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非子
每到干部换届,总会想起有关龚育之先生的一则小故事,那是中共中央党校现任副校长李君如去年夏天在原副校长龚育之追思会上讲述的——
十六大前夕,龚育之给李君如打了一个电话,要李君如代他找一找教育部领导,请教育部不要提拔他的儿子,还是让他留在大学做学问。李君如“感到很为难,说这要影响你儿子前途的呀”,龚育之“温和地说,当大学老师是很好的前途呀”。
两任副校长在电话那一刻,显然对于前途与仕途的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而李君如肯定是深受教育了,不然他也不会当众讲述这个故事。
前途,曾经一度被“钱途”取代,现如今又大有与仕途画等号的趋向。我仿佛(其实十分真切地)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拥向一条喧哗而逼仄的路——通过竞聘(或者诸如此类最终由上级领导拍板的“程序”)踏上仕途,或者继续走在仕途上……国人惯于“一窝蜂”而“一窝疯”,摩肩接踵挤在一条道上,怎么看都是可怕的。
人,是有差别的;路,自然也不止一条。但认定了自己的前途在于仕途而全力以赴的人,却也是该令人钦佩的。即便是纯粹受个人利益驱动钻营仕途的人,他们和那些确有公仆良知、管理者才能的仕途中人、那些在良知驱使下一心要借助仕途施展自己的才能报效社会的人一样,都具有飞蛾扑火的勇气——有人说仕途总是越走越窄,越是高位,空气越是稀薄,这实在是对权力金字塔非常形象的描述。
英哲培根对“高位”更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国家底仆役;名声底仆役;事业底仆役。所以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既没有个人底自由,也没有行动底自由,也没有时间底自由。”培根接着说:“要寻求权力而失掉自由,或寻求凌驾他人的权力而失却统治自己的权力,这一种欲望是一种可异的欲望。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却要吃许多苦以换取更大的痛苦;要升到高位上,其经过有时是卑污的;然而人们却借着卑污的手段达到尊严的地位……无疑地,居高位的人们对自我是陌生人,并且在事务匆忙之中,他们是没有时间来照管自己底身体或精神上的健康的。”(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论高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可怜的人啊!
蒙田说:“世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但我还是看见越来越多的人拥向那条喧哗而逼仄的“自我陌生化”之路。对此,或许只有两种解释:世上可走的路已然不多;或者,如今的仕途已不再是培根的“仆役”之路,而根本就是一条通向“一把手说了算”的“自由”之路。
“一窝蜂”而“一窝疯”,摩肩接踵挤在一条道上,怎么看都是可怕的。
——不看也罢!?
一不退二不休
在龚育之先生追思会上,李君如讲了两个令他“永志难忘”的小故事,一个故事是龚育之托他“走后门”,跟教育部打招呼不要提拔他的儿子做官,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一九九一年秋龚育之被免去中宣部副部长之后。
李君如回忆说,当我们在上海听到龚育之被免职这一消息时,“大家议论纷纷。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在马鞍山召开研讨会时,我见到了龚育之同志。晚饭后,我们在长江边散步。当我向他表达上海朋友对他的关切时,他平和地对我说:‘多年来我都主张实行干部退休制。请代我向上海同志转达我的感谢,希望大家对这件事不要再议论了。’当时,我的心头油然而生一种无言名状的敬意。毛主席说,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什么叫‘高尚’、‘纯粹’?这就是‘高尚’,这就是‘纯粹’。”
到龄退休,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却引得“大家议论纷纷”,似乎高级干部超龄工作和普通百姓提前退休一样,是极寻常的事,反之则不正常了。因此,李君如在龚育之这件寻常事上看到了“高尚”和“纯粹”,感而慨之地说——
同志们,这两个故事虽小,但体现的思想境界和思想修养之崇高,我们许多人是达不到的呀!这也是今天这个年代我们党竭力倡导、人民群众竭诚期盼的呀!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公开批评“我们许多人”,可见如今官场“进退”问题之严重:进,蜂拥而上,甚或“拖家带口”(乃至捎带“二奶”);退,更是“拖泥带水”,实在“拖”不下去也力求“退而不休”,这真可谓“一不退二不休”了。
其实,早在“离休”发明之初,“退”便成了问题。“离休”二字不仅标识了与“退休”截然不同的“级别”和“待遇”,而且巧妙地避开了一个“退”字。客观地说,将“退”字用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干部身上也的确不太妥当;但如此一来,原本自然而然、人人都将面临的“退”却变得复杂起来了。有意思的是,如今一些干部真的离退休之后,自我表述时倒更愿意用“退下来”这三个字,而不轻言一个“休”字……
到龄之后力避一个“退”字,“退下来”之后又不轻言一个“休”字——“一不退二不休”,从根本上说这是对“退下来”“万事皆休”的绝对惧怕,是对死亡的绝对惧怕。
但死亡无人能免,这是绝对的。而“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奥地利作家伯恩哈德先生曾如是说。
你能说伯恩哈德先生比李君如所说的“我们许多人”更有境界、更有修养?
——我想,伯恩哈德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说:“这样的比较实在太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