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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与王实味事件

  ◎ 吴中杰

  一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萧军决定要到绥德去。这需要城防司令王震所开的通行证。毛泽东告诉他:“王旅长现去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但是,接着,萧军就被卷入王实味事件,要走也走不了了。

  王实味是一位翻译家,一九三七年就奔赴延安,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当时延安解放社所出版的马克思的《价格、价值和利润》和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就是他翻译的,还有十八卷本的《列宁选集》,他也翻译了两卷半。王实味的工作,对革命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是有帮助的。一九四一年七月,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就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在毛泽东提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号召的鼓舞下,他破门而出,写了一些杂文。一九四二年二月,在《谷雨》杂志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三月,又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野百合花》,对延安的生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会金莲步”,“天下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等等。并且在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轻骑队》上直接点名批评当时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李维汉。这样,就引起了上面的注意,认为文章风气不正,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再加上国民党特务机关将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到处散发,问题就更加严重化了。因为根据当时的逻辑,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一定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一定要赞成,既然王实味的文章受到国民党的称赞,那么这边就非批判不可。开始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的,后来逐步升级,变成政治问题了。

  萧军与王实味本不认识,对这件事也并不关心,开始是一位朋友李又然找他,说是王实味很有才华,听说受到批评不服气,气愤之下提出要脱党,多可惜呀,对共产党影响也不好,要萧军找毛泽东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萧军与毛泽东来往较多。萧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果真跑去问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这件事你最好别管。

  所谓托派者,即托洛茨基派之谓也。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又是一位理论家,他对苏联革命的贡献要在斯大林之上,而政治地位更不在斯大林之下。只因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被斯大林击败,就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变成了反革命。本来,这只是联共党内和苏联国内之事,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而共产国际又要看斯大林的眼色行事,所以在中国,托派也就等于是反革命,甚至比一般的反革命更可怕。后来,王实味就因为托派问题被关,被杀,直到他死后半个多世纪才得到平反——原来他根本就不是托派。

  不过既然毛泽东要萧军不要管这件事,萧军也就不去过问了。但在六月初,“文抗”接到通知,要大家到中央研究院去参加批判王实味大会,秘书长于黑丁问萧军去不去?萧军说不想去。于黑丁说,中央研究院离这里不远,你去听一听嘛。萧军也就答应了。可见,他原来只是要去听一听的,并不想介入。但萧军是见不得不合理之事的,见了就要挺身而出,而一出头讲话,不管讲得在理不在理,就被卷入了是非旋涡。因为批判会历来是一边倒的会议,不容许有一点不同意见,虽然萧军所提的只是会场秩序方面的意见,也是不能见容于人的。

  批判会在中央研究院的大礼堂召开,几百个人围着王实味,七嘴八舌地乱嚷嚷,虽说是向他提出质问,却不让他辩解,他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萧军忍不住说:“大家安静点好不好,他说什么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你让他把话说完了再批判也不晚啊!你有理还怕他说话吗?”这样,王实味才有了说话的机会。他说自己不是托派,也不是反党,但他的发言仍不时被人打断——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与会者的义愤。散会之后,萧军在路上很气愤地对同去开会的妻子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是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不料这话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回到“文抗”,她当晚就向党组织汇报了——这种行为,俗称“打小报告”,实际上就是“告密”。但因为是在向党组织汇报的名义下进行,所以使得这种卑劣的行为披上严正的外衣,而广为流行。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还将听到什么言论而不汇报,列为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而加以反对,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更是把汇报自己的思想和汇报别人的思想列为经常性的课题,因而使这种行为制度化了。

  这汇报,很快就生效了。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就派来了郭小川等四人为代表,拿着一份八大团体一百零八人签名的抗议书,指责萧军同情托派王实味,要他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一听就火了,说:“王实味是我叫他到延安来的吗?是我叫他入党的吗?是我用小米养活他的吗?是我叫他反党的吗?……”立即将这些代表赶了出去。代表们走了以后,萧军越想越气,连夜写了一份《备忘录》,准备提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完之后,就到作家俱乐部舞会上向抗议书的签名者宣布:明天上午在此回答你们的问题。第二天上午大约有一百多人到了作家俱乐部,听萧军宣读他的《备忘录》,倒是没有人敢于起哄。读完之后,陈学昭才站出来说:“他把咱们骂完了就走了,不应该让他走!”大家虽然嚷嚷得厉害,但谁也没敢拦住萧军,只好让他扬长而去。

