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同 城 两 报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大公报》、《文汇报》之比较

　　◎ 芳 菲

　　一

　　早期《文汇报》，曾有《大公报》的“儿子”之称。这主要与《文汇报》总主笔、创始人之一徐铸成先生出身自《大公报》有关。《文汇报》在上海创办时（1938年1月25日），《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等一批大报为抗拒日方检查，已陆续宣布停刊。《大公报》则同时迁往内地，与流亡而抗争的民族一起，开始创造它颠沛而光荣的历史。离开上海时，由于经济、前途未明等原因，大批人员包括徐铸成、萧乾等一批《大公报》名记者都在遣散之列。骤尝失业之苦的徐铸成，遇到有办报理想的商人严宝礼，延请其担任刚刚创办、挂英商名号出版的《文汇报》总主笔。这一相遇，一方面在风雨如晦的日占区挂起了坚持抗战的一盏明灯，为之后香火延续七十载的《文汇报》鲜血祭旗；另一方面，也谱写了徐铸成、严宝礼“管鲍遗风”佳话的开始。

　　沦陷期的《文汇报》只生存了一年多时间，受日方压力闭馆。此后徐铸成离开上海，回到《大公报》队伍之中。日本投降后，徐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随重庆新闻团一行飞赴南京参加受降典礼，随后来到上海，一方面筹办《大公报》在上海的复馆，同时受严宝礼的盛邀，兼任复刊的《文汇报》主笔。《大公报》上海版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复刊，而《文汇报》已抢先于九月六日出版。两张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开始了短暂的同城共生与竞争的历史。

　　徐铸成一九四六年五月正式离开工作了十八年的《大公报》，专心经营《文汇报》。让这张报纸“像彗星一样”闪耀升起，以至徐铸成“一觉醒来，发现已名闻天下”。《文汇报》复刊不到一年，销量一路上升，跃居上海第四位，仅次于老牌报纸《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其中前两张报纸为国民党控制的“官报”，大公、文汇为民间报），进入上海一线报纸行列。

　　《文汇报》与《大公报》有非常明显的亲缘关系。《大公报》有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原则，徐铸成对《文汇报》的精神也有近似阐释。《文汇报》复刊一周年之际，他写下《一年回忆》长文，发表了掷地有声的宣言：

　　第一，文汇报从来没有和任何党派发生关系，从创办到现在，没有受过任何方面一分钱的津贴。今后，我们必定始终保持这点清白，不论报馆或个人，必定始终守住报格和人格。

　　第二，个人对外有交际，但报纸对外却绝对不许讲交情。文汇报的一切言论记载，完全根据我们的良心和新闻信条，决不以感情为左右。

　　第三，文汇报的同人，决不做官，或其他有给的公职；在政治未上轨道前，也决不应选什么民意代表之类。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立刻离开文汇报。

　　请读者根据这个坦白的指陈，来批判我们过去的报，看我们将来的报，有没有言行不符的地方。并希望我们敬爱的读者，随时纠正我们，指导我们，使我们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国家的进步而努力。

　　这三点声明与《大公报》的原则可以说是同声相应、如出一辙。

　　徐铸成离开《大公报》，曾是上海新闻界的一条新闻，虽然外界猜测众多，但最真实的原因应该在徐给胡政之的辞职信中已坦陈无遗：

　　《大公报》为你们三位先生（指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本文作者注）苦心经营，我无权冒险。《文汇报》是我的一支笔“写”出来的，如遭不测，则我成我毁、于心亦安。请放手让我去试试……

　　二

　　也算一语成谶，《文汇报》果然就这样开始了它挣扎于“成”与“毁”之间的生命历程。

　　而虽然与《大公报》在办报理想上一脉相承，这个“儿子”很快也开始显示出对“父亲”的叛逆。在一个特定时期，作为文人论政的两个实践个案，两张报纸逐渐显示出知识分子群体对时代和前途判然有别的两种选择。

