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五卷）

坚 强 的 人

　　——访问巴金

　　◎ 杨 苡

　　编 者 按

　　编发杨苡先生二十八年前采写的这篇访问记《坚强的人》，适值巴金先生逝世两周年。巴金忌日的第二天晚上，杨苡先生来电说，“巴老生前，生日多么热闹啊，才走了两年……”这位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即开始与巴金通信的米寿老人，至今仍关注着媒体上有关巴金的文章、报道，而她耿耿于心的则是“敬爱的先生”那未了的心愿……“文革”，一个民族永久的创痛。

　　《坚强的人》采写于一九七九年。当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准备刊载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及巴金新近完成的“创作回忆录之一”《谈〈春天里的秋天〉》，同时还想配发一篇访问巴金的文章，时在《中国文学》杂志任职的杨宪益先生在给妹妹杨苡的信中说：“我们这里编辑没有熟悉巴金的，找不到合适的人写。我就推荐了你写，大家都赞成。”“文章需要一个半月内交稿，有六七千字即可，再长些或短些也可以，介绍巴金总的著作情况，现在的生活情况等等，可以写得轻松随便一些，不要太严肃，希望你能同意……”但同样是劫后余生的杨苡先生怎么可能“写得轻松随便一些”呢？她刚走到武康路巴金寓所门口，见到“一扇扇大叶向墙外探身”的棕榈树，便像巴金先生一样发出了“我控诉！”的吼声：“这一切是事实，这不仅仅是一场恶梦！”（巴金后来在致杨苡的信中说“棕榈树不错。”见《雪泥集》）——“文革”，一个民族永久的创痛……

　　《坚强的人》完稿后，巴金曾致信杨苡，“谢谢你的文章，使我想起一些事情，可惜我没有时间，否则我还可以写许多东西……”二十八年过去了，巴老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去也有两年了，而《坚强的人》迄今一直未在内地全文刊发过。一九七九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刊出的是经编辑部压缩、杨宪益翻译的节译稿，《中国新文学史料》也只刊登了删节压缩稿，全文只在一九八○年由香港《开卷》刊发过。本书经作者同意，今特刊发杨苡先生的最新修订稿，以纪念“敬爱的先生”逝世两周年暨诞生一百零三周年。

　　“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因为他坚信“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毁灭”，因为他“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虽然“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新约·启示录

　　第二十一章第四节

　　沉重的命运敲门声开始了，乐圣贝多芬在一百七十年前用音乐语言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告：“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Thus Fate Knocks at the door！”）

　　它严厉而急促，由近到远，时隐时现；不断冲破反抗，不断执拗地再现，人和命运在顽强地搏斗着，反抗！反抗！宁静中埋伏着不安！我面前突然出现一位坚强的老人的身影，他微笑着走近——我们的巴金！记忆的书页翻动着，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翻到七十年代，我翻到了最近的一页……

　　我站在一个油漆得崭新的大门前。这是一条幽静的街道，完全摆脱了这个城市的喧嚣。我仔细端详着那新装的电铃，忽然发现庭院里那棵棕榈树已经长得那样高大了，一扇扇大叶向墙外探身，仿佛在告诉路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默默地承受着风暴，却不曾被摧毁，一如庭院内它的主人。它看到过一群年轻人闯进大门进行着那侵犯人权的打、砸、抢，并且用铜头皮带抽打棕榈树的女主人！它看到过“狂妄派”在大门上贴了一张胡言乱语的大字报；它看到过它的女主人和一位已入老年的妹妹每天沉默地扫着街道，而后来只有一个妹妹还在扫着；终于有一天它又看到它那已变得十分憔悴的女主人被人搀扶着，步子不稳地进了一辆出租汽车，走了，从此就没有再回来！它更看到过它的一向显得比较年轻的主人那些年很快地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是的，棕榈树，你是最好的“见证人”，如果你会说话，你会对我们说：这一切是事实，这不仅仅是一场恶梦！

