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十四卷）

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

　　——兼说“中国科学社”

　　◎ 傅国涌

　　如果说，陈独秀在《新青年》率先打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两面旗帜，那么，在太平洋彼岸一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才是“赛先生”更有力的代表，他们真正为中国引入近代科学的观念，并迈出了推动科学研究的坚实步伐。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在《新青年》公开之前，也是在胡适和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这些留美学生之间展开的。

　　如果说，民主和科学是那个时代追求的中心词，那么《新青年》一群、《科学》一群对于推动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可是“中国科学社”对中国科学和整个文明进程的影响远未受到足够的认识。相比之下，我们对《新青年》一群的了解要多得多，而对《科学》一群则要陌生得多。

　　“中国科学社”存在的几十年，正是中国科学有了长足进步、汇入世界科学行列的几十年。那个阶段，在各个领域有造就的科学家几乎都与这个社团和这个刊物有或深或浅、或先或后的关系，从一九一五年创立时的三十五个社员，到一九四九年发展到三千七百七十六人，共举行了二十六届年会。正是他们将近代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等引入了中国。

　　胡明复、胡刚复、胡敦复三兄弟，和任鸿隽、周仁、秉志、竺可桢等人，就是“科学救国”的典型，他们早年留学美国，热心于办大学、办科学期刊、办科学社，从事科学研究一无私念，至死不悔，特别是胡明复，只活了三十七岁，他身上那种无形的气度却让接触过他的人长久怀抱敬意。今天在“后现代”游戏中长大的人已很难理解一个年轻科学家无私的“科学报国”之志。胡明复长眠在烟霞洞，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中国科学社”的社旗，那是他毕生的事业，也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一

　　一九一九年，“中国科学社”在西湖边举行第四次年会，也是回国后的第一次年会，主要发起人之一、青年数学家胡明复（1891－1927）在大会致辞时盛赞西湖之美，他说：“研究科学的人最爱自然，故在美丽的杭州西湖举行科学年会极为相宜。古代诗人来游西湖，歌咏名篇甚多，科学家虽不同于诗人，然科学年会在科学史上实最重要，未始不可为西湖增色也。”那一刻，当他沉醉于西湖的湖光山色之中，憧憬着他所献身的科学事业时，他决不会想到，他身后将永与西湖为伴，美丽的西湖竟是他的埋骨之所。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他在故乡江苏无锡农村游泳时遇难，只活了三十七岁。噩耗传来，教育界、科学界为之震动，“中国科学社”同人无不感到悲恸，不少人失声痛哭。当年九月四日，“中国科学社”举行第十二次年会期间举行胡明复追悼会，任鸿隽说，胡明复和二百年前去世的牛顿、一百年前去世的法国算学家拉勃拉斯一样都是尽瘁科学、至死不倦的一个人，然而胡明复不幸没有得到前两者那样的成就和寿数，牛顿活了八十五岁，拉勃拉斯也有七十八岁。这一讲话以《悼胡明复》为题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的《科学》第十三卷第六期上，这一期是“胡明复纪念专号”，同时发表胡适、马相伯、严济慈、李俨等人的文章，还有胡明复的遗稿《有周界条件之一次积微分方程式》。

　　杨杏佛在纪念胡明复时如此评价：“中国科学社”种种无名利可图的工作，累了他整整一生，“服务科学社的热心毅力十余年如一日，惟有意料之外的死，才使他中道脱卸仔肩。诸葛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复对科学社，足可当此八个大字。”

　　胡明复英年早凋，除了《科学》杂志，他亲手参与创办的大同大学理数研究会也出版了纪念专册，很多生前友好追忆往事，肯定他短暂而有意义的一生。连刚刚诞生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发出褒扬令：“该故博士胡明复，尽瘁科学，志行卓绝，提倡科学，十年不倦……勒碑礼堂，永留纪念，以示政府提倡科学、爱惜人才之至意。”

