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善任 唯才是举
杨士奇从全局利益出发，大力选择了一批有才干、作风正派的人充任要职。他当国四十一年，位居首辅，实力不可谓不雄厚，资格不可谓不老，但他提拔人，从不为结党营私之目的，而处处出以公心。正是因为有这样宽广的胸怀，正派的作风，他才能不断地识别和发现贤才，并大胆举荐之。史称他“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来识面者”。（《明史·杨士奇传》由于他贯彻的是一条“任人唯贤”的路线，所以由他推荐或提拔的人，都在各个地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举贤才列于中外者五十余人，皆能正己恤民。盖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无问识与不识，博询于众而信乃举”。（《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在被他推荐的人中有象况钟、于谦这样一世有名的清官名将。“而于谦、周忱、况钟之属皆用士奇推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云。”（《明史·杨士奇传》）
官吏，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份，选择官吏的标准固然首先反映出这个政权的阶级属性，同时也反映出这个政权清明或腐败的状况。同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往往是用人得当，政治修明，社会安定，国富民安。否则是君昏吏奸，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因此，杨士奇非常重视官吏的选择，把它当作统治阶级的“第一事”。他对宣宗说：“其所条奏，唯在慎择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学术不正、立心行已颇僻者，皆宜屏远，使不得上惑聪明宗社，生民之福实关于此。”（《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此时，他已目睹到官场中的一些腐败状况，痛切指出：“近年有等京官无人举保，造为谤语，专欲隳坏先帝良法，则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进，则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同上）为此，他强调京官推荐地方官必须以廉公端厚为主要标准：“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请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荐举，务取廉公端厚，能为国为民者，吏部审其可用，奏授以官。后犯赃罪并坐，举者凡因保举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问，余人有验然后及之，庶不为小人所诬。年来吏员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请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试，选择而用之。”（同上）
杨士奇在这里提出的选官方案是积极慎重的。它既为地主阶级中的优良分子打开了仕路，又严格防止了那种任人唯亲的作法。这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邪恶势力逐渐抬头的明朝官场上，杨士奇能坚持这种唯贤是举的用人路线，充分体现了他清白正直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与那班贪官污吏、宦官阉党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为可贵的是他下面这一观点，他在奏折中对宣宗说：“军民中有文学才行卓然出众、智谋才勇精于武略者，亦宜察举。唐虞之世，罚弗及嗣。今极刑之家有贤子弟，例不许用。”杨士奇说这些话的含义已经明白无疑：他是用唐虞之世罚弗及嗣的制度对“祖宗之法”提出了异议。宣宗当即同意了他的看法，说：“舜殛鲧用禹，圣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谋反大逆外，其余犯者子孙，有文学才行，并听举用。”这是一条不唯成份重在表现的路线！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皇帝、大臣，能够实行（起码是能够提出）这样的路线，真是难能可贵！杨士奇仍是有政治远见的，他们通过这项“官吏政策”，缩小了打击面，发掘了人才，同时也更团结了广大的知识分子，作为首提这一建议而修改祖宗之法的杨士奇，我们应该承认他已具备了一个优秀政治家宽阔的胸怀和果敢的勇气。
