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参与历史的历史学家

　　◎ 萧文泉

　　去年年底，《纽约书评》刊载了一篇小施莱辛格的文章，文章不长但辞意充沛气势沉雄，不看署名，老读者们就能认出这篇文章出自美国二十世纪政坛最有名的一支笔。更令读者难忘的是文章内含的激情。在字里行间能感到，小施莱辛格满腹愤慨，痛惜美国政治的现状沦落到了目前的地步，他对当政者们的政治历史意识的幼稚荒谬怒不可遏。这篇短论如果不是小施莱辛格的绝笔，也肯定是其最后公开发表的文章之一。今年二月，小施莱辛格溘然去世，这个在美国当代政治生活中活跃了几十年的才子，正当他为之奔走呼叫了一辈子的政治理念在美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离开了世界，他可谓能择时而生却没能择时而死。

　　小施莱辛格生于一九一七年，他是一个来自旧大陆的移民家庭的第三代。经典的美国成功故事说的都是一文不名的穷移民经过奋斗成为百万富翁而最终进入美国的上流社会；其实美国社会还有一条不通过财富的成功之路，那就是施莱辛格家庭走的路。凭着学习成绩的优异，凭着对知识的追求，小施莱辛格的父亲得以离开俄亥俄州的一个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小镇来到哈佛大学，成为闻名遐迩的大教授。小施莱辛格步其后尘而一凌绝顶，以其文才睿智进入了华盛顿的权力中心。从施莱辛格一家的成功故事我们也能感到历史在美国的惊人步伐，这不仅是指整个国家的变化，个人的演变也一样地迅速。他的祖父母从德国的东普鲁士移民美国，终其一生英语还不是很流利，心里总还保持着对远方祖国的眷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他们还是亲德的，直到美国加入了协约国阵营与德国开战了，他们才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忠诚转移给了美国。但是他们的孙子小施莱辛格就已经是一个颇有造诣的英语文体大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战时情报部门为美国最高统帅部服务，没人能在他的身上嗅出丁点德国气味来。

　　由于老施莱辛格获得了哈佛的教席，他们一家子移居到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在这个自由派的重镇里，小施莱辛格得到了他最初的教育，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了自由宽容氛围的熏陶，不知不觉中沉淀下了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根基。老施莱辛格家里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小施莱辛格从孩提时期开始就惯于和名流大师们交际。一次，出版家克诺伯夫（他的出版社至今还是美国出版界的名牌）邀请了施莱辛格一家和大文豪《美国语》的作者门肯一起吃饭，热衷于集邮的小施莱辛格席间向门肯讨邮票，门肯回去后果然给他寄来了一包邮票，这事还在门肯的日记里留下了一条记载。小施莱辛格进了一所私立寄宿中学后，他的同室的妈妈有个女友叫罗斯，罗斯嫁了个叫约瑟夫·肯尼迪的人并生了一群一个比一个更有名的孩子。在这个中学同学的家里，小施莱辛格第一次遇见了老肯尼迪的女儿，这是他与肯尼迪家族的最初接触。他当时肯定想像不到，多年以后他会成为这个女孩的哥哥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的特别顾问，并且和肯尼迪一家人都建立深厚的关系。

　　小施莱辛格在其漫长的一生阅历广泛，见证并参与了美国历史的沧海变迁。晚年时他打算写下他的生平回忆，计划中的两卷回忆录《二十世纪中的一生》在他的生前只来得及出版了上卷，题为《纯真的开端，1917~1950》，叙述了他的前半生。

　　当小施莱辛格在世纪末回首往事时，不禁有恍若隔世之感。他的母亲第一次带他去纽约市游玩时，纽约最高的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楼还是一栋名叫伍尔沃斯的五十五层的大厦，帝国大厦还没有影子。当时的美国社会也似乎尚在史前阶段，种族矛盾当然有，但是严重的种族问题主要存在在英裔美国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之间，黑人还不被看做是种族间争斗的对象。小施莱辛格就读的学校有位思想开明的校长，他每年招收新生时要限制犹太人孩子的数量，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反犹政策而是谨慎的管理方法；至于黑人子弟，校长先生对他们满怀善意，他只是认为如果让黑人进这所上层阶级的私立学校只会伤害他们而不是帮助他们。