　　几年前我也曾来过这里，那时它的主人还在蒙受着不白之冤，但是那时候风暴在表面上似乎小一些了，而这位老作家却仍然摆脱不掉在风暴中某些人曾赐给他的一个古怪的称号：称他为“文艺界的黑老K”，说他的十四卷《巴金文集》为邪书等等，仿佛这是一堆从魔洞里挖出的奇异的礼物，他受着鞭挞，还必须双手捧着这种“恩赐”，如果想扔掉，便又犯了“对抗”的死罪！这些称号不止使他本人和他的亲友痛苦不解，就连他的广大读者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正直的老作家，一个用他的血和泪、爱和憎，以及他所有的精力写作了将近一生的作家，会加上这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像阵阵锋利的北风割裂着人们的心！这是严寒！史无前例的严寒袭击了大地，连一棵小草也不能幸免，何况这本是一棵岁寒之松！它必须忍受着风暴的摧残却并不倒，决不会倒！他使我常常想起陈毅同志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我久久地望着，想着几年前那破坏了的大门，拉断了的门铃……是的，终于变了！终于换了人间！这个宅子已经抖落了它十几年来的孤寂凄凉，它的主人不再被人冷落，他恢复了名誉！巴金仍旧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民骄傲的全国人民代表，仍旧是永远焕发青春的民主战士，而且他仍旧愿意为他亲爱的祖国献出他的心、他的笔和全部力量！

　　我按了一下电铃，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高高的、十分俏丽的姑娘。这是巴金的一个侄女，在云南插队锻炼那么久了，现在已回到几位老人的身边。跟着，巴金的两个妹妹带着他的小外孙女也迎出来了，我们笑着互相问好，穿过堂屋走进了大厅……

　　巴金从楼上走下来，微笑着和我们握手，他还是穿着一身蓝咔叽布的棉衣棉裤，头发似乎并没有比前些年更白些，人也并未显得更为苍老。相反，我觉得那副被侮辱与损害压得如此沉重的阴郁神色却真的消失了，眉宇间的郁结早已舒展，和他说话时可以发现在近视眼镜后面那一对眯缝着的眼睛又在愉快地、敏锐地闪着，而且他竟恢复了原来的连说带笑的开朗性格。那对于我是那么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又开始在直率地对这件事、那件事发表议论了！是的，他十分健康，仍然是保持着他那清醒的头脑，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青年人的成长，而且还是并没有“改造”掉他那种坦白而激动地说出他这样那样的见解的脾气！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厅，它基本上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朴素、舒适，并不华丽。墙上挂着林风眠的一幅画：三只鹭鸶站在水边，十分恬静幽美。几张沙发，几张小桌，当然还有数不尽的书橱分布在家中几乎是每一个房间，这是巴金的家的特点。巴金在生活上从来没有什么奢求，他要求的仅仅是安安静静地生活，让他看书，让他写！有十年左右这一家人全部被赶到楼下，不，最早是被赶到楼上，楼下成了什么造反派的“司令部”（虽然这是自己用稿费租的房子！），后来“司令部”撤了，一家人又被赶到楼下，而楼上所有的房间贴上了封条，当然，在贴封条之前，楼上的书房内的有些杂物早已被抢劫破坏，连一支作为纪念品的钢笔也不放过；至于留了多少年的亲友们和读者们的信件等等更是早已被撕得粉碎胡乱丢在地上了！很长的一个时期，巴金只能睡在这个大厅里，和他作伴的是他最亲爱的人——翻译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的萧珊（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心地善良的、热情坦率的好妻子啊！），但是，后来就只有他那在安徽山区农村插队多年的儿子回来陪伴他了。而此刻我进来时，大厅里已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凄凉凌乱，如今已粉刷一新，他和那唯一的儿子又搬到楼上原来的卧房。现在大厅里新添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每天晚上全家在度过白天各自的劳碌之后，聚集在这里，欣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各种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这个宅子里如今有八个成员：巴金的两个妹妹、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一个将近五周岁的小外孙女，再加上巴金自己，组成了一个十分温暖的家。但是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并不是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子难过啊！”女主人病了，一个年长的妹妹还在扫大街，儿子插队落户，由于父母落难，也只能默默地劳动，根本不可能调回，这个孩子开始学会了成年人的沉默，虽然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女儿女婿被分配到遥远的省份，使他们无法照顾老人，他们只好在家里拖延行期，因为母亲病重，父亲在干校，“上边”不开恩，父亲是回不来的。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没多久，这位国内外负有盛名的作家便被当作“罪人”和“贱民”，先是在“牛棚”劳动、学习、写交待、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把他揪出去“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闯进他家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这是多么可怕的目无法纪的侵犯人权！），随后便是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这是席卷全市的风暴，这风暴蔓延到全国，所谓“要刮一场十二级台风！”“狂妄派”把他的妻子也揪出来陪斗了，这时满头黑发、步子矫健的巴金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行动迟缓的老人！这之后，他的一些文艺界的老朋友和同志们（所谓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被迫到干校劳动，抬着一大筐一大筐的土，拿着一点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每个月他还尽力省下几块钱带给他的妻子，因为他知道家里仅仅靠着按人口计算发给的生活费来度日是相当拮据的。直到一九七二年秋天，在他的妻子已确定为晚期癌症，而且由于拖延已无法医治时，有朋友设法开后门，联系了一家医院同意收容这也被人称为“牛鬼蛇神”的无辜的人，这时工宣队才开恩准许他回家守护他病危的妻子，不必再回干校。他回到家里来了，每天到医院陪着她，二十天后他失去了他最亲爱的人……