拔擢贤能是杨士奇一生中最大的政绩之一，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载了他这方面的动人故事。现特辑录了一些突出者。
宣宗皇帝在位期间，认为有很多郡的太守不称职。宣德五年，正赶上苏州九府缺地方官。这九个府都是战略上、经济上的要地，必须选择得力的官员前去治理。于是宣宗命令各部院大臣推举他们下属中的廉能者候选，蹇义、胡滢和杨士奇首先推荐了仪制司郎中况钟。况钟担任了苏州知府后，“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明史·况钟传》）成为历史上清官的代表人物。
士奇荐贤，重才干，不重资历名望。宣德五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各地赋税多有拖欠，而以东南为甚，单是苏州一郡，税粮秋欠八百万石，朝廷急需得力官员前往解决。当时周忱很有经世之才，但不为人所知，士奇经过了解后，大胆将他荐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果然周忱赴任后，革除旧弊、节省浮费，既解除了人民的困难又缓和了国家财政的危机，做到了“民不扰而麈有余羡。”
民族英雄、名将于谦的提升过程也充分说明了士奇荐贤的这一特点：
于谦本来只是个正七品的监察御史，论资历可谓浅矣，论级别可谓低矣。但士奇却独具慧眼，看出此人才堪大用，于是在皇帝面前举荐他。于谦马上被破格提拔为三品高官兵部右侍郎，负责巡抚河南、山西，史称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在土木堡之变后，面临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危局，朝中大臣惊慌失措，或言迁都，或拟委屈求和，而于谦却挺身而出，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领导了北京城保卫战，挫败了瓦剌的进攻，使明朝转危为安。于谦为人极其清廉，他在当巡抚时，每次到朝中陈事，“空囊以入”，那班权党根本不要希望得到什么，一反贿赂公行的官场恶习。所以史称：“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而且杨士奇思贤若渴，一旦发现人才便竭力推荐，决不让人才埋没，有不少被推荐对象，甚至与他素昧平生。比如陈继这个人，士奇本不认识他。户部尚书夏原吉在苏、松一带治水，得知其清廉，又看到陈继的文章后，认为此人很有才华便归示士奇，士奇立刻转向仁宗推荐之，这样陈继得以被提为国子博士，旋又升为翰林院官员，值弘文阁。
士奇爱读书，有一次，他翻看一本诗集，看到了昆山人屈昉的一首送别诗，觉得里面颇多佳句，便默默地记下了他的名字。不久，昆山县知县罗永年有事进京拜见士奇，士奇问他：“你们昆山县有一个叫屈昉的是什么人？”由于屈昉这个人名声太小了。连七品县官也不知其人，竟茫然不知所对，士奇有些不高兴，说：“这样的读书人你怎么不知道？”永年非常惭愧地退了下去。等他回到任上，赶紧察访到此人，一交谈发现屈昉果然很有才学，便结识了他。没多久，皇帝下令举明经行修之士，罗永年便推荐了屈昉，后来屈昉被任为南海县丞确实很有政绩。
士奇不仅善于推举贤才，就是对于那些受到攻击，冷遇的正派官员，也尽其力保护。
仁宗监国的时候，有一个叫舒仲成的御史，曾奉命处理木植岁课中的弊端，因为忤犯了仁宗的旨意，仁宗很恨他。后来仁宗即位，舒仲成正在当湖广按察副使。这时吏部抓住仲成的一些小毛病，在仁宗前参了他一本。仁宗正想治他的罪呢，现在有了借口，于是立即把舒仲成抓了起来。士奇知道后上疏说：“过去有不少人得罪过您，陛下即位以来，已下诏宽大这些人了。如果您再追究前事，那么您过去的诏书就无信用了，害怕的人就会多起来。记得汉景帝当太子时，曾召卫馆来，卫馆借口有病没有应召而得罪了他，可是景帝即位以后，反而提升了卫馆，历史上传为美谈。”由于士奇及时的劝谏，仁宗取消了治舒仲成罪的决定。