　　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这三四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相当复杂混乱的一段时间，全民坚忍八年的胜利喜悦、对未来的纯真热切的希望，很快被现实打破和玷污，接收大员的贪卑、内战再起的烽火、停战与和谈的真与伪、政治专制的复归、经济秩序的崩坏，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平常心、忍耐力和判断。报纸特别是民间报更是在这复杂的局面中艰难求生。《大公报》、《文汇报》两张报纸对时局和政府都有直议的勇气，无论是《大公报》的《莫尽失人心！》、《李公朴、闻一多案感言》，还是《文汇报》的《国大应该延期》、《接受警察局的挑战》，他们都站在民间与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专制当局发出强烈抗议。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两张报纸虽选题上有区别，但根本主张方面尚未出现较大分歧。两者明显的分歧，戏剧性地从一个人身上开始，那就是七月归国的胡适。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国内文化界一直享有崇高威望。一九三八年九月起在抗战危局中出任驻美大使，一时“朝野均庆得人”。这一次归来，按余英时先生说法，正是胡适俗世声誉的顶峰。但与我们多难的民族一样，胡适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荣耀，就进入到更为激烈的纷争与前途未卜的玄疑考验命运之中。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胡适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程，从美国归国抵沪到达吴淞口，五日从吴淞口到达上海市区。七日，《大公报》援引中央社电对胡适的归来发表平实报道：“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博士上月五日由纽约乘塔虎脱总统轮启程返国，途中历程三十日，航程一万零七百海里，四日下午四时许抵达吴淞口外，五日下午五时十分市政府特派专轮载欢迎人员赴吴淞口外欢迎，胡氏偕欢迎人员于九时抵达海关码头后，即赴旅邸休息。据胡氏称，此次来沪不拟多做勾留，俟抵京后即赴平处理北大校务，对国内局势，胡氏以旅美九年，印象甚浅，不愿表示意见。”

　　而率众报之先，发表专稿的是《文汇报》。四日、五日《文汇报》已以简明新闻报道胡适的抵达。紧跟着六日就刊发了“本报记者王坪”的文章，看得出当年这张年轻报纸抢新闻的身段和速度。只是这篇报道颇不客气，眼睛也不眨地就对胡适发出了不满的评议。新闻标题是：“五四时代的老战士胡适之博士回来了　他殷念着他的太太　对于时事一概闭口不谈”。这篇报道为我们生动领会那个时代的氛围和《文汇报》的立场，颇有助益。特详细引征：

　　耸峙在苏州河畔的百老汇大厦里，多半住着洋人，只有最高一层是留给要人们歇足的。我在那里会见过叱咤风云的薛伯陵将军，和虽然想再教教书但仍然做着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先生。昨天，当人们正开始酣舞的傍晚，我又会见了曾经是中国新文化拓荒者的胡适之博士。周旋在胡博士左右的有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教育局长顾毓琇，副局长李熙谋等。吴市长虽没有到，但却来了个电话，说是等一个宴会散了立刻往访胡博士。

　　我去看胡博士的时候，一位摄影记者正准备为胡博士拍照，他没有穿外衣，米色条子的衬衫还高卷着两双衣袖。淡咖啡色的西裤紧裹着两腿，再配上下巴下面的一箍肥肉，无怪杭次长说他：“胖得多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到南京去，他答了一句“还没有一定”后，竟扯上了“我的太太上个礼拜六从老家徽州到上海来接我，我的大儿子——刚才搬行李的那个就是我的大儿子——也到船上去接我的！”我问他太太的名字，他说叫“江冬秀。我有九年没有看见她了！”胡博士这种对太太怀念之殷情，最初听来颇令人吃惊，后来一想：他是文人，文人的情感本来是丰富的，而且他又是外交家，可能在新闻记者面前规避正面的问题……

　　《大公报》的本报记者稿是晚于《文汇报》一周来到的，可见媒体的迟到有时不是迟钝，而是合作与尊重。胡适是《大公报》的“故人”，胡适与《大公报》总编张季鸾、胡政之等人不仅有私交，两者在推广白话文这一进程中，更是互相鼓舞、共同战斗的兄弟。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报》创刊满一万号之际，胡适曾一面帮《大公报》做海外征文，一面亲自撰写《后生可畏》的祝贺文章。既对《大公报》的成绩进行肯定，又对报纸还使用文言记新闻、写评论提出意见，当天张季鸾就发出回应，表示现在就要开始学习用白话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又发表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这篇文章将已经形成的白话文浪潮又推向一个高峰。自此，《大公报》基本改用白话文，进而影响了全国的出版物。

　　一九四六年胡适归国，在上海逗留一周左右时间，到南京述职。一直到七月十三日，《大公报》记者才从南京发回了专电，留下了与胡适在环境清幽的鸡鸣寺中央研究院晤谈的画面：

　　胡适博士十一日晨飞抵京，下榻鸡鸣寺中央研究院。这一所战前的建筑，环境清幽，现在依然保持完好。下午记者去访问他，给记者的印象和十年前的平时有点不同，头发掺白。但这一代文学大师谈吐之间，依然予人清新之感。他非常客气的说，出国九年，国内情形隔膜，谈话中他也曾向记者提询了若干事。他定二十日左右飞平，到北大视事。由于在沪一周的停留，使他明了国内物价的情形，他为教授与学生发愁，这种情形下，教育学术怎能向上？胡氏在他的临时宿舍中接见记者，明窗净几，微风吹拂，比起烦嚣的上海似乎使人更感到一些安适。在一起谈话的有傅孟真，李济，萨本栋诸先生。这是政治城内最不带政治气味的访问。谈话中萨本栋先生的公子特地近来要“看看胡先生”，使胡氏想起在沪时张菊生氏的孙公子也曾要求乃祖带去“看看胡先生”，可见中国少年人对胡氏的仰慕。

