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仁臣忠 勤于国事
由于杨士奇为明王朝的兴盛呕心沥血，仁宗对士奇一再给予表彰。洪熙元年四月，帝赐士奇诏书曰：“往者朕膺监国之命，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国忘身，屡历艰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来，嘉谟入告，期予于治，正国不二，简在朕心，兹创制‘杨贞一印’赐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誉”。（《明通监》卷十八）通过此文，一个对明王朝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辅臣形象已经活脱脱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仁宗皇帝对他的身心也是关怀备至。士奇因年老体弱，常抱病工作，仁宗不但送医送药，亲自为其开药方，还填词赐诗宽慰。“明仁宗赐谕德杨士奇药诗云：‘闻卿疾未愈，常怀时不忘。每图通神术，寻访求名方。偶得仲玉密，经进称其良。秒品亲团制，奇效难尽扬。临寝茶清化，日夕服即康。’又赐诗云：‘奏使回至京，恭省圣躬宁。湛恩有所赐，骅骝出帝廷。予心喜无际，土表摅衷情。撰述须博达，非尔何能成。’又书怀示学士杨士奇兼问其疾诗云：‘朝退坐寡默，中切夙夜思。六御在远外，未闻凯还期。寝食弗遑宁，定省五旬违。边报久不至，军情杳莫知。卿疾弗药否，相见当何时。忻戚心所同，细为筹量之。’又遣问诗云：‘卿疾久未痊，旦夕劳予思。予亦抱微疴，存问近颇稀。于今遣中使，遗以药铒资。眷言善调护，康宁早来兹’”（《泰和县志·杨士奇传》）
仁宗时，士奇被任命为修《太宗实录》的总裁官。
仁宗的儿子宣宗同样是杨士奇等人辅导过的。据载：成祖永乐六年十一月，命丘福、蹇义、金忠、胡广、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辅导皇长孙，谕之曰：“朕长孙天章日表，玉质龙姿，孝友英明，宽仁大度。年未一纪，夙夜孜孜，日诵万言，必领要义。朕尝试之以事，辄能裁决，斯实宗社之灵。卿等其悉心辅导。”（《明史记事本末》卷二十六）宣宗继位后，杨士奇已经是一个历经三朝的元老大臣了，仁宗临终前召回太子的遗诏就是由士奇起草的。因此尽管宣宗登基之初因对士奇了解不深而心怀芥蒂，但不久就显示出他对士奇的无比信任和尊重，甚至达到依赖的地步。宣德五年（1430），杨士奇已经是六十有五的老人，但其政治生涯则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君臣关系更为融洽。宣宗给予杨以更多的特权，“寻敕鸿胪寺，士奇老有疾，趋朝或后，毋论奏。”“帝尝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杨士奇对宣宗的深夜来访感到不安，只因为“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庙之身自轻？”宣宗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朕欲与卿一言，故来耳。”帝对杨士奇的倚重，己发展到一种眷恋之情。“后数日，……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后知卿之爱朕也。”对于新主的感情，“历事三朝”的老臣杨士奇，肯定是爱护有加。
此时杨溥也被召入直文渊阁，与士奇（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并称“三杨”，以居住的府第，杨士奇称西杨，杨荣称东杨，杨溥曾自书郡名为南郡称南杨，三人同治内阁事，“仁宣之间，政在三杨”。（《明通监》卷二十一）他们完全成了左右朝政的“台阁重臣”了。在宣宗朝十年中，三杨协助皇帝采取了不少宽刑省兵，减轻民负的措施，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局面，发展了经济。
宣宗继位之初，他们平息了汉王的叛乱，安抚了赵王，接着又妥善解决了交趾问题。
明朝自永乐以来征服了安南，改其名为交趾，又在交趾设置郡县。但是自那里设郡县始，因山高皇帝远，年年动乱，明朝的统治者们屡派大军镇压，经常遭到失败，不仅兵费巨大，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南边的生产。宣德元年，交趾黎利派人来要求重建王朝，上表言词甚为恳切。这时，是继续辖治交趾，还是让它自成一国，这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一场争论。宣宗说：“交趾自设郡县以来，从未安定过。我想来想去，还不如象洪武先朝时那样，让它自成一国，每年纳贡更为安宁，你们的意见如何？”蹇义、夏原吉激烈地反对，说：“太宗皇帝平定这个地方，花费了这么大的气力。现在要把二十年的军功弃于一旦，这是示弱于人，我们以为不妥。”这是主战派的意见。如果依了他们，那么以后仍要年年派重兵镇压交趾的叛乱，这样兵费钜万，对百姓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负担，对南疆的生产、建设亦是一种极大破坏。宣宗召集杨士奇与杨荣谋划，杨荣说：“永乐年间耗费了大批财力和数万人的性命才得到交趾，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既然交趾已上表，还是让他自成一国算了。”杨士奇说：“杨荣说得有道理。原来太宗皇帝就想立陈氏后人为交趾国王，因为没有找到，而在该地设郡立县。十多年来，兵民不堪其苦。这地方自古以来便是荒僻之地，汉唐时虽然也设过郡县，但叛服不常，汉元帝罢掉珠崖郡，历来都称道这种作法。现在陛下父母于天下，为何要与这种蛮夷去争得失呢？我们同意让它自立一国，这并不是示弱。”于是，宣宗同意了二杨的意见，撤回了前去镇压的大军，省下了每年钜万的军费开支。
