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吴敬琏父女对话

　　◎ 吴晓莲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是近期较受人关注的一本书。这本由吴敬琏的女儿吴晓莲撰写的新书，让读者看到女儿眼中的吴敬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将书中父女俩的一段对话摘刊如下，以飨读者。

　　我：心平气和地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爸：我会说，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

　　我：您不认为今天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有您的贡献？

　　爸：当然有贡献。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做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我：您把您自己看成一个学者，但是因为一些契机，您的一些看法被政治家采纳了？

　　爸：对。但是也有一些没有被采纳。

　　我：在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可悲的地位，无论他们的思想多么透彻，看法多么正确，但在权力面前他们只能依赖侥幸。用到他们的时候还赐他们做些事情，不用他们的时候，挨整、挨阉、挨杀都有可能。

　　爸：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我：咱们回去继续讲学术。那天我让您评价您的两个女儿，你说“基本满意”。那现在说说您对自己的评价。您至少不觉得自己虚度了人生吧？

　　爸：那没有，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

　　我：比如？

　　爸：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李山也不错，但他现在不搞理论了。

　　我：您怎么就知道他们在理论上比您行呢？

　　爸：因为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我：您对于生老病死怎么看？怕不怕？

　　爸：好像是的。好像还看得不是很开。

　　我：还是解不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其实我觉得，死了，就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个地方的事一无所知，自己一个人就上路了。跟我当年来美国也差不多。

　　爸：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到的事就觉得不甘心。

　　我：您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呢？

　　爸：也不知道。

　　我：这么说吧，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您此生不能做就会不甘心，那是什么？

　　爸：就是眼前这点事。

　　我：您真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完全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的危险吗？

　　爸：现在中国有希望，但是也还没有完全走出有可能回去的危险。

　　我：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爸：说不上来。

　　我：“吴市场”算不算？

　　爸：那个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概是有帮助的。

　　我：您一生中最不成功的事是什么？

　　爸：那要分阶段，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

　　我：您一生里做过的最令您歉疚的事是什么？

　　爸：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爷爷奶奶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我：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爸：认真。

　　我：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爸：那就多了。比如，我不够用功。

　　我：什么，您认为自己还不够用功？！您被我妈妈给洗脑了吧？您现在除了工作，还干什么呢？

　　爸：我兴趣太广泛，比如有时候就爱看看闲书。还有我睡觉也睡得比较多。

　　我：没有张卓元张叔叔睡得多吧？

　　爸：张叔叔是晚上不工作。可他起得早，动作也快。我跟周叔莲比，就不算用功的。

　　我：假如现在咱们手里有一根魔棒，一挥之下您可以任意改变，难道您真的要改掉您兴趣广泛这一点？

　　爸：这我不能肯定，可是我每次看到邬家培，就觉得自己不如他搞经济学精力集中。

　　我：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怎么看？

　　爸：我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可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这样——危机感伴随着使命感。

　　我：爸爸，我希望您能够达观。达观之下，乐观、悲观都随其自然了。■

　　被封杀的文化部长王蒙

　　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大块文章》是“王蒙自传”的第二部。王蒙自己说：我在第二部自传中是有不少“干货”的。

　　以下摘录的是王蒙介绍自己当了文化部长后，在上海受到记者封杀的一段经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上任（指担任文化部长）后约半年，到上海参加作协召开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主要是一些外国的活动于文学领域的汉学家，其中有瑞典的马悦然教授，苏联的费德林教授，英、法、意、日、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等。此会早就计划要开了，有关外事部门一直未批，我一担任部长，此事批下来得也就快了些。

　　会议在上海的宝山举行。我坚持与与会作家同住一个旅馆，只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参加。而另外委托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刘德有以部的名义举行一次招待会祝贺此会的闭幕。

