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五卷）

溥仪和梅兰芳

　　◎ 王庆祥

　　“末代皇帝”溥仪的社交圈子及其广泛，有军阀政要、遗老遗少、文化名人……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溥仪人脉地图》一书，介绍了溥仪与各色人等接触的情景。从中我们也可感受到晚清民初直至建国后中国上流社会各界人士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嬗变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以下是书中介绍的溥仪与梅兰芳的交往——

　　溥仪与梅兰芳可谓世交，梅家三代都跟清宫有关。

　　照清宫旧例，除由升平署承担宫廷演戏任务外，还有随时要社会上的名角入宫演出，被传的伶人就叫作“内廷供奉”。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即是一位内廷供奉，他在咸丰年间掌管京都的“四喜”戏班，颇有盛名，经常被传进宫里演戏。咸丰十年（1860年）夏，咸丰皇帝三旬整寿时大肆操办，曾命梅巧玲率“四喜”班进圆明园连演数日。其人较胖，遂有“御口亲呼胖巧玲”一句“竹枝词”广为流传，说明皇家对梅巧玲的演艺是很欣赏的。

　　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在宫内当差，作为升平署的教习，他是一位六场通透的音乐家，与当年享有“戏剧大王”盛名的谭鑫培为搭档，为其拉胡琴伴奏极为和谐，被称为“随手”，吹笛子更有“绝活儿”。正像梅雨田自己所说，吃升平署这碗饭，胸中没有滚瓜烂熟的几百出戏，那是绝对应付不了的。他也是深受皇家赏识的戏曲乐器艺术家，除拿宫里的固定钱粮外，每次登台伴奏另外给银二两，以后逐渐增加到八两。

　　自咸丰以后清宫演戏成为风气，又经慈禧着意倡导，遂使此风由宫廷而王府，由皇帝而亲贵，先是观戏，继而演戏，光绪皇帝也能打鼓，公子王孙差不多都可登场彩唱。所以才有“国事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唱叫天儿”这两句歌谣流传。溥仪与梅兰芳的关系，是清宫与梅家几代关系的继续，也反映了皇族中京剧传统发展的状况。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散戏后梅兰芳在东兴楼吃晚饭时，正好看见溥仪迎娶婉容的仪仗从街上走过。嗣后，清宫从十二月二日到四日为庆祝溥仪大婚演戏三天。杨小楼、谭鑫培、俞振庭等名角都进宫演戏，共演三十四出，梅兰芳并没有参加这次演出。后来溥仪的堂弟溥佳撰文回忆溥仪大婚场面，说梅曾出演《汾河湾》，并与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讲得绘声绘色，实则为误传。

　　梅兰芳既不像伯父吃宫中钱粮，也不像祖父经常被传入宫“供奉”。终其一生进宫演戏只有一次，即在清宫为端康太妃操办五十岁整寿那天——一九二三年十月二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

　　梅兰芳这次被邀入宫，主要是因为端康太妃和溥仪都点名要看他的戏。事先，升平署总管拿着几十出戏的戏目呈请端康亲点，她找不到梅兰芳的名字就很不高兴。后来溥仪又回忆说，他也是因为久仰梅兰芳、余叔岩和尚小云等人大名，才决定将他们几位“临时邀入清宫，特别参加演出”的。于是，宫里特派升平署教习钱金福前往梅家“谦辞婉约”。当时正是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梅忙于赈灾义演，但因虑及祖父、伯父与清宫的关系，不便辞退，“即行允诺，并声明不领戏价”。溥仪闻之颇为欣喜，遂授意内务府大臣，“于梅兰芳到宫时，遣人欢迎领导，借示优异”。按照溥仪的想法，自然还是以皇帝的身分传谕社会名角入宫“供奉”；从梅兰芳的角度就大不相同了，他一方面顾及祖辈的情面，另一方面只把这紫禁城内的演出也作为庆一次堂会而已。