　　美国当时基本上是一个僻处一角的边远国家。习惯于喷气机旅行的当代人很难设想那时侯美国人的旅行方法。伦敦大学邀请哈佛名教授老施莱辛格去做演讲，现在这样的出国学术演讲是再简便不过的事了。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施莱辛格一家，这则是一项人生的宏伟行动。定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伦敦的演讲，施莱辛格教授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前一年的九月就出发了，直到一九三四年的八月才回到了波士顿的家，在路上整整花了一年。父亲的出国演讲，同时成了儿子环游世界见识世面的机会，这场旅游，是小施莱辛格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他惊讶地看到了与家乡非常不同的日本、中国和印度，也兴奋地游览了他在书中读了那么多的英国和法国。

　　在这个漫长的旅途中，小施莱辛格不仅看到了世界这个舞台，也遇见了这个舞台上的一些重要演员。到了东京之后，在船上认识的日本作家鹤见祐辅把他的父母引见给了近卫文麿公爵以及斋藤首相和他内阁的主要成员，他们还和近卫文麿共进晚餐。没几年后，这些人都成了美国的可怕敌手。没想到和蔼可亲的鹤见祐辅居然也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战时的电台上大骂“野蛮的美国”，深深失望的老施莱辛格在战后拒绝和他重叙友情。

　　一家子随后从日本渡海来到中国，小施莱辛格的十六岁生日是在北京的故宫里度过的。自幼偏好历史的他显然很喜欢这个古老的皇宫，只是发现它有点太破旧了。有个年轻的哈佛研究生特地到旅馆来拜访施莱辛格老师，他的名字叫费正清，他似乎知道关于中国的一切；然后他们又去郊外的燕京大学，在一位中国学者住的美式房子里喝茶，在一位美国教授住的中式房子里吃了饭。

　　小施莱辛格发现上海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活力四溢，节奏飞快，四方杂处，精致优雅。如果他有机会重游世纪末的上海，他或许还会辨认出些熟悉的风貌。但是他也感觉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朋友告诉他，倘若政府不为农民做些事，中国早晚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这大概是小施莱辛格第一次实地直面共产主义问题，这个他以后一辈子都关注的问题。

　　不久，他们终于到达了伦敦。小施莱辛格游览访问之间，在海德公园里正好遇上英国共产党组织的一场示威和集会。挤在五千名听众中听了一下午后，年轻的小施莱辛格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哪个更使我冒火：听共产党谈论保守党呢还是听保守党谈论共产党？”这个几乎是直觉的反应预示了他生平的政治立场：他同等地讨厌二十世纪政治色谱上的两端；他既决意防范共产主义的灾难，也受不了保守主义的愚蠢、短见和偏颇。

　　何处才是他向往的明智而正确的政治道路呢？美国的政坛上那时正好有合他心意的一股政治新潮，那就是罗斯福的新政。罗斯福是小施莱辛格自有了最初的政治意识后的第一个偶像。罗斯福的新政是他倾心服膺的政治信条，他实际上一生都自视为是个新政派，尽管新政的遗产在当代美国已经无处寻觅了。他在二十世纪结束时还公开声言：“我直到今天还是一个纯正的绝不悔改的新政派。”

　　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罗斯福远不是一个万众爱戴的领袖。有钱阶级特别憎恨他，把他看做是他们中的叛逆。小施莱辛格读书的寄宿制私立中学收费昂贵，他的同学都是些上流社会家庭的子弟。当竞选中的罗斯福路过学校所在的小城时，他在那里遇到非常冷淡的回应，学生们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罗斯福的对手胡佛。在学校里组织的模拟选举中胡佛以压倒的票数得胜。但是小施莱辛格立场坚定，一点也不受周围那些共和党保守分子的影响，在给父亲的信中，他预言罗斯福将以八百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结果罗斯福比胡佛多得了七百万张选票而胜出。小施莱辛格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兴高采烈的他和一小群罗斯福的支持者围着收音机听罗斯福总统的演讲。“我们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罗斯福的这句话在他的脑中留下不灭的印记，三十多年后同样的话出现在另一位民主党总统的就职演讲里而传遍了全世界，那时他是肯尼迪信任的特别顾问，参加了这篇著名的就职演讲的起草。