  十月十八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萧军是主席团成员,也坐在台上。轮到他发言时,他把《备忘录》从大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当众念了一遍,于是引起轩然大波。据萧军当天日记所记和萧军夫人王德芬在《我和萧军五十年》中的回忆,当时第一个出来作证人的是陈企霞,第二个是中央研究院的陈正,他们诉说那天斗争王实味的经过,但情况是歪曲的。接着会场开始骚乱了,萧军却安然不动。台上主席团的五位党员作家丁玲、周扬、刘白羽、柯仲平、李伯钊和两位非党作家艾青、陈学昭,为了表示自己的“党性”和“革命性”,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和萧军展开了大辩论。陈学昭先要摘掉萧军身上的鲁门招牌,说:“我比萧军大几岁,是他的大姐姐,他说他是鲁迅的学生,我不知道鲁迅先生承认不承认是他的学生?”李伯钊以恩主自居,说:我们共产党对萧军待以上宾,又是借钱给他,又是帮他出刊物,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意思是:不够朋友的倒是萧军自己。周扬则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势,从理论上说明,过错全在萧军身上。艾青说:“萧军说不要用同志的血洗自己的手,我只见过用水洗手,没见过用血洗手的。”柯仲平则要萧军不该顾惜面子,应该承认错误。刘白羽高叫:“今天谁也不要走!”意思是必须辩论它个水落石出。萧军说:“对,谁走谁是孱头!”萧军觉得他们的发言都是歪曲抵赖,指黑为白,夸大巧饰,挑拨离间,全不是一个正派共产党员的行径,所以他理直气壮,毫不畏惧对方的人多势众,在强大的压力下,一个人“舌战群儒”,从晚上八点一直到午夜两点钟,辩论了六个多小时还没有收场,台下一千六百多群众无一人退席,都要看个结果,气氛十分激烈紧张。这时,大会主席吴玉章站了起来,劝解道:“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自己先检讨检讨。”萧军这个人从来不怕压,愈压愈硬,但却听不得一句好话,一听吴玉章的话,气就消了不少,站起来说:“吴老的话还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这时丁玲要“抢面子”,不顾吴玉章的调解和开导,忽然站起来说:“这一点最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萧军这个朋友没关系。”萧军一听气又来了,他说:“我百分之九十九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尽管你们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啊也别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一颗子弹),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萧军用右手重重地顿了三下,怒气冲冲地带王德芬走了,大会不欢而散,群众议论纷纷。

  从会场出来,萧军和王德芬一同踏着月光回家。王德芬听了那些人的歪话很难过,倒是萧军劝解她:“不要为这些难过的,这是我早预计到的,他们不说歪话怎能成为他们自己呢?我却坦然,感到一种轻快……”萧军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后“不和任何人来往,不参加任何会,静静地写作,时时准备战斗,决不稍留情面。要以拼命的精神应付一切。拼命这是我唯一的武器。关于此事,我也再不向共产党中央追究了!我感到一种漠然的失望!”

  但历史也真会捉弄人。十五年后,这些围攻萧军的“革命派”中,就有好几位——如丁玲、陈企霞、艾青、陈学昭,都被打成“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而自称百分之百都对,一点错都没有的丁玲,则被批得百无一是,整得最惨。再过九年,已经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经常整人的周扬,也被作为“二阎王”、“文艺黑线的总头目”而打倒在地,其他的人,除了过世的以外,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在被批斗时,其文章和说话,也是被割裂、被歪曲、被夸大,他们也像王实味一样,被剥夺了辩解的权利,而根本不能像萧军那样地“舌战群儒”了。不知在批斗台上接受批斗时,他们的脑子里闪现过当年起劲地围攻别人的情景否?他们对自己那时的态度是如何进行反思的?

