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九卷）

父亲眼中的父亲

　　◎ 吴 正

　　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我香港半山的寓所。已是晚秋季了，但位于亚热带的香港的气候依旧十分温润、潮湿。从我家宽阔的落地大玻璃窗望出去，能望见满目葱翠起伏的山峦以及逆光中的维多利亚港湾，湛蓝的海水反射着夕阳的余晖，交响出一片神奇的璀璨。

　　一天紧张工作后的我回到家中，感觉疲乏不堪，但心绪仍处在一种忐忑不安的情状之中。我更衣换鞋，正准备去淋一个热水浴，先振奋一下情绪再说，就见母亲从里屋走了出来。她说：“你爸让你到他房中去一下。”我的心跳一下就顿住了，我说：“爸爸他，好吗？”

　　这两年，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年轻时候就患上的哮喘病逐渐演变成了令他致命的顽疾——肺气肿、肺心病。近月以来更是急性肺炎发作而不得不做了气管的切口手术。我走进父亲的房里，见他正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双目微合。医生刚离开不久，被换下来的带脓血的纱布还在父亲床头柜上的腰圆型的外科瓷盘中堆放着，等待清理。在他的床边，纤细的吊滴架，高耸的氧气罐，以及精密的心跳测量仪预示着一个垂危病者的最后时日。我坐到了我父亲床沿边上去，静静地望着他那苍白的面容。想到在不久将来的某一日的某一刻将会发生的那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我心痛如刀割。

　　父亲慢慢地睁开眼睛，他虚弱地望定了我一会，便将一只手从被窝中伸了出来。他打算说话，但他做不成。他刚一动声，“咝咝”的血痰马上就从他那喉头的创口中涌了出来，从而让他的话音化成了一缕气若游丝的嘘声，消失在了他那苍白的嘴唇上。我急忙握住了他的手，我说：“别说话了，爸，别说了！”我将耳朵凑到了他的唇边，“您可以轻轻对我说，我能听清楚。”但他並不说什么。他复将手伸进了枕头底下，只见他那颤颤巍巍的手掏呀掏地掏出了一册发黄的字帖来。于是，“咝咝”声再度出现，但这一次，在“咝咝”的间歇声中，我听明白父亲在说些什么了。他说：“你一定要将它保……保存好。它是我们的传……传家宝，是我们祖上的光……光荣哪！……”

　　我认得这本字帖。这是一种书写在粗黄毛边纸上的练字帖，它是我祖父的遗墨。说是练字帖，其实它也是另一类书法作品。这与作曲家老喜欢将自己的某一篇正规的音乐作品冠名以“练习曲”的道理是一致的。

　　祖父吴增毓（字颂义）出生于苏南的一个官宦世家，而他自己也是生活在清末民初时代的一位书法大家。祖父的族谱上（当然也是我与我父亲的族谱啦）出现过为数不少的一批进士与举人。其兄吴增甲即为晚清进士，兼以书画大家名垂青史。其父，即我的高祖吴穆清亦为举人，官至江苏省教谕（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等。而其长兄吴汀鹭亦于早年中举，其后更成了苏南地区的一位建树颇巨的实业家。他非但学识渊博，且极具开拓之视野。他开风气之先，带领整个苏南地区率先进入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如今，在江阴闹市区保存完好的吴汀鹭故居便生动地见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唯我祖父是个甘居平淡享受自我的隐士。他很可能在其父兄辈的眼中是一个不思上进安于现状，又缺乏与时俱进精神的庸碌之人。没考功名这是因为到了祖父可以攻考的年纪，科举制度已经废除。然而，也就是在那同时，所谓的新生活新文化新思维的潮流也开端了它们在中国的进程。但祖父却将之拒于千里之外。他靠了祖上的庇荫，依仗了几十亩的江南良田和一幢三进深的粉墙黛瓦的住宅，一生都没干过什么“正经事”。然而，他却与笔墨砚纸打了一世的交道。在江阴城东门外的一个叫七房庄的地方，他堂前一汪荷塘，房后一片竹林，朔冬生一缸炭火，酷暑打一把蒲扇地生活在了五千年中国礼教时代的尾章尾段的尾句中，我行我素，怡然自得。

