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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的动物

  ◎ 王德华

  《灵长类和哲学家》

  F.德法尔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人是什么?长久以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设法回答这个问题,想找出能够确切地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特征。但是这个似乎很明白的问题真还很不好回答,有人说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但是动物学家们早就发现,有许多动物,例如猩猩,鹫和海狸都会使用工具;有人说是语言,但是有实验表明,大猩猩能够掌握简单的语言;有人说是意识,但是猩猩,海豚和大象的一些行为让人相信它们显然应该是有意识的。那么什么是唯有人才具有的能力或品质呢?

  近来不少学者认为道德是唯有人才具有的品质,只有人才会不以功利为动机而以道德为动力来行事。初听上去这似乎是个符合常识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但也有科学家对此有怀疑。本书作者是位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他就认为动物也是有道德意识的。

  道德是个涵义广泛的概念,互惠,惩治,守规矩,同情移情等都是道德意识的表现。作者是一位观察敏锐的动物学家,他着重研究了动物到底有没有同情心的问题。当然,再聪明的动物也不会说一通安慰同伴的话,同情心只能从它们的行动中推断出。而作者收集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动物行为例证,表明动物会感受到别的动物的痛苦。有次一头名叫库尼的猩猩看到一只昏倒在地的椋鸟,它把小鸟捧起来,爬到树顶,小心地把小鸟的翅膀展开,然后一手托一个翅膀,用力把小鸟扔向围栏的外边。库尼的这个行为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它想帮助这只小鸟,而帮助的动机只能是来自于同情心。在这个事例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库尼的同情心是对另一个物种而发的。而猩猩们互相之间表现同情心的例子就更多了。作者注意到,当猩猩之间发生了殴斗后,总会有没参加殴斗的猩猩来到被打败的猩猩旁,轻轻地搂它一下,显然是一种表示安慰的姿态。

  如果作者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界限就更难划清了,我们的灵长类表兄弟们看来和我们更相似了。剩下的问题是:道德意识来自于哪里?有没有“道德”基因?或许道德完全是群居社会环境所养成的?当代的道德哲学家们和行为科学家们恐怕还要为此辩论上很长时间。

  据说每颗钻石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由钻石霍普而产生的故事像是一部奇异的小说。

  这颗钻石产自印度,未经雕凿时净重一百十二又四分之一克拉,已属旷世罕见,更令人惊异的是它呈现的色彩,那是一种深邃神秘的天鹅绒式的蓝色。正是这个美不可言的蓝色,使它在印度得不到王公们的青睐,因为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蓝色属于下贱的种姓,属于高贵的婆罗门的是白色。这样,有个名叫塔凡尼的珠宝商乘机把它买了下来又转手卖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颗钻石也因此被叫做塔凡尼钻石而被珍藏在凡尔赛宫的珍宝室里。路易十四请来了一位佛拉芒钻石匠来加工这块稀世珍宝,结果把它切割成了一颗重六十七克拉的晶莹璀璨的钻石,成了法国王室的重宝,被镶嵌到了法王佩带的金羊毛勋章上。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颗大钻石和法王的其他珍宝一起被革命者们没收了,旋即被偷。一直有流言,说是革命者自己动的手,丹东把塔凡尼钻石从它的底座上撬下来,用它来贿赂普奥联军的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让他退兵。普奥联军本来是摆好了阵势攻打伐尔米以救援法国国王的,势单力薄的革命军显然抵挡不了。不料不伦瑞克公爵骤然撤军,法国国王马上失去了赖以支持的外援,第二天革命的国民公会就宣布废除王制。由此算来,法国国王是倒在了他珍爱的这颗大钻石的蓝色幽光下的。

  不伦瑞克公爵是否受贿,这是个无头案了,但是在他死时的遗产清单里确实列着“一个非常大的蓝钻石”这么一款。公爵的女儿卡罗琳公主继承了这颗钻石,带着它嫁给了英国的摄政王。但是这场婚姻很快触礁,卡罗琳公主也陷入了丑闻而身败名裂。钻石随后转辗落到了一位名叫霍普的银行家手里,因此而得到了它现在的名称。霍普这个名字正是英语“希望”一词,我们这里有人望文生义,把这颗声名遐迩的钻石的名字译为“希望之星”,其实那是误会。