  二

  在延安的政治氛围中,凡是受到批判的人,或者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不敢和他接近,否则便被认为是划不清界线,而要惹火烧身。

  王实味事件之后,很多人都不敢与萧军来往了,连多年的老朋友舒群和罗烽也有所顾忌。萧军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晚饭后芬要我去看戏,因为今天是招待文化界。因为听说是歌剧,我去看了。先到罗烽那里,舒群也在那里打牌,还有陈企霞。我有一种敏感,感到烽、群他们对我存在着一种顾忌和隔阂,所以我也就不乐意和他们在一起,独自躲开去坐着。”当然也有同情和支持萧军的人,但一流露出来,就要受到批判,并被扣上政治帽子。也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间,萧军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

  我是一个你的崇敬读者,目前我所读到的中国作家中,在我的崇敬簿上,你是第一个。

  新年到了,现在谨以这个资格向你致意,祝福您新英雄一九四三年更加健康,更加快乐。

  我认识你是从文艺月报《说起》的。从那以后,凡看到你的文章,我必仔细阅读,因为从那里面我才完满的寻到了我要获得的:真理,智,仁,勇,巧。

  最近因为我说明了我欣赏你的《盲肠与诗》》(我是写诗的),便成了斗争我的导火线,弄了一个“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戴着。然而,这并不能使我心死。在负刑之余,又找了份文艺月报来看,使我更加挚爱你的文章。《艺术家的勇气》、《我的态度》变成了我的力量,使我更知道世界上没有“可怕”也没有“寂寞”。

  我敢向任何人宣称:我是萧军的崇敬者!

  你若问我是谁,我便是和寒十坡去看你两次的那个女同志。

  (关于斗争我的事,是我校整党风的秘密,请勿让第二人知道。)

  敬礼!

  一九四三,元旦

  这封元旦写好的信,住在同一城市的萧军要到十一日才收到。可见这位勇敢的女诗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仍不无犹豫——但她终于还是寄出了。

  这封信对萧军当然是个安慰,同时也鼓舞了他的斗志。萧军在收到信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散步时我又把这信读了一次,除开感到一些欢喜而外,同时也更坚定了对一切‘不正’战斗的决心和力量。我知道了,凡是真正有勇气有胆量,个性坚强积极革命的青年,他们的心是倾注于我的。这使我一方面增加了为他们而战斗的决心,同时也更增加了我的谨慎和责任感啊!我要沉默、忍耐、充实自己……”

  萧军在战斗,同时也在思考。

  王实味事件,不但使他看透了人情世态,而且也使他看穿了政治斗争的诡秘。他在同一天日记中写道:“如今我对于一般人对于某人传说‘有问题’这类事,我已经感到淡然了。从王实味这次事件,对于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件,我全是以‘策略’的眼光来怀疑它了。我虽然不能否定他们这些办法,但我却总以为这不是正路。此地‘持众’和‘附声随和’的风气很盛,这不是好现象。北冰洋的冰山据说是外面有多大,水里面还有多大的。他们这种‘一切大吉’的整顿思想办法,将来一定要有发芽的机会的。”

  不错,人总是要有一些切身经历之后,才能领悟到一些事情的奥秘。

  为了弄清当前发生的事情,萧军觉得,还要研究历史。他说:“生在这复杂社会就要懂各种东西,我预备把中国近百年历史、政治派别好好知道一番,免得将来出去上当。——先由共产党研究起,再及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不管反动与正动。”(1943年1月11日日记)对于共产党研究的结果,他认为:“共产党有些地方缺乏一种连续性的执着,冲动性大,机会性大。总之,农民性、封建性、游击性还残存得很厉害!”(1943年6月21日日记)

  同时,他还研究中国古代史。由于延安缺少古籍,萧军所能到手的只是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但从这本书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他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读《中国通史简编》到朱元璋杀戮功臣时,使我感到今古政治有一个通则,就是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或消灭之,这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再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为无论任何帝王、政党所不易的原则。我正缺乏这品质,所以我愈感到自己离政治旋涡再远些,这也算明哲保身罢!因为我还愿意使自己的寿命多活些时日,为人类做一点有益的事。”

