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不悔与悔：“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

　　◎ 傅国涌

　　徐致靖（1844—1918），字子静，江苏宜兴人。一八七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学士等。一八九八年六月八日，他上疏主张效法日本，力行新政。六月十三日又上疏保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张元济等五人。长期以来，说到戊戌变法，世人往往只知道康有为、梁启超，而不清楚同样重要的人物如陈宝箴、徐致靖等。如果没有徐致靖的上书，光绪皇帝能不能下决心明定国是，进行维新，会不会那么快认识到康、梁、谭等维新人物，都还是个未知数呢。历史是合力，这些角色缺一不可。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以这样的对联嘲讽被革职查办的陈家父子和徐家父子。陈家几代人杰，徐家是“父子三翰林”，徐致靖和儿子徐仁铸、徐仁镜都是翰林，还有侄子徐仁录是举人，康有为的学生。

　　自从一八九七年徐仁铸于南下长沙，接替江标出任湖南学政，陈家与徐家的命运就已经呼吸相通，密不可分。徐仁铸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合力推动湖南新政。他父亲徐致靖对于整个百日维新有着很深的关系，他曾上折子保举过六个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袁世凯，他之所以获罪，主要罪名就是举荐康有为等五人，乃至差一点成了刀下鬼，但他终生不悔。对于保荐袁世凯，他则一生悔恨不已。他的余年，就是处在这样的不悔与悔之间。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鲜为人知的是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六个人，而是七个人，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官至二品的礼部侍郎徐致靖。刀下仅存，所以他晚年在杭州别字“仅叟”。

　　刀下何以仅存？

　　徐何以能不死？“七君子”怎么成了“六君子”？

　　九月二十一日戊戌政变发生，九月二十四日，九门提督署来徐府抓人，正值徐致靖外出，夫人说：“徐大人回来即自行投案，无须追捕。”他一回家，就到刑部投到，并无惊慌失措。

　　他入狱之后，自以为必死，他的官职比军机四卿高，又保举了康、梁、谭等，还上了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九月二十八日知要处决一批犯人，他穿好官服等候上路。他的家人准备带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徐仁录去路上接长沙北来的仁铸，徐仁镜呆了，不能说话，只好让他在家门口等棺材。徐仁铨到菜市口）。

　　“菜市口人山人海，纷纷谈说：差使出来（按为当时口语，即处决人犯的官卒），头一辆车一定是徐致靖。霎时间，听炮声，远望顺治门洞里，涌出一支人马，街上人喊道：差使来了。又听见有人喊道：很奇怪，怎么头一个斩犯是谭大人呢？”

　　只见第一辆囚车上是谭嗣同，第二辆是杨深秀，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弟，最后一辆是康广仁。

　　等差使走了，徐仁铨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谭嗣同的尸。人散了，也没有见伯父绑出来，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来的店中。回了家，见仁镜还瞪着眼呆立在门口，把他拉进家，告诉他今天没有事。

　　这一无前例的惊天大案刑部不敢审，奏请派大臣会审，结果突然下旨处斩，越过了所有法律程序，刑部的官员都很惊讶，连大清律例都不顾就杀人。

　　结果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原来是经过李鸿章“重托荣禄”，“才保住了徐子靖的性命”，徐、李两家渊源很深，外人不知。

　　徐幸免在狱，读书养性，做了《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的腹稿，到杭州住下，才写出来。他在狱中，没有后悔卷入了维新运动，对前去探监的侄婿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他精通中医，常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在狱两年，八国联军进京，释放全部犯人，他不愿走，“我是大清国的犯官，判我绞监候，现在外国人开监放囚犯，我不能听他们的命令。”一直到监狱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来，并请刑部上述贵恒代奏请命，两个月后，得到西安来的赦旨，才经天津航海南下，定居杭州姚园寺巷。房子是徐仁铸在戊戌事败母亲病故，扶柩南归后的定居之所，这年八月等父亲出狱南下，他已肺病去世，“徐徐云尔”，父子终于未能见面。当时有人集一联：“不孝男徐仁铸，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昧死臣谭嗣同，末学新进，罔知忌讳，干冒宸严。”

　　徐致靖晚年常说：“我应该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么意思？”