　　小端端在我们中间跑来跑去，她生于一九七四年的端午节——这是我们纪念诗人屈原的节日，也正是最明媚的初夏季节。现在小姑娘穿着红色的棉衣，像一个快乐的红色小精灵飞到这里、那里。她会讲四川话，也会讲上海话，而对我这个北方来客却用北京话来接待，还带有几分严肃的神气说：“今天下午我没去幼儿园！我半休！”她的外公大笑起来。今天早上外公在庭院里散步之后亲自为她热了牛奶，她十分得意！外公对她说：“今天外公给端端热牛奶，二天端端大了给外公热牛奶！”……

　　是的，这就是巴金的乐观主义，永远充满信心，永远充满活力，他的一生就是一支命运交响曲，从青少年时代就同黑暗势力斗争，这之后也有休息和沉思，甚至有时也几乎精疲力尽，而到最后终于斗争胜利，战胜了命运！

　　从幼年起几十年来死神就在巴金的身边来回踱着，威胁着，夺去一个个他所爱的生命，如他的父母、哥哥、姐姐、朋友，却不能动他！但谁又会想到前些年那场风暴和严寒竟夺去了那么多亲密的朋友，还夺去了三十多年和他朝夕相伴的最亲爱的人，他称她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今年一月十六日他流着眼泪写完了他的《怀念萧珊》。他写信告诉我说：“我自己为她平反。”在文中他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那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巴金又一次战胜了压迫他的命运，萧珊离去后他终于挺起身来。是的，还是要顽强地活下去，他决不和命运妥协！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对我说：“张春桥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我却一定要活下去，看着他的垮台，现在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一提起“四人帮”，这位老人就压抑不住他的愤怒，这并不是由于“四人帮”及其爪牙将他的妻子和朋友迫害至死，而是他想到我们的国家有几十万善良的人被摧残至死；上亿的人被株连，整整一代人被毒害，有多少文艺界的朋友，和他一样，在那些年里即使活着，也等于死去一样，因为他们的笔不能作画，不能写文章，只能用他们的笔写着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仿佛他们头脑里都浸透了罪恶，就靠这支笔一生一世也倾注不完！他一想到“四人帮”时代文艺界某种法门寺里的刘瑾和贾桂式的人物，狐假虎威，作威作福，那些帮凶和小丑，那个自命不凡的不可一世的“秀才”……便激动起来，他说：“现在我们国家要执行法律了，对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行为是应该起诉的！”是的，当他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在巴黎那所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着《灭亡》时，他又怎能想到后来他的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会遇上这样方式的中断！又怎么会想到竟有这样的大批“灭亡”的悲剧？！在旧社会巴金写了几百万字的向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挑战的作品，他愤怒地鞭挞着吃人的旧礼教，点燃起“五四”以来多少青年的革命激情！在新中国诞生后他又写出多少歌颂党和人民的热情篇章，在抗美援朝中他热情地歌颂了敬爱的彭德怀同志。小说《团圆》叙述了一个志愿军的英勇故事，塑造了一个光辉的英雄形象，一个最可爱的人，之后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可笑的是在巴金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后，这部片子照常放映，而在片头却抹去了巴金这个作者的名字！