　　一九二九年，胡明复去世两年后，“中国科学社”同人在他生前热爱的西湖畔，南高峰下烟霞洞旁为他选择了墓址，这是西湖早年名胜之一，晋代就有僧人在此结庵，六年前胡适曾在这里养病数月。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科学社”为胡明复举行隆重的公葬仪式，灵柩上覆盖着社旗，祭坛设于烟霞洞大厅，杨杏佛、竺可桢、吴有训等社友纷纷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赶来，有七十多人参加了葬礼。蔡元培亲笔题写墓碑：

　　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科学社葬胡明复先生于此

　　蔡元培敬书

　　这块墓碑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有些字已看不到了，还有明显的水泥补丁。

　　杨杏佛撰写的墓铭说：

　　知无涯兮生有涯

　　愿焚身以创造人类之光明

　　世方沉醉于富贵毁誉兮

　　先生独致力于无名

　　力尽兮心安

　　死生成败何足论

　　江流不尽兮山色长青

　　千秋万岁兮永护佳城

　　这首墓铭由赵元任谱曲，当年八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上传唱。

　　二

　　“中国科学社”是怀抱科学救国梦的一批留学生在美国发起成立的，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他们出版的《科学》杂志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期刊，提倡科学、传播新知是他们办刊结社的目的，胡明复是最重要的几个中心人物之一，时在一九一五年。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年正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的年份。他们隔洋相望，遥为呼应，在彼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想到了一块。

　　一九一四年六月十日黄昏，美国康乃尔大学，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周仁、秉志、杨杏佛等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讨论世界走势和中国未来。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出版一种专门向中国介绍科学的杂志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赞同。他们决定组织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暂时采取公司形式，入社须交股金，作为出版杂志的资本，大家公推胡明复、任鸿隽、杨杏佛三人起草招股章程。章程确定《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决定发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任鸿隽、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胡明复，这九个在《科学》月刊“缘起”签名的人就是科学社发起人。

　　《科学》初创主要靠几个发起人撰稿，他们分组合作，常常是任鸿隽、胡明复一组，赵元任和杨杏佛一组。接下来的暑假里，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人就开始为即将创刊的《科学》撰写稿件，仅胡明复一个人就为前三期写了十篇文章，包括创刊号上发表的《万有引力之定律》，第二期发表的《算学于科学上之地位》，以及《近世科学的宇宙观》等，他还负责审稿和编辑工作。据说当时留学生加入科学社非常踊跃，几个月内就有七十多人，股金达到五百美金，稿件已准备了三期，并全部编辑完毕。一九一五年一月，有史以来第一份综合性的中文科学期刊《科学》在美国问世，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袁世凯酝酿称帝时。

　　爱迪生得知《科学》创刊曾感叹“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李约瑟称许这个杂志可与美国Science和英国Natural相提并论，称之为科学期刊的A(Americian)\B(Britain)\C(China)。在未来的很长时期内，《科学》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到一九五一年停刊，共发行了三十五年。

　　因为有人觉得光是发行一个杂志远远不够，提议改组科学社。一九一五年春天，科学社董事会征得多数社员的同意，指定胡明复、任鸿隽、邹秉文三人起草新社章。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他们拟订的社章经表决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不但是传播新知以促进科学的研究，还要发表研究结果以建立学术的威权。”他们选举任鸿隽为社长，赵元任为书记，胡明复为会计，他们三人和秉志、周仁五人组成第一届董事会，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也不完全限于学习自然科学的，任鸿隽邀请心仪的才女陈衡哲加入，她回答自己不是学科学的。任鸿隽说：“没关系，我们需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持。”