　　徐何以不死？长期是个谜。戊戌事发，徐被捕当天，李鸿章在院子里转圈子，最后决定找荣禄帮忙，他对荣禄说“年侄徐子静，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荣禄表示为难，因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托“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荣禄见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斩立决”，下面是谭嗣同等六人。荣禄进言“太后英明，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不过徐致靖听说是个书呆子，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慈禧太后面带怒容说：“徐致靖不是好东西，他离间我母子，你为什么袒护他？”荣禄忙跪下说：“奴才不敢，不过据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礼部右侍郎后，皇上没有召见。”太监奉命去查档，三个月内光绪都没有召见过徐，她这才辞色缓和了，对荣禄说：“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狱底吧。”动笔把“斩立决”改为“绞监侯”。荣禄为表示这费了很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对李说得很详细。这是李的后人告诉徐的后人。至于光绪帝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召见过徐？乃是因为徐“耳朵重听”，贵为皇帝，还不得不防隔墙有耳。

　　李鸿章为什么要着力求荣禄保徐致静？原来，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一八四七年同时在考棚应考，李得疟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叹息“今科无望，完了”。徐问：“你做了几篇？”李说只誊清一篇，还有两篇是草稿，来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笔哆嗦，无力完篇。徐说给我，我代你整理抄写，递进去试试。结果一举中了进士。两家的渊源非同寻常。日后李鸿章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徐总是当个知县，但交情之深，非外人所知。至于荣禄为什么会买李鸿章的账，在复杂的时局中，他也离不开懂洋务、会办外交的重臣李鸿章支持、帮助。他对陈宝箴也是保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隶总督，奉旨推荐人才，开列了一个三十一人的名单，其中就有陈、有黄遵宪这样的维新派，还有袁世凯。

　　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致靖的父亲徐家杰（伟侯）同榜中进士后，虽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少受庭训，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一八九五年，他父亲病故，回宜兴住了二十七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他受到鼓励。

　　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徐致靖与重气节、通达时务的御史杨深秀曾共商上疏光绪“明定国是”，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八日，他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率先于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也叫“请定国是疏”，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件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

　　三天后，即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讲求时务，变法自强。在一百零三天中他至少上过六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都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六月十三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康有为（工部主事）、黄遵宪（时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的儿子、江苏候补知府）、张元济（刑部主事）、梁启超（广东举人）五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然后旧习可得而革，新谟可得而成”，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就下旨，三天后预备召见康、张。六月十五日，康有为、张元济还有开缺回原籍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一起吃晚饭。十六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光绪帝。据翁同龢日记，五月二十六日光绪帝曾向他索要康有为的“所进书”，他回答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说“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

　　同时，光绪下旨召黄、谭进京，安排梁在各国总理衙门查看。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入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

　　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代父囚，具折陈情，说：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梁书当于《湘学报》分期刊出”。黄遵宪、谭嗣同与徐仁铸在湘共同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幕僚周善培回忆也说，徐仁铸“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则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的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徐致靖与康有为其实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康有为自编年谱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汤志钧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也很可能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记其事外，梁启超《致夏曾佑书》也言其事。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参与其事的李盛铎曾对徐称道康的才识。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保国会。保举人才折奏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徐还听他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徐仁镜告诉外甥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九月四日，由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起光绪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都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在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述光绪，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康广仁为首。九月十二日宋伯鲁《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九月十三日，宋伯鲁《选通才以备顾问折》、九月十四日，徐《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遵保康广仁等折》，都是康有为所拟。当天，当光绪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严厉驳回，这是启动变革以来前所未有的。这才有了光绪向军机四章京等问计的那份密诏，其中并未提及康有为的名字。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与光绪矛盾开始激化。九月十七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七月三十一日，光绪帝就命他到上海办《时务报》，他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开变法旋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座中除维新党人外，还有器重梁启超、将堂妹嫁给他的礼部尚书李端芬，大家都劝康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感喟，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很多年后，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在杭州重逢，抱头痛哭，时在一九一四年春天，离戊戌已近十六个年头。他外孙见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戴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康进门时，徐不在，等徐进了大厅，两人眼光一对，康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自称小侄，说杭州的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明早即回上海，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香港说起，再谈海外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的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时，仁铸已逝。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八十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徐外孙一起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一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还托带广东腌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派人送来了当年为徐写的四首诗，其中有徐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书房。

　　一九一六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结果唱了《骂曹》，康看着曲文不断叫好，欣赏唱腔，而且琢磨徐文长原著的词意。那天，徐兴致特别高，就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游船很多，闻声靠拢，听曲，直到十一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康同壁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一住一个月，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做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十九年来的政变风云，悲且忧，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在刘庄过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在当地军阀、政客的帮助下，一九一七年他买下了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一九一二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十九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蕉石鸣琴”等都是他的手笔。一九二七年康在青岛去世，“康庄”逐渐衰败。