在明代社会生产中，农业生产是占主要地位的。由于明初的统治者们实行了一些扶助农业生产的政策，并且使农民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所以几十年内，在元朝统治下遭到摧残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地主阶级的贪欲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大量兼并土地，拼命地压迫和剥削农民，许多农民由于失去土地或忍受不了苛重的赋役压迫，遂相继逃亡。土地集中以及无地流民的出现几乎是每个封建王朝中后期的规律性现象，明朝也不例外。在明初众多逃民尚未还乡复业的情景下，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局面。到了正统以后，流民几乎遍于全国，而在宣德年间，有些地方就已经有许多流民。流民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了明朝的社会秩序，更主要的是动摇了明朝的经济基础，因为这使得朝廷的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明初的统治者不断地同土地兼并现象做过斗争，制止和打击了大地主阶级的某些做法。当然，这种斗争乃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争斗。朱元璋曾经说过：“富农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人民，武断乡里，人受其害。”（《明太祖实录》）不过那时由于朝廷的一些制度（如黄册和鱼鳞图册制度）还很起作用，故此问题并不严重。但到了宣德年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便引起了那些有政治远见并且较正派官员的焦虑不安，杨士奇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一再上书或面陈，对皇帝指出流民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官府和朝廷减轻百姓徭役，使他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得以安心生产。
宣德五年二月，士奇向宣宗建议：“百姓积欠薪刍及采买诸物，官府但知督责，而民不能输，官粮额重，民困无聊，多有委弃逃徙者，当量与减除。部符坐征买办诸物，不问其地有无，一概趣办，民费价十倍不能完，唯当于出产处取之，无者勿强也。年来刑狱不清，旱潦恐由于此，宜戒。”（《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这些作法严重地摧残着社会生产，加剧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杨士奇预感到了这些后果，所以他认为应该“量与减除”和“唯当于出产处取之，无者勿强也。”
宣德七年一月，士奇又谈起官赋苛重一事：“官田减租，民间皆感圣恩，而户部格不行，追征如旧，此循习之弊。”上艴然曰：“今欲再下赦宽恤，必举此为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同上）
从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宣宗对士奇建议的态度是较明确的，他一旦发现了官府横征暴敛之事，还能够及时地采取措施制之。对于徭役军役繁重的现象，士奇同样向宣宗指出过：“‘四方工匠丁男皆征集京师，役于公者无几，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劳困，而妻孥莫顾，未免怨叹，当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单丁者皆免，老病无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诬引为匠者，察实除之……’。上称善，即敕书明旦行之。民大感悦。”（同上）
“公又念，今遣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往南方极边补任者，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往北方极边补伍者，其水土不相同，南人死于寒冻，北人死于瘴疠，且去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道路遥远，困于无资，多致死亡，深为可悯。在祖宗时已除，逃军仍旧，其余军丁南北各就近卫服役之。今兵部以移文烦劳惮于改发，不念天下人之艰苦，不思兵备之无实。遂与少保杨溥计议，具疏而率同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后清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军丁皆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诸处；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军丁皆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待补足其缺，又以填腹里之空，则兵备有实，下人不困’。上命公侯大臣议行之，天下便焉。”（同上）
另外，他还提出了清理冤狱，整顿司法机构的建议，在用刑上他一贯主张“敦用平恕，务求实情。”
杨士奇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以“仁德”治天下的思想。他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教养和熏陶，孔、孟之道非常强调行仁政，而杨士奇也正是把尧舜之世当成了仁政的典范来追求和仿效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提出了减轻赋役，反对苛政，重视农业生产、反对功利观点的建议。另外，他出身于下层，后来他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他仍是作为这一阶层的代表在朝廷出现的，因此，他反对大地主阶级那种毫无止境的土地兼并和厚赋重敛，力求防止农民逃亡。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表示同情和怜悯，这正是杨士奇思想中积极的，富有人民性的一面。比如他在对待流民问题上的态度，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曰：“逃移之民朝廷既敕，使复业，而家业尽丧，又有公逋私债之扰，所在官司不能恤，则必逃聚山林，相结为非。请下有司：凡逃民愿归者，郡县善抚恤，免其征徭；不愿归者，听于所在附籍，给以闲田，为经营居处，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安。”宣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回答道：“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