大理卿虞谦是位历经三朝的元老大臣，办事非常谨慎得体。但就是这样，还有人在仁宗面前攻击他办事不注意保密，本来不应该在朝中奏的事，他却当众汇报，目的就是想出风头。这些人还说，虞谦的下属杨时司就曾经给他提过这方面的意见，但是他没有接受。在极端专制的封建社会里，这样一番话足以改变一个人在君王心中印象，以至就此决定了他的升迁命运。仁宗听到这种反映后，没有仔细分析，就把虞谦降为大理少卿，而提拔杨时司当了大理卿。对这种处理，士奇始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以一时一事之得失来判定一个人。一天上朝后，诸朝臣都退下去了，士奇却没有走。仁宗猜到了士奇的心思，于是不开心地问道：“你还想什么呢？该不是为了虞谦的事吧！”士奇毫不隐瞒，他非常从容地向仁宗解释说：“虞谦身为三朝大臣，办事一贯得体，而他的一些过失都是相当微小的”。皇帝也觉得士奇分析的有理，说：“说实话，我也在后悔这种处理了，可是你觉得杨时司这人又怎么样呢？”士奇并没有因为替虞谦辩解就贬低杨时司，而是非常客观地为杨时司说了公道话：“时司这人虽然出身于小史，但是他对法律却很明了，而且做官公正廉洁，亦可担当重任。”仁宗听后便按照士奇的意见，改任杨时司为交趾按察司长官，同时恢复了虞谦的职务。
顾佐原来是应天府尹，为官刚直不阿，世人都把他比为包拯。宣德三年，都御史刘观以贪被黜，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推举清廉且威严的顾佐接任。宣宗很高兴，立即提拔为右都御史。命考察诸御史不称者黜之，御史有缺，推举送吏部补选。顾佐上任后，即上奏罢免或降职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遣送到辽东各卫为吏，而推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并规定试任三个月，称职者方能正式任职。于是“纠黜贪纵，朝纲肃然”。但是顾佐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既而暟自戌所潜还京，胁他贿，为佐所奏，且言暟谋害己。诏戮暟于市。”一年后，又有一个坏家伙，到通政司诬告顾佐接受贿赂，放走家中皂隶。我们知道，明朝虽系封建社会晚期，但是仍然残留了不少奴隶制的尾巴。在达官显贵的家中都有家内奴隶，他们没有户籍，也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奴隶身份恢复自由。这样，放走奴隶便成为不合法的行为，通政司便把状告材料呈给宣宗。宣宗看了后密示士奇说：“你不是举荐顾佐廉洁吗？”意思是你也有失察之过。士奇坦率地说：“那些人搜集的材料倒是真的，这主要因为朝臣的俸一般一个月只有石米，而柴草马料皆要靠奴仆供给，这样不得不遣散一半奴仆出去生产，交实物来免役。这样一来隶仆可以回去耕种，获得一定的自由，二来官员可以得到资费。中朝官都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做。先帝曾因此而增加中朝官的俸禄。”“帝叹曰：‘朝臣贫如此。’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士奇说：“这些小事不必惹您生气，只管交给顾佐去处理，那样就恩法并行了。”宣宗对顾佐说：“你自己去处理吧。”佐顿叩首谢，把告发者召来说：“皇上命我处置你，但只要你改过，我就宽恕你。”那人吓得连忙谢罪，顾佐也就没有惩治他。皇帝得知后非常满意地说：“看来顾佐真是个识大体的人呐！”
士奇在举荐和保护官吏上并非盲目行事。他首先是严格地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其次是才干。对那种不堪任用的贪官、庸才，他是坚决主张罢免，甚至会公开抵制一些不恰当的推荐。
宣宗继位后不久，遵照士奇等人的意见，准备罢兵交趾，同意他们自建王朝。
那么派谁当大使去宣布这一旨意而又不损国威呢？蹇义提出让伏伯安去，大家听后都没有作声。士奇却找到了夏原吉说：“伏伯安是个无赖小人，派他出使，必定会辱没我朝，你应该在圣上面前努力表达一下这个意见。”因为当时宣宗很听信夏原吉的话。不久宣宗把群臣都召去开会研究此事。会上蹇义又提出派伏伯安出使交趾的建议，众臣仍没有吭声。这时宣宗果然征求原吉的意见，原吉立刻回答说：“这人不可以用。”蹇义争辨道：“伏伯安这人能说会道，一般人可比不了呵。”杨士奇站出来反驳了，他指出：“伏伯安这人多有不良行为，又无学识，派他出使，必使我国丢脸。”在士奇的坚持下，宣宗否定了蹇义的主张，改派了礼部侍郎孝琦等人出使。几天后，士奇单独和宣宗在一起，宣宗说；“我已经从侧面打听到伏伯安，确实是一个贪淫无耻的人。但是我不明白，蹇义为什么要推荐这种人呢？”他的口气里已明显地流露出对蹇义的不满。士奇知道蹇义并非那种任人唯亲的人，于是替他解释道：“蹇义不过是只看中他能说会道而已，但是即使你再会说，言不当道，就是蛮夷也不会听你的呀！况且他行为不端，更会为人家所鄙视。”宣宗又问：“蹇义举荐此人已属不对，可其他人为什么不吭声呢？”士奇说：“可能也都和蹇义一样，只看上此人能说会道了吧？”宣宗颇有感触地说：“看来蹇义不如你和原吉。”士奇连忙说道：“不，蹇义这人平时非常忠厚，对人从无二心。为国事也敢于坚持己见。”宣宗听后，非常佩服士奇公正待人的态度和宽阔的胸怀。就这样，杨士奇既坚决抵制了让坏人当权的建议，又妥善处理好了由此而产生的君臣、臣臣之间的矛盾，维护了统治阶级最高领导集团间的团结。