　　当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时，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历七月才姗姗迟来，从那时起，他几乎天天到徐家商量变法的事，他还喜欢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写道：“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八月初八，谭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他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再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他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他外孙：“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他向外孙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黄遵宪因徐的保荐，八月十一日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被幽禁，他在上海被捕，因日本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他对徐当年的举荐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陈宝箴，第二首就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是徐仁铸，其中前两句为：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就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徐致靖保荐的五人中，他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他外孙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来杭州看望徐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也是他不在家，等他一进门，梁就下跪，他把梁扶起来，让座交谈。话题从徐仁铸说起，梁启超问及他有没有回宜兴故乡，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梁启超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徐写些近作，留为纪念，说会派人来取。送走梁，他还自言自语：“梁卓如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七律一首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

　　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要密切得多了，徐任湖南学政，为时不过一年，但创获不少，包括请梁启超到时务学堂就是在他任上，他起草的《颁发湘士戒条》曾传诵一时，他要将梁启超的文章颁示学宫。受守旧势力反对。幕僚周善培认为徐有真知灼见，是维新派中杰出人才，长才未展，非常痛惜。徐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受李鸿章的欣赏，更是翁同龢得意门生，可以直接进书斋，不须投帖的。以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南学政，也是翁的推荐。他被革职后北上，曾说：“保袁最为失策，此人居心叵测，如不保袁则维新变法虽失败，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错，满盘输。”又说林旭有见识，曾言“本初健者莫轻言”。

　　一八九七年，徐仁铸在湖南祁阳县游历时，曾写过两首诗，其中有“流涕中兴业，艰难一遇之”，及“路转云深处”等句子，对前途的艰难、曲折深有忧虑。他最后的绝笔是一首五言述怀：

　　颇志万方略，而抱千古悲。凝情叩丹府，俯仰将安为。江湖摇落处，跌宕高莫窥。堕地得此生，追怀涕如縻。欲从世尊法，解释诸苦危。一发钧所系，片云雨之基。悠悠尘世名，耿耿罔极思。歌成孰告哀，终夜三嘘欷。

　　其中弥漫着壮志未酬的隐痛。

　　一九一五年梁启超有过一次杭州行，在杭州淹留十日之久，当地官僚殷勤招待，超过了广东故乡。六月十一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一半勾留是西湖”，他信古人之诗不虚。他住在刘庄，“粤人刘某费十万金构筑者，精洁为西湖冠，园主人即前次放火焚《新民丛报》谋杀我者，园今为公产。”“西湖四时皆宜，惟夏较劣，今发大愿，誓欲以八九月之交来住两月，闻钱塘潮壮观不减畴曩，而自钱塘江■富春江二百余里，皆丹枫乌栖，红叶之艳，世界所无。西溪之芦，葛岭之桂，皆以万株计。”钓台对岸有晚唐诗人方玄英的隐居地，地价每亩一元，他曾托当地县令帮他买上千百亩，他也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实际上这一切当然都做不到，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筹安会”即将出笼，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横扫千军，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没能做成，倒是他热衷复辟的老师康有为在西湖刘庄边上的丁家山曾“割据湖山少许”。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一八九八年九月，百日维新朝夕不保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曾想依赖小站练兵、手握新建陆军，对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凯，先让康门弟子徐仁录去小站看操（因为其哥哥仁铸与袁算是“口盟兄弟”）。由仁铸推荐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忆，徐仁录到天津，袁盛宴招待，看操时他就坐在袁的身边，“词锋甚利，口若悬河”。回京后，他盛赞袁的治军才能，康、谭主张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这就是九月十一日上的《密保练兵大员疏》：

　　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臣闻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举，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这才有光绪两次召见袁，赏侍郎候补的事。调袁进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当时，徐仁镜曾劝他们要慎重，“交浅言深，是一种轻举妄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徐仁录后来也承认：“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可惜徐仁铸当时远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许会力阻，毕竟他“深知袁之为人”。“六君子”之一林旭有诗：“本初健者莫轻言。”对袁也是有警觉的。

　　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早，徐致靖远在杭州闻袁世凯死讯，脸上露出了十八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前来姚园寺巷报信的人络绎不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气氛。他说：“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这一天。”他预备酒菜，对亲友谈了自己从未讲过的一席话：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我们觉得光绪帝在甲午战败后，有变法图强的意思，想依靠他实行君主立宪。而慈禧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光绪四岁登基，是她的傀儡，后来表面上归政，实际大权还在她手里，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们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