　　胡明复是《科学》和“中国科学社”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科学》初期的编辑、主要撰稿人，也是“勤劳独著”的经理人之一，历任董事、会计、理事等职。“中国科学社”创立之初，在组织上，他发表的意见很多，最能得到同人的赞许。几个年轻人自创科学社团，毫无经验可循，全靠自己摸索。直到一九一六年在美国开第一次年会，社长任鸿隽查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才发现竟有许多不约而同的地方，大家引以欣慰，嘉许道“由此也可以知道明复的见解和识力了”。他对科学社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他理财的本领，从一九一四年筹款招股准备出版《科学》起，他就被推为会计，到一九一五年“中国科学社”成立，一九一八年迁到国内，直到一九二五年由过探先接替。科学社经费时常发生困难，幸亏他善于理财，十多年如一日，才使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能正常运转。“他既是算学家，用钱又非常的谨慎，所以科学社虽自成立以来，同别的学社一样，常常闹经费困难。但从没有受过窘迫，使其事业受一点停顿或间断的影响。”任鸿隽说自己曾留心过，算学家是不作兴算错账的，但是明复若有算错的时候，那吃亏的一定是别人，不是科学社。所以他常常笑说：“明复是一个理想的会计。”

　　“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分散全国各地，胡明复在上海坚守阵地，长达十年，主持《科学》的编务和科学社的社务。他认为，他们这一代生长在科学落后、苦难深重的中国，为使中国真正摆脱这种状态，需要许多人做奠基性的工作。所以，他经常说：“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为了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和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他曾和任鸿隽等社友四处奔走筹款，可惜他生前未能看到这两个机构的成立。

　　一九二六年，长期苦于经费匮乏的“中国科学社”得到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的一笔捐款，蔡元培称誉其“富有远见”。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又拨了四十万国库券。从此，它才有了一点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并利用这些财政援助，迅速扩大了活动范围，包括定期出版科学专题论文集和期刊，从事科学教育的改革和科学名词的标准化，参加国际性的科学会议，经常主办各种科学专题的公开讲座，以及筹建科学图书馆、生物研究所等。一九三六年三月，身为国立科学最高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发表《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一文中，对“这个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最著名的私人学社”——“中国科学社”作了很高评价：“这个学社从它创建的那天起，就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费困难。它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完全在于它的创建者对事业的坚定信心和高尚的献身精神。”

　　此时，胡明复墓木已拱，他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但他为科学社的创立、发展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同人们始终铭记在心。一九二九年，科学社建立起一个稍微像样的科学图书馆（1931年落成开放），就取名“明复图书馆”，以纪念这位创始社友。

　　三

　　今天知道胡明复的人越来越少了，胡适在《追想胡明复》一文中说，一九一○年七月，他到北京参加留美官费考试。发榜那天，他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他拿了车上的灯，借着微弱的灯光，怀着不安的心情，从榜尾倒着往上看完一张榜，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很失望。看到头，才知道那只是一张“备取”的榜。他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还是倒着往上看。终于看到了，可仔细一看，却是“胡达”。再往上看，相隔很近，便是“胡适”。他终于抽了一口气，在回去的车上，他心里还在想：“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后来他们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成了同学，中国同学见了他俩的姓名，都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他们毫无亲属关系。胡适说：“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

　　一九一○年秋天，胡明复进入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和赵元任同班，两人对数学、物理和哲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成绩在全校也是最好的。一九一二年，胡适从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和他们同班。一九一三年，他们三人同时被推举为负有盛名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第二年毕业前夕，胡明复与赵元任又被推举为美国荣誉科学会会员。在一九一四年的康乃尔大学，正是中国学生大出风头时，在四十多个中国学生中，竟有四五个同时被选为荣誉学会的会员，这已经很难得了，更难得的是其中有两人同时被举为两个荣誉学会的会员。“尤其稀奇的，是明复自来不会说话，少于交际，由此我们晓得这位先生是一个闭户自精的学者了。”胡适记得，当初在远渡重洋的轮船上，漫长而寂寞的旅途中，那个让他差点空欢喜一场的胡明复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人讨论算学，不玩牌。

　　当年秋天，胡明复获得康乃尔大学文理学士学位，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数学，师从美国著名数学家、曾任美国数学学会主席的M·博歇教授，以及W·F·奥斯古德教授。他对数学分析尤其是微分和积分方程情有独钟，一九一七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积分—微分方程》，受到美国数学界的肯定和赞赏，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以数学为主课、以数学论文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在他之后，1919年姜立夫也以数学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他的妹夫。）他那篇长达四十多页的论文全文发表在《美国数学会会刊》一九一八年十月号，这是中国学人在国外发表的第一篇现代数学论文。

