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九卷）

苏联文学的主流、潜流和逆流

　　◎ 蓝英年

　　一九四九年以后，苏联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从一九四二年译成中文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是党团组织推荐给中国青年的读物。已出版了二十几个译本，印了无数次，印数总有几千万册吧。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和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都是建国前后中国青年的热门读物。这些书都是我上高中时读的。上大学后又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和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作品。这些小说都属于苏联文学的主流文学，在中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主流文学即苏联官方肯定的文学。

　　要谈苏联主流文学还得从文学团体“拉普”谈起。“拉普”成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是无产阶级作家的组织。参加的作家都是从工农兵中涌现出来的年轻作家，他们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无限忠于斯大林。他们排斥、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即所谓同路人作家。“拉普”成为斯大林控制苏联文学的有力工具，深受斯大林的赏识。“拉普”把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创作方法。更把斯大林的每次讲话作为自己的创作方法。现在看起来荒唐可笑，但我国这类荒唐的例子还少吗？“拉普”的主要领导人是总书记阿韦尔巴赫、书记基尔雄和法捷耶夫。阿韦尔巴赫是高干子弟、文艺理论家，基尔雄是剧作家，他的剧本经常在剧院演出。法捷耶夫来自远东游击队，参加过内战。一九三二年正当“拉普”迅速发展的时候，斯大林忽然下令解散“拉普”。解散“拉普”的真正原因是“拉普”开始不听他的话了。比如在对待高尔基的态度上。斯大林需要高尔基，需要利用高尔基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一再表示欢迎高尔基回国领导苏联文学。但高尔基关心俄国老一代知识分子，敢于为他们说话，并且不是“拉普”成员。“拉普”仇视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对高尔基的态度不满，一直排斥高尔基。西伯利亚“拉普”分会甚至提出过“打倒高尔基”的口号。其次，“拉普”作为一个组织，即便是文学组织，发展得太快，七八年间分会已遍及全国。斯大林最忌讳在布尔什维克组织外建立其他组织。因为他担心任何组织都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潜在对手。“拉普”的作家都太年轻，犯了忌讳还不知道，并对解散“拉普”极为不满。领导成员中只有法捷耶夫拥护中央的决定，发表文章表示支持，这就得罪了“拉普”的其他领导人。“拉普”总书记阿韦尔巴赫把法捷耶夫视为叛徒，并与他绝交。一九三四年八月成立苏联作家协会，高尔基从国外回来，担任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协会仍然以“拉普”成员为班底，前“拉普”重要成员都进入作协书记处。但“拉普”两名主要领导人阿韦尔巴赫与法捷耶夫的矛盾并未解决。高尔基为了调和他们两人的矛盾，在家里举行一次宴会，斯大林也出席了。高尔基以长辈的身份讲话，希望年轻的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为苏联文学的繁荣而奋斗。斯大林突然站起来，举起酒杯，把阿韦尔巴赫和法捷耶夫招呼到跟前，要他们尽弃前嫌，碰杯和解。法捷耶夫举起酒杯，伸手同阿韦尔巴赫碰杯，斯大林在一旁得意地看他们碰杯和解。那知阿韦尔巴赫把举杯的手缩回，弄得法捷耶夫十分尴尬，斯大林同样尴尬。斯大林不愧是斯大林，面对尴尬的局面竟说出这样的话：“你们看，阿韦尔巴赫有性格，法捷耶夫没有性格。”斯大林这句话决定了他们两人的命运。阿韦尔巴赫有性格，斯大林必然除掉他，法捷耶夫没性格，斯大林必将重用他。不久，阿韦尔巴赫被捕，他确实有性格，不堪受辱，在押解时跳楼自杀。法捷耶夫成为斯大林文学总管。法捷耶夫说过：“我一生最爱两个人，也最怕两个人：斯大林和母亲。”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在对文学的看法上，常与斯大林不合。但他总能强迫自己相信党的总书记是对的。但对有些事他怎么也想不通。比如，斯大林对他说，他的助手帕夫连科（著有小说《幸福》、电影脚本《宣誓》和《攻克柏林》）、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著有小说《苦难的历程》、《粮食》、《彼得大帝》和剧本《伊万雷帝》）和爱伦堡（著有《人·岁月·生活》、《巴黎的沦陷》和《暴风雨》）都是外国间谍。法捷耶夫与他们朝夕相处，了解他们，不相信他们是间谍，但又不能不相信总书记的话，于是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只好在醉乡中寻求解脱。法捷耶夫终于成为酒鬼，经常被关进医院强制戒酒。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为不少人平反，其中包括许多作家。作家们纷纷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很多人的冤案并不是法捷耶夫制造的，而是他的前任斯塔夫斯基干的，但斯塔夫斯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人们便把账都算在法捷耶夫身上。法捷耶夫在作家当中成为众矢之的，无法为自己辩解，想找赫鲁晓夫谈谈。但那时赫鲁晓夫正陷于权力之争中，没有时间接见他。法捷耶夫万念俱灰，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家中开枪自杀。“拉普”的另一位领导人剧作家基尔雄一九三七年被枪决。这就是坚决拥护斯大林，为斯大林卖命的“拉普”领导人的归宿。他们都是苏联主流文学的代表。