　　他还说，“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好在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是当年徐仁铸办的时务学堂学生，梁启超的得意门人，戊戌党人不仅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报仇雪恨，终于吐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怨气。他希望中国从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

　　所以当一九一七年他知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六月他愤怒地写下一封长信力劝康离京，信中表示：“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我们变法维新的主张是对的。我们对清政府的腐败贪污，表示不满，所以要除旧布新，这一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对光绪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为他能够听我们的条陈，进行变法，而不是因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们主张君主立宪，并不赞成专制，宣统我们毫无所知，岂可跟着别人胡闹。”他听说康即将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袁的死党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原信未保存下来，这是他外孙记忆的要点。复辟十二天就完蛋了。他为此痛心不已，认为康有为此举有损维新派的声誉，心中愤懑。经此刺激，到第二年春天，徐就在杭州一病不起，七十五岁而终。病中他还在打听康有为下落，为这位曾共患难的老友而惋惜。

　　开吊之日，康有为寄来挽联，沉痛亲切。他外孙多年后遇到康女同壁，说她父亲一生最敬重徐子静先生，“有知己之感”，还告诉他一件事，当年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重庆轮，追捕康有为，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这位舰长刘冠雄（后担任民国海军总长）是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戊戌政变的发生起源于袁世凯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袁乃至荣禄都是想保全光绪的。这一日记直到袁死后十年（1926年）才公布于世，可靠性受到质疑。无论从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还是徐家后人许姬传的《戊戌变法侧记》来看，袁都难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后者是当事人的口述回忆，是可以相互参证的史料。当然，即便袁不告密，慈禧太后的势力照样要发动政变、中止新政。

　　“我不是遗老”

　　一九○○年，徐致靖出狱后去见李鸿章，李的第一句话“你是忠厚之报啊”。他答以“国事如此，万念俱灰”。李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劫后余生，并无打算”。始终不开口求人什么。李后来托人给他找了个书院山长的位置。

　　辛亥革命后，徐致靖不仅让外孙、孙子剪了辫子，而且自己也剪了辫子。上海租界的遗老见他剪辫，很是惊讶。一位军机大臣的儿子问：“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他回答：“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满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们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

　　李鸿章说他整天唱昆曲，他的性命可以说是昆曲保住的。他晚年在杭州尤其以此消遣，把归庄嬉笑怒骂的《万古愁曲》谱成了昆曲《懊恼歌》，不但能度曲，而且精通宫调，能作曲。他在昆曲方面下过工夫，有很高的造诣。他去世后，十九岁的外孙到天津，与唱《长生殿》中的《弹词》出名、称为“恽弹词”的恽兰生对门而居，恽自称是徐的弟子，仅仅是早年在苏州听徐唱弹词，受了启发：“徐子静先生那天唱了《弹词》的‘一枝花’、‘五转’、‘七转’、‘九转’和‘尾声’，他的口齿沉着，出字收音讲究，纯用丹田气，最难得的是音节的苍凉感叹，他经历过戊戌政变的国难家仇，借此发泄胸中不平，真是唱出了曲情。我从那次听曲后，就用心琢磨徐老的唱法。”

　　徐致靖晚年在杭州，以课孙读书、唱昆曲为乐，下午常到茶馆，与茶友唱昆曲、下棋。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天津严修打算邀集顺天、直隶同乡京官，为他谋开复，他写信婉拒。当年他曾在河南任乡试主考，河南的绅士酝酿要为他官复原职，他也谢绝了。他说：“我不能伺候那拉氏，虎口余生，等死而已。”

　　他对《红楼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辛亥革命后，有一天，应陈苍虬之约，在西湖陈庄“苍虬阁”的几间平房里，他和陈三立、俞恪士等前朝名士（都是他的晚辈）有过一次雅聚，他大谈《红楼梦》，颇有新见。说到曹雪芹的诗，他笑说：“曹雪芹如看见诸位，恐怕要甘拜下风呢！”尽欢而散，坐划子月夜归途中，对少年外孙说：“《红楼梦》虽是白话，但叙事细致，行文简练，起承转合，眉目清楚，得到太史公的笔法，你可以下工夫阅读。以后的文体，白话文恐要流行，熟读红楼，必定有用。”

　　前些年，有人在杭州的收藏品市场找到过“谭嗣同赠徐致靖”的墨宝扇面，南山公墓有徐致靖女儿、女婿的墓，墓志还是梅兰芳的手迹，梅是一代京剧大师，留下的墨迹很少，也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徐致靖于一九○一年南下，一直住在杭州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可惜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戊戌第七君子”的故居，杭州在修建火车站时被拆毁，早已无处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