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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阁辅政 智勇双全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他废掉宰相,集诸种大权于皇帝一身。洪武二十八年他便敕谕群臣:“以后嗣君,其毋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在极刑。”这种办法确实是大大稳定了他的皇帝宝座,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各省奏章如同雪片一样地到了他的龙案上,等待他一人批示。据通政司记载:光内外奏折,八天就有一千多份,共三千多件事情要他处理,那么朱元璋就是长了三头六臂,日夜工作也无法批完。朱元璋怕弄错,除下令不要“细故入奏”外,还从翰林院选出了一些文官来协助批示。但是这些人官品都很低,没有实权。“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明史》卷一百九《表第十》)。因此,这些人不过是皇帝的临时秘书而已。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人员经常变动,难以熟悉工作。于是明成祖一即位,便从翰林院中选出了一批老成持重,忠于他的文官入值文渊阁。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值,并预机务。”(《明史·成祖一》)这些人很受皇帝信任,成了他的机要秘书,象解缙、黄淮等经常侍于御榻前以备顾问,“或至夜分,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事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明通监》卷十三纪十三《惠帝建文四年》)由于这些人在文渊阁办公,所以就称之为“内阁”,阁臣的称号也就是这么来的。杨士奇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走进了内阁,开始了他四十一年的当政生活。此时,他已经三十九岁了。

  成祖时,阁臣的权力并不重,入值内阁者都是些五品官,而且内阁没有下属机关,对诸司没有约束力,它不过是皇帝的参谋班子。直到仁宗时,杨士奇为兵部尚书,杨荣为工部尚书,宣宗时召杨溥入阁迁礼部尚书,阁臣的权势才渐渐地大起来。“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论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明史》卷一百九《表第十》)士奇入阁不久,就由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永乐二年又晋为左中允,五年升为春坊左谕德,仍兼侍讲。

  永乐三年(一四0五年)成祖册立长子高炽为太子。永乐六年,升北平为京,同时成祖准备明年去巡视北京。他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北边的防务。因为从他继位以后,也采取了削藩的政策,尽释诸王兵权。这样北边开始吃紧。蒙古骑兵在那里悠来悠去,明朝重心又在南京,边备已显空虚。为了加强战备,成祖才做出了巡守北京的决定。另外,成祖此时已有了迁都北京的打算。于是,他命令杨士奇起草一份诏书,以告天下。士奇接令后一挥而就,成祖看了颇为欣赏,又拿给各部尚书观看。兵部尚书刘儶看后,提了个意见:“是否请把‘有’字改为‘自’字更为妥切?”众大臣听了很不以为然,认为“有”和“自”在文内字义相近,无需更改,况且皇上已经看过也没有提什么。但是士奇却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启奏道:“此事有关国家大体,应当采纳刘儶的意见”。成祖很赞赏士奇这种谦虚慎重的态度。以后对士奇更加信任了,命令士奇主编《太祖实录》。

  永乐七年,成祖巡守北京。临走前把一个重大而艰危的工作交给了士奇等人:他留下皇太子(即后来仁宗)在南京监国,而命令士奇、蹇义、黄淮等辅导太子。当然,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信任,可是不少事情往往又事关大局,不得不极其谨慎。士奇此时便有了展示他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忠诚,赢得了太子的信任,从而奠定了他和太子的那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蹇义是个多疑少断的人,常常打着熟虑的旗号而拿不定主意,士奇却非常果断,敢于据理而行。他说:“事岂得不思,但多思则惑,惟当据理而行”。“皇太子知公诚笃,惟公言是从,或初若有疑,而终必见用,由是少有阙失,而上下安。”(《东里集》王直作《杨士奇传》)。

  但是辅佐太子并非是一件安全的差事。随着地位的提高,士奇虽然越来越走进统治集团的中心,同时也越来越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着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封建法统,但是争夺皇位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或者导致全国之乱,百姓涂炭,或者是弑父杀兄,血染宫廷。雄傲多谋的朱棣,便是在“靖难”的烽火中赶跑了侄子,登上的皇位,而辅佐惠帝的方孝儒、黄子澄之辈都成了这场斗争的殉葬品。他深深地体会到藩王造反的厉害,于是上台后尽行削藩,一个个罢去他兄弟们的兵权。但是戏剧性的是又出了个仿效他老子,自比为秦王李世民的二儿子高煦。高煦在帮助父亲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颇为卖力。“初帝起兵时,汉王数力战有功,帝许以事成立为太子”(《明史·杨士奇传》)成祖也以他象自己而颇喜爱之。他曾经暗示过高煦“世子多疾”。但是他入继大统后,由于解缙等人的坚持,册立了世子朱高炽为太子,而把高煦封为汉王,封国云南,三子高燧为赵王。高炽虽被立为太子,但是这个接班人的位子很久没有稳定下来,成祖不喜欢他的文弱性格,对他很不放心。而高煦更是不会善罢甘休。“既而不得立,怨望。”(同上)他接到封号后立时勃然大怒,说:“我有什么罪,要把我赶到千里之外去!”。不走!就是不去!他恨死了解缙等一帮力主册立高炽的人,于是暗中积极活动,勾结了赵王高燧,寻找一切机会在父皇面前攻击太子,构陷他的罪状。谎话重复一千遍就会疑为事实。二儿子的谗言使英武的成祖也迷惑了,他变得对太子很不信任,不断地侦察、挑剔太子的差错。太子一有差池,辅臣便成了替死鬼,方孝儒的悲剧时刻在等待着他们。赞善梁潜、司练周晃都因为辅导太子有阙,先后被判罪在狱中,连解缙都因此遭到攻击,也被贬职处分,最后死于非命。这时,谁要是在成祖天平上高煦一端多加一个砝码,太子就会被打进冷宫,甚至导致一场新的宫廷变故。