　　笔下气氛优雅喜悦，语气体贴，并特别点出“中国少年人”对胡的“仰慕”。

　　七月二十九日，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举办了回国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大公报》刊发名记者子冈的长篇报道，并配以社评，隆重报道了胡适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新闻题目为“胡适重返故都发已灰白但丰腴多了 北大要保持容忍精神”；社评题目为“胡适校长论大学教育”。胡适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除回答记者提问外，主动表达的内容即是他要继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精神办北大。《大公报》社评对这一表态给予了高度评价，它认为，虽然“一般青年对此或仍不免失望。惟自另一方面言，正惟其缄默，公众却可由缄默中体会出一个人之最基本的态度。扼要言之，必将一扫大学中近年流行之肤浅狭隘的思想，以及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见解……”

　　正值《文汇报》因刊登抗议上海设立警管区的系列言论，被停刊一周（七月十八至二十五日），胡适在这次招待会上，主动提到了这件事。在子冈的报道中有如下内容：

　　记者问及归国后观察国内的信仰思想言论自由如何，“局部小事不免，大体说是进步了。共产党报纸在京沪发行。董必武张君劢等年前在联合国会上和我朝夕相处，讨论问题，今晨在京也见到董。文汇报被罚停刊一周，如在美国，被压迫的报纸不服可以起诉，不要存马虎及怕麻烦心理。独立评论过去每被查扣必质问。试以历史科学家的看法，凡事要小题大做，勿大题小作。总之，进步是有，不要性急。”

　　在胡适回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国内相继发生了骇人听闻、政治上最倒行逆施的事件：李公朴、闻一多被害案。这一事件对当时的人心，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政治趋向，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用《大公报》时评的话说，也是“前方兵争，后方暗杀”，是“国家大乱的象征”。而胡适对时局却说出了“大局是进步了”的安泰之语，和“不要性急”的劝说，这固然是他一贯的乐观风格，但一般人是不是能听进去，刚被停刊的《文汇报》是不是能听进去，确实是有问题的。

　　两天之后，八月一日《大公报》再次发表“社评”《重建北平的高等教育》，对各高校恢复招生特别是胡适就任一事寄托期望，“地犹其地，人犹其人，北平的大学教育新生了！”“北平各校，有一共同的风气，就是自由的学风。”这“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特别值得爱护”。

　　八月十日，《文汇报》发表荆风文章《胡适老了》，对胡适的不谈国事感叹时间“带走了战士的武器，消磨了英雄的弘志”，五四时代的战士，转眼已成“下巴上挂着一箍肥肉的老人”。

　　两个月后，十月十日晨，北大在国会街农学院举办开学礼，校长胡适致辞达七十五分钟，这也是胡适归国后的第二次重要亮相。他在致辞中叙述北大历史，希望今后在学术方面大家要有独立的创建的研究。“政治思想应该有，但学校是求学问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毁了学校，要使它成为一个没有党派的研究机关。”胡适又以“老大哥”的身份，向学生赠送了宋朝吕祖谦的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而从《文汇报》的报道中我们还得知，演讲堂外的壁报上，也有学生这样的大字：“打破士大夫阶级可怕的冷静，替老百姓宣泄几千年以来积压在统治阶级之下的苦情与怨愤”。

　　胡适在这个开学礼上的讲话，特别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八个字，将成为被反复攻击的一个把柄。这点且先按下。

　　十月十六日，由回国仅三个月的胡适亲自担任主编并题写刊名的“文史”副刊在《大公报》推出，再次显示了两者之间不同寻常的故人之谊。在创刊号上，胡适作了以下的破题释义：

　　文史副刊是我们几个爱读书的朋友们凑合的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们用“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个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在这个比较小的刊物里讨论文化史的大问题，我们只想就平日各人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的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寻求一些我们认为值得的讨论的结论……文化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观。但我们颇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努力做到一条方法上的共同戒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这确实可以看做胡适归来对文化界发布的一份温文但也有所针对的宣言。

　　“文史”副刊创刊的第一期上，发表了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陈垣《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沈兼士《初期意符字发微》，余嘉锡《跋李文公集》凡四篇文章。