　　巴金很少谈起自己这些年是怎样过来的，直到最近他才开始写《随想录》。他当然记得他和其他的老朋友一样，是怎样扮演过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士可杀不可辱”是句名言，然而在那些日子里那种可憎的凌辱……他笑起来，他说：“‘四人帮’说是破四旧、反封建，其实他们一些做法是很封建的。”他说他记得小时候他的父亲当过广元县的县长的情景，他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很慈祥，但在审案子时总不免遵循那时的作法，常常拷打犯人来逼供，而拷打之后，犯人照例又要叩头谢恩。说到这里巴金大笑起来，他说：“那时我们这些人挨了批斗，然后写检查，还要表示感谢挽救了我们，这和过去的谢恩不是同样的封建吗？”

　　够了，让我们抛开这令人不愉快的话题转到青年身上去吧。巴金从来不愿仅仅抚摸着伤痕而不前进的，他始终关心青年的成长，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妻子为了用身子挡住他，竟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狠狠的一下皮带，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伤痕。然而他只是痛心，痛心这一代青年受“四人帮”蒙蔽，被利用，他们的纯洁被玷污，社会主义风气被“四人帮”糟蹋了，而要恢复好的传统，建立好的社会风气是要靠大家努力的。这几年他越来越感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没有民主传统，只有封建传统，到处有高老太爷的鬼魂出现，变相的买卖婚姻，变相的出卖灵魂！有些青年追求“时髦”，奇装异服，胸无大志、思想空虚；有些青年怕艰苦，不勤奋，把生命白白地糟蹋了。他说这应该归罪于“四人帮”，他坚信绝大多数青年已经懂得“四人帮”浪费了他们十多年的宝贵时间，他们正努力弥补这个损失。巴金在一篇《随想录》中写道：“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方法多，决心大，没这样的新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又说：“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当然他也承认至今也存在着有的青年还不懂得作了“愚民”之苦的现象，他们很不自觉，认识不到这是害自己，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在《爝火集》序言中他还是坚定地说：“现在是‘四五’运动英雄们的时代，这些英雄的革命精神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希望。我虽然老了，还要跟着他们一起走上新长征的道路，我祝福这些新时期的年轻人！”

　　现在我们又转到了看书的问题，巴金说起他从小爱读书，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书，可并不见得中了多少毒。他风趣地说：“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事实上他正是读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十几年来图书馆是禁止青年人随意借书的，然而也正是这十几年，青少年的犯罪率却增长了。“四人帮”称他的书是“十四卷邪书”，没读过他的作品的青年人还真的以为巴金是个宣传打砸抢的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一批判就仿佛那几年全国的武斗也要他来负责似的！谁也不能想象关在“牛棚”里整天劳动或挨着批斗的“牛鬼蛇神”又怎样去指挥全国到处发生的武斗呢？何况他自己的家也遭受了被“打砸抢”的厄运！正像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曾经写过的一段话：“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今天闭上眼睛就想不到明天的存在。但是完成了的工作却是不能够消灭的。没有一种暴力可以毁灭它。”然而谁会想到四十年前的感触过了三十年又重新浮现！终于有一天恶梦消逝了，他又走进了他的书房。封条撕去了，他找到了他的书——十四卷《巴金文集》，他默默地把凌乱不堪、满地是撕碎的纸片的书房整理起来，他在苦苦思念着他最亲爱的人，她如果活到现在，能和他在一起收拾这间书房，那该是多么好啊！……

　　我走进书房，也想起那个女主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夜我们三人围炉谈心的情景已经永远逝去了，现在只有她那最后一张照片摆在巴金的书桌上，她凄婉地苦笑着，仿佛在说：“我等不到了！”书房里仍旧放着巴金的半身塑像，他稍稍歪着头似乎也在苦苦地思索着这场浩劫！

　　在壁炉的上方挂着一幅俞云阶画的油画，这是一幅巴金最近的半身肖像画，白发苍苍，却是精神饱满。在全国肖像画展中曾展出这位画家所画的另一幅巴金的肖像，那一幅描绘了焕发青春的巴金，但这一幅却是饱经风雨却仍坚强的老人，比他本人显得苍老些，但保存了他的神态。

　　我们坐在这里，想到过去，翻阅着他过去的著作，他真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多产作家！我们回顾了他的创作道路：这个一九○四年出生于一个四川的封建大家庭里，在那里度过了十八个岁月的坚强的人当年是怎样献身于写作事业的。