　　一九一七年底，胡明复回到上海，从此十年没有离开。以他的学问、名望，完全可以到名牌大学去担任重要职务，北大曾再三邀请他。但是强烈的责任心使他不愿离开，一是对科学社的责任，一是对大同学院（后改名大同大学）的责任。科学社从美国搬到上海，一切都是艰难困苦，《科学》杂志的印刷校阅，自他回国起，十年都是他一个人义务担任，真正做到了十年如一日。当年在美国，这批有理想的青年除了组织科学社，曾立志将来回国办一个理想的大学，他们还成立过团体，制定了简单的计划，胡明复就是其中一分子。为了办学的事他曾给赵元任写过一封几十页的英文长信，其中有详细的规划。回国后，他想把大同学院作为他理想大学的根基，而多数人主张炉灶重起、另办一个全新的。但他始终对大同学院怀有特别的希望，“这样，一个科学社，一个大同学院，竟把明复钉住在上海整整的十年。”一九三五年，在回顾“中国科学社”二十年时，任鸿隽说，“胡明复君以天才绝学，以科学事业故，宁固守沪上，效死而勿去。”

　　对大同大学，他有满腔的热忱，想把这所小小的大学办成理想的大学。在科学报国梦之外，他内心还有一个教育报国梦，这两个梦常常交织在一起。他在大同大学创办并主持数学系，担任数学教授，用生动、易懂的语言讲述深奥的概念和很难理解的问题。他在教学上也有独到之处，认为学生光读书本不行，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一九一八年，在他倡议下成立“大同大学数理研究会”，积极指导学生办好自己的学术团体，经常在研究会演讲，介绍科学方法和思想。

　　大同大学的主持人是他哥哥胡敦复，因其为校募资，他四处奔走，在上海的时间很少，学校的日常事务几乎都交给了胡明复。为了有更多时间、精力处理科学社和大同大学的事务，他从家中搬出来住。大同大学的事除了教学、人事方面的，还有基建，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有一处校舍就是他亲自绘图设计的，并经常亲临现场监工，处理各种问题。由于大同大学的经费十分拮据，有时连正常的教学都维持不了，他将自己的积蓄几乎都垫出来了，十年间累计达两万多元。

　　一九一八年七月，“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成立，科学社委托胡明复、姜立夫负责拟定数学（算学）名词，他不仅提出确定数学名词的标准等建议，并与姜立夫、胡敦复等数学家一起审定了初等几何学、平面三角、解析几何、射影几何、代数、函数论等数学分支的名词。一九三八年出版的《算学名词汇编》序言说：“本篇既脱稿，以胡君明复、姜君立夫对于算学名词夙著精勤，惜胡君早逝，未获观成。”姜立夫、江泽涵等数学家曾多次提到胡明复在数学名词方面的贡献，对他赞誉有加。一九二四年，胡明复应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王云五之聘，兼任商务的数学函授社主任，他联络上海、南京一批数学教师，与商务几位编辑一起编写了一批普及性的数学书籍，为中国数学传播做了许多可贵的基础性工作。他还编写了微积分、高等分析方面的教材，翻译过《科学大纲》等科学书籍。

　　任鸿隽眼中的胡明复——“他有沉潜精细的美德，但精神上仍然是极活泼。他辩论事理，极有独到的见解，但同时又能服从他人的意见。因为这样，所以认识的朋友都爱敬他。”胡明复之死对科学界、对科学社都是一大损失，凭他在算学上的造就，如果坚持下去，一定是有贡献的，可惜回国后教书和其他事情把他研究算学的时间占用了。任鸿隽除了为学术惜，更是为社会惜：“我们晓得在现在的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如明复这样的人，多有几个，不但社会的事业有了希望，还可以潜移默化，收一点移风易俗的效果，也未可知。”然而天不假人，他竟因游泳意外死了。