　　会议完全交由作协主办，主要是作协外联部组织，包括名单，我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介入太多的具体事务。会后戴厚英等还有一些旁人著文对于会议没有邀请她或他对我表示不满意，其实我并没有过问会议组成人员的名单制定工作，当然，即使我过问了也没有把握一定会邀请她。这件事和任何一件文艺方面的事一样，缺少公认的如同奥林匹克竞赛一样的入围标准。

　　会议碰到一个麻烦，经费太少，捉襟见肘。作协外联部的负责人邓友梅告诉我，会议如果只承担与会正式成员的伙食住宿等，就勉强可以维持下来，但一些媒体的记者来得很踊跃，你邀请了的，他来了，你没有邀请的，他也来了。还有我们的一些作家头面人物，如刘××，自带了两位女记者来。特别是遇到一些如开幕式招待会、宴请等标准高的膳食，实在负担不起与会记者的入席。作协方面提出拟请记者另行用餐、标准低一点，我未有异议。

　　孰知这是犯了忌的。我国的记者不是个体户不是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的习惯是受到会议的良好待遇，他们也会尽力报道会议的有关消息做好宣传。

　　果然，只一个开幕式没有请记者同志一起出席宴会，就引起了较强烈的不高兴。当天晚上一些媒体同志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我的秘书挡驾挡不住，我被叫了出去，我表示我已相当疲劳，并正有别的事情在处理，有什么事第二天再说，记者同志你一言我一语，我无法脱身，我的态度也渐趋急躁，直到近乎大叫起来，完全失态，完全丢人，完全失败。

　　我也服了，果然，此次会议虽然开得不错，媒体上是一句不提，封杀得十分彻底。还有一些人在境内外写文章，将此事与反右前夕的“左叶”事件相比。左是当时（一九五七年）的一个领导干部，说是他对记者态度不好，说过：“是我重要还是你们重要？”还有一老文人著文，叫做“一阔脸就变”，算是够恶心人的了。

　　这当然首先是我的一个修养问题，对于记者同志的尊重问题，我必须接受教训。

　　如果我是做官当老爷，如果我干脆不懂不搞文学创作，如果我一张口全部是《人民日报》社论上的话，如果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官儿，如果我只擅长传达文件与作批示，那么，第一，我不可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最多参加一个开幕式讲几句大面上的话就行了。第二，我不可能与众人住在一起，不可能敞开室门任由同行同业与兄弟行业的人投诉。第三，不必直接面对那么具体的事务，如作协开幕式宴会的规格与邀请人员。第四，不论什么事，我根本不要表态，不是说的作协吗？好，转达给作协就是了。哪里会自取其辱呢？

　　官有官的做法，（专）家有（专）家的当法，民有民的方略，你接受了官职明明是老八了，却又要酸如老九，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我想起文怀沙先生的一个说法，说到一个大家都敬爱的领导同志，说他没有架子，文老喝道：“没有架子怎么行呢？”

　　我是彻底服了，对于任何人都是不能够怠慢的。不但记者，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怠慢，领导决定你的浮沉，售货员决定你需要的商品的品质，邮递员管你的信件，司机管你的交通……记者决定你的公众形象。我记住了早在新疆便知道的箴言：一粒沙子也会迷住你的眼睛，一粒石头也能绊你一跤。第二，改革是改革，国情是国情，你必须服从自己的国情。第三，你已经当了官啦，法兰西的谚语，有两种职业当一天就会被人记一辈子：部长和妓女。你半推半就，你一心不失文人本色，然而你的责任在那里，不找你找谁去？

　　我类似的做得不漂亮的事还有很多。催促一位老局长的工作引起了反感与抗议。想为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说两句话，却得罪了老文艺战士。征求意见，征求意见，越没完没了地征求意见，越是有意见。我来了文化部，但放不下作家的身段，英若诚到了部里则仍然坚持他的表演艺术。有一次去香港、上海等地演《茶馆》，走得时间偏长，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左右为难。

　　从整个中国来说，这一段是最强调干部的专业化的，成败得失，值得总结。不过至少在文艺界，早已不那么强调专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