　　作协成立后，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作家的创作方法：“它要求艺术家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在其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而且艺术描写现实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要与用共产主义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句话疙疙瘩瘩，很难理解。其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求艺术家只能歌颂苏联现实，歌颂斯大林，不许触及社会的阴暗面。遵循这种创作方法，怎能产生好作品？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歌颂苏联现实和斯大林伟大的作品。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所翻译出版的苏联作品大多数都是这类文化垃圾。中国读者从苏联作品中了解的苏联，不是真实的苏联，而是粉饰后的苏联。像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粉饰现实的典型作品，并且粉饰到无耻的程度。前者歌颂农业集体化，而农业集体化是斯大林对俄国农村的摧残和抢劫，杀死、饿死和在被驱赶到西伯利亚的途中死于路上的人何止千万。后者美化二战后苏联农民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像蜜一样甜。而实际上全国到处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多得连收尸都来不及。这三本书都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并译成中文。然而平心而论，主流文学也不是没有产生过好作品，如法捷耶夫的《毁灭》，真实地写出远东一支游击队的“毁灭”，每个人物都有性格，并真实可信。那是法捷耶夫一九二六年写的，那时还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描写内战的残酷。为争夺天下，俄国人自己互相残杀，红军残忍地杀害白军，白军同样残忍地杀害红军。两军杀红了眼，根本没有什么主义和信仰。《静静的顿河》真实地纪录了顿河流域的内战史。这本书得以出版是因为那一地区当时的红军指挥员是斯大林的对头，他指挥下的红军杀人放火，恰恰是斯大林收拾他的口实。主流文学中值得肯定的作品实在不多，大多数都是闭着眼睛美化苏联现实和歌颂斯大林的文化垃圾。

　　我想重点分析一下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称《钢铁》）。这本书可以说是苏联主流文学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奇葩。小说出版于一九三四年，即作协成立之前，那时尚未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作家超前体现出这个口号的精神。这本书完全没有反映现实和时代，是一本说教的书。故事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里，时间的跨度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二年，主要情节发生在斯大林时代。其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大灾荒、大清洗。三年内战结束后，一九二○年苏联的经济几乎完全崩溃，列宁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使苏联经济有所好转，人民生活有些改善。但列宁一九二四年去世，斯大林逐个击败政敌，独揽大权后，逐渐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消灭了种田能手，即勤劳的农民，让懒汉、二流子掌握集体农庄大权。城里派来的征粮队抢劫农民赖以为生的粮食。农业集体化引发了全国大灾荒。以“苏联粮仓”著称的乌克兰为例，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间乌克兰一千六百万人口中饿死了五百万。斯大林用强迫命令和行政手段推行工业化，只追求速度不顾技术操作规则，其结果是对俄国原有工业的大肆破坏，不少科技人才受到迫害。大清洗又不知制造了多少冤魂。这些现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主流和非主流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或隐晦的反映，唯独在《钢铁》中连影子都没有。只有保尔在红军中英勇作战，在恶劣的条件下不顾死活地修筑窄轨铁路，与反对派作无情斗争，为革命牺牲个人感情，仇恨比他生活好的人。

