以“去汝躬矜与汝容知”之说,容有论事,则老莱亦楚狂一流之人。(同上卷,第289页)

  这一段不足百字的文章,就点错了两处。第一处:“厉”字应从逗号之前移置逗号之后:“厉与莱在声音上同纽”;第二处应该是:“老莱子责孔子以……之说容有,论事则老莱亦楚狂一流之人”,这样点才讲得通。

  其次,书中书名号用错了不少。一些应该加书名号的没有加,一些不应该用的却又用上了。例如《文学革新申义》一文中,出现了这样的用法:《晋书·博物志》(第一卷第9页)。如果《博物志》是《晋书》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可以这样标点,例如《晋书·天文志》、《晋书·职官志》等等。可是《博物志》是张华的一部著作,并不是《晋书》的一部分。这里只能点为《晋书》、《博物志》。

  《出版界评》中有这样一句:“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第一卷第112页),这里“元杂剧”是一种文学体裁,不是书名,不能用书名号。可是同一页说到的《唐才子传》、《世说新语》,确是书名,却都没有加上书名号了。

  同一篇里引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原文:“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同上卷,第113页)

  只要看了下文“得此而三”就可以知道:《楚辞》和《内典》是两部书。事实上也并没有一部叫做《楚辞内典》的书。

  同一篇文章谈到著作不是抄书,“如苟以抄写为能,则取《说文本书》、《尔雅义疏》、《广雅释诂》、《说文通训定声》、《经籍纂诂》、《骈雅训纂》等,置之架上,可以终身用之无穷。然如‘著作’何!”(同上卷,第115页)这里列举好几种书名。显然“《说文本书》”应该点作“《说文》本书”的。

  同一篇中又有这样一句:“然欲就《庄子内典》求其合,不可不先就内典自身求其分。”(同上卷,第116页)既然是“求其合”,可见不是同一部书,似应点作《庄子》、《内典》为宜。佛家泛称佛经为内典,并不是专有的书名,如果用上书名号,只能看作一种特例。查《新潮》原刊,这句里面的两处“内典”都是用了书名号的。而《傅斯年全集》在第一处用了书名号(附在《庄子》之后),而在第二处却不用,体例没有统一。

  《故书新评》文中谈《乐府诗集》之价值,说它“方之诸史、乐志实超越之”(第一卷,第123页)。这里用顿号将“诸史”和“乐志”隔开,成为并列的两项,似乎《乐府诗集》的价值即超越了“诸史”,也超越了“乐志”。其实这里并不是指并列的两项,而是指“诸史”中的“乐志”。例如《晋书》、《宋书》、《南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明史》就都有《乐志》。有些史书(《汉书》、《新唐书》)称之为《礼乐志》,有的(《隋书》、《旧唐书》)又称之为《音乐志》,其实是一样的。查《新潮》上所载的这一篇,《乐志》是加了书名号的,此处似乎也以加上为宜。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其他散文,《禹贡·甘誓》颇可信。然《禹贡》仅言地理,甘誓不过诏令,不足当文学之名。”(第一卷,第141页)《甘誓》和《禹贡》是《尚书》里并列的两篇,它并不是从属于《禹贡》的,应该点作《禹贡》、《甘誓》才是。下面的半句,只禹贡加了书名号,甘誓却不加,体例就不一了。查《新潮》所载的原文,这里《禹贡》和《甘誓》是都加了书名号的。同一页的下文:“纵以颂非商旧,而风中实有殷遗”,这里的《颂》、《风》都是应加书名号的。下文一些《雅》、《颂》等等却又加了书名号,也没有注意体例的统一。

  另一篇《故书新评》,评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的,也有这毛病。像《国风》和《小雅》用了书名号,而《大雅》和《颂》却不用书名号(第一卷,第221页)。这篇里谈“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那一部分中,说及“王弼易”、“虞氏易”(第232页)的地方,“易”是指《周易》,这个“易”字是应该加书名号的。

