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四卷）

那短暂的大好春光

　　◎ 述　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可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其难得的太平年月，也是本人青春岁月中仅有的一小段幸福时光。至今回想起来，仍留恋不已。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一九五三年即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暂告一个段落。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万众一心，社会安定。

　　初入师大

　　一九五四年八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祖母房间的门槛上发呆，祖母说我：“没等到通知，连饭都不想吃了。”谁知没过多会儿，便听到院墙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是邮递员送信来了。拆开一看，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录取通知书。信封上赫然印着“北京师范大学”几个大字。

　　在我就读的省成二中（四川省成都第二中学），有一位比我们高一届的同学叫蒋绍椿，他当过二中学生会主席，人们戏称“蒋主席”。他后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我们临毕业前，他寄来不少关于师大的介绍材料，就张贴在校园里。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李修生的一首诗颇具煽动性，大意是动员年轻学子投考师范大学，做个光荣的人民教师。记得诗中有“校园的藤萝花正在开放”这样的句子。我就是在诸如此类的鼓动下，稀里糊涂把北京师大俄语系作为第二志愿的。说起来不好意思，我的第一志愿本是某名校的中文系。因为梦想当个作家记者什么的。

　　建国之初，人才奇缺。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我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就是倒向苏联，处处“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而国家急需的俄语人才却是几近于无。除了俄语翻译人才奇缺，俄语教员的缺口也很大。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开设俄语课。因为英语早就不时兴了，据说那是“帝国主义的语言”。我之所以荣幸地被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录取，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不管怎么说，一举考上地处首都的名校，到敬爱领袖的身边学习，在这个边远小城里毕竟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尤其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北京简直就是千千万万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啊！我自然是兴奋异常，匆匆收拾行装，告别家人，踏上进京求学之路。

　　我幼年丧父，全家六七口人仅靠母亲微薄的工资过活，别无其他经济来源。我从初中到高中，靠的都是人民助学金。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当时上大学，好像是一切费用全免，就连去北京的车费也不用自己操心。一九五四年宝成铁路尚未通车，需先坐汽车到宝鸡，再转乘火车去北京。我们这些赴京入学的学生都在成都盐道街省第二师范学校集中，分乘数辆带篷卡车，沿着川陕公路，晓行夜宿，浩浩荡荡地向宝鸡进发。车过绵阳，渐渐进入山区。在那蜿蜒曲折的山道上，忽然歌声悠扬，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在夜晚的小河旁”，“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晚霞中有位青年，他走过我家门前”。原来是同行的姑娘们在引吭高歌。经过数日颠簸，我们终于抵达宝鸡。当晚改乘火车。

　　一九五二年，四川省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我们都参加了通车典礼。但从未见过火车。如今在宝鸡第一次坐上火车，觉得很新鲜。坐的是慢车，车行速度不是很快，隔不一会儿就广播说：列车前方停车站？菖？菖车站，停车？菖分。路过郑州车站时好像是早上，又整整走了一天，眺望着车窗外笼罩在夕阳余晖中的庄稼，总觉得北京马上就要到了。却是一再地失望，直到第二天清晨，列车才在火红的朝霞中，驶过一段古城墙，徐徐进入前门车站。我们站在正阳门外（当时还有城墙），远远地望着魂牵梦萦的天安门，却不能立刻前往，因为正在等候校车。校车把我们拉进位于和平门外南新华街的师大校园，扑面而来的是一条：“欢迎你，新同学！”的红底白字大标语。校车在图书馆门前停下，一位负责迎新的老同学走过来帮我提上行李，十分热情地送到五三楼，这位姓吴的同学比我高一届，多年之后再相会时，他已是宋任穷的秘书。

　　和平门外的老师大，校园不大，却很有特色。从临街的学校大门进来，左边是图书馆。然后是二门，李修生诗中所写的“藤萝花”就盘绕在刚一进门的木架上。这里是学校的大院。院内矗立着“三一八”惨案纪念钟。两边分别是砖木结构的教室和办公室。再往前是饭厅和校医院。作为学生宿舍的南一字楼和北一字楼，分别位于大门两侧临街的地方。操场则位于左侧教室的后面。有一张鲁迅当年在师大发表演说的照片，就是在这个操场上拍的。我们住的宿舍紧挨操场，因建于一九五三年，所以叫五三楼。这是座三层楼房，我们住在二层。一个房间八个人。冬天过道里烧着煤炉。有专门的洗漱间和冲水厕所。比省成二中的简陋平房不知强多少倍。

