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五卷）

并没有真正了解日本

　　◎ 李 梓

　　戴季陶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说过：“日本已经把中国放在手术台进行解剖，中国人对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而在六十年后，这段话仍不过时。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程麻说：“我国绝对人口数十倍于日本，但在历史的任何时期，研究日本的人数始终没有超过日本研究中国的人数。就算在今天，日本有上万人在研究中国，而中国肯定没有这么多人研究日本。”

　　中国与日本，长期被称为“遥远的邻国”。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研究中国几乎成为一种传统，而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关心却不够。“中国的文化是大中华的思想，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因此对日本文化很难提起兴趣。”日本汉学家竹内实先生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解释这个现象。

　　基于历史和感情的原因，我们对身边的第二经济强国熟视无睹。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对日本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几乎无所不包，从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到风俗民情，很多课题我们自己都想不到。

　　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每次兴趣都是因为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而被迫进行的关注。程麻列举中国历史上几次对日研究的高峰时说：“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基本缺乏对日本的研究，只在甲午战争后，才有一批人开始到日本，去了解这个国度。而在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日本研究专著，比如影响力巨大的戴季陶的《日本论》，比如王芸生所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他还有许多作家写过日本，因为那时候去过日本的作家非常多。”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不仅对日本的研究减少，就连文学方面的关注也甚少。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对日本研究停滞。

　　近些年，对日本的“误解”成为中国人研究的一个新话题，中国人发现，自己的常识中有许多日本民族的错误认识。于是很多人开始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想当然地把对方想成和自己是同样思维方式的人。”程麻说。他认为，从政治体系的构建，到日常的行为以及思维的依据，中日都是两个差异巨大的民族。从历史上，日本虽然向中国学习，但只拿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中日两国认识迥异。“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结果日本人来学走了礼仪，但我们的礼是为了‘义’而服务，而这点，日本人很难理解。”同样，在对日本儒学的总结上，程麻也提出了许多他的观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却没有形成“德”的观点，所以，日本人靠守纪律来维持自己的道德，而中国人以道德为原则来要求公民守法。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有时成为中日之间关系的要害。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在侵华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认清自己的错误，而日本国民则对中国人对已经过去的问题如此纠缠不休而感到不可理解。“立足之道”与“立足现实”的巨大差异，使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冰冻状态。

　　程麻认为，在中日关系多变的今天，中国人应该调整自己的思考习惯和心态，冷静客观地去审视日本文化心理，以求得破解之道。他举例说，战后被誉为对日本文化最具深刻洞察力的罗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仅是借助单一的欧美文化视角，从而窥探出日本文化内涵的双重与矛盾结构。而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越来越清楚，这本著作并未挖掘出潜藏于日本文化双重与矛盾结构下的根本性质，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战后虽然就推动经济方面有恩于日本，但最终却对日本东山再起的咄咄逼人之势束手无策。 ■

　　（摘自《新世纪周刊》）

　　“这个宝贝怎么也被打倒了？”

　　一九七一年国庆节前夕，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之时，廖承志还在靠边站，连续来访的藤山爱一郎、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日本朋友都强烈希望会见老朋友廖承志，因此周恩来为廖承志复出做了精心部署：先是让他的秘书通知廖承志，不必再回隔离审查的地方，什么时候回去听通知。再让对外友协给廖承志送票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访华演出，在报道观看演出的领导人名单中，颇有深意地写上“还有久病初愈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迫不及待地前来拜访，他惊奇地发现，原来英姿飒爽的廖公似乎不复存在，面前的廖承志头发全白了，魁梧的身躯瘦了一大圈，中山装大了两号，看起来晃晃荡荡，只有眉宇间的笑容如故，仍然那么坦诚、明朗、安祥，仍然那么热情似火……

　　一天深夜，廖承志被电召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对廖承志说：“小廖，我们一同去见毛主席！” 廖承志跟随周恩来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只见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书，周恩来轻声报告：“主席，小廖来！”毛泽东放下书本翻身而起，微微一笑用浓重的湘音问道：“小廖，你怎么好久不来看我？” 廖承志直言不讳地说：“我被打倒了。” 毛泽东转过脸看着周恩来，用手指点点廖承志问周恩来道： “这个宝贝怎么也被打倒了？”

　　（《廖承志传》 王俊彦著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