杨士奇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仍然是打击了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安定了人心，客观上起了防止流民大量出现的积极作用。
另外杨士奇还提出了不少兴修水利、储粮备荒的建议：“又言‘尧汤之世，不免水旱，而尧汤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备故也。我太祖皇帝笃意养民，其于备荒皆有定制，天下郡县悉出官钞粜谷，各于四乡置仓贮之，以时敛散。又相其地，宜开浚陂塘，修筑圩岸、闸坝，以备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业，此万业之利也。历岁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渔，谷尽仓毁，凡诸水利，亦多堙废，或被占夺，稍遇凶灾，民无所赖。风宪不举，守令漫不究心，事虽若缓，所系甚切。请令户部择遣京官廉干者，往督有司。凡丰稔州县，各出库物平粜，储以备荒，陂塘闸坝皆令修复，具实奏闻。若有灾之处，则俟稔岁而后行，郡县官满，兼以此之废举为殿最。风宪官巡历，各务稽考，仍有欺弊怠废者，具奏罪之。若巡历所至不复问理，听其堂上官纠治。庶几官有实积，荒岁人民不至狼狈，耕农无旱潦之虞。仁政所施无切于此。’”（《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
士奇这段长长的奏议中，严厉地抨击了“奸弊日滋，豪猾侵渔”和官吏不闻不问的腐朽现象，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良措施和严格的制裁办法，宣宗充分肯定了这一建议，说：“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户部亟行之。”（同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宣德君臣正是想努力保持住开始遭到破坏的祖宗之法，维持住原来比较发达的经济水平。由于他们君臣的齐心协力，同时更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洪武以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社会生产还是向上发展的。从税粮收入的平均额来看，永乐、洪熙、宣德时期都超过了洪武时期。故而仁宣两朝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明通监》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一时期：“仓库充羡，阖阁安乐，岁不能灾。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明通监》卷二十一）
应当肯定，在这一时期，朱元璋的前几代子孙安邦恤民总路线的努力，基本是成功的。同时也必须肯定：杨士奇在其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他不愧是一个守成之臣！
宣德十年（一四三五年）宣宗死，其子朱祁镇继位，此人便是明史上的第一个昏君英宗，他的年号是正统。宣宗死时只有三十八岁，而新皇帝不过是个九岁的小孩子。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便又以元老身份，肩负起辅导幼主的重任。当时“朝廷大政，群臣自太后悉令送内阁，俟杨士奇等议决然后行。”（《明通监》卷二十一）太后对士奇等非常倚重。再三属咐英宗，凡事必先征得杨士奇等人的研究同意。“太后……因顾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简贻，皇帝有行必与之计，非五臣所赞成者，不可行也。’”（《明通监》卷二十二）由此可见，太后是把决定军国大政的权力都交给了士奇等人。士奇的地位和权力几乎已经相当于过去的宰相了。他对明王朝更是忠心耿耿，不顾七十岁高龄，日夜操劳、竭尽全力地为英宗出谋划策。幼主登基，首先要树立起绝对的至上权威，杨士奇相当重视这一问题，其时，朝臣中人心不定，社会上流民俱增，边界上防务日见空虚，形势不太稳定。此时的杨士奇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为帮助新主稳住局面，及时上书指出皇帝即位后应做的一系列大事。作为一个兵部尚书，他首先必需要整顿好军队，必壮国威；要加强南京和淮北等军事交通要地的守备力量，要整顿好全国各地的社会治安，对于那些敢于犯上作乱破坏封建秩序的人更加紧镇压；另外他着重提出了加强北边防务的问题。
永乐间成祖曾五次北征蒙古，沉重地打击了其中较强的瓦剌、鞑靼两部势力，使得明朝在对蒙古的防御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因而防止了蒙古入侵，保护了正在恢复中的中国封建经济。到了宣德年间，蒙古中的阿鲁台部日渐强盛，于是他们不断南侵；而明军却节节败退，步步南移，开平等地一个个落入鞑靼各部手中。造成这种边防虚弱的结果原因很多，但我们认为这与明朝军屯的破坏、军丁的逃亡有直接的关系。杨士奇对此一直非常焦虑，他警告英宗：“陕西、甘肃、宁夏及大同、宣府、开平缘边等处多缺马操备。今瓦剌强盛，虑恐此寇侵边，欲请敕谕边将及守边头目，凡缺马之处，许于本处太仆寺及苑马寺用，仍开数奏闻，其西番等处进贡马匹，除上等好马令进京，其中、下马悉留边土给军骑操，亦具数付，进贡之人奏闻，以凭给与马价。”
“初，正统初，士奇言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明史·杨士奇传》）