　　罗斯福为把美国从经济大萧条里拯救出来，力主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以解救千万个无靠的失业贫民于水火之中，这个政策引起了大企业大资本家的仇恨。罗斯福蔑视针对他的仇恨，针锋相对地说“有组织的金钱的统治和有组织的暴民的统治一样危险”。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声言，“衡量我们的进步的不是我们给富有者又奉上了什么，而是我们是否给一无所有者提供了足够的生计”。小施莱辛格衷心地赞赏这样的政见，他在他的哈佛学位论文里引用了美国一位基督教作家的话说，“执政者要抛弃‘让政府照顾好富人，富人会照顾好穷人的’这个箴言而采纳更可靠的‘让政府照顾好弱者，强者会照顾好自己’这个箴言”。他深信只有罗斯福能够按照这个精神来拯救美国。

　　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施莱辛格还不是一个毫无保留地支持罗斯福的人。那时的美国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罗斯福有着应付这些挑战的整套方针。对罗斯福的内政大政，小施莱辛格倾心赞同；对于罗斯福积极反法西斯的外交政策，他就颇不认同。小施莱辛格不亲德，他只是有着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的信念，欧洲的事该由欧洲人自己解决，美国人犯不着卷入到这场血腥的战争中去。不过，日本人很快就给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上了一课。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这个罗斯福称为“永久耻辱”的日子，日军偷袭珍珠港，使小施莱辛格信服了罗斯福在国际事务中的远见卓识，也使他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埋头书斋的读书人变成了美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他从此与华盛顿的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美国参战时小施莱辛格的年龄正可以让他上战场，但是他的近视眼使他只能以其他方式来为祖国服务。他加入了罗斯福下令新组建的作战新闻处，作为研究员和撰稿人任职于这个处里的撰稿人部。他的任务除了根据材料撰写战时宣传文章以外，还要为政府的长官们起草文稿，有时甚至要起草一些由罗斯福签署的文件。交给他写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罗斯福甚至未必会费神读他的稿子，但是这是在以一位伟人的名义写作，这还是他的写作生涯里一项重要活动的开端。

　　就在战时服务期间小施莱辛格的文才开始受到赏识。他不久从作战新闻处转到更加秘密的战略情报局，任职于那里的研究与分析处。这个处雇用了一大批学者博士，竟使小施莱辛格感到像是又回到了学术界，他的同事中不乏战后名满世界的大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师马尔库斯就在这个处的中欧室工作。这些专家学识出众思辨深邃，但是写出的东西难免佶屈聱牙，试想哪个官员会有耐性读马尔库斯写的句子。这样就需要小施莱辛格的帮助，他有本领把专家们写的冗长拗口的研究报告以简洁明晰的文字综述出来。分配给他的具体任务是把研究和分析处的专家们的报告编写成一份秘密的《心理战周报》，这份简报编号分发，第一号送到美国全球战略指挥的神经中枢：白宫的地图室。没人知道在那里工作的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是不是真的读这份简报，但是在华盛顿高层里读到它的人肯定不少。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同事和上司注意到了他的出色文笔，在政界里慢慢地传开了他才子的名望。由此开端，他在战后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斯蒂文森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的两次竞选的演讲撰稿；一九六○年为约翰·肯尼迪撰写演讲稿，后来长期担任肯尼迪总统的撰稿人；约翰·肯尼迪死后他为罗伯特·肯尼迪一九六八年的竞选写讲稿；随后，在一九七二年又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写演讲稿，俨然成了民主党里的第一支笔。