  正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他自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不入党,不做官,这是我的决定,但要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监督革命前进——这是我的责任。”(1943年7月13日日记)

  也正因为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他在当时的造神运动中,能够保持自己的一份清醒。

  在整风运动以后,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正是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萧军虽然对毛泽东很尊重,认为中国的将来应是鲁迅的文化精神和毛泽东的政治理想的融合,而且准备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但是他对毛泽东始终采取平视的态度,他说:“在文学上、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1944年3月22日日记)所以他对毛泽东的代表作,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而且还要直接向毛本人提意见。他对于制造偶像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使人产生迷惑的力量。这些想法,见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

  下午和夜间,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又读了一次,第一次是读于一九四一年八月。我感到:这只是一本概括性的、说明性的文章。它底长处是明白通顺。短处,文章组织不精密,平面化,缺乏一种深沈的、集中的、鼓动与震撼的力量。文章作风不统一,欠严肃,轻佻,报纸作风,感觉性的,比喻和幽默得不恰当,缺乏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

  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觉性的天才,后天蕴藏性不够,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哲学性不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政论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彻一切的思想家。行动的力量象征,精神的崇拜象征。是一个明敏有余,影响力不足的人。

  权威的力量,偶像的力量,可以使人发生迷惑!

  只有真正懂得本质的人,才能不为它所影响,走出这影响。

  我预备把那份关于文艺战斗计划寄给他。我知道他需要我很多帮助(至少在文化一方面),我有的一些优点他是没有的。但我却应该默默地帮助他,不使别人知道,不伤到他的自尊。我集中的,消除一切的力量可以影响任何人,不管对方承认不承认。

  萧军不但不赞成在政治上树立偶像,而且也反对在文化上确立班头,因为文化领域更应该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当时中国共产党要把郭沫若树立为继鲁迅之后的文化班头,萧军对此就很反感。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算为休息,没有写作,读了一些杂志,在一本《抗战文艺》上看到一些人为郭沫若祝寿的文章,平心而论这是应该的,但这些人总是夹杂些不正的、江湖的、行帮气的东西,使人可厌。郭沫若这人越来越浅白庸俗,做士大夫,好名,要继鲁迅而为文化班头,但却总是“不老实”。因此自己决定,一定要离这“文坛”远些,沉静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任何团体、集会均不参加,决不为这些班头们去做站班。我却是有着要征服这些丑类的雄心,但这不是现在,而是要以我的艺术,而不是以一种不正的拉拢手段,弄几个喽啰保自己作大王。我是应该强健自己,长期忍耐……

  萧军的看法不错。郭沫若这个文化班头,在文化上的确没有带好头。他离开了“五四”时期鲁迅等人所开创的正视现实的文学道路和独立自由的文化思想,走上了服从政治、配合任务、宣传政策、歌颂领袖的道路,而且还影响了一大批作家和文化人,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萧军有很大的抱负,有很强的自信,但是他并不自满。他在踏实地工作,努力地充实自己。他在日记中自策道:“努力创作,不断学习哲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知识,普遍、深刻观察各面生活以为将来创作准备,尽可能参加各方面活动……这就是我的路。”“一个作家仅靠了一点原始性的‘天才’与浅薄的一点文学上的基本知识,他底创作生命一定要死灭。他一定学得更多更深,思索得更多更深;生活得更多更深;战斗得更多更深……才有望。”(1943年6月22日日记)

  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个号召很快就得到了落实。一九四三年一开春,“文艺家抗敌协会”的作家们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去深入生活,“文抗”这个机构也撤消了,原来的地址成为“中央组织部招待所”。

  那时,王实味已被定为“托派分子”,还有几个与王实味稍有来往的青年理论干部,也一并被打成“五人反党小集团”,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中的一个大案。萧军因为与王实味并不认识,无法圈进这个“小集团”里去,但仍被扣上了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成为问题人物,哪个单位也不敢接爱,只好仍住在原处,继续写他的小说《第三代》。