　　早在十一岁时，巴金便失去了最疼爱他的母亲，死亡第一次在他的心上投掷下阴影，富裕的家庭不再能带给他温暖，过了三年父亲又病故了，祖父像一个暴君似的统治着全家的儿孙。巴金的大哥，作为大房的长孙挑起了掌管全部家务事的担子，温顺地忍受长辈的欺凌。在这个“家”里女人的命运更惨，她们被关在封建的牢笼里，当玩物，受折磨，婚姻不能自主郁郁终生……这时巴金开始憎恨那封建的传统和那些长辈们的滥施威权了。祖父不许他进中学，只能在家自学，在一九二○年祖父去世后半年多，这才随他的三哥进了成都的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读了两年半。十五岁的巴金和哥哥们每天晚上贪婪地读着新出版的进步书报，如《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等；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书强烈地感染了这个青年人。那时的巴金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于是他开始有了理想，他想：爱人类就要为人类做些有用的事。甚至为了自由，可以奉献出他的生命！后来他买到了一本波兰作家廖·抗夫（Leopold Kampf）的剧本《夜未央》，在一九三○年他的重译本序言里曾经这样写道：“大约在十年前吧，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读到了一本小书。那时他刚刚信奉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有一种孩子的幻梦，以为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就会与明天的太阳一起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刻消灭。他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读那一本小书，他底感动真是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那本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他看见了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之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境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天才的巴金在十五岁时的第一个译作便是《夜未央》，一九二八年在巴黎重新译过，译稿又被邮局遗失了。到了一九三○年又重译出，印了一千本。一九三六年又重新出版了这本给他影响极大的小书。

　　另一个给他巨大影响的是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是她的文章使他看见了他认为是“美丽的安那其主义”。一九二五年巴金开始和她通信。他钦佩她，称她为“精神上的母亲”，正像玛尔维达（Malwide de Meysenbug）做了罗曼·罗兰精神的姐姐一样。

　　巴金早在少年时代从《半月》刊物上发现了一个“适社”，这个团体在重庆，使他向往。后来和《半月》的编辑联系上了，参加了编辑工作，之后他和好几位同他一样的爱国青年组成了“均社”，这段时期他认识了一位姓吴的朋友，这个人的牺牲精神和毅力在巴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巴金的《短简》中他曾总结他从童年到成年所受的影响，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给我勇气。”这时候可以说巴金已渐渐学会用笔来战斗了。

　　一九二三年春，不到十九岁的巴金和他的三哥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成都，离开了那个一直被他当作牢笼的家。他们先去上海，后来考进南京的东南大学附中。一九二五年中学毕业后，他的三哥考进了大学，而他因病辍学了，自此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他在上海出版过一种杂志，印过几本小书，还译出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巴金同他的朋友卫离开祖国乘船到马赛转赴巴黎。朋友把他安置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公寓的五层楼上。虽然他也还有三四个朋友常常在一起聚会，毕竟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学习，那时二十三岁的巴金是寂寞的。他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他经常走过那里，望着两个法国启蒙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卢梭和伏尔泰沉思着。先贤祠内有雨果和左拉的墓，左拉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为他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这件事在青年巴金心上划下了极深刻的痕迹，他说十年前他在“牛棚”劳动时还梦见过左拉。

　　在巴黎，每天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这钟声敲打着他寂寞的心，他想到他的过去，“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奋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他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那些日子正是萨柯（N。Sacco)与樊塞蒂（B。Vanzetti）的案件轰动了全世界的时候，这两个意大利工人被关在美国的死囚牢里已有六年，巴金曾写信给樊塞蒂称他为“先生”，并翻译过他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

　　那时国内发生了令人震惊、愤怒的大事：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无数优秀的革命者，巴金感到极端苦闷，这时他收到樊塞蒂在死囚牢中写给他的回信，叫他“不要灰心”，“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类，要帮助人”。以后他又接到樊塞蒂第二封回信，开头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虽然死刑执行日期推迟了十二天，美国政府却不顾世界人民各种形式的抗议，终于将这两个工人烧死在电椅上。这件事促使巴金下决心写完了《灭亡》，并陆续寄给国内的朋友。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巴金离开巴黎准备回国。在马赛因海员罢工，滞留了十二天，当他在十二月初到达上海后才发现他的第一部小说已被介绍给《小说月报》编辑、文艺前辈叶圣陶和郑振铎，并已在《小说月报》陆续发表，这就使他决定了今后的写作为生的道路，后来巴金曾谦虚地说：“《灭亡》不是一本革命的小说，但它是一本诚实的作品。它没有给人指出革命的道路，但是它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不用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毁灭。’”