　　那天，梅兰芳来到漱芳斋后台，见桌上红漆插屏架上有个大水牌，上写“正开台大吉”几字，下面列着戏码。这戏码反映着名伶、名戏云集一台的盛况。

　　据梅兰芳回忆，那天他在后台大耳房化妆，隔窗可见台上演出，马连良的《借赵云》正唱到热闹处，忽有太监来到后台传旨“迎请”，戏停下来，许多唢呐吹“一枝花”牌子，皇帝、皇后入座听戏，不一会儿，端康、敬懿和荣惠三位太妃也入座了。因为下一出就是梅的《游园惊梦》，可知溥仪等对梅戏确是另眼相看。

　　梅兰芳后来跟许姬传先生谈过他演戏时注意到的台下的情景：“这个戏台，比外面旧式方台大得多。只见北面五间正房，有廊檐，正中悬挂着红边贴金蓝地金字竖匾‘漱芳斋’三个楷书，并排写的是满文。堂屋中间，隐约看见三个老太太同坐在一个小榻上。东边靠近窗户侧身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少年，一看便知这是逊帝溥仪，当年在报刊上就登载过他的照片。唱完‘梦回莺啭……’看见从屋里缓缓走出一个十几岁很气派的丽人，梳着两把头，穿着大戏缂丝氅衣，花盆底鞋。在这个十分庄严的场面里，敢于随便走动看戏，这当然就是刚娶进宫来的皇后婉容了。她看了一会儿就进屋，坐在西一间靠窗的地方。”

　　梅兰芳那天主演的两出戏《游园惊梦》和《霸王别姬》都是宫里没有的戏。别的剧团进宫献演，可以不带行头道具，因在清宫升平署一应俱全，梅却要自带服装进宫。

　　据当时各报报道，溥仪等对梅戏极为赞赏。《实事白话报》说：“是日，帝着灰色长袍，戴大黑墨镜，颇为高兴。名伶均蒙赏赐、惟兰芳蒙赐独多，原因系清帝初观兰芳演剧。清帝大婚时传演，适兰芳在沪未归；今观兰芳献技之妙，大加赞赏。”《大公报》则转述贝勒载涛（溥仪七叔）的话评论道：“梅兰芳在宫演两剧：一为《游园惊梦》，一为《霸王别姬》。清帝、后及皇室诸人，均以此次观剧极为满意，而尤赞赏《别姬》舞剑一场。瑜太妃（同治帝妃）谓：‘随先太后看戏数十年，从未见此好戏，以前都算是白看了’等语，其推重如此。”

　　梅兰芳事先就声明“不领戏价”，却得到清宫最高的报酬。据报道，一般角色给银二十元至三十元，像茹富兰、沈富贵等优给八十元，对尚小云、俞振庭、小翠花等名角给一百六十元，梅兰芳独获赏银五百元，另赐全馔一桌。《顺天时报》就此评论道：“帝赐兰芳御馔一桌，为伶人进内演戏者之创举也。”次日，溥仪又赏给梅兰芳“尺头四端”，派人直送梅府。

　　第二天，梅兰芳、杨小楼和余叔岩到养心殿谢恩时，又受到溥仪的亲切接见。溥仪非常高兴，当场再赏每人一只御制鼻烟壶，都是稀世珍品。

　　梅兰芳的两出戏虽说博得清帝、“皇后”以及老太妃们一致叫好，却也引起几位王公大臣的忧虑。他们认为太妃过生日不该演《霸王别姬》，还通过武进寿向溥仪禀报，说这“不吉利”。溥仪没听这一套，还是拍板让演。加之梅兰芳的表演真切动人，演到虞姬自刎时在场女眷们都落泪了。这就使那几位王公大臣更感到是一种不祥之兆，进而对溥仪见梅等都表示了强烈不满。