　　开饭的时间已到。我们走进饭厅。先在入口处取上一副碗筷，然后依次排队让大师傅盛菜，主食随便拿，大家站在一张饭桌旁进食。不像在上高中时一桌八个人分食几盘素菜。一日三餐，顿顿见肉，饭菜丰盛，花样翻新，完全可以满足一个棒小伙的身体需要。原来，师大的伙食在北京高校首屈一指。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费十二元五角（我母亲每月工资才二十余元），均由校方支付。除此之外，每人每月还发两元钱的津贴。这段“好日子”，多年之后也难以忘怀。

　　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往窗外望去，学生们正在做广播体操，站在台上领操的人看着那么眼熟，这不就是我们二中的“蒋主席”吗？原来，人家现在已然是堂堂师大学生会主席。

　　不几日，在礼堂开迎新晚会。记得晚会上民乐队表演了《喜洋洋》、《金蛇狂舞》等乐曲。演奏有相当水平。

　　新生开学较晚，大家乘此机会，到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地游玩。这一处处美景，原来只在电影里见过。如今身临其境，自然感觉大不一样。同学们来自天南海北，还有归国华侨学生。来自印尼的谢章信同学慷慨地拿出相机为大家拍照。他后来成为我们大家的义务摄影师，服务周到，分文不取。一张知春亭前的合影，后来伴随着我度过了大半生。照片上的青年男女，一个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对未来充满憧憬。

　　我在中学学的是英语，对俄语一窍不通，连字母都不认识。记得在成都的电影院门前听一中的女生用俄语唱“莫斯科—北京”，艳羡不已，歌中反复出现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后半句，我听起来像是“苏三纳斯”（其实是“斯卢沙尤特纳斯”[俄语слушают нас 的译音]）。到了北京，见到苏联的标识СССР，居然照英语念成“西西西皮”。如今要把俄语当成毕生从事的专业，思想上很有些想不通。新生里正好有个四川老乡与我臭味相投，他的第一志愿也是某名校的中文系。两人着着实实地“闹”了一通“专业思想”。在一起大发牢骚：俄语不就是那三十三个字母吗？有什么意思？以后无非是当个留声机。不如转到中文系，以后搞创作，那多来劲！但闹来闹去，不过是两人凑在一起发发牢骚，过过嘴瘾而已，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闹归闹，还得老老实实地上专业课。老师走上讲台，值日生喊：“夫斯达奇！”（“起立！”），老师说：“萨基捷西，巴饶斯达！”（“请坐下！”）。第一节俄语课就这样开始了。俄语里三十三个字母，那几个卷舌音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最难念的是发颤音的P，无论怎么练，舌头就是不会打嘟噜。前后至少下了一个月的工夫，才勉强地发出这个颤音，但前面总要加个多余的“ d ” 音或者 “ h ” 音，很不地道。

　　天安门前

　　如果说北京是千千万万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的话，那么天安门就是圣地的中心。因为每年五一、十一伟大领袖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原先我身处偏远的西南小城，天安门遥不可及。如今天安门近在咫尺，倏忽即到。

　　抵京当天，行装甫卸，匆匆吃罢午饭，就迫不及待地朝天安门赶去。又不识路，好在知道那高高耸立的工棚是正在施工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就像灯塔一样引领着我。终于来到广场，实实在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天安门，一了多年的心愿。原来天安门城楼屋顶上还长着草呢！后来把这一重大现场发现写信报告远在四川的好友。那天实在太兴奋了，逗留的时间过长，还误了学生食堂的晚饭，只好在外面小铺买了个馒头充饥。我怯生生地操着普通话说：“买馒头。”自己听了都觉得别扭。