　　十一月一日，《文汇报》“人物志”专栏创刊，这是一个品藻人物的专栏。首篇就是静远的《关于胡适先生》，作者时为清华历史系学生，师从吴晗，并担任《文汇报》在北京的特约撰稿人。他用“我们这一代年青人”的口吻，对胡适做了一番打量和审视。他说：“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对胡适的看法，不免要受鲁迅先生文字的影响。”文章认为，“真理是在鲁迅先生那方面，胡适先生是错误了的。胡适先生并没有预见到将要腐蚀中国的封建力量和买办力量。所以当今天民族资产阶级被外来的经济力量和内在的封建游资摧残到几乎无以自存时，我们的一点自由主义的教育和学术也就窒息得可怜。”文章体谅胡适在海外生活九年的特殊性，认为要胡适不满现实，一下子跳起来革命，是不可能的，况且他已经五十六岁了。而且文章也将他和林语堂及其他帮闲学阀区分开来，认为他是“他的环境中的一个善良者。对于各种思想的学生，他是一视同仁地帮助着的。”但文章的重点在有感于胡适在北大开学礼上赠送给学生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八个字，与学生壁报上“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的对比，他说：

　　在这长幼二代之间，一面是说“不易辨是非”，一面是这样明确地有爱憎之别，不是“年青人浅薄”五个字所能解说的，这里所表现的是环境不同，时代精神的歧异，和在苦痛中长出来的青年在精神上向上的渴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中进步着，一代一代有着程度上的不同，甚至于有爱憎上的对立，这就是人类前进的现象吧。

　　三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在对待胡适系列事件的报道上，两张报纸开始显示出不同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歧更密集、也更激烈地显示在其他一些人物身上。集中体现这种歧见的人物，紧随胡适之后是傅斯年、沈从文。

　　胡适归国时，傅斯年是北大代校长。对当时正领导着复员的北大开展各方面艰苦工作的这位代校长，《大公报》语多慰劳和理解，如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有报道“复员中教授的辛酸”：

　　教育复员，在文化故都已成为一凄凉悲壮之场面。教育工作者历八年来之茹苦含辛后，既不能从事“劫搜”于前，亦不能如地主、买办及亦官亦商者之复员于后，恢复其旧有荣华富贵。北大傅代校长为了教授们的辛酸，曾慨乎言之，“苦在肚子里”，不愿对外声张。

　　同样的一个傅斯年，出现在《文汇报》上，却是另一个样子。十月七日，《文汇报》“本报特派员黄裳”在南京发来文章《访傅斯年》，全文白描中蕴轻视，把傅斯年形容得像一个小丑，留下了傅“以那么胖的身体还有兴趣与记者捉迷藏”的谑语和典故。对于西南联大的复员，《文汇报》的评价一直要保守些。《大公报》与中国的高校，有一种忧戚相关之感，对其残破，不忍心加以指摘；而《文汇报》就尖锐多了。比如静远在他的《西南联大复员琐闻》（1946年11月17日）中，会捕风捉影地写下傅斯年是山东人、杨振声是山东人，“很巧的人，有些山东人职位与人相同而薪水要高出别人”的传言。不久，黄裳又在《文汇报》“人物志”专栏著文《关于傅斯年》，对傅嬉笑冷嘲，说傅“好辩，好闲事”，“无论争论什么事，虽然激昂万状，以为真理在是矣，结果不免还是有问题……是一个‘为辩论而辩论者’”，“做学问也偏狭得可以”，“吃起东西来也渐可惊，当用人要将一盘将尽的菜移开时，他就从那人手里抢了回来，放在面前，说‘我还没有吃完哩！’”对于傅斯年领导北大复员的功绩，也是语含不屑：“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当抗战初起内迁之时，别人都弄得丢三拉四，他却将所里的全部藏书藏器安全地运到了内地。现在又要再一件件一本本地搬回来。能者多劳，这一次北大复员就又借重了他。果然不差，北大在北平不再穷而最阔了，傅先生的官气也随之而大长，血压也高起来，要出国养病去了。”黄裳现在以藏书家、散文家名世，在他新出文集里，还收有早年以记者身份写的这篇访问记，可见他对这篇文章的喜爱。应该说，综看傅的一生，大节无亏，但因其脾气性格的关系，留下的话柄也不少。不过傅斯年的血压高和出国养病的打算，在一年之前（1945年）就有，为了捱到胡适回国才苦撑，并不是复员“阔气”了之后才有的（参见《胡适往来书信选编》），这一点当时黄裳是想当然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沈从文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上，发表了长文《从现实学习》。抗战期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八年，没有加入郭沫若担任领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曾著文公开反对“抗战八股”，认为文学应在政治之外有自己的空间。这篇文章可看做是他回北京接任《大公报》副刊文艺版主编后，对文化界近二十余年状况的总评价和如何自处的发言。文中沈从文所集中批评的一种“现实”，即是种种以“纵横社交方式活动的分子”。“在朝在野的空气，就依然还是把作家放入宣传机构作属员为合理。凡违反这个趋势的努力都近于精力白费，不知现实”。他认为一种腐败正在毒害年轻人，那就是：“一切如戏，点缀政治”。“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成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文中他点名批评了一些现象，如以上海为中心的“杂文高于一切”的成就；也夸赞了一些人物和风气，如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