对于那些因年迈多病而难于信任工作的功臣，士奇一面坚决罢免，一面又要求朝廷对他们妥善安置，甚至从优对待，让这些人能及早而愉快地离职又不至于影响政事。
户部尚书郭资在料理财政方面很有才能，但是此人后来处理事情很偏执而且多病，经常误事。蹇义、夏原吉提出让他退休。仁宗认为郭资是一位老臣，不忍让他去职离朝，于是问士奇怎么办。士奇说：“郭资这人自然有他的优点，比如他为人刚毅，外人很难以私来打动他。但是他处事呆板因执，象您的减免百姓租赋的诏令下过多次，他都不执行，因而使百姓得不到朝廷的恩泽，我认为这是他的错误。”仁宗听取了士奇的意见，一面让郭资退了休，一面又封给他一个太子少师的官衔，给他以优厚的待遇，这样，使得退休官员能够安心离职了。
从上面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杨士奇在明朝选官问题上确实是一丝不苟、费尽心机。他的这种知人善任精神，不仅时人认为可嘉，就是我们后人也应该学习之。他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很自赏的，他认为只要京官能够出以公心荐人，那么地方官必然得人。他曾经上书皇帝，建议把这种推荐方法作为一个制度固定下来，但是在英宗时，有人曾上书反对这种做法，左通政陈恭说；“古者择任庶官，例由选部，职任专而事权一。今令廷臣各举所知，恐开私谒之门，长奔竟之风。”（《明通监》卷二十二）杨士奇却很自信，仍然坚持己见，说：“宣德七年以前，地方官多不得人，为害百姓，因此宣宗皇帝让大臣保举，才多得其人。就是有一二坏人混入，也可由司法部门纠劾。”接着他又引证历史，说唐太宗也用过此法。对于士奇的这一观点，我们客观分析之，认为这是一个愿望好却难以实现的方法。士奇自己可以出以公心，身体力行之。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保荐了不少贤才，罢黜了一些贪鄙之徒。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一个政权还处于上升阶段，且选官制度又健全的时刻，试想，如果在那种日益腐朽的官场上，若长期采用此法，只能会给结党营私之辈，趋炎附势之徒以可乘之机。因此，从长远来说，比较切实可行的倒还是陈恭说的那种法办：由吏部考核选任官吏。但还必须加上问责制，对考核不实，任用庸官、贪官负有责任的人要追究。
官吏，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份，选择官吏的标准固然首先反映出这个政权的阶级属性，同时也反映出这个政权清明或腐败的状况。同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往往是用人得当，政治修明，社会安定，国富民安。否则是君昏吏奸，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因此，杨士奇非常重视官吏的选择，把它当作统治阶级的“第一事”。他对宣宗说：“其所条奏，唯在慎择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学术不正、立心行已颇僻者，皆宜屏远，使不得上惑聪明宗社，生民之福实关于此。”（《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此时，他已目睹到官场中的一些腐败状况，痛切指出：“近年有等京官无人举保，造为谤语，专欲隳坏先帝良法，则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进，则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同上）为此，他强调京官推荐地方官必须以廉公端厚为主要标准：“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请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荐举，务取廉公端厚，能为国为民者，吏部审其可用，奏授以官。后犯赃罪并坐，举者凡因保举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问，余人有验然后及之，庶不为小人所诬。年来吏员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请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试，选择而用之。”（同上）