  但这里的气氛,使他无法继续写作。

  住在招待所里的,都是从外地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的干部,经这一审,都审出了重大问题,不是内奸、特务,就是反革命。萧军在日记中说:“这招待所几乎成了个‘内奸’世界,这里住了一百五十——二百人,大约百分之七十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的。”这使他感到迷茫、困惑。一方面,这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宣布的案情,他不能不相信,觉得形势很严峻,应该保护这个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另一方面,又有感于问题的复杂性,再次表示不想入党,说:“这还不是我到党内去战斗的时机,还长留于外边,这对于作战更方便些。”(7月20日日记)经过一番观察与思考,他想要换一种方式生活:“我决定到年终要去寻毛泽东谈一明白,我不想再过这种机关生活,同时我也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省得一些党人们在那里枉费心机要领导我,教育我!”(9月13日日记)

  但是,等不到年终,他在招待所就住不下去了。

  因为招待所里住的都是被审查的干部,所以在生活上就比较苛求,比如吃饭,都要自己上食堂吃,不准带回宿舍。而招待所主任夫妇和学委会的委员们,则要小服务员送到山上窑洞里吃,以显示身份的不同。萧军夫妇虽然不是审干对象,但既然萧军是问题人物,当然也要自己上食堂吃饭。萧军倒不计较这些,只是天气渐冷,夫人王德芬怀孕临产,每日三餐从山上窑洞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饭,很不方便,而且结冰地滑,也有危险。十二月初萧军就向招待所负责人蔡主任提出,可否由他把王德芬的一份饭菜带上山去?蔡主任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很不客气地回绝了,说是任何人都不准特殊化!萧军一再说明困难情况,要求照顾,蔡主任仍旧坚持己见,绝不通融。于是萧气愤地反问他们自己为什么特殊化?蔡主任一听,提意见提到自己身上来了,就大发雷霆,竟摆出了官架子来压人:“我是主任,你敢批评我?”萧军向来最不吃这一套,别说是小小的招待所主任,最大的官儿他也不会放在眼里,于是大吵起来。蔡主任恼羞成怒,竟下起逐客令来:“你嫌这不好,可以走!”萧军本来就不想在这里再住下去,马上就回答说:“走就走!”而且立即行动。

  十二月四日一早,萧军收集好简单的行李,领着怀孕的妻子和两岁多的儿子萧鸣,冒着蒙蒙细雨,离开了招待所。他们在边区政府开了介绍信,到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落户,在一位刘大娘的石窑里安了家。这石窑是刘大娘存放粮食用的,半地下室,没有门板,墙上没有抹灰,寒气袭人。萧军每天到山下小河沟里挑水,到十五里外的荒山上砍柴,不久,妻子生产了,他还自己接生,生下的女儿取名为萧耘,以纪念这段时期的农耕生活。

  当地的老乡原以为萧军是个反革命,要不然,一个干部怎么会打发到乡下来劳动呢?但看他带着婆姨、儿子来,又有点不像。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个大作家。他们不知道“作家”是个什么玩意儿,但看到萧军很能吃苦,肯帮助人,还能自己接生,很能干,都对他有好印象。左邻右舍见他们什么吃的也没有,就送来了自种的白菜、土豆、萝卜和自制的豆腐、豆芽。王德芬生了孩子以后,又送来了小枣、小米、红小豆、豇豆。过春节时,还给他们送来了馒头、豆包、年糕、炸焦圈、炸糕饼这些年贷。有一家曾经得到萧军帮助过的老乡,认定他是一个好人,一定要与他结拜为兄弟,并将自己放羊所得的小米,分一半给萧军家。当然,群众本有各色人等,也有卖菜给萧军家时,故意抬高价格的。