  霍普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美国从拿破仑那里购买路易斯安那州那么一大块土地,就是他提供的资金。霍普非常喜爱他的蓝钻石,立下家规永不出卖,可是他的后代还是说服了法庭让他们把霍普钻石卖给了珠宝商。奇怪的是,在以后的十年里这颗无与伦比的钻石就是卖不出去,土耳其的苏丹阿卜杜拉·哈比伯打算买入,但是还没有成交,他就被一场军事政变赶下了台。几经周折,霍普钻石被转手到了精明过人的大珠宝商卡地亚那里。那时候世上正流传着关于带诅咒的珍宝的种种奇谈,科林斯的小说《月亮宝石》风行一时,而霍普钻石正是和小说中的月亮宝石一样来自印度。这种传说似乎是非常不利于霍普钻石的推销,谁会花天价去买一颗会带来恶运的钻石?可卡地亚不这么想,他深知他的那些古怪的巨富顾客,有意渲染了这颗蓝色钻石的魔力。果然,《华盛顿邮报》的老板麦克里恩非但没有被有关霍普钻石的可怕故事吓跑,反倒对它大感兴趣,在听了卡地亚胡诌的所谓霍普钻石的诅咒的故事后,立刻决定买下这颗大钻石,并把它送给了自己的妻子。她爱不释手,霍普钻石陪伴着她走完她多灾多难的一生。

  风风雨雨以后,现在,深蓝色的霍普钻石静静地躺在华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这个大自然的奇迹再也不会在人间掀起波澜了。

  提起法国大文豪纪德,读者们马上会想起他的许多杰作,如《大地的粮食》,《伪币制造者》等等,但即便是爱好纪德的读者也未必知道他有部叫《高力敦》的作品,更想象不到的是纪德自己把这部作品称为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纪德的这部作品的题目取自于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一首牧歌,牧歌描绘了牧童高力敦对另一个男子的爱。从这个题目我们就知道,纪德为他的作品选择了个最敏感题材:同性恋。不仅如此,《高力敦》的故事还直接影射了纪德本人的经历。纪德小说中的高力敦是个医生,他在写一本书,为同性恋辩护,但是同时他心里又明白,这本书是不可能出版的。纪德在创作他的《高力敦》时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写的这样一部公然为同性恋伸张的作品是难以为人接受的,那时是十九世纪末,人人都得恪守上流社会严谨的道德标准,同性恋是匪夷所思的罪恶,简直不是正派人所能想象的。

  然后,事实上同性恋却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西方的上流社会里大家都知道同性恋的存在,但是没人敢于公开地承认或接受同性恋。不要说那些右翼的保守人士,就连那些以激进或开明的立场著称的进步人士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向传统挑战。左拉把同性恋者指为是败坏家庭、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蒲鲁东声称谋杀同性恋者是可以原谅的;高尔基则把同性恋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罪恶。他们从来没想到同性恋者也是普通人,也应有自己的权利。

  更可悲的是那些自己是同性恋者的文化名人,他们没有一个敢于公开表露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大胆创新的普鲁斯特在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方面却小心谨慎,他警告纪德,“你什么都能写,就是不能把自己写出来。”好以惊世骇俗的言行耸动舆论的王尔德小心翼翼地避开同性恋这个话题。他写信给纪德劝告说,“亲爱的,答应我一件事,再也不要写出‘我’这个字了”。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社会风尚已经大大开放,同性恋还是一个不可触及的禁忌,新的一代作家如科克托、莫里亚克、格林等都是些坦诚的人,但是没有一个肯承认自己的不合常规的性倾向。

  纪德超越了和他同代的以及下一代的同道者,推动他公开以“我”来谈论同性恋问题的是他的良心。在得知纪德的这部著作将要问世的消息时,法国著名的神学理论家马里坦亲自上门做说客,请求纪德在出这样一部书之前先听听上帝的意见。纪德回答说他很久以来就太熟悉基督的思想了,不需要现在再去问了。

  纪德知道《高力敦》的出版不会容易。他从一八九○年间开始写,到了一九一○年才自己花钱私下印行了十二本,过了十年,又自己印行了十三本《高力敦》的修订版。一直到了一九二四年伽里玛出版社才接受正式出版《高力敦》,第一次印刷了五千五百本,几个星期里就销售一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西方一位重要作家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者的身份。纪德的这个行动当时得不到人们的理解,甚至他的朋友们也认为尽管书是好书,但是纪德不该把它公开出版。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欧洲的同性恋者们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到市政厅在市长的主持下登记结婚,人们非但不再把纪德的这部书看作是一个耻辱,而把它看作是纪德非凡的道德勇气的表现。