在这里，杨士奇充分估计到瓦剌和阿鲁台入侵的可能性及严重性，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远见。事实不出他这所料：“士奇殁未几，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难，识者思其言。”（《明史·杨士奇传》）士奇不仅警告了英宗，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军事措施。明初边防之所以坚固，主要由于这些地带驻守重兵，而且实行了亦耕亦军的军屯制度。宣德、正统以来，明代边军的屯田开始遭到破坏：分驻在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军官等人象内地大地主一样，大批侵占了军士屯田，而征收屯粮的官吏，却不问军士屯田有无，只管一味催逼，军士们不堪这重重剥削和虐待，便相继逃亡，因此防备力量锐减。同时宦官及其爪牙布列治边各镇，他们公开掠夺，营私纳贿，以填充其罪恶的欲壑，有的甚至勾结塞外敌国大量走私武器，这些通敌牟利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明朝利益，使得国防边备日益废驰。
我们承认杨士奇提出的加强边备的措施是积极的，但是仅仅提出操练军队及增加军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令人痛心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些措施，也由于宦官的干扰和英宗的昏庸，没能得到认真的实行，致使也先后来趁虚而入，演出了一场丧师弃地、俘君辱国的“土木堡之变”。
对于军屯中出现的问题，杨士奇不能说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只不过他没有从根本上给予解决，而且也没有能力彻底整顿军屯。他在同一奏中对英宗说：“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塞则粮饷不充，实非经久之策。计公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间田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士奇等又言：‘前因巡边，调选大宁都司及南、北直隶卫所官军更番赴京操备，今天下已靖，请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转运之劳，又养精锐之气。’上命从容行之。”
另外，他还向皇帝提出了精减政府机构、裁减贪官污吏和庸官的建议：
“官员冗滥、虚靡俸禄者多，其京官及外方面官，合无从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州县及盐运司、行太仆寺、苑马寺、仓库税课等杂职官，合无令按察司、巡按史考察，但有廉勤爱民者留，老病阊茸、贪酷者起送吏部”。
看来，杨士奇为了明王朝的强盛，不能说不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了。实际上，无论是杨士奇还是什么更英明的人，都无法扭转明王朝开始霉烂的总趋势。大明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更何况十五世纪的中国已经步入封建社会的晚期了呢？
但是我们仍然不应全盘否定杨士奇的作用。我们不能脱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去苛求他。杨士奇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仍起了加强边防、减少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对朝廷内外的腐朽邪恶势力也是一个打击。因而在正统初年，仍然保持了前几朝的一些活气。所谓“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明史·杨士奇传》）可见，杨士奇在此时的作用仍是不能低估的。
对于朝廷内部邪恶势力的代表宦官，士奇等人也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斗争。宦官是明王朝内部的一大祸害。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削弱和抑制诸大臣的权力，在各个部门重用宦官，造成后来阉党猖獗，正派官员受到压抑的局面。在宣德期间，宦官问题已开始严重，而到了正统朝，宦官更加嚣张。英宗就是宦官头子王振一手带大的，因此英宗对他异常宠信，王振也有恃无恐，一步步排挤正直大臣，干预朝政。
“先是，王振用事，渐厌三杨。一日，语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今年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在这里，杨士奇严正地抵制了王振排挤他们出朝的阴谋，而杨荣考虑得更加深远，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可见杨荣为了不让宦官左右朝政，准备选择一些年轻的正派官员作为他们的接班人充实内阁。（以上材料见《明通监》卷二十二）
但是杨士奇等人在与宦官的斗争上并非始终是很坚决的。我们认为：王振之所以能在后来擅权恣横、贻患无穷，杨士奇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正统二年时，王振势力还羽毛未丰，当时太皇太后垂帘，她是一位比较清明贤德的妇人。“正统初英宗临御，张太后有拥护之功，专任三杨，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谘议，然后裁决。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阁，杨少师士奇有所拟议，振辄可否其间，士奇愤懑而归，三日不出。太后遣使来问，杨少师荣语其故，太后震怒，诏鞭振，遣人押至阁下谢罪，且戒之曰：‘再尔必杀无赦！’”（《东里集·许浩两湖麈谈录》）看来太后已顾虑到宦官的危害。一日，太后御便殿，召英国公张辅、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入朝。太后左右女官，皆佩刀剑，侍卫凛然。上西向立太后旁，五臣东西稍下。……有倾，宣太监王振至，免伏，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公当赐汝死。”时女官加刃振颈。此时是一个斩除奸佞的绝好机会，但是士奇等人看到“上跪为请”时，亦皆跪下来替王振求情，使得太后饶恕了王振，因而失了杀掉王振的机会。（以上材料见《明通监》卷二十二）