　　《钢铁》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诋毁、丑化乌克兰的军队，不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这里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乌克兰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俄罗斯长期统治乌克兰，乌克兰一直要求摆脱俄国的统治，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乌克兰民族爱国团体于同年三月成立“乌克兰社会团体联合拉达”，“拉达”即乌克兰语议会之意。后又成立中央拉达，并建立中央拉达总书记处，即乌克兰政府。使用的国旗便是今天乌克兰的蓝黄两色旗。七月，乌克兰政府与俄国临时政府谈判，要求享有更多的自治权，临时政府答应了乌克兰的要求，却遭到列宁一派的激烈反对，临时政府不得不废除达成的协议，这反而刺激了乌克兰要求独立的愿望。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俄人民委员会向乌克兰拉达发出最后通牒，不允许乌克兰独立。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在许多国家承认之后，宣布独立。十二月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以武力征服乌克兰。乌克兰拉达决定组建本国军队，佩特留拉便是乌克兰民族军的创建者和指挥者之一。佩特留拉出身于马车夫家庭，上过利沃夫大学，后成为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曾两度担任乌克兰政府首脑。他为捍卫乌克兰的独立与波兰侵略军和德国侵略军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作战。一九二○年兵败退入波兰，后流亡国外，一九二六年在巴黎遇刺。在《钢铁》一书中，保尔最痛恨的就是“佩特留拉匪帮”，即为乌克兰独立而战的乌克兰民族军。我们这代人还记得一首当时极为流传的乌克兰民歌，其中就有“佩特留拉凶恶的匪帮”这样的歌词。保尔把乌克兰民族军与德国和波兰侵略军相提并论，一律看成侵略者。佩特留拉今天已成为乌克兰的民族英雄，在波尔塔瓦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尤先科担任乌克兰总统后，访问法国期间，曾与妻子向位于巴黎郊区的佩特留拉陵墓敬献花圈。佩特留拉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为乌克兰独立与红军作过战，屠杀过犹太人，但在乌克兰人的眼中他是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尊重乌克兰人民的感情。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的同行对来访的中国人说：“我们已经独立了。请不要再宣传《钢铁》了。”

　　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斯大林的宣传符号，他的爱憎取决于斯大林的爱憎。他勤劳、勇敢、顽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坚强的意志，能够忍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并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盲目相信斯大林，一切都以斯大林的爱憎为转移。斯大林恨谁他也恨谁，斯大林爱谁他也爱谁。保尔是斯大林的驯服工具。斯大林消灭反对派，他坚决拥护；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他也坚决拥护，并仇视因实行新经济政策而生活有所改善的人，包括他的哥哥和嫂子。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很多，大家如感兴趣，可以读读南京大学余一中教授评论《钢铁》的文章（见《俄罗斯文学的今天和昨天》）。

　　《钢铁》结构杂乱，文字蹩脚。作者是乌克兰人，俄文水平很差，不通的句子比比皆是。两位苏联资深编辑不得不对小说从头到尾加工修改。小说出版后，苏联报刊大肆宣传，使小说一夜红遍苏联。小说为斯大林个人迷信造势，评论界只有赞美，没有批评。高尔基一直特别关心青年作家，往往读一篇年轻作家的并不怎么样的作品，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说出过分称赞的话。唯独对《钢铁》高尔基没有称赞，却说要写一篇评论文章。但文章始终没有发表。如果是称赞的，不会不发表，因为高尔基的肯定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荣誉。批评的当然无法发表了。高尔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并熟悉乌克兰的历史。最后要为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句公平话。以他名义出版的小说，并不全是他个人的感受和经历。很多“思想”是别人加进去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几乎能背诵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是否真是保尔说的？因为奥斯特罗夫斯说过这样的话：“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完全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重铸的生平》2006年11月20日《共青团真理报》）

