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长行
乔羽称得上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歌词作家之一。在上世纪下半叶,他为《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歌曲写的歌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不是听着、唱着这些歌长大的。
《不醉不说——乔羽的大河之恋》(团结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了乔羽的经历以及许多歌词创作的经过,现将乔羽是如何创造《我的祖国》歌词的过程摘介如下——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
《一条大河》(正式歌名称《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歌词不足两百字,自它诞生到现在,历经五十多年而不衰。
乔羽笔下的“一条大河”是指的哪条大河?面对《上甘岭》影片中那般惨烈的战争场面,乔羽何以抒情得那样不着“边际”……
《一条大河》诞生于一九五六年夏天,这年乔羽二十九岁。将进而立之年的乔羽,是在“迫不得已”的背景下,走上“产床”的。
这年稻花飘香的季节,乔羽遵命赴赣东南、闽西一带原中央苏区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目的是写一部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少年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即后来家喻户晓的《红孩子》。当他正在边梳理采访素材边发展采访线索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沙蒙导演的电报却接二连三地“撩拨”着乔羽,约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上甘岭》创作歌词,并希望乔羽能回长影去写。光用电报相约,恐怕不行,沙蒙又把剧本寄给乔羽。读罢剧本,乔羽陷入两难境地。
当乔羽完成采访回到南昌,坐下来要写《红孩子》的时候,又收到沙蒙近乎“绑架”之势的电报。电文长达数页,连启程的路线都安排妥当:让乔羽先到上海,由上影厂厂长袁文殊安排车次,尽快赶到长春,电文最后一连用了三个“切”字,三个惊叹号。接到电报的那个晚上,乔羽正在看福建梨园戏《陈三五娘》,电报送到剧场,心乱如麻的乔羽,再也无心看戏,当机立断离开剧场,请当地同志设法买到火车票,当夜登车赶往上海。
车到上海,是早晨八点钟。袁文殊厂长已经为乔羽买好了直驱长春的火车票,下了火车上火车。
列车直达长春。下车之前,他还细心地看了一会列车里程表,从南昌到长春,正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下车伊始,沙蒙便把情况和盘摆给了乔羽。《上甘岭》影片的确已经拍完,样片也已经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等歌出来后补拍。摄制组停机坐等,即使什么也不干,每天也要耗费两千块钱(两千块钱在当时不是太小的数字)。沙蒙摆出这一切的意思,是在催乔羽快写,乔羽也不敢怠慢,忙向沙蒙:“你认为这首歌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沙蒙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
沙蒙甩下那句话,就急匆匆地忙别的事情去了。乔羽也没机会再说别的,吃住都安排好了,什么也不要说了,只有快写为是。然而乔羽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急切想写好这首歌词的时候,却出现了临纸踌躇,四顾茫然的状态。
乔羽在江西已经看过《上甘岭》的本子,他现在找人要来样片,躲在长影小白楼里,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天。《上甘岭》的样片,让乔羽重新投入战争,也沉浸在忐忑不安的思索里……
在写歌词的这段时间里,长春下过一场大雨。写不下去,乔羽总是在一个篮球场上转来转去。这天,天气晴转多云,渐至阴云漫漫,突然几个雨点打在了他的脸上,使他有一种灵魂得到了滋润的感觉,半个多月的苦心挣扎、日思夜虑,都在这几个雨点里有了些许滋润。“水”,始终是乔羽创作时灵感闪现的“源头”。此时,一股清爽之风吹来,乔羽的心头宛如清澈小溪漫过。
最先“蹦出”来的句子,是“一条大河波浪宽”,乔羽作词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了第一句,就等于有了全篇。这是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这一声“啼哭”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生命的“下凡”。半个多月的煎熬、期待,终于有了结果,肯定、否定,否定、肯定,划拉来,划拉去,《我的祖国》的歌词终于诞生了。
作品诞生的时辰是深夜。第二天早晨,沙蒙又到乔羽房间来的时候,乔羽把稿子胆怯地交给了他。沙蒙把稿子铺在桌子上,站在那里看了足足半个小时,不足二百个字的歌词,沙蒙这样的大艺术家,居然反复看了半个小时!沙蒙看稿子时,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最后,沙蒙把稿子拿在手中,上下掂了一掂,只说了一个字:“行!”接着,他拿着稿子,笑吟吟地走了。这一天,乔羽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都没有,总感到不知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第二天,沙蒙果然又拿着稿子来到乔羽的屋里。他说:“你的这一条大河是指的长江吧?”乔羽回答:“是。”沙蒙说:“好极了,我没猜错。那么既然是长江,为什么不用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
乔羽说出了这样一个理由:长江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一条江,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无论你出生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会有一条河,即使是一条很小的河流,在幼小者的心目中也是一条大河,而且这条河上的一切都与你息息相关,无论将来你到了哪里,想起它来一切都如在眼前。因此,我感觉还是用“一条大河”为好。听罢乔羽的陈述,沙蒙不无激动,与其说他被乔羽的才思所折服,不如说他勾起了对自己家乡门口的一条大河的怀想,沉吟片刻,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说:“就一条大河!”拿起稿子,起身告辞了。
沙蒙拿着歌词找到了作曲家刘炽。刘炽本是有名的作曲快手,这一回,他竟然比乔羽“憋”了更长的时间。一天又一天,他在住地踱着步,谱了唱,唱了谱,折腾来,折腾去,近二十天后,他终于以优美的旋律为这首歌配上了飞翔的翅膀。紧接着,长影请了当时的一批国内擅唱民歌的歌唱家试唱,结果都不太满意。乔羽忽然想到并提出:“怎么不请郭兰英来?”郭来了,一试,在场的人都拍手叫好!录音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的。郭兰英的演唱,使参加录音的工作人员的眼里噙满了泪花。那时,人们基本上没有版权意识。第二天,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迅即,神州万里都回荡起“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于是,一个历史事实形成了:最先唱响《一条大河》的是郭兰英,最先播出这首歌的是电台。沙蒙的电报请来了乔羽,乔羽的一句话请来了郭兰英。沙蒙的电报让乔羽度过了非凡的半个月,而乔羽的一句话,却让郭兰英唱了几十年的《一条大河》。 ■
“80后”文学的命名
不必讳言,美国《时代》周刊对“80后”的命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80后”不但成为圈内圈外的焦点,而且成为一个正式取代其他称呼被广泛使用的命名。
二○○四年二月二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的照片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成了第一个登陆该杂志封面的中国作家。同期杂志还把春树与另一位八十年代出生的写手韩寒称做中国“80后”的代表。这一明确命名与定位,引起人们对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文学写手(简称“80后”)以及他们的写作行为与作品的关注,这一关注迅速地从网络、从圈子上升至读书界、文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