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九卷）

《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

　　◎ 王得后

　　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不可的。因为鲁迅一生致力于翻译，直到逝世前一天，突发重病，在病床上问许广平当天日报消息，听说有《译文》广告，他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要过报纸、眼镜，“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鲁迅一生翻译的作品约三百万字，超过他母语写作文字包括书信和日记在内的总和；尤其他懂的外文及其翻译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想，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鲁迅。

　　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人也是不可不读《鲁迅译文全集》的。因为鲁迅极其重视翻译，他驳斥“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轻薄言论，平等看待创作与翻译，“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为翻译辩护”，两论“重译”，主张“非有复译不可”的；提出了“拿来主义”，提出了“直译”的翻译理论。

　　性喜挑剔排斥鲁迅的人，最好也翻翻《鲁迅译文全集》，这样可以使自己多少“言之有物”，“持之有故”，比较可读，或有所可兹借鉴的东西，不至于沦为“轻薄为文哂未休”。

　　自然，追求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对鲁迅作出心仪的标准答案的人，更加不能不熟读《鲁迅译文全集》。

　　鲁迅的翻译如此重要，却长期受到严重的轻视与指摘。鲁迅逝世以后，在抗战烽火中，在“孤岛”的上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和诸多贤哲冒险出版了二十卷《鲁迅全集》，其中收录了创作、古籍研究著作和翻译，在总体上反映了“全集”之“全”；也创建了符合鲁迅文学工作全貌的框架，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全面的资料。可惜这样的好开端没有得到继承，更未能加以完善。

　　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鲁迅全集》，随后出版了十卷本《鲁迅译文集》。鲁迅的古籍研究阙如。一九八一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修订再版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含一卷索引）。新世纪之初，启动小修小补《鲁迅全集》的工作，于二○○五年出版了十八卷本《鲁迅全集》（含一卷索引）。在启动重修《鲁迅全集》的“咨询”会上，有人建议，也是呼吁，重新编辑出版《鲁迅译文全集》，至今杳如黄鹤。而鲁迅博物馆拜改革开放之赐，既开放鲁迅著译编辑，也开放鲁迅著作出版的良机，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这套《鲁迅译文全集》。它至少有三大意义。

　　它的第一大意义，是弥补了半个世纪空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译文集》的断档，使改革开放以来的鲁迅研究者，极其难以读到鲁迅的译文，购买更有如九天揽月。特别是近几年来，年轻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注意到研究鲁迅翻译。国内我见到的已经有两种专门研究鲁迅翻译的专著了。尤其令我惊喜的是，台湾清华大学施淑教授和吕正惠教授指导彭明伟博士写了《五四时期周氏兄弟的翻译文学之研究》的博士论文，不仅成就可观，更有动人的缘起。彭明伟博士在开篇的《一段感性的开场》，记述到山西旅游，在大同火车站前一书店买到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的事情。他写道：“当时还想到塞外欣赏草原风光，从大同‘出关’到内蒙只要一段不远的路程，但有谁会抱着一套《鲁迅全集》去探访成吉思汗和王昭君的墓冢呢？想了想于是便作罢了。在这么一个偏僻而陌生的城市买到这么一套陌生的全集，让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到万分幸运，为了分享自己的喜悦，我忍不住四处向亲朋好友炫耀吹嘘。”这样，成就了他对博士论文的写作。这样，诞生了一个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鲁迅兄弟加深两岸兄弟情谊的故事。我相信，这套《鲁迅译文全集》的出版，一定会有力推动鲁迅研究的。

　　第二大意义，是纠正了半个世纪来鲁迅译著出版指导思想的错误，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精神，昭示了鲁迅译著编辑出版方面思想解放的成果。整整五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鲁迅译文集》中，有一个重要的《出版说明》，它说“新收入现在收集到的，以前未经结集的全部译文”，却又以“二十卷集《鲁迅全集》原有的《药用植物》一种，因系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书，所以本版没有收入。”鲁迅有言：“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重视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知识与精神当作人性的两翼之一，不可或缺，正是鲁迅思想的特质。不收，对于鲁迅研究是不利的。更有甚者，是扣发和挖掉鲁迅的译文。还要在《出版说明》中大加指摘，说道：“这些译文，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已经失去了译者介绍它们时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或者甚至变成为有害的东西了。如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鹤见佑辅的随笔，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以及收入《文艺政策》一书中的某些发言记录等；我们只把它们作为一种供给研究者参考的资料，收编入这部译文集中，不另单独出版。”要说仅供参考，什么书籍，什么资料不是仅供参考呢？尤其是历史上存在的书籍。至于有没有作用和意义，是有害的或无害的，有益的或无益的，历史再一次证明，这是辩证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的。鲁迅说“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说他自己的作品“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令人悲痛的是，鲁迅译著远未到“消亡”的时代。《鲁迅译文全集》从这种《出版说明》的指导思想中解放出来，是很可贵的。

　　第三大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鲁迅的译文，现在有三种版本。一是一九三八年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中的译文版本。二是一九五八年的《鲁迅译文集》。三是现在的新版本。这的确是新的。它的新，一，体现在重新收入《药用植物》。二，体现在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译文集》扣发的托洛茨基作《亚历山大·勃洛克》编入。三，它作了进一步校勘。不但改正了许多误植，有的更是补上漏排的句子，如：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第一章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文艺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章鲁迅生前未发表，手稿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第一章，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第十卷第二六六页：“诚然，‘倘使当作如此’，则创造底想象将失其去路，这事是应该同意的。Chernyshevski却决没有将艺术来和科学‘同视’。”而原刊《文艺研究》第一三八页Chernyshevski前还有整整一句：“但是，这‘倘使当作如此’，是Skabichevski凭自己想出来的。”又，在根据手稿刊发第二章的时候，整理颇不细心，出现多种错误，如当时鲁迅翻译中特意区分“的”“底”“地”，整理者却多处将“底”随手改为“的”；多处将“的”丢掉。这种种方面，显示出《鲁迅译文全集》的版本价值。无疑是很重要的。

　　看到《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有如至友自天边来，那快慰无以言喻也。好几天，翻阅它，摩挲它，挑剔它。是的，我看到我以为的瑕疵。我还是信服鲁迅，他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鲁迅的译文是这样，编辑，注释，也是这样的。但是，至友终于来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 ■

　　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

　　一九二○年三四月间，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准备在《星期评论》刊载。但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该刊便停刊了。恰在这时，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上海不久，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当时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内部也叫共产党（即后来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是书记。研究会想出版陈望道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又苦于无经费。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并商谈中国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知道后非常重视，便资助研究会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十二号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不久，《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这里问世了，时间是一九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