  《史学方法导论》中,谈到金文的研究以对勘《诗》、《书》文字的异同,“现在且举吴大澂君文字说,以为一例。此虽一字之校定,然《大诰》究竟是谁的档案,可以凭此解决这个二千年的纷扰。《大诰》一类极重要的史料赖一字决定其地位,于此可见新发见的直接史料,对于遗传的间接史料,有莫大之补助也。”(第二卷,第334页)从下边那一长段引文中可以知道:“吴大澂君文字说”应该点作“吴大澂君《“文”字说》”,读者就一目了然了。

  《十篇有录无书说叙》一文说司马迁死后《史记》缺了十篇,列举了这十篇的篇名:“《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第二卷,第364页)这里,“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应作“《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史记》卷二十二的题目是《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里说的,就是指的这一卷,可知“汉兴以来”这四个字是标题的一部分,应置于书名号之内。同一篇还说到了“汉兴以来《诸侯表》”(第365页),这是指《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这四个字同样应该放在书名号之内的。如果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没有通读过《史记》的目次,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事情。

  说到书中的错字,可就多了,做勘误表太费事,这里只能举一点例。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文中有这样一句:“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第一卷第24页)。查《新青年》所载原文,“足赖”为“是赖”之误。

  《〈 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第一卷,第81页)刚才说过要去掉科学思想,接着又要进于科学思想,读者就真不知道要怎样办了。查《新潮》所载原文,原来前面的那一个“科学思想”是“科举思想”之误。要去掉的原来是遗传的科举思想!

  《出版界评》引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的一段文章:“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愿也。”(第一卷,第112页)查《新潮》原刊,“所不愿也”系“所不顾也”之误。同一段引文中,“就其有者言之”(第113页),“有者”为“存者”之误。同一页中,“亦无丑色也”,“丑色”为“愧色”之误。“述事则如共口出是也”,“共口”为“其口”之误。“古时词之佳者无不如是”,“时词”为“诗词”之误。“其思想结构仅有胜于前人者”,“仅有”为“尽有”之误。

  在同一篇里:“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第一卷,第113页)“凭传”不可解,查《新潮》原刊,是“凭傅”之误。

  同一篇评马叙伦《庄子札记》部分有这样的句子:“马先生固非与此等论”(第116页),查原刊,“等论”系“等伦”之误。

  同一篇评《论理学讲义》部分有一句:“才中形式逻辑的‘壳’”(第119页)。查原刊,“壳”为“彀”之误。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文中说:“文学的内心才有所凭证”(第一卷,第250页)查原刊,“凭证”系“凭托”之误。

  《随感录(四则)》:“日月未出以前的烟火之光”(第一卷,第254页),“烟火”系“爝火”之误。同一篇中:“或者是过几世纪,尼采这话又成偶像,也未可知。”(第260页)查原刊,“是”字系“更”字之误。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一文中说:“我们若是要这一份以外的,就和抱人家一样的犯罪。”(第一卷,第289页)人们都知道,如果是性骚扰,“抱人家”才算是犯罪,此外并不算犯罪的。原来这“抱”字系“抢”字之误。

  《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一文中将“殷之相士”错成“殷之相土”(第一卷,第476页)了。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一文中将“汉的国家不能脱离封建社会的气息”(第一卷,第476页)中的“脱离”错成“脱脑”了。同一篇里:“荀卿的思想,一面是鲁国儒家的正传,一百三晋的采色那么浓厚。”(第481页)“一百”系“一面”之误。同一篇里:“儒家虽由汉武室为国教”(第484页),“室”字系“定”字之误。

  《战国子家叙论》:“申子书今佚,然故书所傅申子昭侯事,颇有可引以证其作用者。”(第二卷,第294页)“傅”字显系“传”字之误。同一篇中“所谓‘杂家’”一节的开头引《汉书·艺文志》里杂家一门的叙论:“兼儒墨,合名法……”再看下去,就会看到这样两句:“因为儒家果然可兼,名法果然可合……”(第302页)这里应该是“儒墨果然可兼”,才能够同上面的引文相照应。再说,“可兼”当指两者,单是一个儒家,就不会用这个“兼”字了。

  《史学方法导论》中谈到元代七八十年中汉人终不忘宋,说“此举韩山童之建宋号,是同一感情所驱使的”(第二卷,第337页),这里“举”字显然是“与”字之误。同一篇中:“写方土之见太真”(第347页),“方土”显然是“方士”之误。