后来，在太皇太后病重期间，她又一次向杨士奇问到国家还有什么大事未决，杨士奇心中明知道宦官的严重危害，却避而不谈，只是提出了有关建文帝的几件事，这样最后失去了诛杀王振的机会。及至太后死后，王振便毫无顾忌，越来越猖狂了。对杨士奇这些错误做法，史学家以至后世皇帝都给予了严重批评。但这是由于杨士奇深受“三纲五常”教育，顺从昏君的愚忠思想作用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与历史局限所造成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仁宗时，士奇被任命为修《太宗实录》的总裁官。
仁宗的儿子宣宗同样是杨士奇等人辅导过的。据载：成祖永乐六年十一月，命丘福、蹇义、金忠、胡广、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辅导皇长孙，谕之曰：“朕长孙天章日表，玉质龙姿，孝友英明，宽仁大度。年未一纪，夙夜孜孜，日诵万言，必领要义。朕尝试之以事，辄能裁决，斯实宗社之灵。卿等其悉心辅导。”（《明史记事本末》卷二十六）宣宗继位后，杨士奇已经是一个历经三朝的元老大臣了，仁宗临终前召回太子的遗诏就是由士奇起草的。因此尽管宣宗登基之初因对士奇了解不深而心怀芥蒂，但不久就显示出他对士奇的无比信任和尊重，甚至达到依赖的地步。宣德五年（1430），杨士奇已经是六十有五的老人，但其政治生涯则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君臣关系更为融洽。宣宗给予杨以更多的特权，“寻敕鸿胪寺，士奇老有疾，趋朝或后，毋论奏。”“帝尝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杨士奇对宣宗的深夜来访感到不安，只因为“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庙之身自轻？”宣宗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朕欲与卿一言，故来耳。”帝对杨士奇的倚重，己发展到一种眷恋之情。“后数日，……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后知卿之爱朕也。”对于新主的感情，“历事三朝”的老臣杨士奇，肯定是爱护有加。
此时杨溥也被召入直文渊阁，与士奇（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并称“三杨”，以居住的府第，杨士奇称西杨，杨荣称东杨，杨溥曾自书郡名为南郡称南杨，三人同治内阁事，“仁宣之间，政在三杨”。（《明通监》卷二十一）他们完全成了左右朝政的“台阁重臣”了。在宣宗朝十年中，三杨协助皇帝采取了不少宽刑省兵，减轻民负的措施，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局面，发展了经济。
宣宗继位之初，他们平息了汉王的叛乱，安抚了赵王，接着又妥善解决了交趾问题。
明朝自永乐以来征服了安南，改其名为交趾，又在交趾设置郡县。但是自那里设郡县始，因山高皇帝远，年年动乱，明朝的统治者们屡派大军镇压，经常遭到失败，不仅兵费巨大，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南边的生产。宣德元年，交趾黎利派人来要求重建王朝，上表言词甚为恳切。这时，是继续辖治交趾，还是让它自成一国，这在朝廷大臣中引起了一场争论。宣宗说：“交趾自设郡县以来，从未安定过。我想来想去，还不如象洪武先朝时那样，让它自成一国，每年纳贡更为安宁，你们的意见如何？”蹇义、夏原吉激烈地反对，说：“太宗皇帝平定这个地方，花费了这么大的气力。现在要把二十年的军功弃于一旦，这是示弱于人，我们以为不妥。”这是主战派的意见。如果依了他们，那么以后仍要年年派重兵镇压交趾的叛乱，这样兵费钜万，对百姓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负担，对南疆的生产、建设亦是一种极大破坏。宣宗召集杨士奇与杨荣谋划，杨荣说：“永乐年间耗费了大批财力和数万人的性命才得到交趾，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既然交趾已上表，还是让他自成一国算了。”杨士奇说：“杨荣说得有道理。原来太宗皇帝就想立陈氏后人为交趾国王，因为没有找到，而在该地设郡立县。十多年来，兵民不堪其苦。这地方自古以来便是荒僻之地，汉唐时虽然也设过郡县，但叛服不常，汉元帝罢掉珠崖郡，历来都称道这种作法。现在陛下父母于天下，为何要与这种蛮夷去争得失呢？我们同意让它自立一国，这并不是示弱。”于是，宣宗同意了二杨的意见，撤回了前去镇压的大军，省下了每年钜万的军费开支。
在明代社会生产中，农业生产是占主要地位的。由于明初的统治者们实行了一些扶助农业生产的政策，并且使农民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所以几十年内，在元朝统治下遭到摧残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地主阶级的贪欲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大量兼并土地，拼命地压迫和剥削农民，许多农民由于失去土地或忍受不了苛重的赋役压迫，遂相继逃亡。土地集中以及无地流民的出现几乎是每个封建王朝中后期的规律性现象，明朝也不例外。在明初众多逃民尚未还乡复业的情景下，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局面。到了正统以后，流民几乎遍于全国，而在宣德年间，有些地方就已经有许多流民。流民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了明朝的社会秩序，更主要的是动摇了明朝的经济基础，因为这使得朝廷的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明初的统治者不断地同土地兼并现象做过斗争，制止和打击了大地主阶级的某些做法。