　　也是事有凑巧，入学时正在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等到十一国庆节，我们就“提前”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胜利闭幕的狂欢活动。小组会上，一位广东籍女同学的发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她说：“我们真是太幸福了！如果学习再不搞好，真该打P股了。”这位女生现已七十开外，正在大洋彼岸的别墅里安度晚年。

　　十一将至，照例是白天游行，晚上狂欢。我们都把见伟大领袖当成在京读书期间最幸福的事情，甚至早就算好了：上四年大学见八次（每年五一、十一两次游行）。每当行至金水桥畔，无不欢呼雀跃，“万岁！”“万岁！”喊声震天价响，并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甚至干脆停下不走，随后则照例是一溜小跑，去追赶前面的队伍。至于到天安门前当标兵（区分游行队伍不同方队的活标杆），则更是一大幸事，人人趋之若鹜。因为每过半小时就可面对天安门城楼站上半小时，那看见领袖的机会就多得多了。我就曾无比荣幸地在天安门前当过一次标兵。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广场后，我们才撤走的，远远望去，仿佛高高在上的领袖正冲我们招手呢。另有一次是在南长街口附近当标兵，那天大雨滂沱，庆祝仪式照旧举行，尽管淋了个落汤鸡，却不以为苦，甚至还有几分自豪。

　　游行后即回到学校，稍事休息后，又急匆匆赶往广场。天安门前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夜幕低垂，华灯齐放，探照灯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光柱。广场上人声鼎沸，水泄不通。广播喇叭里传来激动人心的歌曲，那歌词是：“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大家在广场上围成一个个圆圈，合着节拍，翩翩起舞，尽情狂欢，通宵达旦。

　　渐入佳境

　　俄语系的专业课主要有两门：讲读课（后来改称词汇课）和语法课。三年级增开语音学，四年级增开词汇学、语法学。此外还开设了具有师范特色的心理学（二三年级为教育学、俄语教学法）、政治课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二、三、四年级分别为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与专业有关的现代汉语（二年级为苏联文学）。一二年级还开设体育课。

　　讲读课和语法课好像是每周十课时，老师几乎天天和我们见面，晚上还来辅导。讲读课老师叫刘振亚，兰州人，刘老师循循善诱，认真负责。语法课老师叫周春祥，山东人，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十分得法。二位都是我的俄语启蒙老师。后来刘老师的个人生活好像不是太顺，又罹患不治之症，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从俄语字母开始学起，语音阶段结束后，每篇课文都有大量的生词要记，怎么办呢？课前预习，先把生词记一遍；上课时边听边记；课后再进一步巩固，就差不多记住了。俄语语法比较复杂，什么单数复数、变格变位，令人望而生畏。开始只有靠死记硬背。后来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北京俄语学院的语法教材，利用暑假时间把基本语法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仗着自己年纪轻，记忆力好，总算闯过了俄语学习的第一关。

　　说起和平门外老师大的图书馆，那也算得上北京的一处重要文物了。它始建于民国初年。馆内窗明几净，鸦雀无声，参考书、工具书一应俱全，是我每日温习功课的唯一场所。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本足有一张桌子大小的《韦氏英文大字典》，查阅起来特别方便。可惜我无法享用，所学的那点英语实在太可怜了，何况又正是俄语一统天下的时候。

　　图书馆里陈列有俄文版的苏联画报、图文并茂的《星火》杂志，还有国内出版的俄文报纸《友好报》（《Дружба》）。我的俄语水平有限，开始只能看看大标题、照片说明之类，渐渐地也可以连蒙带猜地看一小段文章了。每逢周末，常与同学结伴到南河沿中苏友协礼堂观看俄文电影。这样一来二去，不知不觉地竟对原来觉得枯燥无味的俄语开始着迷，甚至有点欲罢不能了。

　　俄语系都是小班授课，这样练习的机会较多。一年级每班四十人左右，到二年级更减至二十来人。但公共课都是大班授课。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现代革命史课堂，台下听课的除俄语系学生外，还有其他各系的一年级学生。老师用扩音器讲课，声嘶力竭。起初对这门课不大在意，心想到考试前好好背一背就可过关了。谁知期末考试这关还真不容易通过。

