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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比你还好!”

  ——世纪老人曹任远印象

  ◎ 述 弢

  敝人三生有幸,躬逢盛世,小小年纪即入了另册,发落到西北边陲“改造”。备受煎熬,九死一生。不料在逆境中居然结识了一位世纪老人。

  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我所在的中学也不例外。我几进几出“集中营”,整得死去活来。对于周围的人和事已很淡漠,就在这段时间,经常看见一位孤苦伶仃的老者,踽踽而行,来往于宁夏大学与附中之间。只见他头发花白,矮小墩实,身板硬朗,只是腿脚稍欠灵便。穿着可不一般。一袭做工用料都很考究的毛料中山装,我的印象里只有中央首长穿过。据说,这是个老右派,甚至还是“西山会议派”哩(1925年一批国民党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会议,史称“西山会议”)。据说他是运动初期从北京那边“迁赶”过来的,因他的儿子曹某某在宁夏大学物理系任教。宁夏大学还专门开大会批斗过他。当时我已是自顾不暇,始终对老者敬而远之。

  一个偶然的机会,拉近了我同他的距离。宁大的老于头嫌自家的炕炉子不好烧,又不知听谁说我搪炉子搪得好,非要让我去帮他搪炉子。其实我会搪个什么炉子?可又不便推辞,就硬着头皮去了。老于头是我多年的老同事,宁大建校之初就烧茶炉,后来又专司积肥,也就是掏大粪。老者与老于头住邻居,是他家的常客。正好搪炉子那天老者也在场。那炉子是怎么搪也搪不好,老者顺口插了一句:“你不是俄文很好吗?怎么搪开炉子了?”我已多年听不到恭维话了,至于“俄文很好”这样的评语,更是闻所未闻。又一日,妻子脖颈疼痛,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人说曹老头有工夫,何不请他给按摩按摩?我冒昧地向老者提出这个要求,他竟欣然应允。按摩也颇见效。正好又都是四川老乡,老者一口纯正的四川话,颇有亲切感。一来二去就搞熟了。

  这个曹老头,很喜欢让人猜他究竟有多大岁数,通常看面相,都说他也就六十多岁,他听了哈哈大笑,乐得合不拢嘴。原来,曹老伯当时已年近八旬,他的生日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与“伟大领袖”同年同月不同日。这么一位跨世纪老人,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生沧桑。

  人们只知道他会武术,他也确实多年习练陈式太极(又称内家拳),每天坚持,从未间断,因此精神矍铄,气色极好,从不生病。有一次夜间行路,天色漆黑,不知不觉走到水潭中间,浑身湿透,回到屋里脱掉衣服,把身子擦干,就没事儿了,后来也未患感冒。据他说自己是四十岁开始拜师学拳。有一次师徒二人过招,师傅尚未做好防护准备,他就出手了,师傅因此受了轻伤。他热心向人推荐内家拳,希望大家都来学,一位姓田的老师跟他学了几天,立竿见影,皮带收紧几个扣——肚子变小了。老人逢人便说,很是开心。

  眼前这位慈眉善目、心胸开阔、乐于助人的老伯,和“迁赶对象”怎么也挂不上钩。所谓的“迁赶”,就是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统统迁赶出北京和其他城市。堪称“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期间,除了抄家烧书、游街批斗、严刑拷打等等之外的又一“壮举”。

  按说迁赶的对象应该是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也就是当时所谓“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么和善又很达观的一个老人,怎么可能是死不悔改的右派呢?接触多了,才渐渐知道一点来龙去脉。一九五七年,曹老伯在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任教授,整风期间,他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却万万没有想到竟会栽倒在陈铭枢的万言书上头。当时陈铭枢的万言书是很有名的。陈铭枢乃著名爱国将领,民革的发起人,为响应中央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他以这样的方式向党中央进言。遂找老友曹老伯谈谈教育方面的问题,老伯如实相告。据曹老伯说,一九五七年某月某日上午,李雪峰(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还亲自到陈铭枢家登门拜访,说他所提的意见件件都要办,谁知下午就风向突变,形势逆转,要抓右派了。陈铭枢很快成为大右派,受到公开点名批判。老伯也因此受到株连,戴上右派帽子,工资连降数级,且从此不准登上讲台,调至北京化工厂做技术工作。他的专长是染料化学。北京清河制呢厂曾请他去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后来送他一些毛料作为酬谢,这就是他身上那件毛料中山装的来历。退休后赋闲在家,著书立说,与世无争。谁料“文革”风暴袭来,竟遭此厄运,流落他乡。

  这位年逾古稀、孤苦伶仃的老人,最初被迁赶至隆德县农村,隆德地处宁夏南部山区,贫穷落后,自然条件恶劣。村里的造反派曾一度丧心病狂地欲加害于老伯,幸而老人练就一身好拳脚,这帮恶棍才未敢出手。数年之后,上面发觉不妥,遂将老伯从隆德迁出,安置在位于自治区首府银川的宁夏大学,因老伯的儿子儿媳均在宁夏大学任教。儿子儿媳居住条件较差:筒子楼内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屋。只好为落难的老父亲另觅住处,老伯便栖身在数百米之外与附中毗邻的“窑洞房”内。这“窑洞房”也是物资极端匮乏时期的产物,因木材奇缺,遂仿照窑洞的建筑方式,全部以青砖砌成。别看其貌不扬,倒也冬暖夏凉。老伯孤身一人蛰居陋室,每日与书卷为伴,打发光阴。一日三餐,或由儿子预备,或托人到饭馆购买。至于室内卫生,只好得过且过。一度臭虫肆虐,老伯苦不堪言,却又无能为力,幸得友人相助,用药熏杀,虫害始除。