　　孰不知，正因为了如此缘故，祖父为世人留下了一批精美绝伦的章草书法。褪火功利，不与世俗。这与曹雪芹举家喝粥，伏案苦耕几十年而为世人留下一部《红楼梦》虽有程度上的差别，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最瑰丽的艺术珍品往往都不是在艺术家于世之时被认识和认同的。它们恒久而弥新的光彩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的冲刷过程的。

　　说起祖父的书法，又会叫人联想到他的医术。因为除了书法家外，他还是个远近几十里地都闻名的中医名家。不过，根据我现在的猜想，他应该是个无师自通的中医师才对。理据是：中国文化的脉络原都是互通互连，相生相克的。单凭他一生对礼乐道儒的苦读与钻研，中华医术上的那点气脉贯通阴阳调和的理论，就是靠悟，也都能悟出个名堂来了。唯祖父有一怪癖：他替人行医看病是从不收钱的，遇上穷困之家，他甚至还甘愿自掏腰包为人抓药治病。且愈是疑难杂症，他愈愿前往。深更半夜地，他让家用的那位帮工行在前边，挑一盏“吴府”的大红灯笼，桥埂田洼地一路赶去，绝无怨言。然而，假如遇上谁家有喜庆寿宴什么，希望能向他索取几行墨宝的话，他则十分计较，且开价甚高。一个大字不出足若干银元，他是绝不肯落笔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留在这世上的正规的“为某某仁兄补壁”一类的堂幅与横轴十分稀少的最直接的原因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关于他眼中的他父亲的种种为人处世的个性细节。我从未见过祖父，我对他之存在的认知只能依托想象。至于形象嘛，正如我在好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中描述的那样：这是一幅每逢除夕之夜都要摆搁出来拜祭一下的，描绘在了白瓷盘上的似是而非的人像。削脸庞，高颧骨，八字胡，结顶瓜皮帽外加臃肿的棉长袍。它绝无笑容的，两眼直勾勾地逼视着你，令偶尔环顾四下里无人，踮脚从供品桌上去拈一颗桂元枣丸什么的来塞入口中的童年时代的我，产生一阵止不住的心跳。

　　我对祖父的蓬勃想象力再次发挥功效。我试着将香港的那个夕晖闪闪的黄昏再朝前推移五十年。一九三五年的初冬，中国正处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那一年的夏季，二十五岁的父亲以全系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走出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门，走进了社会，走进了人潮滚滚的就业大军。但父亲是幸运的，他的禀赋与出众的学业成绩让他的毕业并不意味着失业，而是就业。非但就业，而且还是一种颇有前程的就业：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吸纳了他。他被告知说，战事吃紧，你必须随政府机构一同撤离上海，先去赣州，听候调遣。但就在这时，父亲接到了一份来自于家乡的电报，上曰：父病危速归。下面的落款人是我的祖母。

　　也是一个黄昏天，不过这是个阴霾的冬日的黄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江南水乡，铅重的云层穹罩着大地，一片悲凉。这情景很会教人想起鲁迅在乌蓬船逐渐驶近故乡鲁镇时的一段描写：灰黄的天边横着几条萧瑟的荒村——也许，故乡也就是如此罢了。

　　著着一袭呢长衫，手提一只方包角皮箱的父亲就这样回到了他阔别了十多年的故乡。他撩起长衫的下摆，提脚跨进了童年少年时代的他曾无数次跨出跨入的高高的门槛。屋里生着一盆旺旺的炭火，冰凉的青石地砖在这橙红色炉火的映照下，也显得柔和与温暖了。父亲向祖父的床边走过去——恰似五十年后的那个金晖的傍晚我向父亲的床边走去那般——那时的父亲是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子，面对国将不国民将非民家将无家的残酷现实，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国家兴衰匹夫有责的刚烈与血性。

　　他坐在了父亲的床沿边上，连母亲替他搬来的那张红木太师椅，他也不愿坐。他只希望能坐得离父亲更近一些。从安装有木棂的窗框望出去，荷花池中一片残枝败叶；几棵弯腰的垂柳生长在池塘的边上，绿叶掉尽，像几个忠贞的卫士，守卫着它们的荷塘。