  永乐九年,成祖回到南京,把杨士奇找来,让他汇报太子情况。“士奇以孝敬对,且曰:‘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明史·杨士奇传》)成祖听后非常高兴。然而由于高煦的搅动。这个漩涡没有平静。永乐十二年三月,成祖北征瓦剌,八月回到北京,按规矩,太子要派大使去迎接圣驾。可是仍旧带着挑剔目光的成祖,却指责他们接晚了,而且嫌欢迎辞也写得不那么顺耳,不禁龙颜大怒,说这是辅导者的责任,要治老师的罪。高煦又认为机会已到,对太子展开了新的攻势。蹇义、黄淮、杨士奇、杨溥等人陆续被关了起来。不过成祖对平日甚谨的杨士奇还是挺有好感的,说:“姑且先饶了杨士奇吧!”士奇被放出来后,又立即被召去汇报太子情况。士奇依然坚定地替太子辩护,他没有替自己开脱,而是勇敢地承担了罪责。他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明史·杨士奇传》)士奇这样回答,可以说是既大胆又巧妙的。他短短数语,既掩护了太子,又给成祖留下了勇担罪责的好印象。由于当时有人指出杨士奇也不能宽大,于是永乐帝只是象征性地把士奇关了几天,就放出来官复原职。

  高煦在谗言失败后,成祖又一次把他封到青洲,他还是不去,依然赖在南京。他在南京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趁着成祖北征,他便私选壮士,募兵三千,练起兵来。高煦准备有一天学他爸爸的榜样,弑兄夺位。他纵使下属劫掠,杀人越货。南京的兵马指挥徐野驴捕治其下属,高煦大怒,执铁瓜打死了野驴。高煦成了万人痛恨的混世魔王。可是由于“靖难之役”的情景在人们心中仍是记忆犹新,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肯定他不是未来的天子呢?十四年,成祖回到南京,他已渐渐听到一些汉王妄图夺嫡谋反的不轨之事,便命令高煦立刻离开南京,前往青州,但高煦公然抗旨,在南京城里依然故我。这时成祖向蹇义了解汉王事情,蹇义摸不透皇帝心思,非常害怕,什么也没说。于是成祖又把士奇找来询问,士奇回答得非常巧妙得体,他说:“我和蹇义一起辅导东宫,因此外人不敢对我们议论汉王之事。然而,您两次命汉王就藩,他皆不肯行,现在知道陛下要迁都了,他又要求留守南京,这目的不是非常明了吗?唯望陛下早一些安置汉王,使他有一个定所,这样既全父子之恩,又贻永世之利。”可见士奇不像蹇义那样顾虑重重、明哲保身,他的回答是肯定而得体的。这里他没有汇报什么新的情况以留下诽谤之嫌,只是举出了成祖知晓而且很关键的几个实例,向他敲响了警钟。成祖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却私下里派人侦察,彻底掌握了高煦的隐恶,于是把他找来狠狠训斥了一番,然后剥掉其冠服,囚系于西华门示众,接着又削掉了封给他的两个护卫(一个护卫一般有三千人),把他安置到乐安州。处理完毕,成祖放心地说:“这回他离南京不远了,就是作乱,我们也可以朝发而夕擒之了。”可以说永乐帝的这一处理,正是在杨士奇的提醒和敦促下进行的。在这场斗争中,有的官员别有用心,支持汉王;有的官员首鼠两端,一言不发以保全身家。他们都没有看到:高煦完全不是成祖那样的雄武人物。究其所为,高煦不过是一个恃强凌弱非常狂妄的无赖之徒,这种人既难以成事,又无德才治理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心要巩固一统江山的枭雄成祖怎么会把大权交给他呢?杨士奇从维护封建法统的目的出发,冷静分析了大势,态度鲜明地支持太子、提醒成祖,打击了藩王的分裂势力,维护了当时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防止了可能发生的第二个“靖难之役”。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中,要想维护一个安定和平的政治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的安定是一个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在统治阶级内部要有一个合法、坚定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代表人物就是皇帝。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皇帝的合法地位,应该是通过嫡长子继承而被臣民承认的,这便是中国式的封建传统观念。嫡长子继承制的实行与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局面。杨士奇在朱棣篡位问题上,虽然迫于形势,拥立新主,违背了封建传统,但是在成祖传位的关键问题上,始终坚持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坚决站在太子一边,并通过种种方式的斗争,使太子获得了胜利。太子地位的巩固,不仅影响着当时的局面,而且也对明朝中后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倘若此次太子失败,高煦成功,那么,父亲篡位于前,儿子效仿于后,此种风气一开,那么子孙后代群起而仿之,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这场斗争的意义主要还在于是一场捍卫封建法统的斗争,太子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当时和后来的分裂势力野心家。在这场斗争中,成祖的决定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他的明智决策,完全扭转了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力量对比,稳定了太子的地位,也决定了以后高煦覆灭的必然命运。太子非常感激士奇的功量,在他临终前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朕监国二十年为谗慝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指士奇、蹇义)共之。赖皇考仁明,以有今日。”(《明通监》卷十八)这也就解释了杨士奇后来何以受到非同一般的信任了。