  法国和日本的现代艺术之间有着难以说清的因缘,从印象主义开始的法国艺术家们都迷上了日本艺术,而日本艺术家们则几乎无人不对巴黎怀着朝圣的心情。不同艺术之间的互相影响对这两种艺术的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对于涉及其中的艺术家们来说,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少日本艺术家,满心仰慕法国梵高等大师,尽力地模仿他们的风格,当他们来到巴黎后,却发现法国人对他们的作品毫无兴趣。他们自以为是深得当代艺术神韵的作品,法国同行们却不屑一顾,这不是因为日本艺术家没做好功课,也不是因为法国人的傲慢。法国艺术家的意见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学我们的风格而扔开自己的优秀传统?名画家佐伯祐三负笈西行,把自己精心创作的画作带到巴黎,可是得到的是“派生产品”的定评,郁闷之下竟一病不起了。直到今天,日本艺术史家和西方艺术史家对他的评论还是大相径庭的。

  但是有一个日本画家却在巴黎和日本都大获成功,此人名叫藤田嗣治。他绝顶聪明,一来到巴黎以后立刻明白巴黎艺术界需要的是什么。藤田千方百计地打入巴黎的社交圈子,以怪异的服饰引人注目:蓬乱的头发,巨大的金耳环和眼镜,身上披着用色彩艳丽的窗帘布做的长袍;他还会时不时地露一手绝技,如表演一下相扑什么的。很快藤田就成了巴黎时髦派对争相邀请的对象,巴黎的大百货公司还以他为服装模特。当然,想以画家来立身,光靠这些小伎俩是不行的。藤田苦心钻研美术,终于开拓出了一种糅合东西方艺术特点的画风,声名日隆,开始了和毕加索等大师的交往,俨然一个东方艺术大师的样子。

  不料,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战爆发,藤田突然变了个样。他回到了日本,挥舞起画笔来为大日本帝国服务,成了战争宣传员,卖力地画起颂扬日军赫赫武功的大幅战争场面。看到过他在巴黎颇有颓废气息的画作的人难以相信这些满是血腥味的画会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藤田还脱下了巴黎时那副男不男女不女的服饰,换上了皇军的战斗服战斗帽,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宣传画前,为每一个向画布前的钱罐里投钱给皇军捐款的观众鞠躬致意。

  可是皇军还是失败了。几乎是战败后的第二天,藤田就成了美国占领当局的热忱支持者,也是用他的画笔,为麦克阿瑟他们设计些明信片之类的小小美术品。

  大概是战后的新日本不太合藤田的口味吧,他还是想回巴黎去。但是法国人记着他在战时的表现,一直拒绝给他签证。他不死心,靠着和美国占领当局的良好关系,先去了纽约,费尽周折,还是进入了法国。

  藤田最后在一九六八年死于法国,死时他已经改名叫利奥那多,说是为了纪念达芬奇。

  剧作家威廉斯的作品一直盛演不衰,像《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等已可算是现代经典了。虽然他的剧作大多以当代人的生活为题材,情节也不支离破碎,但是其意义并不总是能很好理解的。威廉斯自己曾经说过,一个好的故事里应该总是有一两句只有作者才懂得的句子。说不定他在写他的剧本时就在实践这个主张,无怪乎他的研究者们要伤脑筋了。

  现在有一个途径能够使我们看懂威廉斯的心思了。从二十五岁开始,威廉斯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说是笔记,实际上就是一般所说的日记,在这些非常私密的笔记里威廉斯直面自己的内心,记下了心灵的微妙颤动。经过威廉斯研究专家的精心编辑和注释以后这些笔记终于出版了,厚厚的八百多页,足够威廉斯的爱好者读一阵了。

  从这些笔记里可以看到,威廉斯一辈子都在和自己的心理问题斗争,他经常陷于深深的忧郁、恐惧、消沉和暴躁的情绪中而难以自拔。这是个顽固的几乎无法避免的家族病症,因为他的妹妹也有同样的倾向。在他妹妹刚开始表现出忧郁症状时他还不太明白,威廉斯在笔记里写道:“太讨厌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显然知道了这种情绪的原委,在笔记的这句话旁加了一句:“上帝原谅我。”威廉斯非常担心他的心理问题会有一天使他发疯或陷入癫狂,在笔记中处处可见他与恶劣心理斗争的痕迹。他把侵袭自己的恐惧心理称为是“夙敌”,发誓要把它赶走,要把它关在门外,要与它开战。

  威廉斯并不是仅仅为了过平静的生活才这样坚韧地与心理毛病搏斗的,他是个有使命感的人,他的使命就是文学创作。他在笔记中感叹说,请求上帝让他把他能创造的最后一点美放入他的作品后再离开人世吧。写作,写出美妙的作品来,这个意愿才是让威廉斯坚持下去的力量所在。