  这位被扫地出门、流落他乡的老者,个人历史上会不会有什么劣迹呢?据老伯自己说,他是四川自贡人,年方十六即被选送出国留学,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德国。所以日语、英语、德语都会,会的外语多了也麻烦,有一次他去见一个德国人,本该说德语的,谁知一上来就哇哩哇啦来了一通日语,搞得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是脑子里的“开关开错了”。在日留学期间,他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年仅十七岁。次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中断学业,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又数次出国,完成学业。一九二四年,他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成都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等校任化学教授。据他自己说,最多时一月拿过八百大洋。国民党元老谢持是他的岳父,因为谢持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员,有人就以讹传讹,张冠李戴地把他也说成西山会议派。

  老伯说,他一生反蒋,“解放成都,我是既出力又出了钱的。”一九四七年,他变卖了染织厂等家产充作军需,与一位姓周的中共党员共同组建川康人民自卫军,周任司令员,他任政委,先后策动邓锡侯等部在彭县等地的起义,配合解放大军先后解放了雷波、马边、新津及新津机场,加快了川西战役进程。老伯说,就在成都解放前夕,周不幸被捕,经多方营救无效,英勇就义。

  老伯冒着生命危险为解放全中国出钱出力,立下汗马功劳,又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覆灭,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照理说应该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留在成都“参政议政”的,他却选择了离开。为什么呢?据他说,好像是觉得不大对劲,对于新入川主政者的做派有些看法。老伯于一九五一年远赴北京工业学院教书。任教期间,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几次运动下来,他这个资深教授的工资不增反减。不过他也并未深究。

  “文革”期间,生产滑坡,百业凋敝,素有“天下黄河,独富一套”之称的宁夏银川平原,也到了需从区外调运粮食的地步。我们虽远离故土,却也听说原本富饶的“天府之国”居然吃开了兰考县的粮食。老伯痛心疾首:“四川这个地方能搞到没有饭吃,哎,要点本事哦!”谈起“文革”中大搞夺权、实行军管等等,老人更是连连摇头,不以为然。

  宁夏地处偏僻,十分闭塞,基本上听不到任何小道消息。粉碎“四人帮”一事发生后,北京许多人已有所耳闻,但宁夏的普通百姓却一无所知。后来听说有位仁兄因在北京开往银川的火车上透露了这个消息,下车后即被送到某个“安全”的地方,直至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才放出来。我好像是在消息即将正式公布之前不久听说此事的,当时兴冲冲地跑去向老伯报告这一喜讯。只见他老泪纵横,十分动情地说道:“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他认为好多事情的根子都在这里。一个年届耄耋、身处逆境的老人,还能有这份家国情怀,还会这样忧国忧民,实在难能可贵。

  当时,我们都丝毫没有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实际上,国家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一九七八年,老伯以八十五岁高龄只身前往北京,寄居在朋友家。他听说胡耀邦这个人很开明,直接到寓所即可见到,便做好准备,前往富强胡同,没费什么周折,就见到了胡耀邦。胡耀邦尊他为“曹老”。老伯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获准回到北京;给他解决住房;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退休金也大幅增加,用他的话说是“我现在很阔气”。他还增补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一九八一年,曹老伯以辛亥老人的身份参加了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

  老伯多年养成了读书写作的习惯。据他说每天都要伏案工作八个小时左右。“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一部学术著作手稿,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他痛惜不已,一再对人说:遇到懂行的了。到宁夏后也不闲着,每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内家拳,准备将多年习练和研究的心得整理成书,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伯也准备就此题目写一本书,探讨什么是“中国特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北京曾多次见面。他住在新建的劲松小区一幢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内,水暖厨卫设施一应俱全,按照当时的标准,算得上高档社区了。老伯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很阔气的,附近还有个小公园呢。老伯的日常起居,有保姆照料,无需自己亲历亲为。九旬老翁每日黎明即起,下楼练拳。他特意买了一张公交月票,经常到紫竹院等地与新老朋友聚会,还约了几位老人每周去饭馆聚餐一次,专点“旧社会的菜”吃。

  不久前,我探访了曹老的故居,楼前的小树早已长大。我向邻居问起当年活跃在楼前小树下的老者,他们竟一无所知。几十年过去,早已物是人非。记得有一次去看望曹老,我一进门就操起四川方言打趣地说:“你还活起得啊(你还活着呢)。”他也毫不示弱:“活得比你还好!”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仿佛仍在耳边回响。曹老晚年颇为得意的是,虽然“文革”搞得他颠沛流离、无家可归,他却比那位同龄人活得更久长(曹老于1991年辞世,享年97岁)。 ■

  两则笑话

  齐奥塞斯库是前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罗马尼亚刮起一场政治风暴,几天后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倒在本国人的枪口下。多年来,罗马尼亚广大群众对齐奥塞斯库十分不满,但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人们无法发泄,就编了许多政治笑话。以下便是其中的两则:

  一次,在一家肉铺前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肉。一大清早人们就来排队了,十分辛苦,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全是齐奥塞斯库搞的。现在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此人返回,继续排队。其他人就问他是否把齐干掉了。他一言不发,大家就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大声说:“那儿的队伍排得比这里还长。”

  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 有什么必要出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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