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五卷）

延安交谊舞始末

　　◎ 朱鸿召

　　朱鸿召先生在查阅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多方采访延安革命老人、深入延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展开了对延安历史生活的研究，写就了《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鸿召先生说：“‘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延安创造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因此对延安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本著作选择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描述了延安生活中的历史真实，对我们了解当年的延安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现将书中的一个片断摘介如下，以飨读者。

　　延安十年的业余时间里，其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二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这是在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际，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这种革命队伍里的交际舞渐次稀落。经过短暂的沉寂，一九四三年元旦开始，革命队伍里再次时兴的是军民同乐的红色秧歌舞。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此前半年，同样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以记者身份，到保安对中国革命队伍作第一次采访，然后写成《西行漫记》一书，向世界和中国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产生良好的效果。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四十五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当她初见朱德时，史沫特莱写道：“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 ① 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当众拥抱亲吻怎么敢看呀？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史沫特莱是以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② 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斯诺夫人总是拒绝公开场合唱歌、跳舞，甚至讲话，除了采访，很少串门。而史沫特莱拉着吴光伟，有时还有丁玲，却特别爱交际，喜欢串门。“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三人小组：三个有大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 ③ 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芳龄都在二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像旋风一样出入在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 ④ 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并且，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逢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⑤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⑥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⑦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社会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了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参加过长征的五十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她们把新式婚姻作为一种严肃的社会制度来捍卫。……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早已被视为毒草，从革命阵营中铲除了。” ⑧ 交际舞“一直是被当做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⑨ 陕北那些生性温顺、政治落后的乡下婆姨，对这批强悍的女英雄们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现在，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着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⑩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11}

　　另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文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文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引者注）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12}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贺子珍在晚年对来访者说，有一天，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正在谈话。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13}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应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然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子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八月间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九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14}

　　贺子珍出走，江青进入毛泽东的生活，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的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更加时兴起来。

　　自一九三六年底的“西安事变”至一九四一年初的“皖南事变”期间，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奔向延安。

　　这些青年学生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而且使延安这座本来灰色狭小的古城，顿然间焕发出年轻的光彩，成为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建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

　　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桶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一九四一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被张仃设计成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一九四○年大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当天夜里，和苏菲同窑洞的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一九三九年七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实习学生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便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生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三年后的七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她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 {15} 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16}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一九四三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偶尔还有的交际舞会，都是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枣园中央小礼堂等最高权力机关，很小范围内的高层娱乐活动。{17}

　　一九四三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的舞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

　　注：

　　①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②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

　　③ ［美］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④ 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

　　⑤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⑥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⑦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⑧ ［美］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续西行漫记》。

　　⑨ ［美］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⑩ 转引自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11}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12} 转引自［美］简·麦金农、斯·麦金农：《史沫特莱传》。

　　{13} 参见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

　　{14} 后期，史沫特莱在延安的朋友只不过丁玲和朱德。而此时丁、朱都不在延安，所以她临行前只有向斯诺夫人借钱。她对斯诺夫人说：“你在这儿能借到钱，我借不到。”见［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

　　{15} 姚铁：《欢快的宝塔山——延安党校的文化生活》，《党史纵横》。

　　{16} 梅剑主编：《延安秘事》。

　　{17}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间，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联络员兼塔斯社驻华特派员的彼得·佛拉第米洛夫，中文名孙平，在其日记中论述了当时的情况。1945年边区干旱，备荒节约成了当务之急。毛泽东说：杨家岭的伙食减三分之二，停止跳舞。过去跳舞对的，现在不跳也可以。见《林伯渠在边府备荒节约会上的讲话》，1945年6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 ■

　　李敖谈金庸

　　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