  自然,在他的笔记中更多的是关于创作的思考和感想。他常常花很长的时间来酝酿一部作品,他有一部戏从一九三五年就开始构思了,直到一九七七年才正式上演。整个创作过程漫长得难以置信。慢工出细活,这是威廉斯的作品能够长据舞台的秘密之一,另一个秘密是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威廉斯在经过了笔墨生涯的一段曲折后明白,要写出好戏来,必须专心写那些能够使自己入迷的人物,对威廉斯来说就是那些被打败的人物。确实,威廉斯创造的舞台人物中最令人百看不厌的正是那些有心理深度的失败者。

  在威廉斯的笔记中有段话是他的经验之谈,说不定所有初习戏剧创作者都能从中受益。他说,要写个好戏,就先要相信这是能容易地写出来的,同时要知道,你写出来的东西总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但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坏。这段看来平淡的话显示了威廉斯坚韧的追求意志和清醒的理智。

  最近德国的一处古迹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那不是一栋楼台教堂一类的宏伟建筑,实际上也不怎么古老,打动联合国专家的是一个花园,一个建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式花园。一个花园,并且还是模仿别人风格的花园怎么会被看作具有世界级的文化价值的呢?

  这个花园本身景色确实美不胜收,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建设的故事。十八世纪的德国还是四分五裂的,众多小公国各自被领主们统治着。有个公国叫昂哈德-德绍,它的君主是法兰士王子。这位君主仰慕英国文明,立志要把自己的小小公国建设成像英格兰那样的模范国家。他带着自己的建筑师和园艺师去英国学习,特别参观英国的工业中心,新式农场和英式花园。回到昂哈德-德绍后,法兰士王子就开始按照英国风格建设他的大花园。

  十七世纪以后,欧洲原来流行的是法国式的花园,这种风格的花园以整齐划一的布局见胜,笔直的林荫道,一般高低的灌木丛,严格几何形状的花圃,间以排列整齐的喷水池和雕像,和谐完美,体现了理性精神,是人类征服杂乱的自然的表现。这种风格的园艺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达到高峰,凡尔赛的花园是它的经典之作。

  这种为全欧洲的贵族争相模仿的园林风格却不为英国人所欣赏,英国人的审美观引导他们开创另一类完全不同的园艺风格。英国的园艺师反法国同行之道而行之,把只有在人类世界里才有的规则的几何线条统统从花园里排除出去,让树木长得高高低低的,让水流得弯弯曲曲的,蜿蜒的小道取代了直线的甬道,花卉也顺着地势自由地分布,亲切自然,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由精神,也可以说是和法国的理性主义相对立的英国经验主义思想的表现。

  法兰士王子热爱的是英国式的园艺,他在回到自己的故乡后苦心经营十年,建成了共占地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六个大花园,几乎把他的整个公国都变成了花园,因此人们把他的国家称为花园领地。两个半世纪的沧桑,现在法兰士王子的这个巨型系列花园还有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就是这个花园。

  现在我们能够参观的德绍花园不仅只是原来的大花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也只是法兰士王子的政绩的唯一可见部分。他从英国学来的不只是园艺,还有许多社会改革措施,例如赈济穷人,宗教自由,免费教育,农业改良等等。这在当时是大大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史学家们由此把昂哈德-德绍称为德国启蒙的秘密发源地。今天的游客在美丽的德绍花园里漫步的时候,是不是还能感受到这宜人风光背后的开明精神呢?

  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会给读者留下许多难解之谜,作者的身份常常也会是哑谜之一。西方文学传统中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最伟大,它们留给人们的谜也最多。首先就是作者的身份。自古以来都说这两部史诗是荷马作的,它们也因此而被统称为荷马史诗,但是除了荷马是位盲人以外,我们对荷马几乎是一无所知。这个空白让后来的研究者大伤脑筋,也给人们以发挥想象力的充分空间。历代的荷马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几乎把荷马当作一个空位的符号,可以填入任何想得到的人物进去。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荷马之谜终于有了得到解决的途径。美国学者佩里和劳德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了一场实地调查,发现了当地还有行吟歌手在乡村里演唱英雄史诗,其演唱的方式和情景很可能就和荷马时代史诗流传的方式和情景相仿。这些歌手演唱的史诗并没有固定的本子,他们每次演唱都是一次即兴创作,但是又遵循相同的故事大纲,确定的人物特征以及一系列关键的固定词语。围绕着这些不变的中心内容,行吟诗人们发挥自己的才能。完全可以设想,荷马时代的史诗就是这样传播的,不大可能是由某个叫荷马的天才一个人在那里唱出这两部庞大的史诗,应该也是和战前南欧的传统行吟歌手一样,是在许多诗人的不断的演唱中形成这两部经典史诗的。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是文学史界的共识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像南斯拉夫地区的行吟诗人一样,荷马史诗在其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应该一直是口头文学作品,只有到了后来才让人记录了下来。说“记录”是太轻视这个工作了。使荷马史诗从口头变成书面的人肯定对作品进行了很大的改进。换言之,这位录写者是个伟大诗人,他的文学才华也是荷马史诗如此出色的原因之一。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部论著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说:荷马史诗的写定者是位女士。