　　一九三○年他完成了《死去的太阳》，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在“五卅”事件中的盲目活动及其灭亡。同时他开始写短篇小说。一九三一年他不但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还写了八九万字的《新生》和中篇小说《雾》。

　　一九三二年由于侵略者的战争破坏，他所住的上海闸北区成了火海，他回到那已中过枪弹的破烂的家，继续写完中篇《海底梦》，然后到南方旅行。回来后以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春天里的秋天》，过后又写了以锡矿为题材的《砂丁》。这年的夏天他又重写了《新生》，因为原稿已毁于闸北大火。之后又写了《雨》，同时还写了《旅途随笔》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说。这样年仅二十八岁的巴金在十分不安定的动乱生活中度过了创作果实累累的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他写完了长篇小说《萌芽》，这是他自己很重视的一部写煤矿的小说。他希望能像左拉的《萌芽》一样唤醒人们要求改善人间不平等的待遇，要工人们联合起来反抗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他甚至号召暴力革命。这部小说在出版后就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了，然而两年后他又将它改名为《雪》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度出版发行了。一九三三年底巴金在北京写完了《电》，这就完成了他著名的《爱情三部曲》。这个《爱情三部曲》便是《雾》、《雨》、《电》（与《雪》），它叙述了一些青年的革命生活、信仰和爱情。这是巴金在年轻时期最喜欢的作品，他说这是为他自己写的书，书中活动的人物全是他的朋友。这其中《电》比较鲜明地表现了巴金的思想倾向：相信未来，未来肯定是光明的。

　　一九三四年，他去日本旅行，写完了《神·鬼·人》、《点滴》，编好了旧作散文集《生之忏悔》。

　　一九三五年七月回国，他做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又同他的朋友靳以创办了《文季月刊》，仅出版七期便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止发行的刊物之一。这以后他出版了《短简》、《忆》以及小说《长生塔》。从《短简》和《忆》我们可以了解巴金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忆》实际上是他的自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和茅盾创办了《呐喊》周刊（出版两期后更名为《烽火》）。第二年写完了《春》并出版，后来到香港、广州、汉口、桂林等地，写了很多旅途中所见所闻，并写完了《秋》。一九四○年出版《秋》，至此完成了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在《家》的后记中曾说这部作品是“我来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J’accuse！”）。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控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震撼了对当时现实不满的无数的中国青年人的心，它使年轻的读者懂得憎恨黑暗，憧憬光明，渴望改变现状，为自己谋求幸福！《激流三部曲》正是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具有叛逆性格的一代青年的成长来给当时的读者指出了方向。巴金在《激流总序》中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看见那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在创造他自己的径路，以通过黑暗的乱山碎石之间”，最后作者借觉民的口在《秋》中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这就说明巴金永远具有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相信未来，并愿给青年人以鼓舞！《家》是全世界闻名的作品。最近法国一家出版社已准备出版法译本。它的感染力是十分强烈的。《激流》中的三个弟兄恰恰是巴金和他的哥哥们的性格，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巴金很像觉慧，他喜欢觉慧，觉慧说：“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一九三六年巴金在《家》的五版题记中曾写道：“我禁不住要爱觉慧。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但我看见他就不觉想起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这恰恰是巴金的性格。

　　长篇小说《火》第一部是一九四○年七月巴金赴昆明后写成的，第二部同年底在重庆完成。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昆明写完杂记《龙·虎·狗》，又去桂林完成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一九四二年一直往返桂林、重庆、成都这几个地方。到一九四三年完成了《火》第三部。