当然，这种斗争乃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争斗。朱元璋曾经说过：“富农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人民，武断乡里，人受其害。”（《明太祖实录》）不过那时由于朝廷的一些制度（如黄册和鱼鳞图册制度）还很起作用，故此问题并不严重。但到了宣德年间，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便引起了那些有政治远见并且较正派官员的焦虑不安，杨士奇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一再上书或面陈，对皇帝指出流民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官府和朝廷减轻百姓徭役，使他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得以安心生产。
宣德五年二月，士奇向宣宗建议：“百姓积欠薪刍及采买诸物，官府但知督责，而民不能输，官粮额重，民困无聊，多有委弃逃徙者，当量与减除。部符坐征买办诸物，不问其地有无，一概趣办，民费价十倍不能完，唯当于出产处取之，无者勿强也。年来刑狱不清，旱潦恐由于此，宜戒。”（《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这些作法严重地摧残着社会生产，加剧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杨士奇预感到了这些后果，所以他认为应该“量与减除”和“唯当于出产处取之，无者勿强也。”
宣德七年一月，士奇又谈起官赋苛重一事：“官田减租，民间皆感圣恩，而户部格不行，追征如旧，此循习之弊。”上艴然曰：“今欲再下赦宽恤，必举此为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同上）
从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宣宗对士奇建议的态度是较明确的，他一旦发现了官府横征暴敛之事，还能够及时地采取措施制之。对于徭役军役繁重的现象，士奇同样向宣宗指出过：“‘四方工匠丁男皆征集京师，役于公者无几，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劳困，而妻孥莫顾，未免怨叹，当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单丁者皆免，老病无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诬引为匠者，察实除之……’。上称善，即敕书明旦行之。民大感悦。”（同上）
“公又念，今遣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往南方极边补任者，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往北方极边补伍者，其水土不相同，南人死于寒冻，北人死于瘴疠，且去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道路遥远，困于无资，多致死亡，深为可悯。在祖宗时已除，逃军仍旧，其余军丁南北各就近卫服役之。今兵部以移文烦劳惮于改发，不念天下人之艰苦，不思兵备之无实。遂与少保杨溥计议，具疏而率同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后清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军丁皆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诸处；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军丁皆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待补足其缺，又以填腹里之空，则兵备有实，下人不困’。上命公侯大臣议行之，天下便焉。”（同上）
另外，他还提出了清理冤狱，整顿司法机构的建议，在用刑上他一贯主张“敦用平恕，务求实情。”
杨士奇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以“仁德”治天下的思想。他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教养和熏陶，孔、孟之道非常强调行仁政，而杨士奇也正是把尧舜之世当成了仁政的典范来追求和仿效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才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提出了减轻赋役，反对苛政，重视农业生产、反对功利观点的建议。另外，他出身于下层，后来他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他仍是作为这一阶层的代表在朝廷出现的，因此，他反对大地主阶级那种毫无止境的土地兼并和厚赋重敛，力求防止农民逃亡。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表示同情和怜悯，这正是杨士奇思想中积极的，富有人民性的一面。比如他在对待流民问题上的态度，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曰：“逃移之民朝廷既敕，使复业，而家业尽丧，又有公逋私债之扰，所在官司不能恤，则必逃聚山林，相结为非。请下有司：凡逃民愿归者，郡县善抚恤，免其征徭；不愿归者，听于所在附籍，给以闲田，为经营居处，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安。”宣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回答道：“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
杨士奇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仍然是打击了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安定了人心，客观上起了防止流民大量出现的积极作用。