　　祖父也一样是微微地合着眼睛，脸色看上去非常苍白。他罹患的是晚期痨病——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地区，这种病是一种绝症。祖父虚弱万分地伸出手来指了指床底下，父亲弯下腰去，将一箱字帖拖了出来。

　　是的，就是那同一箱字帖，唯一有别的是父亲交给我的只是一册，而祖父托付于他的却有一箱。父亲打开木箱，马上就明白了祖父的用意。他不语，但他望着他父亲苍白的面孔，坚定地点了点头。而一切，也尽在了不言中。父亲的目光向床的一边移了过去，他见到一张酸枝木的案台上还摊着一幅宣纸，台上端砚，笔架，水缸，色色具备。而宣纸上只写了一行字：春眠不觉晓……就没有了下文。想来，祖父是因了体力不支而永远地躺倒了。

　　自此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到过故居。而祖父就在父亲离家后的不几日便辞世了。那年他四十五岁。而父亲则是在五十年后，也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个金秋之暮后不久去世的。那年他七十五岁。

　　父亲带着这箱字帖，颠沛流离。他去了赣州后又随国民政府迁移去了贵阳，尔后再昆明，再重庆。每一次搬家，他可以丢弃很多东西，唯这箱字帖始终跟随着他。那一年，重庆遭受大轰炸，父亲的住所不幸被炸中。待警报解除，父亲从防空洞里走出来，他见状转身就飞跑进了火海中去。他没有去取他的西装和母亲的皮草，而是抱着一捆粗黄毛边纸字帖奔跑了出来。可惜的是：一百部完整的字贴，火口余生后只剩下十七册了，而父亲在他临终前交到我手中的就是它们其中的一册。

　　其实，最令父亲扼腕痛惜的还有祖父在那十多年中写给他儿子的书信函札，也都在这次大火中付之一炬了。父亲老喜欢说：家书抵万金。你想，如此一场大火让父亲损失有多少万两黄金了呢？

　　正如父亲常说的那样，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他延续了他父亲的，而我，正在延续他的。唯艺术品的价值是永恒的，它们代传一代，保存、流失；流失、保存。偶露真容，让人一瞥惊鸿，赞叹不已。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爆发前的父亲早已脱离了有关的政府机构，到大学里当教授去了。他是位民主人士，上海市的民盟委员。当年的民盟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而父亲又曾在旧政府的机构里任过高职，理应是个内定的右派。大鸣大放期间，很多知识分子都按捺不住，主动“跳”了出来，误入陷阱而成了枪瞄的“出头鸟”。唯父亲他老僧入定。虽几经组织上（此组织主要是指民盟中央）的反复动员，他仍按兵不动。有一次，他笑着告诉我说，为了交差，他平生只写过一张大字报。他是用小提京的大楷笔书写的。大字报的内容仅四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下面落款：吴圣清敬录。其实，父亲也没做什么，他只是将祖父没曾录完的诗句给续完了。至于是不是宣泄了对党对新社会的不满情绪或表达了某种“刻骨仇恨”之类，这四句唐诗也说明不了什么。他因而最终也没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只是匆匆内定了个“右派边缘分子”的名堂，将他调出上海，调往安徽大学继续执教。

　　然后，就此四行诗句，在当年的那所上海的名牌大学里，在那种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都引起了不少同行学者们的暗中赞叹，说，吴某人是真人不露相哪，居然还能有如此一手高妙的章草书法？！但父亲闻言却笑了，心道，这还不是传承了我父亲的一息遗风罢了？