　　溥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回忆此事时写道：“不料这件事传到在我身旁的那些封建礼教思想极其浓厚的老学究耳中之后，他们便对此说了不少闲话。例如说‘皇帝不应该亲自接见优伶’。特别是对于那些他们所认为是在‘身份’上大有问题的人，竟赐以那样破格的厚礼。尤其那些鼻烟壶又都是乾隆年制的珍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等等。所以在我平生第一次听完了梅先生的戏以后，所得到的并不是什么‘余音绕梁’之类的快乐回忆，而恰恰是给我留下了一种懊恼的情绪。”

　　一年以后，溥仪被冯玉祥将军赶出紫禁城，当初反对演《霸王别姬》的人又出来说教：“看！不祥之兆到底应在今日了。”这时，梅兰芳刚刚结束第二次访日演出而回到北京，他在国内外的声名更高了。

　　溥仪爱听戏，“皇后”婉容也是戏迷。自从皇家迁居天津日“租界”张园，婉容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过过戏瘾。她找到娘家姨夫察存耆，此人系清末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子，从“小朝廷”时期就在溥仪身边做事，到天津以后给溥仪当英文翻译。一九二七年四月，梅兰芳来天津在新明戏院主演《西施》，婉容遂授意让她姨夫买两张戏票，并以自己的名义恭请“皇帝”和“皇后”观赏。这是溥仪和婉容第二次听梅先生的戏，也是他们第一次以普通观众身份欣赏梅先生的表演。不料，清室驻津办事处总务处任事，即张园大总管胡嗣瑗就坐在楼下池座里，一眼看见包厢里兴高采烈的“皇帝”和“皇后”，一时无名火起，只觉头昏眼花，悻悻而归。

　　第二天，溥仪便收到了胡嗣瑗“自劾”的奏折，大意是以“皇帝”、“皇后”而杂坐于市民中间看戏，有损龙凤之尊。此所谓“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不觉垂涕”。胡认为，溥仪“有失君德”，他作为辅弼之臣“有亏职守”应该“引责求退”以自惩，同时，他还提出要对“致吾君于不义的罪魁祸首严加申斥，以儆效尤”，就是要求惩处给溥仪和婉容买戏票的察存耆。

　　溥仪知道看戏乃是自己情愿的，赖不到察的身上，想来想去，只有向胡老头赔个不是，以求平息事端。遂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布了一纸给胡嗣瑗的亲笔手谕：“顷闻面奏各节，非至忠爱，孰肯出此？朕当誓改前非，永念祖宗付托之重，以副卿等期望之殷。嗣后，事无小大，均望随时规益，毋视朕为不可与言，至自请罢斥。朕一时疏寥，卿事前并未预闻，有何咎责？况倚任方深，岂可恝然舍去，重朕之过，著赏给貂皮一件，以旌忠直，并以志吾过，庶杜迎合尝试之渐，通谕知之。钦此。宣统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溥仪拿一件皮筒子赏给了胡嗣瑗，总算了结了此事，但从此溥仪和婉容再也不敢逛戏院了，甚至沾点儿“戏子”的边就觉得掉身份。

　　有一年，瑞典皇太子来中国游历，在北京时曾拜访梅兰芳，溥仪在报纸上见到他们会晤的照片，遂认定这位皇太子是不爱身份的人。不久，瑞典皇太子访问天津，并要求晋见溥仪，竟被严词拒绝了。

　　很明显，对待梅兰芳，溥仪在心理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他非常崇拜梅戏艺术，却又不能不视艺术家为“下九流的戏子”、“伶人”。

　　一九三二年春天，溥仪将在长春就任伪满执政，成为日本军人的掌上玩物。伪满“建国”之初，负责筹建“新国家”并将出任伪满“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的郑孝胥，多次派人赴北平邀请梅兰芳来伪满演出，以装潢门面。溥仪当然也想再“传”梅兰芳“入宫供奉”，借以重温“别姬”旧梦。不料，前往请驾的人几次都是碰一鼻子灰。梅兰芳义正词严地说：“话不能这么说！清朝已经被推翻，溥仪先生现在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罢了。如果他以中国国民资格祝寿演戏，我可以考虑参加，而现在他受到日本人的操纵，要另外成立一个伪政府，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我怎么能去给他演戏，而让天下人耻笑我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溥仪来说，是他接受改造的岁月，逢年过节，抚顺战犯管理所也组织犯人自编自演文娱节目，其中总有一两出京剧。这时，溥仪不能不想起梅兰芳，回味精湛的梅戏表演艺术之余，也会想起他们交往中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故事。溥仪非常留心见报的关于梅兰芳的消息，希望能了解梅戏艺术的发展。