　　苏联潜流作品是指那些在并不否定苏联体制的前提下批判苏联现实、揭发个人迷信恶果的作品。这些作品原可以在苏联出版，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出版，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等作品。这两部作品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是十月革命前成名的作家。他孤芳自赏，远离现实，与“拉普”作家格格不入，但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却获得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深深刺痛了苏联主流派作家。他们在苏联获得过各种奖项，诺贝尔文学奖理应颁发给他们，比如西蒙诺夫、潘非洛夫等人。可瑞典人却颁发给主流派作家所鄙视的帕斯捷尔纳克。《新世界》杂志主编西蒙诺夫原有意发表《日瓦戈医生》，起码发表删节本。但小说获得诺贝尔奖后，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批判，后演变成一场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删节本也无法发表了。《日瓦戈医生》是一本作者反思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沉浮的书，书中的知识分子，不论为布尔什维克卖命的安季波夫，或对十月革命从拥护到怀疑的日瓦戈，还是与政治不沾边的拉拉，都是俄罗斯的优秀儿女。他们原可以为苦难的祖国做出贡献，却都悲惨地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癌病房》没有发表是因为作协主席费定的成见和作者本人的固执。这两部作品都先在国内流传，后在国外出版。《癌病房》写了九个癌症患者在癌病房中的不同表现。他们经历不同，身份不同，但都因癌症聚集到一起。作者通过他们的不同经历和在病房中的辩论，尖锐地揭示出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残酷现实。这部作品虽然把苏联现实写得残酷和恐怖，但并没有超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揭露的范围，所以完全有发表的可能。还有一类作品，写于大清洗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没在国外发表，也不可能在国内发表。这就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利季娅是苏联女作家，并且一家都是作家。父亲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一九六三年苏联作家出版社与利季娅签订合同，同意出版《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并给作者预支了百分之六十的稿酬。但不久出版社变卦了，撕毁了合同。利季娅向法院控告出版社，打赢了官司，并获得全部稿酬。这期间在朋友间流传的手稿流到国外，一九六七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国外出版。直到一九八九年苏联提出公开性后，《索菲娅·彼特罗夫娜》才回归祖国。中国还没有人在“反右”期间真实地写“反右”运动的作品，在“大跃进”期间真实地写“大跃进”的作品。所以丘科夫斯卡娅的《索菲娅·彼特罗夫娜》是一篇极其难能可贵的作品，今天读起来仍催人泪下。我把它译成中文，但仅一篇中篇小说，难以出版。在“瞻顾丛书”主编何满子先生的支持下，我把它收入散文集《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小说的主要情节如下：