  可以说,在对待皇位继承问题上,士奇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不同的形势下,采取了不同策略,却都达到了避免内乱的结果。

  永乐十五年士奇被提升为翰林学士,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学士,二十年由于辅导太子有缺,下锦衣卫,但旬日而释,这是士奇的第二次下狱。士奇一生下过两次狱,但均“旬日而释”,并官复原职。成祖在位期间,士奇的主要政治活动就是辅佐东宫和主编《太祖实录》。

  成祖即位后,大部份时间都是在北京。由于蒙古的瓦剌、鞑靼两部不断侵扰,所以成祖从永乐七年(一四0九年)——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五次亲征,最后一次死于北征途中。朱高炽于 1424年继承大统,是为仁宗,但他是个没有福份的短命皇帝,他监国有二十年之久,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宣宗即位,年号宣德。这对于野心不死的高煦来说,历史该是何等相似呀!一场新的叔夺侄位的“靖难之役”就要由他导演了。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促使他不顾大势,孤注一掷。宣德元年,他终于迫不及待地竖起了反叛的大旗。然而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不知道如今的中央政权,已非昔日建文朝廷,而是兵精将猛,谋士如林,局势也更加稳定,人民也更加反对这种不义的分裂战争。在杨荣的建议下宣宗御驾亲征,叛军一触即溃,叛乱迅速被镇压下去,高煦也落得个阶下囚的可耻下场。回师时,侍郎陈山进言邀功:“赵王高燧实在是和汉王一伙的,咱们现在乘势攻打彰德,连赵王也一块干掉吧!这样就可使朝廷永远没有忧患。”赵王过去确实是汉王的积极支持者,干了不少分裂的坏事。然而在成祖惩罚了他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过什么蠢动,因此这时出兵攻打赵王,势必会扩大打击面,促使赵王反叛,无端地劳师伤财,且会造成人心不稳。对于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建议,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杨荣居然竭力赞同,宣宗疑虑不决,蹇义、夏原吉二人“依违其间”。杨荣于是传旨,令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士奇起草讨伐赵王的命令。眼看一场新的战争又要开始。这时杨士奇没有附和,而是坚决地站出来反对,说:“凡事应当讲究事实,天地鬼神难道也可以欺蒙吗?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讨伐赵王?”因为这场反叛,赵王并没有参与。可是杨荣朝士奇扣起了大帽子,他厉声说:“现在连逆党都供认他们其实是同谋,怎能说没有证据呢?”士奇说:“这样的话就能服人心吗?”宣宗初即位,对杨士奇不了解,也谈不上信任。于是他去找蹇义和夏原吉,反复陈述不可兴兵讨伐赵王的原由。蹇义、夏原吉二人说:“既然如你所说,哪怎么办呢?”士奇说:“朝廷一贯看重亲情,对宗亲都很仁厚。如有可疑,我们就加以防范,这样就必然没有忧虑,而于国体正。”二人说:“皇上现在非常相信杨荣的话,不知我们说话是否有作用。”于是士奇又面见杨荣,说:“太宗皇帝只有三个儿子,现在皇上只有两个叔父,对有罪的我们自然不能赦免,但那无罪的则应宽厚对待,这样的话就可宽慰皇祖在天之灵。”杨荣仍旧固执己见,只有杨溥与士奇意见一致。杨溥说:“我们一起入见圣上,明其大义。”杨荣先入,士奇与杨溥跟在后面,但守门者不让进。一会儿皇上召见蹇义和夏原吉,他们入见后,把杨士奇的意见告之。至此皇上突然醒悟,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全部人马返还京师,再不议攻打彰德事,最终取消了发兵讨赵计划。士奇后来又对宣宗说:“赵王是您最亲近的亲人,陛下应当保全他,不要听从别人的。”赵王得信后,感动得流着泪说:“我这回有生的希望了。”他一边立即上表谢恩,一边自动献出了封给他的护卫。在这场争论中,士奇用仁爱之情打动了宣宗,战胜了主战派。可见,士奇根据分裂势力情节轻重,施以不同的策略,而在客观上减少了战争对人民的残害,同样收到了削藩的结果。

  成祖曾经说过:“兵易动难安,一或轻举,伤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谕,未必不从,如其不从,加后未晚”。(《明通监》卷十四)事实证明:士奇的做法是符合成祖“在天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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