　　一九四四年春，在贵阳结婚后，直到一九四六年，巴金写完了中篇小说《憩园》，两部长篇小说《第四病室》和《寒夜》。《憩园》写一个纨绔子弟如何堕落为惯偷的故事，《第四病室》写在医院里目睹的悲剧。《寒夜》写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悲剧，这部长篇小说已译成法文，在国际上评价很高。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来看，巴金不愧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创作量十分丰富的作家：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七年，仅仅二十年，他写了二十部中长篇小说，十二部左右的杂记和游记，还有无数的短篇小说，而他的译著也达到十九部之多（一九四八年以后译著又显著增加）。

　　这就是巴金。他的名字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年轻的读者们所敬仰，以后他的作品也在世界文坛上焕发着异彩，正如在一九四八年法国教授明兴礼博士（Dr。I。 Monsterleet）的论文中指出：

　　巴金的作品是中国文艺复兴和社会革命的动人的传述，它好像我们古代的陶醉人的歌曲，永远留在我们人间！它是我们新中国的读物，等到这个时代过去后，虽然那时或者也许有比他更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出现，可是他的作品如同珍贵的文献一样，永远被后人保存。

　　关于“安那其”，或者说“无政府主义”，巴金觉得一些连“安那其”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闹清楚的批评家们却口口声声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煽动了国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这些是很滑稽的。他说文艺作品和政治宣传是两回事，作家不是宣传机器。小说决不可能和某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划等号。一个信仰不会简单地变成一部小说。巴金说过：“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一个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事实上，“安那其”对巴金的作品是有影响的，然而他的取材主要来源于生活，在“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下，他的作品中主要的思想倾向自然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竟还有人“考据”他的名字，因为巴金是他的笔名，他们说这是为了纪念安那其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缘故，以此来证明巴金从来就是中国的“老反革命”作家、“头号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这个名字，巴金曾经坦率地在《谈〈灭亡〉》的文章中写道：

　　不久我因为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自杀了。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说我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名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字。

　　这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写的作品已于一九六二年编入《巴金文集》十四卷，除了最后收入文集的《谈自己的创作》这一小部分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中间的作品，可以说二十年来，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七年巴金从来没有放下他的笔。这就是“四人帮”称为“邪书”的十四卷，倾注了血和泪，燃烧着全部热情和勇敢，也点燃了多少年轻人的寻求光明的希望的十四卷《巴金文集》！他热爱他的读者，永远是那样谦虚而亲切地向读者们表白自己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喜欢在信中对他的读者说：“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他对于未来的信念就仿佛在做着美丽的梦。现在他又在笑着说：“我只能给人一个方向，希望他自己去寻找光明，至于他走上什么具体的道路，那是他自己的事了。”是的，他始终相信有一条应当走的路，他既然走了，也决不回头，这就是一条争取自由通向光明的路。

　　在这里，巴金回忆起一九六二年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当时他十分坦率地作了一个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对那些年的文化批评中所存在的“框框”、“棍子”问题提出了坦率的批评。当然这就得罪了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革命左派宝座的姚文元，因为众所周知，姚文元从来就是文坛上一个恶狠狠的打手。巴金回忆起他发言后在会议休息时，大家在草地上交谈，同志们还称赞他有勇气说出了作家们的心里话。后来这个发言就在同年五月发表于《上海文学》，就是这个发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之为“反革命宣言书”，由于巴金在国际文坛上享有盛名，因此当时国外曾转载过这篇文章。本来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这便被后来的“造反派”说成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时我也想起他确曾这样说：“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态度对待作家，好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

　　这时我们的话题又转到“民主”，巴金激动地说：“作家不是应声虫，不是传声筒，他应该干预生活。”他说干预生活并不是一定要找阴暗面来写，而是写他所熟悉的，有感受的。他又笑起来：“作家怎么能是干部呢？我一向反对终身干部，反对长官意志。作家才不要人家把他养起来，多少年写不出东西还算什么作家！作家是人民培养出来的，写不出东西对于自己该是个精神负担。而多少年来我们的作家往往被主题和题材限制住了。”他又说：“作为一个作家，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有用的事。”他回顾整整十年他只写出一点东西来，只在一九七三年才开始译了赫尔岑的《回忆录》第一部分，他说：“我写的东西有比较好的，也有比较差的，我也有矛盾，有时解决了，有时解决不了。解放后我也想写工农兵，但生活不熟悉，下去一阵再上来写，毕竟不是我熟悉的，因此总不成功。”巴金说他已七十五岁了，没有什么严重的慢性病，他想再写五年总是可以的，他要写他所熟悉的知识分子，不愿再受人支配了。他正开始写两部长篇小说，叙述知识分子在这些年的遭遇。他又说他还要写《随想录》，把他的真实的思想留给读者。