　　主人公索菲娅住在列宁格勒，丈夫是著名医生。丈夫去世后，她到一家出版社当打字员，挣钱养活独子科利亚。科利亚是她的命根子。索菲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苏联妇女，这类妇女我在俄罗斯接触过不少。她们善良、勤劳、热情，对生活要求极低，极易满足，并极具同情心。她们没有政治头脑，相信报纸、电台所宣传的一切。索菲娅到打字室工作后不久便被任命为组长，她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开始大清洗，索菲娅毫无感觉。她不大看报，很少听广播，不关心国家大事。她欢欢喜喜地操办一九三六年新年枞树游艺会，让社里的女人和孩子高高兴兴过新年。她把赠送给儿童的礼物装进纸袋里，挂在枞树上，并在每个纸袋里放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为幸福的童年感谢斯大林同志”。她的操劳得到大家的赞许，她快活得不得了。这天晚上出版社的会计走到她跟前，悄悄对她说，城里逮捕了很多医生，其中有基帕里索夫。基帕里索夫是索菲娅丈夫的同事，他们一家关系很好。索菲娅感到震惊，怎么那么好的医生竟变成恐怖分子了。但不久她崇敬的社长遭到清洗，全社职工一致声讨他，她同样感到深深的遗憾，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破坏分子了。接着她儿子科利亚被捕，对她简直是晴天霹雳，她怎么也无法相信了。儿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乌拉尔农机厂当技师，是在那里被捕的。她坚信是误捕，解释清楚就会释放。她开始日夜奔走，查询科利亚关押在什么地方。这里要引出两个人物：娜塔莎和阿利克。娜塔莎是打字员，索菲娅的同事，打字室里最优秀的打字员，但因父亲曾是白军上校，入不了团。娜塔莎为人正派，极富同情心，关心政治，憎恨靠告密爬上去的人。索菲娅是她唯一的朋友。阿利克是科利亚的中学同学，对科利亚忠心耿耿，两人一同分配到乌拉尔农机厂。阿利克是犹太人，无父无母，同姨妈住在一起。科利亚被捕后，索菲娅每天上街打听。她没想到广场和街道挤满了像她一样打听亲人消息的妇女。她总算打听到问询的地方。但要排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队。娜塔莎和阿利克轮流替她排队，这在当时是勇敢的行为。索菲娅终于排到了，窗子里面的人只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话：在这儿，马上叫下一个。索菲娅又到检察院排队，仍是娜塔莎和阿利克轮流替她排队。检察官对她说：“科利亚是恐怖分子，自己招供了，十年外地劳改。”没等她解释便让她出去了。也许排队的人太多，检察官累得疏忽了，没发给她流放证。按规定劳改人员的家属不能留在城市。娜塔莎来到她家，告诉她自己被出版社开除，由于出身的关系，哪儿也找不到工作。接着阿利克也被捕了。一天，娜塔莎激动万分地跑到索菲娅家，恳求索菲娅立即辞职，她儿子被捕的风声已传到出版社，辞职信已代她拟好。主动辞职也许能在别处找到工作。立即给阿利克送钱，他姨妈决不会送，阿利克会饿死。最后让索菲娅一定检查身体。娜塔莎当天夜里自杀了。索菲娅为儿子能做的事都做了，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像她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呢。她产生了错觉，科利亚无罪释放。她对邻居说科利亚释放了，大家祝贺她，她自己也相信了。她打扫房间，迎接科利亚回来。她突然收到科利亚托人带来的一封信，科利亚告诉她，他被中学同学诬陷，不承认就遭毒打，一只耳朵已被打聋。科利亚的唯一希望是妈妈救他。让她以母亲的身份证明他与那位同学中学毕业后从无来往。索菲娅读完信，呆呆地站着不动。过一会儿把信烧了。

　　我以前觉得苏联大清洗主要清洗党内高层干部。如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除无足轻重的加里宁外，全部被斯大林清除。一九三五年苏联颁布的五大元帅，一年后就被斯大林枪毙了三个，只留下两个大老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对普通老百姓似乎触及不大。实际上大清洗的阴森恐怖的寒气钻入每个人的毛孔。索菲娅是打字员，处于社会底层，儿子被捕后，对她来说活着已无意义。她认为儿子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是一时糊涂。娜塔莎不同意她的解释。娜塔莎说，只可能在小事上把人弄糊涂，在这种重大的事情上是不可能把人弄糊涂的。难道广场上几千名妇女的丈夫和儿子都招供了，他们都被弄糊涂了？索菲娅相信宣传，娜塔莎不相信。基帕里索夫医生被捕，索菲娅只感到惊讶和遗憾，这么好的人怎么变成破坏分子。基帕里索夫是她丈夫的同事，与他们一家过往甚密，索菲娅应当了解他，但仍相信宣传，相信基帕里索夫有罪。社长是他崇敬的人，甚至希望儿子成为他那样的人。社长被捕后，她同样感到遗憾，因为她还是相信社长有罪。作者利季娅写道：“我在小说中想写出谎言对生活毒害到何等程度，如同军队使用毒瓦斯一样。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在有意识地被歪曲的现实中，她所有的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亲的感情。儿子被捕，判处劳改，宣布他是人民的敌人。她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超过相信自己。她相信检察官的话，仿佛儿子‘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应判十年劳改。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心里清楚，儿子什么罪也没犯，也不可能犯罪。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必将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点慰藉将一扫而光。于是她既想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终于神经错乱。”娜塔莎和阿利克这两个人物显示俄国人性并未泯灭，极权体制消灭不了人性。斯大林懂得，只有让人民生活在恐怖中才能任意摆布，才能把劳改犯当成无偿的劳动力。苏联的很多建筑，如莫斯科地铁，北方第一大港纳霍德卡，莫斯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都是劳改犯修建的。