　　一九五九年四月，梅兰芳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个月以后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这以后他又有了许许多多过戏瘾的机会。一九六○年四月初，溥仪应邀列席三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与出席会议的艺术大师梅兰芳重逢了。弹指三十多年过去，在不同的时代里，两人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现在都非常高兴，紧紧握手，悠悠话旧，这次叙谈给梅兰芳留下深刻印象。他当天回到家里，就把与溥仪会面的情景告诉了许姬传：“今天，我见到了溥仪先生，谈起当年宫里演戏的事，他说：‘我很喜欢看杨小楼、余叔岩和您的戏，可惜我当时不能自由行动，每天看报纸上的广告，有时听听话匣子唱片。一直到我在天津住张园的时候，我才和我爱人到剧院买票听戏，我觉得自由听戏是很舒服的。我在天津听过您的《西施》、《太真外传》以及别的戏。’” ■

　　陈锡联回忆逮捕“四人帮”

　　三十年前，粉碎“四人帮”，使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转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经过正在渐渐披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陈锡联回忆录》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现摘录如下——

　　我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赴唐山对抢险救灾部队进行慰问。五日下午三时许，华国锋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回京，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情况非常紧急，要我马上回去商量事情。放下电话，我意识到：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到了。

　　我从唐山飞回北京后，匆匆回到家里（当时由于地震把我住的房子震裂了，我就搬到位于东交民巷的国务院十四号宾馆临时借住，与华国锋同志家很近），拿了《光明日报》，直接去了华国锋同志家。华国锋同志正在家里等我，对我说，《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一个信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叶帅也来找过他，他已决定明天晚上行动，说着他做了一个抓的手势。我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同志曾经几次和我在一起谈过“四人帮”的事情，我对他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支持的，我的态度他是了解的。他下了决心要抓“四人帮”，我说我非常赞同，坚决支持。华国锋问我：部队情况怎么样？我说部队没有问题。我向华国锋简要汇报了赴唐山慰问部队的情况。华国锋说：你先回去，吴德、吴忠他们还要找你。

　　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抓“四人帮”一伙，要动用卫戍区的部队。按照规定，动部队必须要经军委批准。吴德、吴忠他们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

　　当天晚上，华国锋同志又步行来到我家，同我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我特意提醒华国锋同志，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枪。为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华国锋同志还要我不要出去，就在家里等着，以便随时联系。

　　送走华国锋，我对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央有要事，你们都不要离开，准备随时出动。

　　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代表党中央采取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卫戍区的部队把“四人帮”的几个死党也抓了起来。

　　按照约定，我当天晚上没有外出，在家等电话。电话铃声响，我拿起电话，华国锋说：“事情解决了。”我放下电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招呼工作人员：“备车，上玉泉山。”

　　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和他们的特殊身份，横行霸道，结党营私，迫害异己，祸国殃民。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曾经多次给予严厉批评，要他们“注意”，“不要搞四人帮”。

　　在毛主席第一次批评他们不久，江青给我打电话，说要找我谈话。我当时想，这不对头，就把这件事向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说，她要找你谈，不谈也不行啊。在谈话中，江青东拉西扯，也不知她到底想说什么。到了最后，她问我主席批评“四人帮”还说了哪些话。我这才明白，她是想从我这里了解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事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平、叶帅都汇报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批评“四人帮”。但是，对于毛主席的批评，对于中央政治局的批评，“四人帮”根本不听。