　　巴金写出了《家》，“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一九三七年他为了那些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烧起的战火又一次喊叫：“对于危害主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而过了四十年，作为一个又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的老作家，他对祸国殃民的万恶的“四人帮”再一次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我控诉！”巴金曾在编完十四册文集后有过这样的雄心：“准备在建国二十周年大欢乐的节日里编印《文集》的《续篇》，用我的文学工作第二个二十年的成绩来表示我对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中国的热爱。”他却怎么也没想到在建国二十周年的时候，却早被关进了“牛棚”！在“牛棚”里他常常回忆起过去，也曾想到伏尔泰和左拉。他说：“他们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也只好在‘牛棚’里摇头叹气。”

　　如今一切过去了，现在巴金坐在我的对面微笑着，仿佛又回到四十年前他在信中说：相信未来，未来是美丽的！

　　是的，那时候他经常在信上这样地鼓励着他的年轻的读者们。他们都称他为“先生”，在一封信上他写道：“把精神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在另一封信上，他为了一个老朋友病故十分悲伤，然而他接着说：“想到一个人很快死去，不免有生命易逝之感。但是我还有够多的生命力。我还要勇敢地活下去。”

　　从年青时代他就养成了勤奋读书、刻苦自学的好习惯，几十年来不论到哪里开会或旅行，他总是不忘记带几本书摆在床头以便在晚间抽空翻阅一会。他精通好几国文字，全靠自学，也从来不在口头炫耀。抗战时他曾写过这样的信鼓励一个被迫辍学两年又重新进入大学的青年人，他说：“盼好好读书，在今天还能有读书机会这毕竟是幸福的，不管环境如何困难，盼你坚持着你的主张，坚定你的决心和勇气，生活的琐碎事情是免不掉的，人不能因为这个就悲观绝望。”最后他又说：“这里天气最近突然变冷，我住在高楼，晚上北风带着怒吼摇撼壁板，两腿几乎冻僵，但我仍还坐到深夜，这点勇气我还是有的。盼望你也有。”

　　这就是永远嘲笑命运，永远要坚强地活下去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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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昂的命运交响曲像咆哮着的激浪扑打着海岸，不断冲击却终于退却，命运无法控制人类，人类战胜了命运，这敲门声像是几次战斗的回声，渐渐地遥远、遥远，终于消失；在生命的凯歌进行曲中，乐曲走向尾声。浑身散发着火一样激情的小泽征尔抖动着他那狮子般的长发，用他神奇般的指挥棒向前一伸，左手扬起，音乐戛然而止。我含着激动的泪水合上了这一页珍贵的回忆。我站起来，离开了朋友的家，走到宁静的黑暗中。这是一个荡漾着春天气息的夜晚，虽有一点微风，却并不使人感到春寒料峭。院子里十四年前栽下的白丁香树已开始挺立着无数、无数的绿色花蕊，不久又要用那一串串细碎的小白花点缀在每一个枝头了。严寒毕竟是过去了，我想到不久这位幸存的老人将带着他的女儿（她是多么酷似她的妈妈！）踏上欧洲的土地，重新回到阔别五十年的巴黎！仆仆风尘中他又将用他的笔写下多少热情的随想、精辟的见解和美好的回忆啊！当他听到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时，他一定会想到曾经在一个五层楼上面有一个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如何忍受着难堪的孤寂，开始写出了第一部小说，而从此竟写了一生！当他拥抱着法国朋友时，他会说：我来自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现在正走向新的长征！

　　祝福你！敬爱的巴金！你还要不停地写下去，不是像你所说的只写五年，而是还要写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你的澎湃的热情将使严寒化尽，你的亲切的鼓励将使青年人愿以你为榜样：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你一向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为你始终遵奉着这样的信条：生命只是给予，而不是来领受什么（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而你这些年的坚强使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了：

　　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确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注）

　　再见，坚强的人！我们这一代卓越的语言大师，永远像一团火一样的老作家，敬爱的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1979年4月写于南京 ■

　　注：引自巴金所译赫尔岑《回忆录》之《家庭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