　　逆流文学公开抨击苏联政权，矛头直指布尔什维克。大多数作家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写的《古拉格群岛》也属于这类作品。但这本书是调查记录，探求遍布苏联的劳改营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就不介绍了。侨民文学中反对苏联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作家很多，试举女作家苔菲为例。

　　苔菲对中国读者非常陌生，恐怕没有几个人读过她的小说。何止在中国，她在俄罗斯同样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的作品才“回归”到她的祖国。苔菲是果戈理之后俄国最伟大的幽默讽刺作家。苔菲在沙皇俄国已誉满全国，从店铺伙计到达官显贵，都是她的读者。一九一三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编篡纪念册，大臣们问他收入哪个作家的作品，尼古拉二世回答道：“苔菲，苔菲，就收她一个人的作品。”苔菲欣然接受二月革命，却不接受十月革命，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施行暴政。一九二○年苔菲流亡法国。她是深受俄国侨民喜爱的作家，也是侨民作家当中影响最大的作家。苔菲热爱俄罗斯，但仇恨布尔什维克。她没有忘记俄罗斯祖国。而俄罗斯的新主人、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没忘记她。一九四六年夏天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斯大林悄悄交给西蒙诺夫一项任务：动员布宁或苔菲回国。斯大林的想法常人无法理解，因为三个月后苏联猛烈批判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幽默作家左琴科，日丹诺夫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十月革命后留在苏联。他们噤若寒蝉，没有任何反苏言行。苔菲则不同，无情地抨击布尔什维克的暴政，辛辣地嘲讽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斯大林是否想让苔菲回国接受批判？但西蒙诺夫必须执行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西蒙诺夫和爱伦堡一到巴黎，便同侨民作家见面，并在苏联大使馆设宴招待他们。为了饱餐一顿，半饥半饱的侨民作家都赶往大使馆，其中包括布宁和苔菲。布宁和苔菲都拒绝返回苏联，西蒙诺夫没完成任务。对苏联的邀请苔菲写了一篇小品文《欢迎苔菲同志光临》作为答复。苔菲写道，革命后她有一次来到疗养胜地，一幅横幅迎风招展，上面写着“欢迎光临苏联第一疗养地”，可悬挂横幅的两根柱子上悬挂着两个吊死的人。“所以我至今害怕，害怕进入苏联后，看见‘欢迎苔菲同志光临’的横幅，而在悬挂横幅的两根柱子上，一头吊着左琴科，另一头吊着阿赫玛托娃。”