　　任鸿隽的惋惜放在今天，也让人深有同感，这个民族缺少的正是胡明复这样“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在美国留学的时光，胡明复和许多留学生一样，不仅怀抱科学报国的梦想，而且热切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没有把眼光局限于狭隘的专业。早在一九一二年，他在康乃尔大学，就和胡适等人组织了“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对租税制度做过研究。胡适曾回忆道：

　　明复学的是数学物理，但他颇注意于他所专习的科学以外的事情。我住在世界会，常见明复到会里来看杂志；别的科学学生很少来的。

　　有一件事可以作证。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里，明复和我发起一个政治研究会。那时在革命之后，大家都注意政治问题，故有这个会的组织。第一次组织会在我的房间里开会，会员共十人，议决：一、每两星期开会一次。二、每会讨论一个问题，由会员二人轮次预备论文宣读。论文完后，由会员讨论。三、每会由会员一人轮当主席。四、会期在星期六下午二时。

　　第一次论会的论题为“美国议会”，由过探先与我担任。第二次论题为，“租税制度”，由胡明复与尤怀皋担任。我的日记有这一条：十二月念一日，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第二次会，论“租税”。胡明复、尤怀皋二君任讲演，甚有兴味。二君所预备演稿俱极精详，费时当不少，其热心可佩也。

　　胡适还记得，当年自己正热衷于写白话诗，经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问题。忽然有一天收到了胡明复从哈佛寄给他的两首白话打油诗。

　　第一首是：

　　纽约城里，

　　有个胡适，

　　白话连篇，

　　成啥样式！

　　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做就是三小时！

　　开心的胡适也回敬他一首“宝塔诗”。当胡适一九二八年提笔追忆往事时，早已物是人非，他禁不住感叹：“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不但胡适，“中国科学社”的同人更忘不了在烟霞洞与青山为伴的胡明复，他们经常想起当年筚路蓝缕、参与开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这位老社友。这一点，从竺可桢日记即不难看出。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科学社”在杭州青年会举行社友会，有二十二人参加。会后，竺可桢、胡敦复、胡刚复等十六人分乘四辆车到四眼井，徒步到烟霞洞为胡明复扫墓，并合影留念。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竺可桢带着家人和胡昭复来到烟霞洞，想起了许多往事：“至民国十八年，中国科学社公葬胡明复于此，时杏佛在世，余亦来此参与葬事。至民廿五、六年，尚偕刚复来此。”一个九岁左右的小女孩领他们到屋后的胡明复墓前，“初尚有阶梯可寻，继则荒烟蔓草堵塞途径。由女孩之指导，始得至其墓。墓系民国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立，碑系蔡先生笔。碑字虽剥落，犹可辨认。墓郭水门汀亦完好。……明复墓上有屋三楹，窗板均拿下放寺中，以防偷窃云。”同年八月三十一日，竺可桢在上海《科学时代》社致辞时，又一次想起胡明复，讲到科学社创办时的困难，“胡明复先生如何一人苦干，虽中途崩殂，卒能维持至今日”。

　　四

　　胡明复兄弟姐妹有九人，多有成就。一九○七年，他哥哥敦复、姐姐彬复先到美国留学，一九○九年、一九一○年，他和弟弟刚复通过庚子赔款留美生，前往美国留学。

　　胡刚复（1892-1966）进入哈佛大学那年只有十七岁，第三年开始专攻物理学，一九一三年获理学士学位，再入哈佛研究院，一九一五年获硕士学位，一九一八年获博士学位。其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他曾和导师杜安教授一起提取放射性镭，研究其在医学上的应用，并在波士顿的亨廷顿肿瘤医院工作。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他专心致力于X射线的实验数据的测定，他的博士论文《X射线的研究》及其补充论文，曾在《物理评论》一九一八年六月号上发表。他是中国第一个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做了广泛而重要的工作，享有国际声誉。