　　在为毛主席守灵期间，一次先念同志到洗手间，我也跟了进去，我对先念同志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总要采取个办法啊。先念同志说，总是有办法的，并示意我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也对叶帅说过，这个时候中央可是不能开会，他们几个人闹起来可是麻烦，还是个别解决的好。那一时期形势异常复杂，斗争非常的尖锐。

　　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通报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决定。次日，我向驻京部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通报了中央的决定。 ■

　　于凤至给赵一荻的亲笔信

　　张学良的元配夫人于凤至一生单独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就是晚年在与张学良的《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签字之前，于凤至给赵四小姐（赵一荻）写了一封长信。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捧读此信，热泪盈眶。正是于凤至的达观、大度，使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终于成婚，赵四小姐得以陪伴张学良终身。现将此信摘登如下：

　　缇妹慧鉴：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一九四○年我赴美医治乳癌，已经廿余年不曾见面，真是隔海翘首，天各一方……

　　记得是一九二八年秋天，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你父亲赵燧山因你和汉卿到奉天而发表的《启事》，声称与你断绝父女关系。那时虽然我与你还不相认，但却有耳闻。

　　你是位聪明果断，知书达理的贤慧女子。你住进北陵后，潜心学业，在汉卿宣布东北易帜时，你成了他有力的助手。为了家庭和睦，你深明大义，甚至同意汉卿所提的苛刻条件：不给你以夫人名义，对外以秘书称谓。从那时开始，你在父亲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表现出超人的坚贞和顾全大局的心胸，这都成为我们日后真诚相处的基础与纽带！

　　你我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我记得，那天沈阳大雪纷飞，我是从汉卿的言语偶尔流露中，得知你已产下一子，这本是件喜事。但我听说你为闾琳的降生而忧虑。因为你和汉卿并无夫妻名分，由你本人抚养婴儿，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你有心把孩子送到天津的姥姥家里，可是你的父亲已经声明与你脱离了关系，你处于困窘的境地。

　　我在你临产以前，就为你备下了乳粉与乳婴的衣物。那时我本不想到北陵探望，令你难为情。后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亲自到北陵看你。我冒着鹅毛大雪，带着蒋妈赶到你的住处，见了面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位聪明贤慧的妹妹，还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子。

　　你那时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来“下奶”，当你听我说要把孩子抱回大帅府，由我代你抚养时，你感动得嘴唇哆嗦，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你叫了一声“大姐！”就抱住我失声哭了起来……

　　汉卿后来被囚于（浙江）奉化，你已经由上海转香港。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你和闾琳暂避香港，完全是出于不得已！经我据理力争，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同意我去奉化陪狱。

　　嗣后，我随汉卿转辗了许多地方，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最后又到了凤凰山。转眼就是三年，缇妹，我只陪了汉卿三年，可是你却在牢中陪他二十多年。你的意志是一般女人所不能相比的，在我决心到美国治病时，汉卿提出由你来代替我的主张，说真的，当初我心乱如麻。既想继续陪着他，又担心疾病转重，失去了医治的机会。

　　按说你当时不来相聚也是有理由的，闾琳尚幼，且在香港生活安逸。我知你当时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放弃闾琳，要么放弃汉卿，一个女人的心，怎能经受得住如此痛苦的折磨？后来，你为了汉卿，终于放弃了孩子……

　　缇妹，回首逝去的岁月，汉卿对于我的敬重，对我的真情，都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在旧中国依汉卿当时的地位，三妻四妾也不足为怪（依先帅为例，他就是一妻五妾）。可是，汉卿到底是品格高尚的人，他为了尊重我，始终不肯给你以应得的名义……

　　闾瑛和鹏飞带回了汉卿的信，他在信中谈及他在受洗时，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我听后十分理解，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患难生活，你早已成为了汉卿最真挚的知己和伴侣了，我对你的忠贞表示敬佩……

　　现在我正式提出：为了尊重你和汉卿多年的患难深情，我同意与张学良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真诚地祝你们知己缔盟，偕老百年！

　　特此专复

　　娣：于凤至

　　于旧金山多树城196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