　　小说《断头台》既表现出苔菲与布尔什维克势不两立的立场，也体现出她独特的讽刺风格。维拉女士傍晚到伊万家做客，对主人说：“我是顺路来告别的，明天轮到我上断头台啦。”“亲爱的，”伊万高兴地说。“真太巧了，明天我们也上断头台。”伊万留她住宿，明天一起上断头台。过一会伊万的朋友密西尔来了，他为了和伊万一家一起上断头台，与同事调换了断头的次序。第二天他们喝过茶，一起到宫廷广场断头。广场上已经挤满人，排了三个长队。断头效率很低，每天只能断五百人的头。刽子手和等候断头的人对延宕时间都有意见，准备联手向政府抗议。这时张贴出托洛茨基的《告人民书》，要求上断头台的人自觉维持秩序。密西尔请伊万替他占好位置，跑到断头台那儿探望。回来后满脸沮丧，原来断头台的孔太小，放不进他脑袋。“我的头太大，”他嘟哝道。“要上台断头非得先揪下耳朵不可。”这时有人挤到前面去了，大家对这种不守纪律的人非常痛恨。挨着他们的两位女士吵起来。一个喊道：“没听说上断头台还擦香水的！简直不能挨着您，站得偏头疼又犯了。”另一个顶撞道：“瞧把您惯的，您的偏头疼来不及犯您的脑袋就没了。”这时断头台前的门打开，放进几个人，队伍又向前移动了几步。

　　上断头台这种极端恐怖的事写成生活琐事，如同平日上商店买东西。被断头的人没有任何恐惧感，大家高高兴兴。这种黑色幽默的写法虽然可笑，但笑中却包含着极度的绝望。苔菲谴责布尔什维克杀人过多，上断头台已习以为常，仿佛上街一样。布尔什维克为夺取并巩固政权确实杀人过多，这从不断披露出来的苏联档案中得到证实。作者提到托洛茨基，因为列宁在世时托洛茨基是苏联第二号人物，列宁的批示多半由他执行。那时斯大林尚未受到列宁的重用，只担任民族人民委员。

　　苔菲多数作品针砭的是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她把俄国人身上的弱点，用夸张的手法，调侃的语言，展现在他们眼前，让他们自己笑自己。凡是与当年的俄国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俄国人办事效率低。办事效率低的原因是尚空谈，不务实。小说《委员会》便是个例子。小说描写俄国人的一次会议，讨论如何筹办慈善晚会。大家七嘴八舌，尽量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先讨论演出节目。这个说晚会上一定要有芭蕾舞和音乐。那个说必须邀请著名演员参加以壮声势。于是决定邀请芭蕾舞大师帕夫洛娃、世界第一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和著名指挥家库谢维茨基参加。有人说帕夫洛娃不知在何方，夏里亚宾在美国，库谢维茨基已经去世。这些事没人理会，大家只顾争着赞扬这几位大师，最后形成邀请他们的决议，一份无法实现的决议。决议通过后大家觉得办了件大事，高高兴兴回家了。《永恒的爱情》写的是俄国绅士与女士的永恒爱情。绅士说这是他众多永恒爱情中的一次。他们在车厢邂逅，女士表情严肃，见到绅士便向他宣布，她永远爱自己的丈夫，直到进棺材。绅士觉得这是好兆头，说明女士胆怯了。火车驶近图拉时，绅士提议下车，一起共度美妙时光。他的理由是拜谒托尔斯泰陵墓，这是每个文化人的神圣职责。女士说丈夫会接她，绅士叫她打电报，告诉他改换车次。丈夫知道她拜谒伟人陵墓一定肃然起敬。他们在图拉一起度过了甜蜜的三夜。绅士厌倦了，到邮局以妻子的名义给自己发了封电报：“赶快回家。”他把电报给女士看，说道：“亲爱的，还有谁比您和我更珍惜永恒的爱情呢？我的妻子也是永恒地爱着我，我们得尊重她的永恒的感情呀！”他们分手了。

　　苏联文学的主流、潜流和逆流是按照苏联官方的态度划分的，即官方的标准。然而斗转星移，白云苍狗，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反思文学史，如果以真实反映现实为标准的话，谁是苏联文学的主流，谁是潜流或逆流就难说了。读者自有选择。二○○七年八月我与友人到俄国旅游，曾到莫斯科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书店去了一次，我看遍书架，也没找到主流作家的作品，看来已经绝迹，却看到最新出版的苔菲的小说，还有她的回忆录。世界变化真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