  支持作者的论断的有建立在文本上的理由也有建立在社会条件上的分析。细心的读者在荷马史诗的文本,特别是《奥德赛》的文本里,能够看到许多女性口吻的痕迹,诗歌预设的对象仿佛也是女性。同时,作者以为,在古代社会里也只有女性,当然是贵族妇女,有这个空闲时间来写出这样篇幅的史诗。如果我们把对这两部史诗的形成做最大贡献的人称为荷马,那么按照作者的推断,荷马就是一位女诗人。

  无可否认,作者的论断的依据不是非常牢靠的,但是,对于荷马史诗的作者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会得到任何确切的证据的,毕竟那是三千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现代学者乐意扮演文学侦探角色,读读他们的种种奇思妙想还是很有趣的。

  作者是位学者,更是一位写畅销书的高手,几年前他写了本题为《情商》的书,畅销全球,在中国也风行一时,即使没读过这本书的人也都知道情商这个新词。时髦人士在品鉴人物时从不忘谈谈人的智商如何情商又如何,情商俨然已被公认为是构成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成分。

  现在作者又推出了一个新概念新名词,度意斟词,庶几可译为“群商”。在这本论述群商的书里,作者把群商定义为在社会关系中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在社会上成功所需要的,而且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所要求。人间的关系,特别是爱的关系给人以活力,我们所爱的人是我们得以健康生活的灵丹妙药。大家都知道孤独的人死得早,厌世者自己也会很快地为世所弃。爱人之间、亲子之间、好友之间的关爱是维系我们生命的纽带,赢得和保有这种人间的关爱是一种大智慧,那就是作者所说的群商。

  在这部为群商立个说法的书里,作者不仅举了许多表明群商的巨大作用的具体例子,还试着为群商找到一个科学的根基。这个科学就是现在正火的神经科学。我们知道人的心灵活动实际上全在于神经节点的连接。而人间的交往,与你所爱的人或爱你的人的接触能够马上激活你脑中的神经节点,使神经网络活跃起来,使头脑迸发出火花来,最后使你更加成功。作者相信,人类的遗传本能就是要让人和人之间互相爱抚亲密相处的。

  但是,人们或许要问,那为什么人的遗传本能里还有那种强烈的争胜好斗的倾向呢?确实,男性的遗传特性决定了他们身上有大量的导致冲突和争斗的激素,但是女性则不同,她们体内天生的好斗冲动要小的多。两性之间的这个差异使得和谐友爱的人间关系成了一种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状态。这个情况不能说明群商的不重要,恰恰说明我们不能期待人们必然会具有合适的群商,群商是我们要学会拥有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健康人生所必须的。

  或许有人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上许多冷酷无情专门以损人为进身之阶的家伙都很成功,倒是那些群商很高爱人利人的善良者却常常得不到晋升。这是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群商没那么重要了?作者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要人们眼光放远,害人者要折寿的,善良者会长寿的,这不是因果报应,而是因为善良者的善行使他们有许多爱他们支持他们的亲友,这是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的条件。

  这本书以发展一门新的社会关系科学为标榜,书中的论述非常切合在当代社会里我们看到的种种问题,估计这本书也会像他的《情商》一样很快地被翻译出来,说不定要不了多久,群商一词也会成为以后几年里的热门新词。 ■

  疑难新词解释

  如今,即使你文化程度再高,在生活中也会时有一种“文盲”的感觉。且不说,一个讲中文的国家,在马路上时常可看到各种外语的商标和店牌,在一些场合,英语仿佛成了我们的“母语”。就以中文来说,媒体和日常生活中突然会冒出一些“新词”,使你不知所云,什么“晒客”、“裸替”、“断背”……。

  教育部公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向全社会列出了一百七十一条新词。据说是国家语委等部门从三十多家媒体的用词中收集而来的。其中有“半糖夫妻”、“奔奔族”、“职粉”……等等,可是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士都不能懂得这些“新词”。