　　一个月之后，从十二月二十一日开始，《文汇报》连续五天发表史靖的《沈从文批判》。全文总长度与沈文相当（15000字）。从报纸编辑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惊人且罕见的安排。

　　作者史靖是西南联大学生，后曾著传记《学者闻一多》。

　　对于沈从文不赞同文艺和政治发生关联的主要观点，作者联系中国近些年的现实，认为在愤怒中拿起笔把愤怒希望和理想表达出来，绝对不能算错。“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有点判断和主张就不配做作家，仅仅因为对现实不满即有所控诉就被认为侮辱了文学的神圣，仅仅因为同情人们的疾苦而对黑暗有所暴露对光明有所歌颂便叫做‘政治争夺’，呜呼文学：你还是毁灭了吧！你既如此清高，就莫继续停留在污浊的人间！”他说他同样尊敬沈从文所列举的那些京派作家，但中国决不仅仅只有那些作家值得尊敬；而在政治完全清明、社会还有不平的时候，杂文就当然还有存在的价值。

　　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沈从文文中对昆明社会现实的描述（“短短时期中忽然成为民主的温室，到处都可听到有人对于民主的倾心，真真假假却不宜过细追问”）显然最直接地刺伤了他，他质问道：“沈先生你知道你的责任吗？你的文章诬蔑了昆明八九年培植起来的圣洁”。文中还有一段围绕闻一多先生的争辩：

　　闻一多先生据沈先生说他是佩服的，那么对于闻先生的死他怎样看呢？天呵，真要有猜灯谜的耐心才能在“从现实学习”里找到如下的叙述，叙述含混到连闻先生的名字都胆怯得不敢写出，而含混的叙述目的并不在表扬一个人的崇高，而在为他自己做比较的遁词。他尽量在玩弄着文字的技巧说：“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为愚人的一击而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这位第一流的作家真会写呵，好一个“愚人的一击”！谋杀闻先生的仅仅是“愚人”一词可以遮掩的吗？沈先生，你为了讨好，真是煞费苦心了，你可知一个杰出的人才可就在你轻描淡写之下给“毁去”了吗？

　　在现在收入《沈从文文集》的这篇文章中，“愚人”一词确实改过了，改为“当权者爪牙”。

　　哪一个词更符合沈先生的原意呢？从用辞习惯上来说，前者似乎更贴切，也更可见沈从文的原始判断。

　　之后，郭沫若批评沈从文的《拙劣的犯罪》，静远的《关于废名》和唐弢的《过河小卒》，都是指名道姓地针对《大公报》上的文章而来。郭沫若的文章是相当傲慢的：

　　前几天因为文汇报的工友罢工，送报的人把大公报来代替，因此我得到机缘拜读了几天大公报。一月廿一日的附刊“图书周刊”上有沈从文“新书业和作家”一篇，我也仔细地拜读了。这篇文章和沈从文的其他一切文字一样，根本是有问题的。

　　他认为，沈从文把当前作家和文化的没有成就责难于书业和出版家，是充当了反动政治的帮凶。在今天这个“焚书不必用火，坑儒不必挖土的时代”，“沈从文之流”却“极尽了帮闲的能事”，甚至是“超越了帮闲的范围，而死心塌地的帮凶了”。郭沫若文章不长，但用语之刻薄严厉，再加上他本人的文坛身份，其批判的分量应该说不次于史靖的长文。文中他毫不遮掩地体现出文艺的阶级观、阵线观，他不是简单地把沈从文当做一介文人来看待，而是用必须站队的文化战士的标准来要求。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他不认为有任何中间地带存在，任何企图在这之间找第三种原因、第三条出路的，都是“反动政治”的“帮凶”，是反动派。

　　四

　　一九四七年二月，围绕傅斯年那篇非常有名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凌厉纷争，值得专门一提。

　　傅斯年这篇指名道姓怒批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名文，是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公认为体现干政意识的杰出代表作，也是那些年间最能体现舆论力量的一篇文章。时值各地金融狂潮风起，金融秩序极度混乱，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傅斯年文章发表在南京《世纪评论》杂志，轰动一时，《大公报》的立刻转载，更是让这篇文章如虎添翼，一时口口相传“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次日监察院就举行了全体监委紧急会议，立法委员群起质讯宋子文。

　　但《文汇报》“笔会”二月二十二日却发表了悱村的《傅斯年之“炮”》，不提《世纪评论》，直接从《大公报》的转载谈起：

　　《大公报》一登出傅孟真即傅斯年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写字间里颇有几位先生震惊赞叹于傅氏的勇猛激烈，敢于放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傅氏握管吮毫之际，那动机，一半诚然出于忠臣义仆的一片爱君的愚诚，另一半，恐怕正是企图以此博得老实的读者的一声喝彩的罢。