杨士奇在这里提出的选官方案是积极慎重的。它既为地主阶级中的优良分子打开了仕路，又严格防止了那种任人唯亲的作法。这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邪恶势力逐渐抬头的明朝官场上，杨士奇能坚持这种唯贤是举的用人路线，充分体现了他清白正直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与那班贪官污吏、宦官阉党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为可贵的是他下面这一观点，他在奏折中对宣宗说：“军民中有文学才行卓然出众、智谋才勇精于武略者，亦宜察举。唐虞之世，罚弗及嗣。今极刑之家有贤子弟，例不许用。”杨士奇说这些话的含义已经明白无疑：他是用唐虞之世罚弗及嗣的制度对“祖宗之法”提出了异议。宣宗当即同意了他的看法，说：“舜殛鲧用禹，圣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谋反大逆外，其余犯者子孙，有文学才行，并听举用。”这是一条不唯成份重在表现的路线！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皇帝、大臣，能够实行（起码是能够提出）这样的路线，真是难能可贵！杨士奇仍是有政治远见的，他们通过这项“官吏政策”，缩小了打击面，发掘了人才，同时也更团结了广大的知识分子，作为首提这一建议而修改祖宗之法的杨士奇，我们应该承认他已具备了一个优秀政治家宽阔的胸怀和果敢的勇气。
拔擢贤能是杨士奇一生中最大的政绩之一，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载了他这方面的动人故事。现特辑录了一些突出者。
宣宗皇帝在位期间，认为有很多郡的太守不称职。宣德五年，正赶上苏州九府缺地方官。这九个府都是战略上、经济上的要地，必须选择得力的官员前去治理。于是宣宗命令各部院大臣推举他们下属中的廉能者候选，蹇义、胡滢和杨士奇首先推荐了仪制司郎中况钟。况钟担任了苏州知府后，“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明史·况钟传》）成为历史上清官的代表人物。
士奇荐贤，重才干，不重资历名望。宣德五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各地赋税多有拖欠，而以东南为甚，单是苏州一郡，税粮秋欠八百万石，朝廷急需得力官员前往解决。当时周忱很有经世之才，但不为人所知，士奇经过了解后，大胆将他荐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果然周忱赴任后，革除旧弊、节省浮费，既解除了人民的困难又缓和了国家财政的危机，做到了“民不扰而麈有余羡。”
民族英雄、名将于谦的提升过程也充分说明了士奇荐贤的这一特点：
于谦本来只是个正七品的监察御史，论资历可谓浅矣，论级别可谓低矣。但士奇却独具慧眼，看出此人才堪大用，于是在皇帝面前举荐他。于谦马上被破格提拔为三品高官兵部右侍郎，负责巡抚河南、山西，史称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在土木堡之变后，面临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危局，朝中大臣惊慌失措，或言迁都，或拟委屈求和，而于谦却挺身而出，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领导了北京城保卫战，挫败了瓦剌的进攻，使明朝转危为安。于谦为人极其清廉，他在当巡抚时，每次到朝中陈事，“空囊以入”，那班权党根本不要希望得到什么，一反贿赂公行的官场恶习。所以史称：“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而且杨士奇思贤若渴，一旦发现人才便竭力推荐，决不让人才埋没，有不少被推荐对象，甚至与他素昧平生。比如陈继这个人，士奇本不认识他。户部尚书夏原吉在苏、松一带治水，得知其清廉，又看到陈继的文章后，认为此人很有才华便归示士奇，士奇立刻转向仁宗推荐之，这样陈继得以被提为国子博士，旋又升为翰林院官员，值弘文阁。