  这份“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质问,激起了争论。一些地方过去为阻止类似新词的泛滥,专门制订了法律。规定一些特定的场合不得使用不符合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言,为保护母语建起法律屏障。但也有人支持这些新词,教育部的一位负责人说:新的语言现象是特定时代变化的文化符号,其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和传播方式都在发生变化,我们要把语言看作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看作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从这份报告推出的一百七十一条新词中,选取若干,并作些解释。以让读者分辨,这类新词是否该让其推广流行。

  ——编 者

  B

  “白奴” 认为自己活得跟奴隶一样的白领。

  “白托” 一种居家养老模式,也有地方指帮人办丧事的人。

  “半糖夫妻” 来源是SHE歌曲《半糖主义》,指不一起居住,有时团聚的城市夫妻。

  “奔奔族”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出生的人,这些人认为自己压力过大,赶上了医疗费、学费和房价三高的时代。

  “笔替” 和裸替(裸体替身)、饭替(吃饭替身)相似,替演员写好看的字。饭替来自于一个网友听说裸替告章子怡之后的一篇恶搞文章。

  C

  “成考移民” 对应高考移民,去成人高考难度低的省份去考试的考生。

  “村证房” 村民建的供出售却没房产证的房子,今年称“小产权”。

  D

  “电话门” 意甲联赛里打电话贿赂裁判的事件,后来泛指此类通过电话录音来证实的丑闻。

  “吊瓶族” 病不重也要打吊瓶的人。

  “丁宠家庭” 养宠物不生孩子的家庭。

  “冻容” 从二十出头就防衰老,希望自己像小龙女那样总年轻的人,一般指女性。

  E

  “二奶专家” 一些被认为替“垄断利益集团”说话的专家,这是质疑别人人品的话。

  F

  “法商” 与智商相似的词,主要指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

  “返券黄牛” 倒返券获利的人,商家很讨厌,消费者很需要。

  “房魔、房奴” 做事不地道的地产商和贷款买房者。

  “飞鱼族” 在国内事业有成,却突然出国读书的一族人,这种人在韩剧和港片中很多见。

  “沸腾可乐” 把某种薄荷糖扔进可乐形成的饮料,对人有害。

  G

  “感恩红包” 福建一小学要求学生给老师的红包,三十元的老师不收,至少要包一百元。

  “公司驻虫” 工作、生活、恋爱大都在公司及其附近进行的白领。

  “国际高考移民” 拿到外国护照,以留学生身份考大学的中国学生。

  H

  “海缆断网” 台湾地震造成的海底光缆中断。

  “海绵路” 吸水性能好的特殊材质铺设的路。

  “海啸音” 俄罗斯男高音vitas唱出的最高音,没有天赋模仿会毁掉嗓子。

  “寒促” 古代传说中打死后羿逼走嫦娥的坏人,现在指寒假前的电脑促销。

  “换客” 物物交易的现代人。马克思曾说,1只羊=2把石斧。

  “灰色技能” 用人单位要求毕业生具备喝酒、抽烟、跳舞、拉关系、送礼等技能。

  J

  “急婚族” 急于毕业前结婚的大学生,类似的还有毕婚族。有的人先结婚后找工作。

  “奖骚扰” 各类恭喜获奖的泛滥信息,都是要钱的,主要针对企业。

  “节奴” 过节日时受人情、返乡和出游困扰,疲于奔命的可怜人。

  “解说门” 黄健翔解说世界杯比赛时情绪失控事件。

  K

  “卡神” 用信用卡刷卡的积分换礼品再出卖获利的人。

  “科研包工头” 靠分任务用学生进行科研的人。

  “啃椅族” 快餐店里要两杯水就自习或谈恋爱一整天的一类人。

  L

  “赖校族” 一个歧视性称呼,包括推迟毕业者、多年考研者和不读书也不就业的富公子。

  “李娅空翻”“前空翻转体180度抓杠直接接前空翻”。不用比画了,普通人做不出来的。

  “裸考” 一分都不加,没有任何优惠的高考考生,该词来源于“裸奔”。

  M

  “M型社会” 中产阶级下滑变穷的社会结构。

  “慢活族” 英国的新生活方式,放慢生活节奏。这也是国人的期望,比如我们也常说“慢走”、“慢用”。

  “美丽垃圾” 礼品过度包装,拆开后包装就成了美丽垃圾。

  “迷卡” 一种手写板,电脑伴侣。

  “蜜月保姆” 教新婚夫妇做家务的保姆。

  “秒杀” 电子游戏用语,就是一招把对方干掉。也形容许多人抢购东西,一扫而光。

  N

  “暖巢管家” 一种专门为空巢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针对空巢老人的特点,为他们配管家。

