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四卷）

真情无矫饰

　　◎ 郭启宏

　　苏民先生的诗选——《戏外余兴集》即将付梓，我以为他会请同辈人中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作序，孰知先生偏偏邀我操觚。在多年师友面前，我委实却之不恭。此前我读苏先生诗，只从读者角度留意，一旦评论，岂敢孟浪凿空、信口雌黄？于是惴惴不安，难以释怀，迁延了许多时日。

　　记得苏先生跟我说过他的配画诗的创作，大致是兴之所至，一如他后来补叙的《前言》所记，与鄢修民君“联手作起来”，是一次“兴致勃勃的合作”。当友人提议结集出版时，他略有犹豫，我则甚表赞同，且怂恿之。几年之间，苏先生多方搜集，由配画诗而寄赠诗，而记画稿诗，而题照诗，而书画缘，盈篇累累然，至今日有是书之出版。

　　诗配画这种样式似乎只产生在诗画高度发达的国度，比如中国。为画题诗，古往今来不胜枚举，早已是颇具中国印记的文化传统；因诗作画，若齐白石悟“蛙声十里出清泉”而作蝌蚪图，亦复多多。即今域中诗配画之成大气候者，如丁聪、陈四益、黄永厚辈，堪称绝配。就戏剧界本地风光而言，则“二民”（苏民、鄢修民）的作品亦属一流。

　　兴之所至，真情其内，是苏先生配画诗的一大特色。书中所录三四十位艺术家，与苏先生同处一个剧院，共事数十春秋，这是多么难得的人生际会！一任逝水悠悠，焉得云在？幸亏苏先生有一支彩笔！试看他的“画像”，状貌更兼传神：

　　贫辨生活困辨人，勤出才智慧出神。

　　（《于是之》）

　　真花不需着颜色，大姐应是第一株。

　　（《叶子》）

　　胸横意气凌绝顶，学贯中西取他山。

　　（《焦菊隐》）

　　轻送幽默若无痕，与君交游似饮醇。

　　（《吕齐》）

　　文思无忌海天阔，书记有方才俊稠。

　　（《赵起扬》）

　　二○○六年金秋，我出访美国加州，就在西海岸“十七英里风景线”，我有机会就教于人艺前辈赵韫如先生之前。赵先生是个天分很高、竭诚于戏剧的艺术家，却又是个荆棘塞途的受难者，她对苏先生的人格颇为赞扬，说她在人艺时候曾得到过苏先生的理解和帮助；今天，当我读到苏先生《赵韫如》一诗，多少感触油然而生：

　　堂上膝下共喜悲，蹭蹬一世迎风飞。

　　曲飘剧坛知高阔，情寄江海任去归。

　　……

　　信哉斯言，诚哉斯言！韫如先生把自己的回忆录定名为《梦飞江海》，自有来由。

　　诗集中“主打”配画诗，我也看重其他诗。诗集中有两首题照诗——《题濮晔蒙装骑马照》和《题存昕挽良种马照》，均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是之先生说过：“诗文随世运。”这两首诗自难免带有时代的辙痕，诸如“战士炼心红”之类今人不大会写的豪语，然也隐约可感盛唐诗人的遗韵，而跃然纸上的则是一位父亲对儿女的真情寄望，那是在亲属星散之际，犹能葆有达观且豪迈的胸襟与精神。

　　我想起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其《坎坷记愁》中有一节记其妻陈芸之病，其情思也绵绵：“……自此相安度岁，至元宵，仅隔两旬，而芸渐能起步。是夜观龙灯于打麦场中，精神态度，渐可复元，余心乃安……”因其关心入微，形诸笔墨，虽属白描，若寻常家庭语，亦有感人之韵致。

　　苏先生当时未曾去过内蒙古、黑龙江，“挽辔思远志，昂首寄豪情”，“越野知千里，横竿向四方”，如此兴来之句，纵有存照凭依，毕竟想象语，然则关心入微，形诸笔墨，亦感人焉！

　　使我饶有兴致、思绪蹁跹的还有诗集里五则“书画缘”，尤其是孙其峰与蓝玉崧二则，大有哲理在。

　　“孙其峰”条叙述苏先生梦中得偈语：“本无落脚意，敛羽亦偶然。瞻彼神往处，天地接壤间。”虽然作者自云：“四句偈语并不见佳。”我却无从阐释，只觉得有一种高妙在极目处悬浮着。

　　“蓝玉崧”条引出“愧傻”的室名堂号。“愧傻”二字似乎比偈语好解一些，或可用陶行知先生“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的旨趣去附会，只怕实践起来，未必容易。

　　既曰诗集，便有个形式问题，不好回避。我反复思考，再三印证，把苏先生的诗称作“变通的古体诗”。

　　诗这玩意儿始终伴随着声韵格律。从曹植到沈约，格律的认知是汉民族一个伟大的发现，至盛唐，备矣，至矣，蔑以加矣。有趣的是，诗人们在大欣然的同时，蓦然感到一种奇异的束缚，清夜独处，思绪款款飞，格律诗全是律句固然舒心爽口，却又觉得似乎失去了什么，天籁乎？天趣乎？于是他们反转来模仿不识格律时代的“原生态”，如《诗》，如《骚》，如歌谣，如乐府，于是乎所谓古体诗应运而生，那无疑是成心同格律开玩笑。谓予不信，请看杜子美《夔州歌十绝句》，头一首起句“中巴之东巴东山”，这不赘词废话吗？又连用七个平声字，这叫嘛呀？也叫绝句？而历代诗家则认为这是有意为之的“破句”，不以为病。钱谦益《钱注杜诗》引《三巴记》、《寰宇记》，浦起龙《读杜心解》引《华阳国志》、《唐书》，俱为之注释，王嗣奭《杜臆》更大赞“写其形胜，便堪为夔吐气”，他在看重诗的义理的时候，也肯定了形式上的创新。

　　古代开科取士，诗乃一科目，极严苛，倘有出律，纵佳不取；自然，偶尔也有例外，如唐人祖咏赴考，题目《终南望余雪》，定例六韵十二句，他只做二韵四句，或问缘何？则答“意尽”！考官甚为赏识，破格取为进士。看起来重要的依然是意，体例也罢，格律也罢，当属其次。

　　当今旧体诗家每自以为谙熟声韵格律，比如大呼“真”、“文”不能通押，痛诋“孤平”、“三平声”，乃至“蜂腰”、“鹤膝”之类。说句不客气话，果若从王融、沈约、谢朓等人之说，求诸当今诗家，恐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出律”的。向来被当今旧体诗家奉为圭臬的毛泽东诗词，其《西江月·井冈山》里，“闻”、“重”、“动”、“城”、“隆”、“遁”等不同部之韵字通押，其《蝶恋花·答李淑一》里，上声“二十五有”换为去声“二十六宥”，又换为上声“七麌”，先后三韵，诗史上未之闻，湘地方音也未之听，至若修辞上，“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一颈联百分百犯了“合掌”之忌讳。如是种种，当今精通声律的诗家又该如何解释？真个是“流到前溪无半语，在山做得许多声”！照我看，事情其实简单，可以行得，无须苛求，写诗嘛，终不能以辞害意，到底是钟嵘说得好：“……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

　　说了这么些话，其实一言可蔽之，诗贵真情无矫饰，而格律云云可退居其次。苏先生的诗运用声律，又不拘泥于声律，是故，我称之为“变通的古体诗”，妥否？还望苏先生有以教我。庶几告罪矣！

　　（本文是作者为苏民《戏外余兴集》一书所写的代序。该书将由戏剧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