另外杨士奇还提出了不少兴修水利、储粮备荒的建议：“又言‘尧汤之世，不免水旱，而尧汤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备故也。我太祖皇帝笃意养民，其于备荒皆有定制，天下郡县悉出官钞粜谷，各于四乡置仓贮之，以时敛散。又相其地，宜开浚陂塘，修筑圩岸、闸坝，以备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业，此万业之利也。历岁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渔，谷尽仓毁，凡诸水利，亦多堙废，或被占夺，稍遇凶灾，民无所赖。风宪不举，守令漫不究心，事虽若缓，所系甚切。请令户部择遣京官廉干者，往督有司。凡丰稔州县，各出库物平粜，储以备荒，陂塘闸坝皆令修复，具实奏闻。若有灾之处，则俟稔岁而后行，郡县官满，兼以此之废举为殿最。风宪官巡历，各务稽考，仍有欺弊怠废者，具奏罪之。若巡历所至不复问理，听其堂上官纠治。庶几官有实积，荒岁人民不至狼狈，耕农无旱潦之虞。仁政所施无切于此。’”（《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
士奇这段长长的奏议中，严厉地抨击了“奸弊日滋，豪猾侵渔”和官吏不闻不问的腐朽现象，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良措施和严格的制裁办法，宣宗充分肯定了这一建议，说：“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户部亟行之。”（同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宣德君臣正是想努力保持住开始遭到破坏的祖宗之法，维持住原来比较发达的经济水平。由于他们君臣的齐心协力，同时更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洪武以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社会生产还是向上发展的。从税粮收入的平均额来看，永乐、洪熙、宣德时期都超过了洪武时期。故而仁宣两朝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明通监》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一时期：“仓库充羡，阖阁安乐，岁不能灾。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明通监》卷二十一）
应当肯定，在这一时期，朱元璋的前几代子孙安邦恤民总路线的努力，基本是成功的。同时也必须肯定：杨士奇在其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他不愧是一个守成之臣！
宣德十年（一四三五年）宣宗死，其子朱祁镇继位，此人便是明史上的第一个昏君英宗，他的年号是正统。宣宗死时只有三十八岁，而新皇帝不过是个九岁的小孩子。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便又以元老身份，肩负起辅导幼主的重任。当时“朝廷大政，群臣自太后悉令送内阁，俟杨士奇等议决然后行。”（《明通监》卷二十一）太后对士奇等非常倚重。再三属咐英宗，凡事必先征得杨士奇等人的研究同意。“太后……因顾上曰：‘此五臣先朝所简贻，皇帝有行必与之计，非五臣所赞成者，不可行也。’”（《明通监》卷二十二）由此可见，太后是把决定军国大政的权力都交给了士奇等人。士奇的地位和权力几乎已经相当于过去的宰相了。他对明王朝更是忠心耿耿，不顾七十岁高龄，日夜操劳、竭尽全力地为英宗出谋划策。幼主登基，首先要树立起绝对的至上权威，杨士奇相当重视这一问题，其时，朝臣中人心不定，社会上流民俱增，边界上防务日见空虚，形势不太稳定。此时的杨士奇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为帮助新主稳住局面，及时上书指出皇帝即位后应做的一系列大事。作为一个兵部尚书，他首先必需要整顿好军队，必壮国威；要加强南京和淮北等军事交通要地的守备力量，要整顿好全国各地的社会治安，对于那些敢于犯上作乱破坏封建秩序的人更加紧镇压；另外他着重提出了加强北边防务的问题。
永乐间成祖曾五次北征蒙古，沉重地打击了其中较强的瓦剌、鞑靼两部势力，使得明朝在对蒙古的防御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因而防止了蒙古入侵，保护了正在恢复中的中国封建经济。到了宣德年间，蒙古中的阿鲁台部日渐强盛，于是他们不断南侵；而明军却节节败退，步步南移，开平等地一个个落入鞑靼各部手中。造成这种边防虚弱的结果原因很多，但我们认为这与明朝军屯的破坏、军丁的逃亡有直接的关系。杨士奇对此一直非常焦虑，他警告英宗：“陕西、甘肃、宁夏及大同、宣府、开平缘边等处多缺马操备。今瓦剌强盛，虑恐此寇侵边，欲请敕谕边将及守边头目，凡缺马之处，许于本处太仆寺及苑马寺用，仍开数奏闻，其西番等处进贡马匹，除上等好马令进京，其中、下马悉留边土给军骑操，亦具数付，进贡之人奏闻，以凭给与马价。”
“初，正统初，士奇言瓦剌渐强，将为边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御。请于附近太仆寺关领西番贡马，亦悉给之。”（《明史·杨士奇传》）
在这里，杨士奇充分估计到瓦剌和阿鲁台入侵的可能性及严重性，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远见。事实不出他这所料：“士奇殁未几，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难，识者思其言。”（《明史·杨士奇传》）士奇不仅警告了英宗，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军事措施。明初边防之所以坚固，主要由于这些地带驻守重兵，而且实行了亦耕亦军的军屯制度。宣德、正统以来，明代边军的屯田开始遭到破坏：分驻在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军官等人象内地大地主一样，大批侵占了军士屯田，而征收屯粮的官吏，却不问军士屯田有无，只管一味催逼，军士们不堪这重重剥削和虐待，便相继逃亡，因此防备力量锐减。同时宦官及其爪牙布列治边各镇，他们公开掠夺，营私纳贿，以填充其罪恶的欲壑，有的甚至勾结塞外敌国大量走私武器，这些通敌牟利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明朝利益，使得国防边备日益废驰。