  但萧军一家三口吃饭,单靠乡亲接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自己开荒种地,也要等下一个收获季节才有粮食。他必须向公家借粮。区里指示乡长,给他发放三个月救济粮,每人每月以一斗一升六合计,一家三口人,共一石零四升四合。萧军在借到粮食时,曾经产生一种幻想:“回来路上,感到很愉快,粮食问题解决了,明年我可以安心种地了,决心种两年地,积累一些路费离开边区。”(1943年12月29日日记)但以后却再也借不到粮食了,县政府通知他,要对他按照居民的待遇,政府一切不负责任。萧军知道,这是对他一种新的政治压力,要用饥饿来压倒他。但是他是宁死也不肯屈服的。他准备变卖衣物来维持一段时期的生活,并且和妻子商量,“将来一切卖完而后,就‘卖艺’走出边区去……”而且,在困境中,也更加看清了一些人的嘴脸:“这乡上的干部——乡长,指导员等——几乎全是流氓成分,鬼鬼祟祟,全无正气。因此我想到,共产党如果不认真励精图治,训练、筛选、提拔……像样的干部,它负起改造中国的大任是不可能的,将要有新的力量代替它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那是不能谈的。”“吃着老百姓的公粮,而不给老百姓办事——这是可耻的啊!”(1944年2月25日日记)

  正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有一天,对萧军一向态度不好的县委书记王丕年忽然带着胡乔木来访。胡乔木说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他们,问日子过得怎么样?萧军说:“好极啦!我和老乡们交上了朋友,生活没问题,一开春就开荒种地,咱有的是力气。”王丕年与胡乔木对了对眼神,说:“老萧,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村里连个医生都没有,万一孩子生了病,也买不到药,我看,你还是回到城里去吧!”萧军说:“谢谢二位啦,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你们好吗?”

  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他一向按毛泽东的意志行事,对于萧军这样人物的处置、安排,他是不能自作主张的。要萧军回去,显然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共产党还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搞统战工作,萧军毕竟是个知名作家,把他困死在乡下,怕影响不好。但并不直接说出是毛泽东的意思,而且连胡乔木也不开口,只让县委书记来劝说他回城,那是一种政治技巧。其实萧军也懂得其中的含意,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萧军下乡遇到困难之后,原是决心“在这流戍地以滚钉板的精神忍上两年”的,他说:“他们可以饿死我、软禁我……但我的意志却不能屈服,我倒要看一看这政治斗争无情到什么‘无情’的程度。”(1943年12月9日日记)但后来,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他说:“我要改变战略了,要韧性的,和平的,柔软的,忍耐的,不动声色的……战斗!为了我的作品,为了芬和孩子们,必须如此啊!争吵,暴躁全是无益的。”(1944年1月20日日记)

  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萧军本来就有意回延安,当然也就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但他知道,即使回去,将来的艰难险阻一定还多。他在二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就写道:“我知道回去也决不会如何顺利,他们要刁难我,冷落我,甚至用各种方法折磨我……我准备忍受——我必须忍受——从这‘死泥潭’里拔出去,为了我将来的工作,我不能精疲力竭在这里,以至毁灭在这里……”

  萧军一家在乡下住了约四个月,于三月七日离开刘庄,回到延安去。

  四

  萧军回到延安后,被安排到党校三部学习。许多文化界人士都在这里参加整风审干运动,其中有萧军的朋友,也有很多当时围攻过萧军的人。但此时形势已经大不相同,许多先前以革命派自居的人,现在都成为审查对象,问题缠身,挣脱不开。比如丁玲,就因被拘留在南京期间仍与叛徒丈夫冯达同居一事被缠住不放,非常苦恼,不复有当年那种盛气凌人之势。倒是萧军不计前嫌,在舞会上主动邀请她跳舞,使她感动。萧军说:“对于一些过去伤害过我的人,我应该如此的看法:如今他们是犯了罪,站在革命的外面了——虽然他们不承认过去他们是借了党底掩护把我作为‘外面人’来看的——如今他们既然被剥了那身花衣裳——党员外套——在实质上——虽然我还没穿上这件外套——而确是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上来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罪的人——这样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对于一切也就心平气和了……”(1944年3月24日日记)