　　一九一八年夏天，胡刚复怀着科学救国梦，谢绝导师的恳切挽留，束装回国。一九二○年六月出版的《哈佛大学一九一三级级友会秘书第三次报告书》曾发表他的一封信：

　　一九一八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暂告完成。我之所以说的暂告完成，是指科学没有止境。当时正值欧战方酣，我深感循实业科研路线报效祖国之责任。而我师杜安教授也希望我留校帮助他从事物理实验工作。但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愉快逗留过八年多的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担任教师一职了。我国十分贫困，物资缺乏，生产落后，急需振兴实业，由于经费和物资短缺，致使教育事业也难以有效推动。我未曾学过工程，对此一无所知，如今不免后悔。今后我的一生将面临艰苦的斗争了。

　　当二十六岁的胡刚复回国之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有物理系，也没有物理实验室，普通物理课只是老师宣读英文讲义，学生照本背诵，物理教学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从此，他致力于物理教学，尤其重视实验室的建设。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他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即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物理系教授，一九二五年任东南大学物理系主任，一九二七年筹建第四中山大学（以后叫中央大学），任理学院院长。同时，他多年兼任私立上海大同大学理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还担任过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

　　他不辞劳苦，长年奔波于上海、南京等地，在国内首开近代物理课，引入最新的物理知识，是“电位”、“熵”等物理名词的最早定名者。他亲手在南京高师、大同大学等多所大学筹办物理系，设立物理实验室。一九二八年，他协助蔡元培创办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一九三六年，他应哈佛老同学竺可桢的邀请，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做过文理学院、理学院院长，成为竺可桢的得力助手。他们同在哈佛求学，都参加了“中国科学社”，胡回国与华昭复结婚时，男女傧相就是竺可桢与女友张侠魂。

　　作为开创中国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宗师，胡刚复桃李满天下，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钱临照、何增禄、吴健雄、程开甲、胡济民等都是他的门生。他还自解私囊资助严济慈出国深造。

　　他的讲课很有特色，有时，他会详细讲述一个基本物理概念或理论产生的历史线索、科学大师的创造思路。他重视实验课，要求学生自行设计、制作或校检、修理仪器部件，使学生手脑并用，将课堂理论和实验结合起来，严格禁止学生伪造实验数据，处处训练学生，使他们具备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养。

　　他在浙大的十几年中，每个学期学生选课就是他特别忙的时候，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和理学院每个学生谈话，查阅他们前几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了解其志趣、特长、优缺点和选修此课的原因，并对选课和学习方法进行具体指导。浙大各系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必修课不多，学生可自由选修其他课程。他常常鼓励化学系学生选物理系课程，物理系学生选修数学系的课程，爱好实验的选修化学系、生物系或工学院的无线电等课，确定最佳的选课方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大成立迁校的“常务委员会”，由胡刚复分工负责研究、设计路线，勘察落脚地。每次迁校前，他都要独自或陪同竺可桢实地勘察、探路，向校务会议提出周密方案。浙大七次搬迁，历经五省，每到一地，都继续上课，创造了一个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中就有他的苦心焦虑在内。每次设计西迁路线，他总是尽量安排多走水路，并尽量保护仪器图书。

　　谈家桢回忆：“有些人对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居，和对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他爱护学生，每当学生遭到迫害，他总是和竺可桢校长一起设法保护或保释。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他得到国民党当局要对助教解俊民下手的消息，几次劝说解离校，并为其在重庆找好工作。

　　一九四九年他拒绝了国民党当局送来的飞台机票，后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任教。一九六六年病逝之前，他曾专程来杭州，目的是去胡明复墓上看看。

　　五

　　胡刚复在“中国科学社”的贡献之一是参与创建图书馆，任鸿隽曾说过“一入国门，除随身所带的几本书以外，无书可以参考”。一九一九年，“中国科学社”就在南京设立图书馆，推他主持。以后，科学社图书馆收藏的国外科技书刊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几所著名大学，藏书达到二十多万册。