士奇爱读书，有一次，他翻看一本诗集，看到了昆山人屈昉的一首送别诗，觉得里面颇多佳句，便默默地记下了他的名字。不久，昆山县知县罗永年有事进京拜见士奇，士奇问他：“你们昆山县有一个叫屈昉的是什么人？”由于屈昉这个人名声太小了。连七品县官也不知其人，竟茫然不知所对，士奇有些不高兴，说：“这样的读书人你怎么不知道？”永年非常惭愧地退了下去。等他回到任上，赶紧察访到此人，一交谈发现屈昉果然很有才学，便结识了他。没多久，皇帝下令举明经行修之士，罗永年便推荐了屈昉，后来屈昉被任为南海县丞确实很有政绩。
士奇不仅善于推举贤才，就是对于那些受到攻击，冷遇的正派官员，也尽其力保护。
仁宗监国的时候，有一个叫舒仲成的御史，曾奉命处理木植岁课中的弊端，因为忤犯了仁宗的旨意，仁宗很恨他。后来仁宗即位，舒仲成正在当湖广按察副使。这时吏部抓住仲成的一些小毛病，在仁宗前参了他一本。仁宗正想治他的罪呢，现在有了借口，于是立即把舒仲成抓了起来。士奇知道后上疏说：“过去有不少人得罪过您，陛下即位以来，已下诏宽大这些人了。如果您再追究前事，那么您过去的诏书就无信用了，害怕的人就会多起来。记得汉景帝当太子时，曾召卫馆来，卫馆借口有病没有应召而得罪了他，可是景帝即位以后，反而提升了卫馆，历史上传为美谈。”由于士奇及时的劝谏，仁宗取消了治舒仲成罪的决定。
大理卿虞谦是位历经三朝的元老大臣，办事非常谨慎得体。但就是这样，还有人在仁宗面前攻击他办事不注意保密，本来不应该在朝中奏的事，他却当众汇报，目的就是想出风头。这些人还说，虞谦的下属杨时司就曾经给他提过这方面的意见，但是他没有接受。在极端专制的封建社会里，这样一番话足以改变一个人在君王心中印象，以至就此决定了他的升迁命运。仁宗听到这种反映后，没有仔细分析，就把虞谦降为大理少卿，而提拔杨时司当了大理卿。对这种处理，士奇始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以一时一事之得失来判定一个人。一天上朝后，诸朝臣都退下去了，士奇却没有走。仁宗猜到了士奇的心思，于是不开心地问道：“你还想什么呢？该不是为了虞谦的事吧！”士奇毫不隐瞒，他非常从容地向仁宗解释说：“虞谦身为三朝大臣，办事一贯得体，而他的一些过失都是相当微小的”。皇帝也觉得士奇分析的有理，说：“说实话，我也在后悔这种处理了，可是你觉得杨时司这人又怎么样呢？”士奇并没有因为替虞谦辩解就贬低杨时司，而是非常客观地为杨时司说了公道话：“时司这人虽然出身于小史，但是他对法律却很明了，而且做官公正廉洁，亦可担当重任。”仁宗听后便按照士奇的意见，改任杨时司为交趾按察司长官，同时恢复了虞谦的职务。
顾佐原来是应天府尹，为官刚直不阿，世人都把他比为包拯。宣德三年，都御史刘观以贪被黜，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推举清廉且威严的顾佐接任。宣宗很高兴，立即提拔为右都御史。命考察诸御史不称者黜之，御史有缺，推举送吏部补选。顾佐上任后，即上奏罢免或降职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遣送到辽东各卫为吏，而推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并规定试任三个月，称职者方能正式任职。于是“纠黜贪纵，朝纲肃然”。但是顾佐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既而暟自戌所潜还京，胁他贿，为佐所奏，且言暟谋害己。诏戮暟于市。”一年后，又有一个坏家伙，到通政司诬告顾佐接受贿赂，放走家中皂隶。我们知道，明朝虽系封建社会晚期，但是仍然残留了不少奴隶制的尾巴。在达官显贵的家中都有家内奴隶，他们没有户籍，也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奴隶身份恢复自由。这样，放走奴隶便成为不合法的行为，通政司便把状告材料呈给宣宗。宣宗看了后密示士奇说：“你不是举荐顾佐廉洁吗？”意思是你也有失察之过。士奇坦率地说：“那些人搜集的材料倒是真的，这主要因为朝臣的俸一般一个月只有石米，而柴草马料皆要靠奴仆供给，这样不得不遣散一半奴仆出去生产，交实物来免役。这样一来隶仆可以回去耕种，获得一定的自由，二来官员可以得到资费。中朝官都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做。先帝曾因此而增加中朝官的俸禄。”“帝叹曰：‘朝臣贫如此。’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士奇说：“这些小事不必惹您生气，只管交给顾佐去处理，那样就恩法并行了。”宣宗对顾佐说：“你自己去处理吧。”佐顿叩首谢，把告发者召来说：“皇上命我处置你，但只要你改过，我就宽恕你。”那人吓得连忙谢罪，顾佐也就没有惩治他。皇帝得知后非常满意地说：“看来顾佐真是个识大体的人呐！”