　　再后来，父亲便去了香港。离开时，在极有限的行李空间中，他还是将那字帖收藏了进去，随身带离了祖国大陆。就这样，这些还残留着世纪初江南水乡的荷香与柳枝清香味的字帖便远离了它的故土，在一块日夜颠倒、喧腾繁嚣到了让人都快要精神错乱了的岛域上，一搁又是五十年。再后来，我也去香港定居了。平时，在我们父子俩的闲聊中，父亲还常会谈及他父亲的种种。他说，你那祖父的一生其实也没有什么陋习和不良嗜好，就是爱喝酒。而且，十回倒是有八九回之多是非喝得酩酊大醉绝不肯罢杯的。他老爱拣一个满月朗空夜，在荷塘跟前摆出一张酒案来，然后，把盏临风，然后，吟诗唱文，然后——然后便借着高涨的酒兴，挥毫疾书，一气呵成。那么个风雅的时代，你的风雅的祖父，五千年中国士大夫传统的最后一位坚守者。父亲说，但日本的飞机炸毁了这一切：荷塘，竹林，三进深的村舍以及那种被你祖父形容为“半床落叶半床月”的古典意境。当然，那时的祖父已经去世，家道中落。由我坚强的祖母带着我的那两个仍在念小学和初中的叔叔继续生活在乡下。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父亲由重庆负笈荣归，才将他们母子三人都接去了上海，与他同住。这已属后话了。

　　二○○七年的初春时节，我应邀专程回了江阴一次。这是我这个作为孙辈的人第一次踏足这块我祖父和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如今的江阴市（父亲老喜欢把之唤作为“城里”）哪还有半点我父亲形容出来的青石板和“宽汤面”的影子？四周都是高楼林立，霓灯闪烁，海鲜店西餐馆咖啡吧开得到处可见。市内有一片宽阔的中心绿地，唯绿地中央保存着的那座古塔（古塔仅留下半截，在上世纪初爆发的直奉系的战事中，古塔被白俄的洋炮削去了半个脑袋）以及“嘎嘎”夜归的雀鸦还残留了些许父亲口中故乡的味儿。

　　还有就是江阴闹市区保存完好的吴汀鹭故居。江阴博物馆馆长兼吴氏故居管委会主任陪同我们绕着大宅参观了一通。他告诉我们，这座占地二十余亩，建筑精美，中西合璧，又气派轩昂的庭院之所以还能历经战火和坎坷留存至今，说来也算是它的造化。此宅兴建历时五年，完工於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然而，吴氏全家在此豪宅中还没享够三五年的福呢，就因战乱，弃屋而去，举家搬到上海的租界里住去了。但豪宅毕竟是豪宅，就像是个貌美如仙的女子，今朝可以是当今皇上的妃子，他日改朝换代了，她也可以被另一个强权霸占为他的小妾。日寇占领江阴后，吴氏故居成了日本苏南驻军的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它又变成了江阴要塞司令部，负责长江天堑的防务。一九四九年春季，渡江战役打响的前夕，国军的两名将领就是在此屋的会议厅中被共产党策反成功。当渡江木船万箭齐发时，国军的炮火其实是朝天空放的，从而免去了许多可能涂炭的生灵。就此意义而言，吴氏大宅又变成了一位抱琶出塞的美人王昭君了：牺牲一人，挽救全局。渡江战役后的吴宅大院成了解放军的司令部，隶属於张爱萍将军的野战部队在此驻扎。而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海军正式成立的宣布令也是在此大屋的议事厅中由张爱萍将军本人亲自宣读的。自此，该屋便一直属于军产。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了，它十余亩后花园中的树木都被砍伐一空，继而又在空地上筑起了两幢十层高多的商品楼，出售牟利。至於老宅本身，既做过驻军家属的院舍，也当作加工厂来使用过。直到二○○四年年中，才由当地政府以高昂的代价将之从驻澄（“澄”为江阴的简称）部队的手中置换了下来，并斥巨资将她缮修一新，复旧了原观。于是，王昭君又变回了一个世纪前的美貌如仙的王昭君了。

　　自那次从江阴回来之后，我的心情就始终无法平静下来。因为当我在吴氏故居的庭院里漫步而过时，我想象着八十年前在这同一方土地上我的祖辈和父辈们留下的脚印复叠脚印。就感觉有一股缓缓的地气由我的脚心沁入，然后直升脑门。而我要将我祖父的遗墨发表、出版、公布于众的决心也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强烈和坚定过。我走访了一些我熟识的出版机构，几经商讨和斟酌，终于决定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册他的章草书法字帖。作出如此决定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便做梦了。我梦见父亲和祖父并肩站在了那儿（祖父还是瓷像上的那副模样：棉袍，结顶瓜皮帽，削瘦的脸庞和高凸的颧骨），他俩一同望着我，宽慰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