　　小施莱辛格多年来为政治家代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是个阐述别人思想的传声筒。他有自己坚信的观点和辉煌成就，他在大战期间出版的史学专著《杰克逊时代》得到如潮好评，一举奠定了他历史学家的地位。靠着这部名著的力量，他被哈佛聘为教授。这样，父子成同事，哈佛历史系同时有了两个施莱辛格教授。战后他出版了他最重要的政论著作《活力中心》，有的评论者认为，这部著作为以后四十年的民主党政纲提供了思想基础。

　　无论是写史学著作还是写政论，小施莱辛格的目的都是在为罗斯福的新政辩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寻找一条新路。这条路既不会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别于右翼的保守主义。小施莱辛格并不亲共，从来都对苏联没有好感，但是他坚信必须改造西方的制度，认为政府一定要担负起社会经济责任来为民众谋福利。这在右翼保守派看来是条危险的道路，事实上，在小施莱辛格的政治生涯中，他遇到的麻烦大多来自右翼人士对他的攻讦。他有好几次切身体会到了神经过敏的反共斗士给人造成的伤害。当他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他曾申请去海外工作，但是他的申请居然通不过海军方面的安全审查，因为在他的档案里有来自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这么一条记载：“在一九四一年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名叫阿瑟·施莱辛格的共产党”，尽管审查人员承认没法确定记录中的施莱辛格就是小施莱辛格本人，他还是得不到海军的安全认可。另外一次是在战后，哈里曼要带他去欧洲执行马歇尔计划，急切地等待着出发的小施莱辛格就是通不过联邦调查局的安全审查，原因还是档案里的这条记载以及别人的一个无中生有的告发。当然，靠着有权势的朋友的帮忙，他最后还是成行了。后来，当肯尼迪总统任命他为特别顾问的时候，又有一些国会议员抓住他在十五年前的一篇文章里对北欧式社会主义说的几句好话，要肯尼迪撤了他。尽管肯尼迪没有理睬这些鼓噪，这样的经历还是让他心里十分窝火，对他一辈子的政治立场不能说没有影响。

　　像小施莱辛格这样的人物也会被怀疑是共产党或亲共，这很能说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的清共运动已经到了怎样的走火入魔的状态。小施莱辛格对此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美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被过分地夸大了，他说共产党是外部对美国的一个威胁，但不是在美国内部的一个威胁。倘若用极权主义的方法来反极权主义，美国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如果我们把他这个看法里的“极权主义”换成“恐怖主义”，那么这也就是小施莱辛格对本世纪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态度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政治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迁，但是小施莱辛格始终坚持他的自由派立场。

　　小施莱辛格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形成的政治观点代表了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两大流派中的一派，和它对立的那派观点差不多也形成在那个时代，由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作了最完整的表述。小施莱辛格很不以哈耶克的理论为然，哈耶克以哲学家而来谈社会政治，他的煌煌巨著从哲学原理上判定了社会福利政策的谬误，指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在逻辑上必定会导致极权制度的产生。小施莱辛格是个历史学家，他以历史为鉴来认识现实，不从抽象的哲学思想上来推理福利社会的对错，他指出，从福利国家而演变到极权制，这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先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哈耶克的理论是荒谬的。德、意、日、西班牙沦为极权国家，决不是如哈耶克的理论所说的是因为民主政府太强势了，而恰恰是因为那里的民主政府太软弱了。政府应该管理社会帮助劳工大众而不是企业主，这在小施莱辛格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政治理念。

　　小施莱辛格信奉的政治理想在美国曾经有过风行一时的日子，最令他神往的当然是罗斯福的新政时代，后来肯尼迪总统的政策也让他兴奋。但是里根以后，新政之星在美国星座里已黯然失色。现在，“福利社会”成了美国政治家口里的贬义词，哈耶克成了先知，这不能不使小施莱辛格神伤。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所为之奋斗的一切被当政者弃若敝屣，他这样的人仿佛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他并不悲观。他的回忆录的基调明快，“生活的回转”是他这部书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词。站在历史的高度，小施莱辛格不会不知道，他的时代还是有机会回归的。■

　　（《二十世纪里的一生：纯真的开端，1917~1950》，阿瑟·小施莱辛格著，休夫顿·密夫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