士奇在举荐和保护官吏上并非盲目行事。他首先是严格地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其次是才干。对那种不堪任用的贪官、庸才，他是坚决主张罢免，甚至会公开抵制一些不恰当的推荐。
宣宗继位后不久，遵照士奇等人的意见，准备罢兵交趾，同意他们自建王朝。
那么派谁当大使去宣布这一旨意而又不损国威呢？蹇义提出让伏伯安去，大家听后都没有作声。士奇却找到了夏原吉说：“伏伯安是个无赖小人，派他出使，必定会辱没我朝，你应该在圣上面前努力表达一下这个意见。”因为当时宣宗很听信夏原吉的话。不久宣宗把群臣都召去开会研究此事。会上蹇义又提出派伏伯安出使交趾的建议，众臣仍没有吭声。这时宣宗果然征求原吉的意见，原吉立刻回答说：“这人不可以用。”蹇义争辨道：“伏伯安这人能说会道，一般人可比不了呵。”杨士奇站出来反驳了，他指出：“伏伯安这人多有不良行为，又无学识，派他出使，必使我国丢脸。”在士奇的坚持下，宣宗否定了蹇义的主张，改派了礼部侍郎孝琦等人出使。几天后，士奇单独和宣宗在一起，宣宗说；“我已经从侧面打听到伏伯安，确实是一个贪淫无耻的人。但是我不明白，蹇义为什么要推荐这种人呢？”他的口气里已明显地流露出对蹇义的不满。士奇知道蹇义并非那种任人唯亲的人，于是替他解释道：“蹇义不过是只看中他能说会道而已，但是即使你再会说，言不当道，就是蛮夷也不会听你的呀！况且他行为不端，更会为人家所鄙视。”宣宗又问：“蹇义举荐此人已属不对，可其他人为什么不吭声呢？”士奇说：“可能也都和蹇义一样，只看上此人能说会道了吧？”宣宗颇有感触地说：“看来蹇义不如你和原吉。”士奇连忙说道：“不，蹇义这人平时非常忠厚，对人从无二心。为国事也敢于坚持己见。”宣宗听后，非常佩服士奇公正待人的态度和宽阔的胸怀。就这样，杨士奇既坚决抵制了让坏人当权的建议，又妥善处理好了由此而产生的君臣、臣臣之间的矛盾，维护了统治阶级最高领导集团间的团结。
对于那些因年迈多病而难于信任工作的功臣，士奇一面坚决罢免，一面又要求朝廷对他们妥善安置，甚至从优对待，让这些人能及早而愉快地离职又不至于影响政事。
户部尚书郭资在料理财政方面很有才能，但是此人后来处理事情很偏执而且多病，经常误事。蹇义、夏原吉提出让他退休。仁宗认为郭资是一位老臣，不忍让他去职离朝，于是问士奇怎么办。士奇说：“郭资这人自然有他的优点，比如他为人刚毅，外人很难以私来打动他。但是他处事呆板因执，象您的减免百姓租赋的诏令下过多次，他都不执行，因而使百姓得不到朝廷的恩泽，我认为这是他的错误。”仁宗听取了士奇的意见，一面让郭资退了休，一面又封给他一个太子少师的官衔，给他以优厚的待遇，这样，使得退休官员能够安心离职了。
从上面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杨士奇在明朝选官问题上确实是一丝不苟、费尽心机。他的这种知人善任精神，不仅时人认为可嘉，就是我们后人也应该学习之。他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是很自赏的，他认为只要京官能够出以公心荐人，那么地方官必然得人。他曾经上书皇帝，建议把这种推荐方法作为一个制度固定下来，但是在英宗时，有人曾上书反对这种做法，左通政陈恭说；“古者择任庶官，例由选部，职任专而事权一。今令廷臣各举所知，恐开私谒之门，长奔竟之风。”（《明通监》卷二十二）杨士奇却很自信，仍然坚持己见，说：“宣德七年以前，地方官多不得人，为害百姓，因此宣宗皇帝让大臣保举，才多得其人。就是有一二坏人混入，也可由司法部门纠劾。”接着他又引证历史，说唐太宗也用过此法。对于士奇的这一观点，我们客观分析之，认为这是一个愿望好却难以实现的方法。士奇自己可以出以公心，身体力行之。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保荐了不少贤才，罢黜了一些贪鄙之徒。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一个政权还处于上升阶段，且选官制度又健全的时刻，试想，如果在那种日益腐朽的官场上，若长期采用此法，只能会给结党营私之辈，趋炎附势之徒以可乘之机。因此，从长远来说，比较切实可行的倒还是陈恭说的那种法办：由吏部考核选任官吏。但还必须加上问责制，对考核不实，任用庸官、贪官负有责任的人要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