  “诺亚规则” 抑制全球变暖的行动。

  P

  “跑酷” 法文Parkour音译,指把整个城市当做一个大训练场,一切围墙、屋顶都成为可以攀爬、穿越的对象。

  “陪拼族” 陪夫人或女朋友逛街的男士。

  “捧车族” 买了车开不起或者舍不得开的人。

  Q

  “7时代”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8”,进入“7时代”。

  “擒人节” 没伴的人,随便擒个人拉去过的情人节。

  “轻熟女” 年纪轻,思想成熟的知性女性。

  “穷人跑” 国产便宜跑车。

  R

  “让票区” 春运时开车前六小时票就不退了,有些火车站开设的原价转让车票区域。

  “润滑经济” 最早由日本提出,润滑经济属知识经济一种,也称“智力经济”。其特征是“低消耗、高产出”。

  S

  “三手病” 手机手、游戏手和鼠标手,长期使用电脑和手机造成的一系列损伤总称,比如腱鞘炎,厉害的得开刀。

  “剩女”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还没有找到另一半的女生。

  “世宗” 韩国新首都。

  “熟年” 泛指年龄介乎四十五岁至六十四岁之间的族群。他们拥有自主消费的能力,勇于追求新鲜时尚,但又面临工作、退休、身体健康、家庭婚姻、性生活等问题或危机,因而颇受社会瞩目。

  T

  “她经济” 由于女性对消费的推崇,推动经济的效果很明显,所以称之为“她经济”。

  “图书漂移” 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洲,书友将自己不再阅读的图书贴上特定标签,投放到公园、茶馆、商场等公共场所,其他人便可“偶遇”自己感兴趣的书,阅读完毕再将其送回原处。

  “托业”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国际交流英语测评)。是针对在国际工作环境中使用英语交流的人们的英语能力的测评。

  W

  “文化低保”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提出的概念,指构建为最广大的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最低文化生活保障线”。

  “网络晒衣族” 女生把自己的宝贝衣服拍下来贴到网上,也有的是穿好衣服,拍自己,显示自己的搭配衣服技巧。

  X

  “学术超男”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迅速走红,媒体和网络中将他称为“学术超男”,后推广到其他经常出没媒体的男学者。

  Y

  “医闹” 专门找一些发生医疗纠纷和可能发生医疗事故的人,然后采取扰乱医院就诊次序的方式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事成后与当事人分红。清朝就有此类人,称“光棍”或者“讼棍”,一旦发现会被判流放或者徒刑。

  Z

  “砸票” 买大量手机号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偶像大量投票。

  “择校税”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及学校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须缴纳营业税。这被民间称为“择校税”。

  “作弊克” 反作弊专业器材,能够发现不易察觉的耳机等作弊用的通讯工具。

  (汤涌 郑轶)

  分配不公超过了警戒线

  吴敬琏主编的《比较》第三十一辑,刊登了王小鲁的文章《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文章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文章说: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中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一九八○年为0.32,说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而后因为农村改革导致的城乡差距缩小,到一九八四年下降到0.26的低点。但此后持续上升,到二○○一年已经达到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警戒线。有些计算说明,近几年来基尼系数还在继续上升。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一百二十七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测量指标,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九十四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二十九个,其中二十七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按基尼系数由低到高的顺序,中国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九十五位,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实际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水平。由于缺乏城乡统一的收入分配数据,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造成上述这种误差的原因,是对高收入居民进行家庭收支调查存在实际困难,以及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分析说明,这些被遗漏的隐性收入,绝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

  初步分析结果显示,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阶层,占全部遗漏收入的三分之一。这部分居民二○○五年的人均收入,估计为九万七千元,而不是根据现有统计推算的二万九千元。城镇最高与最低10%收入组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约是三十一倍,而不是现在统计显示的九倍。与之相应,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在55倍左右,而不是按现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我国目前实际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水平。由于缺乏城乡统一的收入分配数据,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水平。 ■

  毛泽东谈“抢救运动”