  《十篇有录无书说叙》中,“太史公作《暴帝纪》”(第二卷,第364页),“暴帝”显然是“景帝”之误。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至于文化之中礼、乐、兵、历、天官、封禅、河渠、平淮,各为一书,斯真睹史学之全,人文之大体矣。”(第二卷,第368页)“平淮”显然是“平准”之误,指《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中说:“所以中国左史真正纪事而不怀教育、政治、社会诸作用者很少。”(第三卷,第151页)“左史”显然是“历史”之误。同一篇又说:“此种记载,为西史之特色,为甚可实贵之史料”(第153页),“实贵”显然是“宝贵”之误。

  《夷夏东西说》中写的地名,“荷泽”(第三卷,第230页)显然是“菏泽”之误。

  《〈城子崖〉序 》中谈到中国考古学家对城子崖的发掘,“此工作虽非大学……”(第三卷,第237页),“大学”系“大举”之误。本篇之末说他作序的缘由:“我本没有写一篇序的资格,而同人强我使写,因辞不获……”(第238页),“因辞”系“固辞”之误。

  《说“广陵之曲江”》文中说到“慎睹王二年,即楚怀王十年(公元319年)”(第三卷,第259页)。“公元319年”已经是东晋时代,原来傅斯年在这里写的不是“公元”二字,而是“西前”二字,即“西历纪元(公元)前”的意思,是编入《全集》的时候改错的。同一篇中:“西汉诸王国境变化不常,时而益封,时而削地,时而自请扫之汉廷,今不可一一考证得之。”(第261页)“扫之”当为“归之”之误。同一页下面:“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误。”“误”字显系“吴”字之误。

  《论李习之在儒家性论发展中之地位》中说:“北宋新儒学发轨之前……”(第三卷,第331页,)“发轨”当是“发轫”之误。

  《论学校读经》:“赵普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爪子金,教太宗以夺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内?”(第五卷,第44页)“爪子金”系“瓜子金”之误。(附带说一句:傅斯年原文亦存小失,据《宋史》本传,送瓜子金给赵普的,是吴越国的钱俶,不是南唐。)同一篇里:“读经从来不曾真正独自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会真正靠它过”(第46页)“不会”系“不曾”之误。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他从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派思想的影响者。”(第五卷,第477页)意思是说丁文江从来不是……查《独立评论》所刊原文,这里不是“从”字,是“纵”字。意思是说丁文江即使不是……这一错就和原意颇有出入了。同一篇中又有:“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铁穆之朝”(第478页)。“铁穆”何人,史无可考。查原刊,原来是钱镠之误。钱镠是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王,借指盘踞东南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倒是很恰当的。

  书中已经发现的错字,远不止上面说到的这一些。就看这些举例,也可以想见此书编校工作的水准了。

  最后谈一个删节的问题。前人的著作,如果你认为其中有不宜现代读者阅读的,你就给他出选集好了,不要出全集。既然要叫做全集,你就不要去删改它。一部号称《全集》的书,却颇有一些删节。其中有一些,我还能够猜测出删改的原因,有的却简直猜不出为什么要删改来。就以这一篇《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为例吧。下边这一段,我是从《独立评论》第一八八号所载文章抄出来的:

  归纳以上两章,我们可以说,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备中西伦理条件的积极的良善公民,永远为团体、为个人服务着。这一层是使他不能为革命党处。在君在主义上是钦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学及开明的民生主义者。这一层是使他近年来颇同情于苏俄设施处。

  在《傅斯年全集》第五卷第478页上看到的这一段,上面用黑体字排印的两句都没删去了。我实在看不出删去有什么理由。

  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要学者,他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有开创性的贡献。他是应该有一部精编精校的全集传世的。现在这一部全集却太令人失望了,和他的学术的地位太不相称了。不知道主编者或出版者能不能把诸如此类的问题认真解决一下,再好好印它一版。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共7卷) ■

  光靠自律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在回忆他父亲时提到,陆定一在一九九二年就心痛地对党内同志讲:“我们党已经开始腐败了!”执政党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陆定一对他儿子说:“这一问题,列宁从成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陆定一还说:“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陆定一指出:“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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