我们承认杨士奇提出的加强边备的措施是积极的，但是仅仅提出操练军队及增加军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令人痛心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些措施，也由于宦官的干扰和英宗的昏庸，没能得到认真的实行，致使也先后来趁虚而入，演出了一场丧师弃地、俘君辱国的“土木堡之变”。
对于军屯中出现的问题，杨士奇不能说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只不过他没有从根本上给予解决，而且也没有能力彻底整顿军屯。他在同一奏中对英宗说：“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塞则粮饷不充，实非经久之策。计公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间田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士奇等又言：‘前因巡边，调选大宁都司及南、北直隶卫所官军更番赴京操备，今天下已靖，请不必赴京，俱令下屯，既省转运之劳，又养精锐之气。’上命从容行之。”
另外，他还向皇帝提出了精减政府机构、裁减贪官污吏和庸官的建议：
“官员冗滥、虚靡俸禄者多，其京官及外方面官，合无从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州县及盐运司、行太仆寺、苑马寺、仓库税课等杂职官，合无令按察司、巡按史考察，但有廉勤爱民者留，老病阊茸、贪酷者起送吏部”。
看来，杨士奇为了明王朝的强盛，不能说不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了。实际上，无论是杨士奇还是什么更英明的人，都无法扭转明王朝开始霉烂的总趋势。大明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更何况十五世纪的中国已经步入封建社会的晚期了呢？
但是我们仍然不应全盘否定杨士奇的作用。我们不能脱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去苛求他。杨士奇所提出的这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仍起了加强边防、减少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对朝廷内外的腐朽邪恶势力也是一个打击。因而在正统初年，仍然保持了前几朝的一些活气。所谓“正统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明史·杨士奇传》）可见，杨士奇在此时的作用仍是不能低估的。
对于朝廷内部邪恶势力的代表宦官，士奇等人也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斗争。宦官是明王朝内部的一大祸害。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削弱和抑制诸大臣的权力，在各个部门重用宦官，造成后来阉党猖獗，正派官员受到压抑的局面。在宣德期间，宦官问题已开始严重，而到了正统朝，宦官更加嚣张。英宗就是宦官头子王振一手带大的，因此英宗对他异常宠信，王振也有恃无恐，一步步排挤正直大臣，干预朝政。
“先是，王振用事，渐厌三杨。一日，语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今年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在这里，杨士奇严正地抵制了王振排挤他们出朝的阴谋，而杨荣考虑得更加深远，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可见杨荣为了不让宦官左右朝政，准备选择一些年轻的正派官员作为他们的接班人充实内阁。（以上材料见《明通监》卷二十二）
但是杨士奇等人在与宦官的斗争上并非始终是很坚决的。我们认为：王振之所以能在后来擅权恣横、贻患无穷，杨士奇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正统二年时，王振势力还羽毛未丰，当时太皇太后垂帘，她是一位比较清明贤德的妇人。“正统初英宗临御，张太后有拥护之功，专任三杨，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谘议，然后裁决。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阁，杨少师士奇有所拟议，振辄可否其间，士奇愤懑而归，三日不出。太后遣使来问，杨少师荣语其故，太后震怒，诏鞭振，遣人押至阁下谢罪，且戒之曰：‘再尔必杀无赦！’”（《东里集·许浩两湖麈谈录》）看来太后已顾虑到宦官的危害。一日，太后御便殿，召英国公张辅、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入朝。太后左右女官，皆佩刀剑，侍卫凛然。上西向立太后旁，五臣东西稍下。……有倾，宣太监王振至，免伏，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公当赐汝死。”时女官加刃振颈。此时是一个斩除奸佞的绝好机会，但是士奇等人看到“上跪为请”时，亦皆跪下来替王振求情，使得太后饶恕了王振，因而失了杀掉王振的机会。（以上材料见《明通监》卷二十二）
后来，在太皇太后病重期间，她又一次向杨士奇问到国家还有什么大事未决，杨士奇心中明知道宦官的严重危害，却避而不谈，只是提出了有关建文帝的几件事，这样最后失去了诛杀王振的机会。及至太后死后，王振便毫无顾忌，越来越猖狂了。对杨士奇这些错误做法，史学家以至后世皇帝都给予了严重批评。但这是由于杨士奇深受“三纲五常”教育，顺从昏君的愚忠思想作用的结果，是传统文化与历史局限所造成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