　　原来，解放初期处处向苏联学习。大学取消百分制，实行五级记分制。许多课程取消笔试，一律口试。口试是进场前抽考签，就考签上的题目当面向老师作答，并回答老师当场提出的问题。只要你对这个题目准备得不充分，就无法作出圆满的回答。第一学期革命史口试，就是因为对老师的追问答不上来，只得了个四分。此后，我对心理学、革命史等课程的学习就格外用心，不敢马虎，尽量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至今我还是觉得，在一定的意义上，口试（面试）比笔试更直接更有效。

　　一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各门功课都考了五分。记得班干部还特意找我谈话，勉励我继续努力。

　　冬天到了，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初到北国，自然很不适应。谁知冬天自有冬天的乐趣。操场上出现了溜冰场。而且我们可以借学校的冰鞋学滑冰。穿着冰鞋踏上滑溜的冰面，战战兢兢，不敢迈步，稍不留神就是一个跟斗。不过当时玩心重，不怕摔，一来二去，居然也能磕磕绊绊地滑上两圈。

　　一九五四年除夕之夜，全校师生齐集礼堂，观看文艺节目。最让人兴奋和激动的是新年到来之前的最后时刻。台上报着时间：二十三点五十九分一秒，二秒，三秒……当报到二十四点整时，幕布拉开，现出金光灿灿的“一九五五”几个大字。全场一片欢腾，大家纷纷相互握手祝贺：“新年好！”“新年好！”我们则多了个花样，用俄语说：“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当时大学里实行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劳卫”乃“准备劳动与卫国”的简称。这是在校期间人人均需达到的硬性标准。有个口号叫做：“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刻苦锻炼身体在校内蔚然成风。学生纷纷成立锻炼队。早上全都准时起床，参加锻炼。上大一时我每到课间操时间，就去操场练习双杠引体向上等项目，还因此得了个“体育积极分子”的称号。暑假期间，我报了舢板和射击两个项目，辛辛苦苦地来往于后海和天坛之间，后来因故中断。我个子小，跳高项目总是达不到标准，虽然以各门功课全优评上了三好学生，却因为体育锻炼方面的缺陷打了点折扣。上大三时坚持每天早上跑三千米。大学期间的体育锻炼，为以后健康地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景山奇遇

　　一九五五年夏天，我们离开和平门外的南校，迁至位于定阜大街的北校。这里是原辅仁大学的校址。教学楼别具一格，四周各有塔楼。楼内教室、实验室、大礼堂、图书馆、办公室等一应俱全。楼后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花园，据说那是原涛贝勒府的后花园。北校距离景山、北海、前海、后海仅咫尺之遥。这些地方便成了我们课余很好的去处。冬天，我们常到前海和北海的冰面上滑冰。

　　大约是一九五五年的一天，在景山过团日，忽然发现有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正向山上走来，其中一位白发老妇人特别像卓娅的母亲（《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柳博芙·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我们便迎上前去，用半生不熟的俄语作自我介绍，并邀请她到北京师范大学来做客。她果然就是英雄的母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脍炙人口。年轻人都对卫国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苏联女英雄卓娅十分敬仰，还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以卓娅和舒拉为楷模，严格要求自己。 激动之余，我们在黑板报上向全校同学报告喜讯：我们见到了卓娅的妈妈！后来，卓娅的母亲果然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

　　难忘一九五六

　　一九五六年年初，我有幸作为俄语系的学生代表到崇文门内新落成的新侨饭店参加新年茶话会。茶话会在宽敞的大厅里举行。与会者围桌而坐，桌上摆着茶水、花生和橘子。北京市市长彭真、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等人和我们这些年轻娃娃欢聚一堂，殷切期待和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中央首长接触。当时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彭真满面红光，气色很好。他笑容可掬地同大家亲切交谈，一起观看节目，记得当时还很年轻的于是之也作了即兴表演。杨述来到我们这一桌，我们向他请教如何争取三好等问题。

