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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伦理”中的一段历史故实

  ◎ 邵 建

  最近,“政治伦理”这四个字,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政治伦理,究为何物,这里不妨以一段历史故实补。

  还是在一九四一年,章士钊有一篇谈政治伦理的文章,叫《政本》,其开头曰:“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这里的“政”不是指专制政治,而是现代议会框架中的政党政治。如果说以往的专制政治是不宽容的政治(或者反过来,政治不宽容本身就表现为专制),那么,政党政治之所以存在,必赖两党之间的互相宽容。因此,章士钊把“宽容”视为政党政治的根本,实乃肯綮之言。作为现代政治形态的政党政治,彼此以议会为依凭,以竞选为运动,又以执政为目标。如果脱离议会框架,即使从事政治运动,也不过是政治社团,而非政党。很显然,议会中的政党是由于政见不同(包括利益不同)而形成的政团组织,如果它们之间不能相容,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那么,政党政治将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宽容不仅是政党政治的根本,同时也是各种政党必须恪守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伦”者,关系也,这里是指政党之间的关系;“理”乃是此一关系中的基本准则)。

  本土的政党政治肇始于一九一二年之后的共和制,当时国会里有两大政党彼此颉颃,一是占议席最多的国民党,一是由几个小党合起来并由梁启超为其主持的进步党。这两党前世今生都堪为政敌。一九一四年,国民党已由议会性质的政党重新退回为同盟会性质的革命党。章士钊作《政本》其实是对国民党提出的批评,不仅意在为其教训,更是为政党政治陈辞:“虽党人失败,是否全由新旧社会之不相容,尚待推论,而彼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力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俱陈,无可掩也。”章士钊与国民党渊源很深,虽不入国民党,却往往站在国民党一边,因此他的批评来自于他对国民党的深切了解。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民初国会两大党的政治表现,就其从前便可察知其后。明月有瑕,则流水有缁。或许两党都有问题,但显然国民党的问题更形严重。国民党的前身是一九○五年成立于日本的同盟会,梁氏进步党的前身是一九○七年亦成立于日本的政闻社。这一“会”一“社”按章士钊的看法不是政党是前政党。当时同盟会成立,宗旨就是推翻清政府。政闻社不然,意不在推翻满清而是逼它立宪。这两个政团,一个是革命党,一个是立宪党,彼此政见自然相反,甚至水火不容。其抗斗之势,不但从清末带进民国;而且它们作为政党前的表现也直接塑造了它们后来的政治性格。

  丁文江、赵丰田所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政闻社成立的记载,其中录有梁启超的朋友徐佛苏的《记梁任公先生逸事》片段,它更具体地记载了政闻社成立时同盟会与政闻社的冲突:“政闻社于清光绪丙午秋成立于日本东京,会员约一千五百人,均系留学生,在锦辉馆开成立会,选推职员百余人。梁先生演说约二时余,畅论‘世界各国政治革命不注重国内种族问题’之理由及‘政党政治’之先例。演说未毕,突遇同盟会人张继氏率领廿余人闯入会场,直扑演台。梁先生神容镇静,口不辍演。旋经在场日警劝阻,反对党人出场。”徐氏不在现场,他的记述在年份上有误。作为参照,这里不妨再看看同盟会自己的叙述,它是由胜利一方书写的,得意之状溢于文表:

  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以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启超往,徒党几二百人,他赴会者亦千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辈为光宠,犬养毅者,其气类相同者也。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梁启超登,力士在后,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员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员后,其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叱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曲楼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搤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

  不愧是章太炎的手笔,题目是《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这其实更是一份政治不宽容的自供状。革命与立宪,是政见不同,辩论无妨。但对方成立社团是对方结社自由,并不能因为对方反对自己,便以暴力手段去破坏。一声“马鹿”,竟不知政治宽容为何物。在《政本》中,章士钊引英儒梅因之言:“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同盟会是革命党,一贯唯我独革,不但听不得反面意见,甚至容不得对方的存在。此种砸场之类的行为,如以现代政党的尺度衡量,只能判为没有党品,不讲党德,更无党量。一个政治社团在政党之前便无视甚至不知政治伦理,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么,它在执政之后,走向不宽容的专制便在逻辑之中。

  在这次全武行的闹剧中,反观政闻社,乃有可称道处。据《梁谱》:“顷刻,当地警长复率警卒十余人到场查询敌派扰乱情形,……以便决定是否以法律解决此事。当时梁先生深恐吾国人因政见不同之细故,致烦外国官厅之传讯,乃派会友向日警力白会中之稍稍纷扰,纯系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请贵厅勿介意此事。日警唯唯而退。后来日本名流及报纸颇赞美梁先生之有‘政治德量’云。”

  此处的“政治德量”即政治宽容。梁启超及其立宪党乃一代君子,颇具现代政党的政治风范,而它的对手革命党却缺乏此种风度。这不奇怪,革命本身就是最专制的东西,否则革命也无以成功;因此,宽容注定是它的排斥物。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不是立宪的世纪。政治宽容作为最基本的政治伦理,有人一辈子从事政治,却不知其为何物,也就不足为奇。 ■

  季羡林最佩服的四个人

  季羡林曾说过:“我一生最佩服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这四个人是: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和彭德怀。彭德怀的蒙冤,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在一篇文章里特意写了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彭德怀的崇敬之情:“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会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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