　　对这篇如此激烈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文汇报》为什么还要有批评，其所批评的立场又何在呢？原来，是因为，它还嫌傅孟真的怒气是自家人的小骂大帮忙，是“出于为主人卸干系和爱护主人那份家私的一种苦心孤诣”，“这一炮是放响的了。论功行赏，我们等着瞧傅‘参政’傅‘国大’的袍笏登场罢！”

　　同日在头版的“编者的话”里，也有几句皮里阳秋的话：“傅斯年先生的一篇‘讨宋檄文’不能算不痛快；不禁令人想起了北伐以后内战时期的吴稚老。在舞台上这种角色是不可少的……”

　　三月五日（三月一日宋子文已辞职获准，行政院长由蒋介石兼代），“笔会”又以显著地位发表林凡杂文《焦大的悲哀》，认为傅斯年虽则打起贤达的招牌，充了一阵清客策士，但斥骂宋子文的文章中“时时处心积虑提起共产党”，用起“危言耸听的手法”，又“不免露出焦大的尾巴来”。而“宁国府的崩溃，远非一个奴才的嘴巴所能为之”。

　　傅斯年弹劾宋子文之举，被《文汇报》无情地奚落为焦大和奴才的苦心，但就其所影射的傅与蒋的亲密关系而言，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那一段时间，傅是蒋的座上客，蒋希望他能带信给胡适，希望胡适出来为政府做事，傅对宋的不满，曾公开在蒋面前表露过，说他弹劾的行动，是在蒋的默许授意下进行的，并非事出无因（参见《胡适往来书信选编》）。熟悉傅斯年年谱的台湾学者王汎森也认同对傅“御史”这一评价。也许两张报纸的对照阅读，能更有助于我们真实认识历史事件，在看待权威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也可带来世故一些的眼光。

　　三月六日，《文汇报》再次就此事发表夏庄文章《宋子文胡适傅斯年》，一方面重复上文“忠臣义仆”、“马后炮”的看法，更对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对傅斯年这篇文章的动机做了诛心的解释和说明。文章认为，傅斯年这篇文章，是在为至交胡适出气。因为胡适在抗战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外长宋子文发生诸多摩擦，一方面是政见上的分歧，一方面还是“胡博士那目空一切的作风”，以致吃了不少苦头，两人“势不两立”，胡适心头藏了不少“旧恨新仇”，总想一吐为快。因此，“趁着TV宋因金潮而惹致众怒之时，素与胡博士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傅氏，勇于‘道义’，瞄准了TV宋，放了几炮，果真，打得他头破血流，走开了行政院。炮是放响了，宋子文是走开了，胡适也可以心平气和了，论功行赏，新来的人，莫辜负了这位炮手吧！”

　　胡适与宋子文的摩擦，其中有没有是非？傅斯年与胡适的交谊，其中有没有大义？文章没有理会这些，所采取的手法是一概归之于私，并一概加以蔑视，这与前面所举的黄裳文章一样，是以小节来引申大义。显然，这已不是朋友或客观之道了，而是决裂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刻薄话。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今天看起来刻薄得有些异常的措辞与言论，也刊布流行，显然有支撑其合理性的环境。可以想象，那里有一个被愤怒、不信任、和完全对立情绪支配的广大人群。

　　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作品集中，收有曹聚仁写于一九五○年代的《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其中“二记”笔墨所及，正是抗战胜利以后到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那几年上海的新闻界，谈到当时的局势，也谈到当时的《大公报》与《文汇报》，这为我们回到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第三者的眼光。“动荡的大局，动乱的上海，人心惶惶，哪个不爱看乱说的消息？哪个不爱看乱道的谣言？因此，《大公报》利市百倍（曹按：在我眼里，《大公报》的报道是基本公平属实的）”，“有一时期，《文汇报》在学生群中的销路，直线上升，还在《大公报》之上呢；连《大公报》那么吞吞吐吐的论调，也不能满足青年的愿望呢。”“那年报纸的销路，只有《文汇报》是超过了《中央日报》、《正言报》、《东南日报》（这都是第二级的报纸），赶上第一级报纸，天天在增加。它已经成为青年学生的共同读物，其锋芒之利，只有五四运动时期的《全国学生会日报》和民初的《民立报》可以相比。它在上海的销数，达四万份左右，和《新闻报》、《申报》相差不远了。这也可以看到文化教育界的趋向。”