　　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总支干事。我曾在日记中记述吸收我入团的团支部大会。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初冬时节，会议一结束，“祝贺你！”“祝贺你！”大家纷纷向我伸出手来，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由于屋里的热气，我觉得自己满脸发烫，直烫到耳朵根儿。会上对我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点：同学们出于好心送给我的笔记本、毛巾等物，我不好意思拿出来用，说明“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爱面子的思想”比较严重。这样的批评今天看来似觉幼稚可笑，从中却折射出当年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用“温暖的大家庭”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当时我在班里年纪最小，周围全是大哥哥大姐姐。处处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穿过他们送给我的衣服，还用他们的自行车学过骑车。记得一九五五年的除夕之夜，一位老大姐勉励我说：入了团也不要停步，要打着红旗一直走下去。她指的是进一步争取入党。

　　这一年，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无不扬眉吐气。这一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又对高级知识分子（讲师以上）实行了若干特殊待遇。这对年轻学子是莫大的鼓舞与鞭策。全国上下出现了万马奔腾攀登科学高峰的热烈场面。

　　当时，祖国建设正在突飞猛进，捷报频传。我们虽身在校园，却也按捺不住，摩拳擦掌，紧张学习之余，总想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结伴来到北郊离城很远的一个农家院，据说这是个农业合作社，我们帮助农民剥玉米粒儿。正值数九寒天，冻得够呛，但大家都乐呵呵的：总算给农民做了一点实事。

　　恩师刘媛娜

　　刘媛娜先生原名农娜·扎哈罗夫娜·图什马利什维利。一九○五年一月生人。系格鲁吉亚一名门闺秀。从小生活在第比利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与刘维周喜结良缘，随夫家迁回中国。先生于一九五○年受聘到北京师大俄语系任教。先生对自己要求很严，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对教学工作特别认真，常常备课、编教材至深夜。官房胡同位于西单，离师大本来很近，谁知师大越搬越远，最后搬到了五公里外的北太平庄。其时先生已年过半百，到校上课主要是靠挤车（20世纪50年代人多车少，车体短小，通常是从后门上车，使劲儿挤到前门下车），其辛苦可想而知。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学生成绩不好，她就特别生气。她对学生感情很深，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每个学生都能叫出名字。学生随时可以到她家里问问题。

　　我与先生的交往大约始于大学二年级。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有些模糊，好像是我们几个男生提出可否到她家去接受个别辅导，先生欣然应允。我利用课余时间登门求教，多为步行，走到西单，再走回去，只是偶尔坐上几站电车。先生的发音绝对纯正不说，还特别清脆响亮，语速不紧不慢，听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每次辅导，都是红茶相待。先生为我制定了系统的阅读原文作品的计划：先易后难，从契诃夫的作品开始，然后是莱蒙托夫、普希金……其时我尚不满二十，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对于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先生所说的“阅读和实践就是你的全部生活”我牢记在心，手不释卷，如醉如痴。当时状态极佳，俄语学习突飞猛进，若假以时日，“攻下”俄语应该不在话下。

　　教育实习

　　一九五七年，在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浓浓春意里，我来到距新华门咫尺之遥的一所中学实习。教育实习是每个师大三年级学生必过的一关。光纸上谈兵不行，要站到讲台上去讲几节课，体验体验。除了上课，还要组织一次班级活动，做一个学生的心理分析。我面对的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年龄与我相仿，有的个头比我还高，见了我一律九十度鞠躬：“先生！”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北京毕竟是名人荟萃之地，就这一个班的学生里，便有京剧演员李少春的女儿，话剧演员于是之的弟弟。第一次上讲台，感觉是云里雾里，脑袋有些发懵，明明讲对了的，却偏偏产生怀疑。做心理分析，我选定的是个男生，便尽量多接触他，观察他，他当然不明就里。一次会上，居然说我挺关心他的，哪儿知道我那是任务在身，老盯着他呢。我同学生的关系不错，毕竟是同龄人，大家一起开会，一起出游，还一起到天安门踢球。临别前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实习期间，伙食开得很好。我们一早一晚仍在师大食堂用餐，吃的比平日丰盛，中午在中学的教工食堂就餐，档次更高，费用由师大出。这样的免费美餐，后来再也无缘享用了。

　　实习结束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共和国历史上短暂的大好春光也从此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