  《炎黄春秋》二○○七年第九期刊登李锐的文章《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文章提到了毛泽东对“抢救运动”的看法: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在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甚至还对他在江西打AB团一事承担了个人的责任,他说:“内战时期,我(按:他没有加“们”字)就打过AB团。”他还说:“一九三○年一、二月就打了AB团,我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因为红军最多时才三十万人)。于是延安“抢救运动”时的“九条方针”,才有第一条“一个不杀”的规定(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回顾历史,根本问题在:对打AB团事件及整个“肃反”运动,从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我们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为什么从一九三○年开始的,这种自相惊扰,施用酷刑,自相残杀的可怕的运动,一直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呢?从本质上说,当然同中国的农民战争(痞子运动)和暴力革命有关。内战时期打AB团起的肃反运动,当然还同当年我党尚处于弱势,也与领导者多疑与个人维权等原因有关。延安整风文件中,斯大林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有一条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大规模肃反是一九三六年开始,比中国打AB团迟)。抢救运动当然也属于向苏联学习经验,不过规模大大超过,变成“特务如毛”了。 ■

  企业反映政府官员索贿受贿的情况相当普遍

  二○○六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全国四千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在问卷中包括了“贵企业去年用于政府和监管部门人员的非正式支付”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索贿、行贿、受贿的情况。在全国三千四百五十一份有效企业问卷中,回答“没有”的只有19.8%的企业。其余80.2%的企业分别回答“有一点”、“比较多”和“非常多”。其中直言不讳地回答“比较多”和“非常多”的企业占到总数的18.1%。与此相对应,在“对当地政府官员廉洁守法的评价”中,认为“很好”和“较好”的只有20.6%,其余79.4%的受访者认为“一般”、“较差”或“很差”。其中认为“较差”或“很差”的占到了34.9%。这说明政府官员和有关监管部门人员索贿或受贿的情况相当普遍,腐败现象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

  有关中国水污染的一些数字

  水,意味着生命。进入二○○七年以来,中国各地陆续爆发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以下是摘自一些报刊上的有关中国水污染的数字: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查《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二○○五年,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四百一十一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V类水质(指此类水为不适合饮用,基本丧失功能性),基本丧失使用功能。二○○六年,虽然七大水系劣V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

  ◎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二○○六年六月,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有十六个城市水质全部不达标,占重点城市的14%;有七十四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占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的20.1%;有五亿二千七百万吨水量不达标,占城市总取水量的32.3%。

  ◎ 从水利部的统计数字来看,海河和辽河两大流域劣V类水质所占的河流长度, 都超过了半数;而在海河流域南系的子牙河、大清河以及海河干流,这个比例甚至接近三分之二。

  ◎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城市饮用水的安全自然失去保障。全国一百一十三个环保重点城市的二百二十二个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

  ◎ 城市已如此,农村更何以堪?据估计,中国目前存在饮用水不安全的农村人口,应在三亿人以上,即使这个数字,仍然被很多人认为被大大低估了。

  ◎ 地表水遭到污染后,污染物会向地层深处逐步渗透,目前中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也污染严重。在城市之外,全国人大环资委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淮河流域,五十米以内的80%浅层地下水都已经变成劣V类水质,丧失了水功能,五十米至三百米的中层地下水,也已出现局部污染。

  ◎ 世界银行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中国每年一千四百七十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就高达一百八十九亿元。

  ◎ 水利部有资料显示,二十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增加了一点六倍,当时已有一千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世界银行报告根据二○○三年的数字,估算出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七十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

  ◎ 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二○○三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四十亿元人民币。

  ◎ 恶性循环的另外一个受害者,则是地下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当越来越多地依赖地下水时,将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城市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幅度甚至达到二至三米。

  ◎ 依据二○○三年中国健康调查,由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的饮用水,由此带来的健康损失将达到农村地区GDP的1.9%。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说:“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用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时间。”

  ◎ 在过去的十一年中,中国政府累计投入三百七十亿元资金,治理太湖、巢湖、滇池的水环境。但是,今年以来,三湖蓝藻提前近一个月次第爆发,宣告以往种种努力所取得的些许成就,是如此苍白无力。

  ◎ 淮河治污计划始于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颁布。这部法规明确提出:一九九七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二○○○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到了二○○一年初,《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环保局宣布淮河治污已完成了达标目标。然而,没有人相信此说。因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见证着一个结果:淮河,一年复一年地污染着,并没有什么改变。

  ◎ 一九九八年底,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苏浙沪两省一市发动过声势浩大的“聚焦太湖零点达标”行动——要求在一九九八年底,太湖地区一千零三十五家重点污染企业必须全部实现达标排放。一九九九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相关部门宣布“基本实现阶段性的治理目标”。所有企业已全部实现治理目标。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太湖水不但没有变清,甚至继续恶化。二○○七年七月更发生太湖蓝藻令无锡市民没水喝的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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