　　五

　　进入一九四七年以后的《大公报》、《文汇报》，在文化观念上的争论，好像进入了阵地战。

　　《大公报》从战争期间的一大张四版已恢复为两大张八版，新闻之外，相继开辟了多种副刊，除前面提到的胡适主编的“文史”，还有沈从文、杨振声主编的“星期文艺”，“市政工程”，“新科学”等，多从建设性着手，格调平和。副刊的平和深厚，与《大公报》社论的尖锐泼辣相对照，可看出《大公报》在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两方面的立意与筹划。

　　一九四七年三月，《文汇报》同时推出了六种周刊：“新思潮”、“新文艺”、“新经济”、“新社会”、“新教育”、“新科学”。其中经济、科学、教育等是从原来的周刊改名而来，起关键和领头作用的，是“新思潮”和“新文艺”。这几种周刊请的社外编辑，其阵容相当堂皇。郭沫若主编“新文艺”，侯外庐、杜守素和吴晗主编“新思潮”。这些周刊鲜明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和文艺观，高倡人民至上，用服务于人民和服务于权贵来分别知识分子人群。郭沫若亲自为首先面世的《新思潮》写刊首语，并特别针对胡适在《大公报》“文史”副刊上的宣言说话。文章的标题是《春天的信号》：

　　春天来了……我们欢迎幼稚，歌颂幼稚，歌颂人类的青春……

　　点滴主义者有一个漂亮的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不错，这看起来相当漂亮，但其实是幌子。待合乎他的利益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可以不要任何“证据”；待不合乎他的利益他不敢说话的时候，所有的“证据”都丢进茅坑里去了。但我们也不要那么天真，以为那种漂亮的幌子就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是更谦虚，然而也更勇敢的。它有时有十分证据只能说一分的话，而有时有一分证据却能说十分的话。

　　……我们欢迎青年，我们欢迎没有名流意识的真正学者，没有大师臭味的真正专家。这样的学者和专家也就是永远的青年。

　　同期侯外庐的《新思潮的障碍》，应该说在说理上更为痛切沉着，他说：要知道在关键处糊涂下去，扯什么“理未易察，善未易明”，以自解脱其认识真理与改变现实的责任，那是思想界的乡愿（伪君子）！……如果在最近五年间每年在主要关键来到时都说“理未易察，善未易明”，糊涂地抉择一个立场，或者在认识上发生自己一次一次地“君子可欺之以方”，那必一任“激”出一个悲剧的中国，绝没有顺当地“转”变为民主中国的前途。

　　他认为胡适一派学者，“惟知徇风气”，“不知持风气”，用新瓶装旧酒，只能加速“激”的危机，而取消“转”的正途。

　　陈白尘先生（当时他曾担任《新文艺》主编，郭沫若的助手）在事后回忆《文汇报》怎么会一下子推出这几个“新”字头的周刊的文章中说：

　　《文汇报》编辑会议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呢？依我估计，可能是国内政治形势使然。当此时也，伪国大召开，国共和平谈判破裂，解放战争已经开始，特别是中共代表团即将撤退了，不能不作的一种战略部署。即在文化阵线上集中优势兵力，开辟一个新的文化阵地。

　　但这六个周刊存在时间不到半年。一九四七年五月，随着《文汇报》的被第三次停刊，这些声音也消失了。

　　郭沫若是“没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的人（王芝琛语），《文汇报》停刊后，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文化人、民主人士都迁移到香港。正是在香港，郭发表了产生巨大影响的《斥反动文艺》，文中更猛烈地将《大公报》称为“集御用之大成”的“反动堡垒”，起着“麻醉读者的作用”：

　　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当然，这样的怒吼并不是出现在《文汇报》上。不过可以想象，如果《文汇报》不停刊呢？

　　《文汇报》频频发起的对《大公报》文章、作者、编者的攻击，已经不能说是无意。所以，这也引动笔者的猜想，当一九四七年六月《文汇报》被第三次停刊后，《大公报》没有表达一点声援的意思（此点被储安平当时所诟病，徐铸成晚年回忆录中也流露不满），是不是表明事出有因，“大公”已经起了嫌隙了呢？

　　六

　　重新翻看旧报，纸上的云烟仿佛还是热的，有着烫人的温度……

　　《大公报》、《文汇报》的“左”“右”之辩，已经在历史中各自遭遇自己的结局。种下的一切“因”，得到了各自的“果”。历史中哪里听得见人的喟叹！重温这一段同城两报的历史，也许可以让我们在认清来路中变得稍许深沉与缓进？所有关于文化与政治的问题，青年与老年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而我们又将如何自处？

　　前文所提及的陈白尘的“估计”，是不是准确呢？可以肯定的是，从共产党一方，肯定已经在积极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部署，但从《文汇报》方面讲，却不能视作简单地接受任务。那个时候，不论《大公报》还是《文汇报》，编辑记者中都有不少共产党员，但他们的身份是保密的，报社的抉择，与他们对报社的影响，之间有主客之分，不能看作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陈白尘文中所说，只能看成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对当时状况所作的一个大而化之的“估计”。

