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四卷）

“政治伦理”中的一段历史故实

　　◎ 邵　建

　　最近，“政治伦理”这四个字，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政治伦理，究为何物，这里不妨以一段历史故实补。

　　还是在一九四一年，章士钊有一篇谈政治伦理的文章，叫《政本》，其开头曰：“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这里的“政”不是指专制政治，而是现代议会框架中的政党政治。如果说以往的专制政治是不宽容的政治（或者反过来，政治不宽容本身就表现为专制），那么，政党政治之所以存在，必赖两党之间的互相宽容。因此，章士钊把“宽容”视为政党政治的根本，实乃肯綮之言。作为现代政治形态的政党政治，彼此以议会为依凭，以竞选为运动，又以执政为目标。如果脱离议会框架，即使从事政治运动，也不过是政治社团，而非政党。很显然，议会中的政党是由于政见不同（包括利益不同）而形成的政团组织，如果它们之间不能相容，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那么，政党政治将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宽容不仅是政党政治的根本，同时也是各种政党必须恪守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伦”者，关系也，这里是指政党之间的关系；“理”乃是此一关系中的基本准则）。

　　本土的政党政治肇始于一九一二年之后的共和制，当时国会里有两大政党彼此颉颃，一是占议席最多的国民党，一是由几个小党合起来并由梁启超为其主持的进步党。这两党前世今生都堪为政敌。一九一四年，国民党已由议会性质的政党重新退回为同盟会性质的革命党。章士钊作《政本》其实是对国民党提出的批评，不仅意在为其教训，更是为政党政治陈辞：“虽党人失败，是否全由新旧社会之不相容，尚待推论，而彼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力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俱陈，无可掩也。”章士钊与国民党渊源很深，虽不入国民党，却往往站在国民党一边，因此他的批评来自于他对国民党的深切了解。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民初国会两大党的政治表现，就其从前便可察知其后。明月有瑕，则流水有缁。或许两党都有问题，但显然国民党的问题更形严重。国民党的前身是一九○五年成立于日本的同盟会，梁氏进步党的前身是一九○七年亦成立于日本的政闻社。这一“会”一“社”按章士钊的看法不是政党是前政党。当时同盟会成立，宗旨就是推翻清政府。政闻社不然，意不在推翻满清而是逼它立宪。这两个政团，一个是革命党，一个是立宪党，彼此政见自然相反，甚至水火不容。其抗斗之势，不但从清末带进民国；而且它们作为政党前的表现也直接塑造了它们后来的政治性格。

　　丁文江、赵丰田所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政闻社成立的记载，其中录有梁启超的朋友徐佛苏的《记梁任公先生逸事》片段，它更具体地记载了政闻社成立时同盟会与政闻社的冲突：“政闻社于清光绪丙午秋成立于日本东京，会员约一千五百人，均系留学生，在锦辉馆开成立会，选推职员百余人。梁先生演说约二时余，畅论‘世界各国政治革命不注重国内种族问题’之理由及‘政党政治’之先例。演说未毕，突遇同盟会人张继氏率领廿余人闯入会场，直扑演台。梁先生神容镇静，口不辍演。旋经在场日警劝阻，反对党人出场。”徐氏不在现场，他的记述在年份上有误。作为参照，这里不妨再看看同盟会自己的叙述，它是由胜利一方书写的，得意之状溢于文表：

　　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后，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其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曲楼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

　　不愧是章太炎的手笔，题目是《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这其实更是一份政治不宽容的自供状。革命与立宪，是政见不同，辩论无妨。但对方成立社团是对方结社自由，并不能因为对方反对自己，便以暴力手段去破坏。一声“马鹿”，竟不知政治宽容为何物。在《政本》中，章士钊引英儒梅因之言：“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同盟会是革命党，一贯唯我独革，不但听不得反面意见，甚至容不得对方的存在。此种砸场之类的行为，如以现代政党的尺度衡量，只能判为没有党品，不讲党德，更无党量。一个政治社团在政党之前便无视甚至不知政治伦理，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么，它在执政之后，走向不宽容的专制便在逻辑之中。

　　在这次全武行的闹剧中，反观政闻社，乃有可称道处。据《梁谱》：“顷刻，当地警长复率警卒十余人到场查询敌派扰乱情形，……以便决定是否以法律解决此事。当时梁先生深恐吾国人因政见不同之细故，致烦外国官厅之传讯，乃派会友向日警力白会中之稍稍纷扰，纯系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请贵厅勿介意此事。日警唯唯而退。后来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

　　此处的“政治德量”即政治宽容。梁启超及其立宪党乃一代君子，颇具现代政党的政治风范，而它的对手革命党却缺乏此种风度。这不奇怪，革命本身就是最专制的东西，否则革命也无以成功；因此，宽容注定是它的排斥物。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不是立宪的世纪。政治宽容作为最基本的政治伦理，有人一辈子从事政治，却不知其为何物，也就不足为奇。 ■

　　季羡林最佩服的四个人

　　季羡林曾说过：“我一生最佩服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这四个人是：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和彭德怀。彭德怀的蒙冤，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在一篇文章里特意写了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彭德怀的崇敬之情：“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会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