  但萧军也并不完全相信审干审出来的“问题”,对于他所了解的人和道理上讲不通的事,他还是要站出来辩护,比如,罗烽、白朗夫妇受到污蔑,萧军就据理力争:“回想起在哈尔滨一些朋友、同志……如今死的死了,无消息的无消息,仅仅余下了几个人,他们千辛万苦逃出了敌人各种侮辱和迫害,身上还带着敌人所给予的未好的创疤来到延安,满想把自己最后一滴血加进革命队伍里来……谁想到所得的却是如此的结果……不管他们的理性上如何明白……但在一生的灵魂上究竟是一个可悲痛的负担……至于那说白朗和日本人睡过觉的人,如今退一万步说,即使如此,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把一个于革命有用的丈夫送回革命队伍里来,这行为是伟大的,这和说这类话的人是不能够并列的,前者不独失掉了一个党员资格,也失了为‘人’的资格……”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能公开说出这番话来的,大概舍萧军而外,没有第二个人了。而对于有些受到领导上信任的人,萧军也敢于提出尖锐的意见,如说:“周扬他是一贯以残害同志为作风的,他指过胡风为内奸,冯雪峰为假共产党员,文艺青年柏山为内奸,结果入狱……不知道他如今是否改变了这作风……”

  这时,萧军的政治地位起了微妙的变化。刘白羽、胡乔木先后找他谈入党问题,胡乔木还要他把在乡下的日记给彭真看,以便领导上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考虑了一下,也同意了。彭真是两年前在毛泽东窑洞里认识的,萧军认为他比较直爽,还谈得来。现在他是延安党校副校长,代表校长毛泽东进行具体领导。他与萧军谈得很坦率,说:“你的《八月的乡村》没有问题,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时候你却总不能和党靠拢,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就使我怀疑了。同时又知道你认识一些不好的人,又是从东北来的……也许和日本人有些关系罢?……”后来谈到王实味事件和招待所事件,彭真明确地说:“这是他们不对,把友人造成了敌对形势!”他们又谈到萧军的入党问题。萧军在乡下决定要改变斗争策略时,也曾经考虑到要入党,但总有点犹豫,所以他说:“我是征求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全觉得我在党外好,我也就不入党了——这正中我的下怀……”同时还开玩笑说:“我底入党等于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一样。”在场的人听到全都哈哈大笑。彭真倒很实在,他深知萧军的性格,就说:“党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有时候多数人的决定也不一定就比少数人的意见正确,你能做到绝对服从吗?”萧军不假思索地说:“不能!我不能!我认为对的我会坚持到底!谁要是命令我,我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不能绝对服从,看来我还是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算啦,我还是在党外跟着跑吧!别给党添麻烦!”彭真说:“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吧!”

  党校结业之后,大家都重新分配工作。这时,舒群在鲁艺文学系做系主任,他邀请萧军去任教。经过整风运动以后,周扬的宗派主义暂时有所收敛,所以对萧军也表示欢迎。这样,萧军一家就搬到了鲁艺。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由乡下回延安,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从党校三部搬出,他在党校整整住了一年。

  鲁艺的学员,都知道萧军是鲁迅的学生,他们大部分都读过萧军的书,也有在星期文艺学园做过萧军的学生,所以对萧军都很欢迎。萧军上课很多,有时上下午共上六个钟点,主要讲鲁迅生平和鲁迅作品。而且还兼任一些社会工作,如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委员、鲁艺教育会议的成员等,萧军认为,只要不是虚应故事,不是虎头蛇尾,他都愿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应该说,他在鲁艺的生活还是愉快的。

  他在鲁艺没有工作多久,日本就投降了。萧军在日记中记道:“昨夜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这几乎疯狂了所有的人,各处山头点起了野火,下面锣鼓齐鸣,人声呐喊,火炬挥舞,我对此情景犹如梦中,感情却极度平静,只是感到一种沉重和悲酸!”

  他还预料道:“大约我不久就该离开此地了!”

  萧军的预料没有错。这年十一月,他就随着“鲁艺”人员离开延安,次年八月,被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九月份回到了久别了的东北。但他不愿意做官,不久就辞去了院长之职,在哈尔滨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并出版了《文化报》,以“求真”的精神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正因为面向真实,敢于说话,却受到政治的打击,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罢。于是,《文化报》被迫停办,萧军也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帽子,而且被挤出文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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