　　今日之是非，不是当时之是非；当时的“左”与“右”，不是一九五○年代的左与右，不是一九九○年代的左与右，更不是今天的左与右；任何一个简单的选择可能都暗藏陷阱。

　　重温两张报纸“不党”“不私”的报人宣言，重温那一代报人“不党”“不私”的报人理想，其中尚有值得议论之处。

　　那一时期，《大公报》、《文汇报》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作者群，仅由副刊团结的文化人来看，陶行知、夏丏尊、巴金、李健吾、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风、田汉、傅雷、臧克家、汪曾祺等都是两张报纸的共同作者，《文汇报》副主编柯灵也是《大公报》作者。鲁迅逝世十周年（1946年10月），两张报纸的副刊均连续发表纪念特辑，许广平先生的文章是给《大公报》的。

　　当时《文汇报》所发表的激烈文字，大多出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之手，现今可考的静远（潘齐亮）是清华在读学生，史靖是西南联大学生，黄裳也不到三十岁。要看到这其中有一张年轻报纸的选择，这里有新报纸争取青年读者群的努力。

　　当时的左派，即使等于“共产党”，也是在野的身份，是受打压、冒风险的；更多的时候它不是党派概念，挑起战火的黄裳就不是中共党员。况且，那时他还可以一边写文章骂胡适，一边托静远去向胡适要手迹（见黄裳著《珠还记幸·张奚若与邓叔存》），而胡适呢？“据静远在信中得意地告诉我，胡适听后笑了笑，爽快地打开墨盒从容地写下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九个大字，题了款并签了名。”这就是当时左与右！

　　对社会不公正的敏感，对民主的向往，加上年轻的才情，挑战文化老人的勇气，以二十啷当岁自创与大人物平视的心理地位，是蕴涵于这些左派文字中的光与火；或许也是支持一切左派文字更深刻的生命要求吧？如黄裳在《旧戏新谈》的后记中谈到当年，“剑拔弩张，像煞有介事，‘忽发狂言惊四座’，这种快乐我是直至现在还可以记忆起来的。”而且也如胡适所说：“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

　　“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这句当年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加着重号的话，实在是重中之重，因为这顷刻间就变成非现实的梦想了，同城两报的历史也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文汇报》复刊，之后两报还有一段同城共处的历史，但双方都因为在新的时代环境内丧失权威性与可依赖的读者群，因此乏善可陈，这段历史姑略去不谈。《大公报》上海版由于经营困难，于一九五二年底停刊）。

　　《文汇报》，这张鲜明地追求过左的理想，被国民党政府定性为“言论左倾”的报纸，被过来人评价为“老左翼的报纸、共产党的朋友”的报纸，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却成为“右派”的渊薮，“反右”的重灾区，是全国新闻界右派人数最多的单位之一。包括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浦熙修在内共有二十二名编辑记者被错划为右派，有两人自杀，余多数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

　　徐铸成晚年回忆录中，曾忆及反右运动初起时的一个细节：他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老朋友郑振铎设宴招待，席中谈及当前局势，徐铸成说：“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在座的宋云彬惨然笑曰：“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之后两个月，徐、宋均成为点名右派。徐铸成从此以后，也就完全退出了在《文汇报》的工作。

　　如果从“不党”“不私”的报人理想角度讲，徐铸成成为“右派”，以及《文汇报》成为一张“右派”报纸，又何尝不能被看做一种题中应有之义的赎回？徐铸成是以“报人”为人生目标的。《文汇报》当年之所以为“左”，隔年之所以为“右”，它在一九四六和一九五六两个年代的命运转捩，缘其有一报人的追求于其中，毕竟是一场悲剧，而尚不至于沦为笑剧。

　　董鼎山先生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在《文汇报》创刊六十周年庆典时，身处美国的他应邀写过一篇文章《两个名字》，纪念《文汇报》早期报人徐铸成和柯灵。文中有一段谈到自己的经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各大报在上海复刊。那个夏季我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出来，考入《申报》当记者，其实我最高愿望是进入《大公报》或《文汇报》。当时的青年读者有一种成见：《新闻报》与《申报》是商贾市侩的读品，高雅的知识分子才喜爱《大公报》、《文汇报》。今天我可以把这种态度看做知识界的“势利”，但它也反映了这两份报纸对思想进步、知识青年的影响。

　　也许，董鼎山先生所表达的，才是一种轻柔的福音。它表达了一个年轻人在成长中被两份不同立场的报纸所带来的风雨所滋养。他的无分别心，是一份无意间表达出的对报人、对言论自由的感恩。也为我们理解当年的同城两报找到另一条可信赖的秘密小径。

　　2007年5月31日定稿 ■