　　胡氏三兄弟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一九二二年，“中国科学社”修改社章，将原来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另组一个董事会，在江苏南通举行的第七次年会上通过。选出第一任董事九人，包括蔡元培、马良、张謇、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胡敦复；理事十一人，包括竺可桢、胡明复、任鸿隽、丁文江、杨杏佛、赵元任、秉志、胡刚复等人。胡氏三兄弟两个理事、一个董事。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回忆，科学社的基金管理，向来由董事会的基金监察员蔡元培、范源濂、胡敦复三人担任保管和经理任务（以后添加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

　　胡敦复（1886-1978）是胡家长兄，他的主要贡献是创办私立大同大学，和编写大、中学数学教材这几个方面。早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公学求学，深得蔡元培、马相伯的赏识。一九○七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各学校挑选十五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是留美幼童之后我国首次公派的留美学生，他与大妹胡彬夏都被选中。当年九月，他进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数学，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修满规定的学分，于一九○九年毕业，正好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他被招回国内，参加留美学生选派工作。一九○九、一九一○、一九一一年三批他经手录取的学生共一百八十人，其中包括梅贻琦、秉志、胡适、赵元任、竺可桢以及他两个弟弟等，许多人成了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一九一一年四月，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他被任命为首任教务长。同年夏天，他与朱香晚、吴在渊等十一位清华同事成立“立达学社”，以共同研究学术、兴办学校为宗旨，他被推为社长。不久，他因为主张清华学生多读理工科课程，与美籍教员主张多念英文、美国文学、美国史地的意见发生分歧，上诉到外交部，因美国公使出面干涉，他愤然辞职，南下上海。十月，“立达学社”社友集体辞职，南下与他相聚，他们计划由“立达学社”出面办一所属于中国人的大学，不受外国人干涉，学术上独立，定名为“大同”。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日，大同学院（1922年改名为大同大学）在上海诞生，他被推为校长，这一天是他二十六岁生日，开办费是他们自己的二百二十八元捐款，租了几间民房做教室，开设了预科和普通科，首期招收的学生不过百人。他们相约在大同教书和办公，不取分文报酬，生计靠他们在外面兼课维持，而且自愿将所得报酬的百分之二十捐给大同，以补贴各种经费开支。一年之后，大同学院依靠学费和社员捐薪自建了校舍，并扩大预科，增设英文、数理专修两科及大学文、理、商科，开始向完全大学发展。胡敦复的主要精力放在募集资金上，校务一度仰仗弟弟胡明复主持，胡刚复也出力不少。

　　到一九四八年，大同大学部学生人数达二千七百人，中学部学生二千五百人，是创校时学生人数的五十倍。一九四九年，胡敦复离开大陆（后受聘为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在西雅图逝世），大同大学在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中被肢解，各院系分别划归复旦、交大、同济、财大等，大同中学幸存下来。

　　胡敦复不仅被人视为“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他还致力于推动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教科书的建设，他上的微积分课也深受学生喜欢，学生汪道涵回忆说，他学识丰富，讲课清晰。他与夫人华桂馨（早期留美生）最早合编了初中算术教科书，之后与人合编了《算术》一册（1922年）、《几何》二册（1923年）、高中《几何学》一册（192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与人合编的《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他与人合译的《积分方程式之导引》，作为“大学丛书”之一。此外，他独立编写了《新中学几何学》等，对于我国早期的大学、中学的数学教材建设都有开拓意义。一九一八年，“中国科学社”等科学团体发起科学名词审查会，他作为特邀专家，参加数学名词的审定。一九三二年，国立编译馆创立，他被教育部聘为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五年，他主持了数学名词的最后审定工作。同年，他与熊庆来等发起成立中国数学会，当选为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主席。抗战时期，他仍在上海坚持出版《数学杂志》、《中国数学会学报》，想方设法开展数学会的活动。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说：“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智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善与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也是包括胡氏三兄弟在内科学社社友的共同见解。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申报》发表部分“中国科学社”社员关于美国退还赔款用途的意见书，他们认为这些款项应用于学术上最根本最重要的事业，使教育文化能有永久独立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研究，我国最缺乏的就是科学研究。胡氏三兄弟、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等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